孔子汇编了《诗经》，但他自己似乎没写，连序言也没有。

先秦体屈原之后的第一个大诗人，陶渊明，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名门之后，清白之士，退出虚伪繁冗的体制，放弃官僚公务员身份和待遇的，贫穷快乐的农夫。

两晋南北朝的大诗人们，陆机，鲍照，庾信……对自己的认知不是高高在上各种优越感爆表的达官显贵，而是漂泊异乡的游子。

这也说明了，没有曲折的个人经历+丰富的旅游经历，躲在宫殿官府公署和庭院园林里，写写华丽的官样文章没问题。
官僚的生活和情绪缺乏诗意，门面富丽堂皇，却是写不出诗的。


唐朝的诗风最盛艺术含量最高，李杜皆是出身士族的平民，身怀匡世安民热枕，相识满天下，交结五都才俊的赤子，身怀淳化风俗志愿和遁入世外宗教情怀的居士。

其他小李杜，韩愈八大家，多是如此。跻身官场除了为混个肚子饱，以诗歌创作对统治者皇帝和重大民生政策产生影响力，是一个人格独立人性鲜活的诗人身为官宦的基本觉悟。



明清以来，诗歌从自由创作，逐渐下沉到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阶层，对诗这种有触达深度文体的垄断，成为了统治阶层获得和标榜其文化精英优越感，稳定统治的潜意识行为。

民国之后，经受了文艺复兴洗礼，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西方文化强烈入侵，无所适从的官僚阶层原本残缺的诗意被冲击的寥寥无几，于是不再写诗。

诗歌成为民间文化和文化精英的消遣。

毛湘潭建立帝业后，踌躇满志，以文化帝王自居，下手褫夺其他文人的自我意识。诗人身份成为高阶官僚的禁脔。

毛湘潭死后，强权松弛，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但需要大量个人经历支撑艺术含量的的古体诗并没有迎来复兴，追求自由人性和情爱的西体近代诗填补了中国人的在诗歌领域的文学审美空白。


90年代以后的诗人标配和生产，是文科生进入一个体制学术机构或文科大学，迅速主动的被拉拢进入一个小圈子，一番圈子内互相吹捧和对圈子外贬低后，小群体给自己人群发一个诗人头衔。

然后以这个身份，各自去吸引爱慕虚荣的少妇包法利夫人，或对艺术满怀憧憬的富家女。
新时代的诗人群体不再追求个体的精神回报，“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再作为诗创作的门槛和标准。

部分镜头感较佳的现代诗人，其圈子文化的目的无非三个，圈内造就的虚荣，异性的肉体，来自异性的少量物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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