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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人口拐卖（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起于1978年后，蔓延于80年代，随后在90年代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后，则逐渐开始减少。某种程度上，可以称这段时期的人口拐卖为“二十年人口拐卖”。
“二十年人口拐卖”有很稳定的买卖路线，大致来说，无论是妇女和儿童，其卖出地都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贫困山区，然后沿着铁路行进往东部。
铁路的路线也有两条，一是昆明、贵阳火车站上车的“南线”，沿着沪昆线行进，一路在株洲南下、北上换乘京广线，南下者进入广东，北上者去往郑州；一路在上饶南下，换成铁路至福建；最后一路不换乘一直去往浙江。二是在成都火车站上车的“北线”，北上至陇海线往东行进，一路抵达郑州后继续沿着京广线北上，一路则则抵达徐州后再沿着京沪线南下或者北上。
沿着这样的路线，最终进入二大二小两个买入地，“二大”指福建广东的华南贫困乡村，以及山东河北河南，苏皖淮河以北的华北贫困乡村；“二小”指浙江北部，江苏中部的长江下游的相对贫困乡村。随着人口拐卖的持续进行，这些地方也会各自扩散，最终连成北起河北，南至广东的“东部沿海买入带”。
买卖路线上有二大一小两个中转地，他们通常是铁路干线交汇的，人流极大的换乘枢纽，同时又往往处在几省交界，便于流窜作案，逃避ga追查。“二大”指的是郑州、徐州，其中郑州处于京广、陇海铁路交汇点，徐州处于京沪、陇海铁路交汇点，且在苏鲁皖豫四省交界，“一小”指的是邯郸，其处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围绕徐州、邯郸两个中转地，又形成了华北乡村的“黄泛片”和“黑龙港片”两片买入重地。
拐入地分布，可以看到围绕徐州、邯郸形成两个高点
一般来说，大部分地区既买妇女，也买儿童，且儿童以男童为主。买妇女者自然以贫困乡村大龄单身，择偶困难，条件较差的男性为多，而买儿童者，则自然是乡村无子家庭，与经济状况相对联系较小。但有两个地区是例外，一是浙江北部，江苏中部的下江贫困乡村，主要是买入妇女较多；二是闽南的华南贫困乡村，这里既买男童，也买女童，女童是为了做“童养媳”之用。
西南地区（这里不含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之所以成为妇女的卖出地，与这里生活的极端困苦，和男性的压迫是有关系的。
西南地区是汉化较晚的地区，文教一直不兴，文盲率很高，乡村是较为封闭和愚昧的；还喜欢早婚早育，多生孩子，对于女孩，家庭也普遍不管不问，放任自流，因此这里的女性容易受骗，被拐后也往往不能受到更多关注。加上此地实在偏远封闭，社会管制实际上也很有限，也便于人贩子相对便利的进行活动。
而东部乡村的买入地，则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就作为妇女的买入地而言，这些地方没有本质差异，都属于经济条件造成的娶妻困难，但就作为儿童的买入地而言，却有明显差别。对于华北，华南贫困乡村来说，这里都有着相对中部长江流域乡村更重的宗族色彩，面对更大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压力，后者是小家庭化的，这也是为什么浙北、苏中较为贫困的乡村，普遍只是买入妇女，而不买男童的原因。在那里，只有单纯的娶妻、生育需求，却没有很强烈的生子需求，因此，只要娶上老婆，自然会有后代。
华北，华南的贫困乡村之间也有区别。华北乡村是典型的小亲族乡村，实际上没有文化性上的宗族概念，并没有祠堂、家谱这些宗族文化的典型符号，其实际上有着更多的，功能性的、世俗性的“家族”观念。儿子更多的是养老送终、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或是村庄因为小亲族分裂结构而容易引发的内部冲突中，担负的暴力保护者角色。因此，儿子是不是亲生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儿子”。所以，华北乡村的买入儿童，就要剧烈一些。
而相对于华南乡村来说，其则普遍是大家族乡村，也有丰富完整的宗族文化，因此，这种对延续香火的追求，带有更浓的告慰祖先，延续血脉的文化性含义 。相对于华北的旱地，这里的水田也更容易耕作，女性也可以是劳动力之一；而单一的大家族构成的乡村结构，也相当凝聚，内部冲突相对较少，也就是说，除了养老送终，儿子在农业生产，冲突保护中的功能较少，延续血脉的意义相对较大。因此，儿子是不是亲生很重要，买入儿童的情况要弱于华北。
华南乡村的宗族色彩强烈，而闽南乡村的童养媳风俗，则是这种宗族文化的极端化版本。在明清时代，为了维持乡村结构始终是一元化的大家族，女性被期待以单独的个体进入乡村，与其自身的家族关联越小越好，因此这种情形下，完全脱离原生家庭的童养媳，就成了理性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她们是这种父系大家族中彻底的附庸与工具，是为服侍夫家、照顾丈夫、生育子女存在的。这也是闽南地区也有买女童现象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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