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足联有女足世界排名的国家达到了174个,但认真发展职业和专业女足的国家不过二三十个,亚洲只有上述五强,这的确是拥有举国体制经验的中国女足至今在同行之中地位较高的一个原因。但相比于男足日常给球迷添堵,“铿锵玫瑰”的顽强拼搏也是肉眼可见。
都是同胞同行,为何中国女足相比于中国男足总是保持着这种精气神?
事实上,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并不那么美好:用不少报道经验丰富的体育和足球记者的话说,因为这些姑娘们真的“输不起”,不止是绿茵场上输不起,更是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状态上的输不起。
众所周知,中国女足最早也和国内其它多数体育项目一样,采取举国体制下的专业选材模式,多数女孩来自经济条件不佳的乡村或者农民工家庭。而在“重男轻女”传统思想仍具有显著影响的这些地区和家庭,女孩得到的家庭支持与帮助要更少,只有在专业足球培养模式下持续进步,从地方体校走进地方队再到国家队,并为国争光兼得个人荣誉,个人待遇和退役后的前途才有保障。
相比于传统家庭更加重视的男孩运动员,各级女足运动员们一旦被专业体制所淘汰,早早中断学业、走上专业足球生涯的她们几乎找不到退路,人生也难言美好前途。
在曾经被媒体曝光的落魄退役运动员中,女运动员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便包括前女足国脚王丹丹。她是2004年世青赛夺得亚军的国青队成员,曾在2008年亚洲杯半决赛替补上场连进两球,帮助中国逆转淘汰日本,但这位”希望之星“在24岁便早早退役,只能摆地摊谋生。
专业体制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在效仿男足建立起形式上的职业足球体系后,即便是头部顶尖国脚,女足也不具备男足那般可以“散步”甚至“躺平”领高薪的资本与环境。
国内女足的顶级职业联赛——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创立于1997年,直至去年也只有10支球队角逐,而第二级别的女甲联赛去年也只有11支球队。据原中国女足队长徐媛表示,在十多年前她踢球时,俱乐部收入和国家队补贴相加月薪才达到万元,而经济状况稍差一点的俱乐部,月薪2000至3000元也很常见。
随着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国家、社会和企业层面也加大了对女足的投入。据国际足联近期公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显示,中国女足的联赛投入是世界第一,每个俱乐部平均薪资达到约103.6万美元。
而在国家队层面,女足国家队自2018年起便拿到了支付宝10年10亿、平均每年一亿的赞助,用于中国女足国家队训练水平提升、女足球员伤病保障及退役转型、女足技术发展及教练员培养、青少年女足运动推广及发展。正如《足球报》记者贾岩峰所说,“2018年以后,中国女足的收入水平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但且不说与男足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百万年薪水平也只属于那些国家队球员。对于国家队层面的人才培养根基——联赛俱乐部和地方青训体系,女足运动员得不到巨额资本的青睐,一般地方球员的待遇依然是每月千元、万元的工资。
毕竟,女足职业联赛关注度偏低、大家不愿意花钱消费,甚至到了2019年女超联赛开幕式都要靠借用郑州大学体育场举办,至今惨淡经营,纯粹按照市场化运作和商业逻辑,也不可能指望给予普通女足运动员这一群体高薪。
同理,如果她们因实力、天赋或者机遇等原因无缘国家队,而在传统的“体教互斥”式足球培养体系下,自己早早放弃学业、从事回报率并不高的足球行业。一旦“青春饭”吃完后退役,自己的退路又在哪里?
更不要说在从专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型过程中,传统体校的培养机会越来越少,男女足运动员不少要通过家庭自费支出,送孩子进行专业化足球培训。不菲的前期投入如果不能换来可预期的高回报,对于个人和家庭的打击是沉重的。
即便到了国家队层面,假如这批“铿锵玫瑰”没有在半决赛拼下日本或者决赛拼下韩国,只是像过去两届那般拿到世界杯入场券,还会有赞助商、企业的上千万奖金和包机回国接受英雄的待遇吗?
认真发展女足的国家很有限。如果像女足这样一个至今植根于国家专业体育项目的队伍持续平稳下滑,而再退的空间已然有限,没有这次亚洲杯的闪光点,甚至被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亮红灯”,中国女足又将何去何从呢?
要知道,国内任何没有商业化前途的项目,国家投入的重要目的便是“为国争光、增强全民民族自豪感”,必然对成绩的提升有要求。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庆霞带领的女足姑娘们必须要顽强拼搏,因为从个人前途和中国女足的前途来说,她们真的输不起。相比于不少发达国家由家境殷实、爱好广泛的女孩业余参加的体育运动,我们的专业女运动员(包括女足运动员)需要为了决定自己命运和前途的事业拼命。
国内并非没有喜欢足球、愿意把足球作为事业的女孩。但看到国内女足运动员所面临的“没有退路、搏命上游”这一现状,加上传统的审美等观念影响,她们的家长也会率先打退堂鼓。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天赋颇高的“足球小花”熊熙。
在2017年带领广东U18队打进全运会决赛后,18岁的她得到了国内多家俱乐部青睐,却毅然选择退役,进入上海体育学院读大学。尽管校足球队被上海申花收购,给了她征战职业联赛的机会,但她由于觉得压抑和身体原因二度宣布退役,在学校继续攻读本科和研究生。
用其父亲的话说,“足球是全部,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对于生存压力比男足要大得多的所有女足姑娘们来说,又何尝不应该是如此呢?
中国男足的功勋主教练米卢曾表示希望中国人能踢“快乐足球”,明白“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比胜败更重要”,但对于女足运动员、教练员们来说,即使能听懂这话的真正含义也是无可奈何。
女足健康发展,不能只靠“不得不拼”
目前,无论是国家队层面的资本投入,还是基层足球的体教融合,包括以大学足球队为主体的女乙联赛与女超、女甲联赛建立起教育与职业足球的连接通道,都是为改善女足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但如何让女足姑娘们避免从“敢打敢拼、永不言弃”沦为“无路可退、不得不拼”,国家和社会仍需要做得更多。
欧洲足球强国已经通过职业联赛绑定男足的方式,让顶尖联赛俱乐部必须建立女足、共享“流量”,迅速哺育女足职业联赛:
女足西甲联赛在2019年创造了女足俱乐部比赛上座率记录(60739人),英格兰女超联赛与巴克莱银行签订了价值超过1250美元的三年营销合同,法国女足联赛拿下五年协议、每周在国家级电视台播放比赛;欧足联更是在2018年与VISA签订了七年合约,发展了第一个欧足联女足专门赞助商。
在此基础上,欧洲女足的职业球员整体收入显著上升。不谈头部国家队球星,一般球员也能拿到税前5万欧元的年薪,加上顶尖女球员持续呼吁与男同行“同工同酬”,未来仍有明显的增长空间。
随着女足职业化环境的发展,欧洲女足的足球人口也迅速增长:意大利女足注册球员超过两万,西班牙达到了五万,法国、英格兰更是超过十万。相比于前些年只能从数百人中选材的中国女足,这些国家后来居上自然不奇怪。
而最长于“体教结合”的美国,通过将女足联赛融入大学教育体系,开发足球对于女性教育、健康、交流功能,建立庞大的女足人才库,也让本国女孩选择足球运动时无需担心“自断后路”的问题。
中国正在综合两大潮流,一方面借助男足职业化体系建立女足职业球队和青训体系(因此职业男足的继续发展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将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校与女足职业体系建立深度关联。由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们无法期待短期内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于“学习潮流”,更难的是“久久为功”。
而通过教育改变传统观念,更是最为不易但也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到底享受的是中国女足这项运动、中国女足的比赛,还是夺冠带来的胜利感和荣誉感,抑或只是作为讽刺男足的情绪宣泄,相信观众们内心都有自己的答案。一个更加包容的舆论环境和评价体系,至少可以让女足姑娘们少背负一些“没有退路”的精神压力。
三年前,在巴黎踢球的中国女足核心球员王霜发表微博感言
热爱足球的女孩可爱也可贵,她们需要的不只是赢得至尊荣誉后的万千追捧,更是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更加脚踏实地的支持。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更多喜欢足球的她们快乐、大胆地追逐自己的足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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