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长了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天色阴沉，地上铺满了落叶。林枳和她初中、高中、大学
的同学们分别站在不同的屋子里等待“宣判”：如果房子里的灯灭掉，就不能再活下去
。她听到旁边屋里的女生声嘶力竭，“只要我还活着，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灯灭掉的，你
们相信我好吗？”
这是林枳一年以来反复做的一个梦。
林枳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四学生，一年前确诊重度抑郁。每次醒来，她回忆起梦里的自
己麻木地站着，不明白隔壁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挣扎。“但是又会想，如果这样做能活
下去的话，也挺好的。”
像林枳这样自幼成绩优秀、名校光环加身，却患上严重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在外界眼
中，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是“别人家的孩子”，是未来可以大有所成的“天之骄子”；而
他们自己却迷茫、焦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我诘问中坠入痛苦的深
渊。
“天之骄子”的痛苦
大三的冬天，林枳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想做的事，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觉得一切都没有
意思，生活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经过北京回龙观医院确认，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在此之前，林枳反复陷入到一个问题中：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林枳来自某高考大省的三线小城，高中时，学生们会被按照成绩分为若干等级，只有最
优秀的一小部分人才能进入“火箭班”，获得“专属学区”——校园中心位置最高的一
座四层实验楼，这座楼三层以下都是空的，只有顶层的两侧是教室。
胸前校牌上大大的标志，将火箭班的学生和其他学生区别开来。火箭班实行流动制，林
枳有一次月考没考好，年级主任将她叫出去批评“如果你掉出前八十名，还能挂着这个
校牌吗？”林枳知道，比起失去这个“标志”，大家更害怕搬着东西从中间这座高楼走
出去，面对众人的目光。那是一种“虎落平阳”的感觉，意味着自己是竞争中的失败者
。
课间是不允许大声聊天的，只能睡觉、学习、接水和上洗手间。假期是没有的，高三的
春节只放了三十和初一两天，其他的时间用来写作业、上各种辅导班、上自习。在上大
学之前，林枳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真正是谁，想要什么。之所以要考最好的大学，是想
让周围的人看得起她，“想让他们眼中的我是很好很优秀的。”学习是唯一可以证明自
己的途径，也是唯一可比较的标杆。
林枳所在高中，高三学子每年都被要求参加“激情励志报告会”。（受访者供图）
终于，林枳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成功厮杀出来，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刻，她觉得
自己“终于扬眉吐气”。
但来到大学之后，林枳发现自己的认知逐渐被颠覆。
最大的冲击在被选拔进学校的英语实验班之后到来。课上，老师会播放原音新闻作为听
力练习，同学们听一遍就能开始讨论，而林枳只能零星地捕捉到几个单词；口语交流中
，同学们滔滔不绝，而她只能干巴巴地插上一句“Yes”。“我觉得我就是‘小镇做题家
’，我只会做题。”
更大的震动是，她本以为“实验班”应该是一个像自己高中一样，专门培养最顶尖应试
型选手的地方。但在上课过程中，她发现自己和周围同学格格不入：他们在谈论的影视
剧、音乐，自己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娱乐方式、生活各方面的观念，都与她截然不同，
这让林枳感到非常自卑。班主任是一位40岁的单身女性，她曾经换过许多份工作，并打
算教完林枳的班级就辞职环游世界。
以快乐为第一要义，大胆尝试、做选择，并忠于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这一切都和林枳人
生前十八年接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
结课后，林枳终于逃出了那个令自己不适的圈子，但一些从未有过的概念开始觉醒、发
芽。“他们让我看到，原来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但我之前一直认为，如果要
保持优秀，就必须放弃自由。”
事实上，在同学朋友眼中，林枳一直是优秀的。她能给室友讲高数题、用英语辩论、拿
奖学金、接近3.8的绩点排名班级上游、有一手好文采、出版自己的网络文学作品……但
林枳觉得，做这些事仅仅会让她被别人“看重”，而无法让她发自内心地拥有任何成就
感。“原来支撑着我保持优秀的动力没有了，但我又没有自由的原生种子。我既不优秀
，也不快乐，只是一条忧伤的咸鱼。”
最糟糕的时候，她有过不受控制的自杀意念。“像一个没有在走的钟，好像挂在墙上也
可以当做装饰，但是存在又没有意义，摘下来也不是不行。”
林枳的处方笺和病历单。（受访者供图）
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最早提出
“空心病”一词。尽管“空心病”并不存在于《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却
是这些顶级高校年轻人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
徐凯文认为，“空心病”可以被称作“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这些优秀的年轻人
从小都是最好、最乖的学生，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却
感到内心空洞，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孤岛一样，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23年来为1万人次做过心理咨询。做咨询
的这些年，胡邓能明显感觉到，相比普通学校来说，名校学生出现抑郁症的几率会更高
。“内在没有力量，外在没有目标”是他给这类年轻人总结出的共性特征。“很多人无
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未来想要做什么？”
阮东灵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三。高考填志愿时，以一分之差与向往已久的经济学专业失
之交臂，大学前三年，去经济学院读研一直是支撑他的目标。在已经就读于某“双一流
”专业的情况下，他又辅修了一个经济学学位。最繁忙的那个期末，他要在三周内考完
59个学分的课程，最多的时候一天连答八个小时卷子。红牛喝了三箱，熬了不知多少个
通宵。
然而在大三第一学期的期末后，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发现自己对经济学
专业说不上热爱，甚至以后也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想读经济学研究生的目标似
乎只是一份执念。然而，三年来为了这份执念，阮东灵像一个超负荷运载的机器，很多
次在上课期间突然想呕吐、晕眩、喘不过气，平时没有食欲，稍微吃一点东西就会干呕
很久，曾经一学期暴瘦十几斤。
还有一位来做心理咨询的学生，从南方一所著名高校的统计学专业保研到了人大的统计
学专业，但他喜欢的并不是统计，而是人类学。被问到当初为什么要读这个专业时，学
生回答：“分够啊，要是不选统计就亏了。”事实上，他不想做统计相关的工作，拿着
别人艳羡的名校文凭，却“除了统计，不会别的”，感觉自己无路可走。
胡邓解释， 当一个人生存和生命的整个意义是被外界赋予的，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发散
出来的时候，一旦达到阶段性目标，就会崩溃。“从小爹妈就训练他要出众，学习成绩
要好，要上名校，但他自己的人生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他在论文《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困境与思考》中写到，70后、80后、90后、00后的心理行为特征大不相同，现
在的年轻人会把人生的全部意义放在某个“单一的支点”上。“90后、00后一代的学生
整体都有这个问题，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被驯化的线性思维
“书籍最危险的特质或许在于，它们总是顺从一条固化的、线性的道路。读者无法以任
何方式控制叙事……一种被动性会被广泛植入我们的孩子，令其感到自身无力改变周围
的环境。”美国作家史蒂文·约翰逊曾经作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几百年前人们首先
发明了电子游戏，而书籍反成为儿童市场上姗姗来迟的文化产品，或许它会遭受批评。
约翰逊认为，当阅读不是一个主动的、富于参与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惟命是从的过程，
孩子自主意识的养成将会受到影响。因为书中的显性知识被放在第一位，而不像在玩游
戏时那样，孩子能学会思考、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建构和探索世界。
十几年的应试教育、考试和做题，同样强化了这种“给定唯一结论而忽视选择自由”的
思考方式。一些优秀的学生往往宁可在前人趟过的同一条路上走到黑，也不能接受任何
偏离大路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高阳从小到大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大学顺利考上了清华某工科专业。上大学之前
，她期待能拥有不错的成绩，打打排球，交一个男朋友，参加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
什么都能做得很好”。
但第一个学期结束后，高阳的绩点惨淡，她在朋友面前大哭了一场，觉得关于大学生活
的美好幻想全都破碎了。“我是不是干什么都不行？”反思之后，她认为是自己“过得
太自由，导致了掉队”。
从此，“掉队”成了高阳最害怕的事，恐惧和担忧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她。
高阳开始模仿身边很厉害的“大牛”——他们似乎不需要睡眠，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
线，每个人在自己的小工位埋头做科研，一整天没有人说话，甚至到凌晨两三点，有些
屋子的灯依然亮着。这些人早早发了十几项专利，将各种荣誉称号、奖学金收入囊中，
生活是格式化的。
午夜十二点，清华大学某实验室的灯依然亮着。
高阳小心翼翼地完成一个接一个的任务，用高考数学的逻辑去要求自己：不能出错，不
能脱轨，这题完成后马上下一题。“高中时自己偷偷放松一个下午会有负罪感；但现在
哪怕只是午觉睡了一个小时，起床后都会特别焦虑。”
直到长久以来积攒的压力爆发出来，她被确诊轻度抑郁，焦虑为主。
高阳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从没真正掌控过任何事情，二十几年的人生一直在被push，被
催促，被无数明晃晃的deadline和隐形压力推着走。“我停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才能
停下来。停下来让人害怕，走下去让人恐惧。”
阮东灵也经历了从自信到自我怀疑的全过程。刚上大一时，他不担心绩点，也没开始辅
修，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大一下学期，准备了很久的某个校内人才选拔项目落选，
给“骄傲跋扈”的他带来了不小打击，人际关系也四处碰壁。开始高强度的辅修后，有
一次因为任务太多，一门课的作业他只好敷衍了事，被任课教师狠狠训斥：“你配做这
里的学生吗？”从那之后，他就开始有了明显的抑郁表现，经常手抖，毫无征兆地开始
烦躁、哭泣。“担心这门课不及格，这学期的课不及格，挂科不能顺利毕业，不能活下
去……总之就是担心后面的一切。”
最繁忙的期末，阮东灵会在笔记本上一遍遍写为自己加油打气的话。（受访者供图）
大三放寒假前，阮东灵本想快点毕业回家就好。但在家想了一个月，还是决定去考研。
“连许多专升本的学生都能够成功‘上岸’（考上研究生），我不能落后，不能认输。
”
“争强好胜，喜欢和别人比较，这成为我痛苦的来源。”阮东灵发觉自己明明很厌恶被
无数任务推着走的焦虑感，但只要稍一闲下来，又立刻会陷入焦虑。
因此，阮东灵会把自己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他喜欢做题，喜欢考试，喜欢让大脑飞速
而机械地运转，却讨厌上课、看书、读文献，以及一切需要思考的工作。以最快速度消
灭一个个任务，能带给他满足感和心理上的畅快。
害怕掉队，“一步错、步步错”，这种线性思维经常被胡邓在课堂上批判。“这就是十
几年被训练出来的，典型的农耕时代、工业化机械生产思维。”胡邓说，“孩子从小被
训练出这种思维以后，他会觉得自己肯定应该比别人更出色。当心理行为模型是被训练
的结果，孩子已经把这种价值观内化成自己行为规条的一部分，希望自己能像永动机一
样跑起来。”
刷绩点、刷综测、刷实习，每个人无论在做什么，目的总是相同的。如果一门课的平时
成绩主要取决于课堂回答问题的表现，那节课的同学们总会争先恐后地举手，每个人都
要说一遍差不多的答案。系里有的同学，会刻意把比较“硬核”的专业课退掉，大四时
再选，以此让自己拿到的绩点更为漂亮。
阮东灵把一个专门分享名校保研、考研经验平台上的发帖人当作自己的标准，将列出的
条件逐一比对。听到身边的同学去实习的消息后，他觉得无比焦虑，认为自己只顾埋头
读书上课，是个十足的废物。“生怕哪一项没做完，可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
了，为什么还差这么多？”阮东灵把那些成功者当成一把刻度尺，似乎如果无法严丝合
缝地走他们走过的路，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对此，胡邓分析，“很多孩子高中时是第一，到了顶尖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第一了，就
很容易崩溃。他觉得生命的唯一目标是超过别人。这可能是现在高校出现大量抑郁学生
的原因之一。”
系统的合谋
当林枳试图从竞争体系中抽身而出，她发现这需要巨大的心理力量。
家人认为她“不求上进、不正常”，好朋友认为她在说谎，在“偷偷努力”。来自外界
的压力和不理解、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割裂感，让林枳的清醒变成了痛苦。“我觉得
人和人追求的东西可以不同，但当我和别人倾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挺自卑的
，因为大家追求的都不是这个，好像我追求的东西更低级一点。”
林枳开始复盘心态的成因。她回忆起高考后，自己一度认为发挥失常，打算复读。没想
到放榜后，成绩比预料得要好。“我爸如释重负地跟我说，在我成绩出来之前，他以为
我考差了，都没脸跟其他人说我今年高考。”
“这些年来，我父母最常传递的理念，就是成绩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初中起，母亲就会关注林枳大大小小的考试成绩，把每次的年级排名打印出来写写划划
；每逢家长会，都会找老师了解各种问题。高中时还专门在学校旁边租了学区房陪读，
每晚下班后都要开车过来，三年下来，房租和油钱都是不小的一笔花销。
林枳所在高中召开级部家长会。（受访者供图）
林枳记得母亲跟自己讲过好几次开车路上遇到的困难，“意在告诉我她多么不容易”。
她所在的高中每周只放一晚上的假，林枳看手机的次数多了，母亲就会和自己吵架。“
别人在家学习，你看手机，我看你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出息。”“xx家孩子学到晚上一点
，你就只会看电视剧。”林枳的母亲年轻时学习很好，但没有大学学历，母亲将自己只
能做一辈子普通工人的人生经历归因于此，直到现在她还能清楚记得班里每个同学的成
绩。这份耿耿于怀让她把对学历的向往寄托在林枳身上。
林枳就是母亲最大的骄傲，她常常在参加完朋友聚会后对林枳说，“他们都特别羡慕我
女儿考上了人大。”哪怕林枳上了大学，她也时刻关注其他家孩子做科研项目、参加比
赛的动态，经常提醒林枳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得知林枳确诊重度抑郁时，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提出来北京陪读的要求被林枳
拒绝之后，母亲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她曾短暂流露出的疑惑还是被林枳捕捉到：你是不
是在为不求上进找借口？
林枳觉得，母亲无法接受她“不想优秀下去”这件事。如果自己不再是竞争中的优胜者
，母亲长久以来在同辈人面前的心理优越就会被打破。
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来访者背后，像林枳母亲这样的家长随处可见。“这些家长的爱是
有条件的爱，你一定要有出息，你得拿好的成绩来回报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家长想
要孩子去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也是想要展示给别人看。”胡邓分析，家庭的养育方式
导致人格结构偏差，最后在呈现上就是心理问题。“当孩子想按照内心向往的方式去生
存、成长和发展，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评价标准的干扰。这个时候就会很矛盾很
冲突。”
但追根溯源，这些优秀的学生被抑郁症折磨，家庭只是压力层层传导中的一环。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大学扩招计划由此开启，普通
高校录取率从1998年的34%猛增至2002年的61%，此后逐年稳步增长。尽管扩招使更多的
人有机会走进大学，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然相对稀缺。据教育部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我国1272所本科层次高校中“双一流”大学占比11%，而“一流
大学”则仅有3%。即使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等省份，“985院校”录取率也
不超过6%。
考进“好”的大学取代“考上”大学，成为许多学生和家长的目标，升学压力自上而下
蔓延。
如果将视角拉得更大，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1990年的GDP总量仅为
1.87万亿，202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1.6万亿。整个社会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所有人
都在往前赶，都不想成为被甩下的那一个。
如果把影响这代年轻人的同辈、家庭和社会因素看作一个环环紧扣的系统，那么处于社
会焦虑、压力链条最底端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出问题是全社会合谋的结果。
高速发展的社会带给家长焦虑，家长把阶层跃升和巩固的希望寄托于教育。带着这样的
沉重使命，学生只能被异化，失去内心本身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就像《优秀的绵羊》里
所说的那样，“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
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
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身竞争的集中营里
茫然的生还者。”
理想主义
胡邓明显感觉到，2010年以后，学生的抑郁呈现度逐渐在上升。此前，有抑郁倾向的学
生在每年的咨询量中可能只占8%到10%，现在慢慢已经升为了30%到40%。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研究文章显示
，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6.57%。而在1982年国家卫
生部进行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仅为1.269%，抑郁症并非精
神卫生工作中防治与研究的重点疾病。另外，2017年，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等人发现，
1990~2017年期间，抑郁症患病率从3224.6/10万人上升到3990.5/10万人，增加了24.7%
。抑郁症已成国人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胡邓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GDP快速增加，人们生物学本能中对资源和地位的掌控欲
被调动。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功能，家庭对孩子成才的期望变高，推力越来越大，
孩子从小被训练去做更高、更强、更好，而忽略了内心感受和自我创造力、感知力的培
养，形成了‘空心’。一旦达到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时候，空心一塌就是抑郁症。”
他回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赶上了计划经济的尾巴”。而现在的年轻人缺少这样的容
错空间。一位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多次跟胡邓讲，想恢复上世纪90年代校园的样子，一个
很温暖、柔和、浪漫，有生活气、烟火气的地方。可胡邓觉得，这个目标过于理想主义
，“我做现实咨询，我知道真的回不去了。每个同学在想，我现在去路边弹吉他、唱歌
、撩妹，他在那边考证，毕业的时候我能弹着吉他去找工作吗？他的GPA（学分绩）3.7
、4.0，我2.8，能去跟他PK吗？”
胡邓认为，抵抗抑郁症最好的方法是对世界充满好奇，而这种感知力需要培养。
从2003年起，胡邓开设了《自助旅行与心理素质教育》课，“培养对世界的好奇”是课
程唯一的目标。他和同学们分享自己在世界各地背包旅行的各种奇妙经历，鼓励学生们
勇敢地去追求想要的生活和梦想。100人的课堂名额每年都爆满，甚至有抢不到课的同学
站在过道上听。课上，胡邓会让小组同学互相介绍家乡；期末作业则是小组共同制作攻
略，完成一次背包旅行。“我要让同学们把脑子打开，把触角打开，看到生命有很多种
可能性。”
旅行课的固定环节“扎飞镖”，同学们需要根据飞镖在老北京地图上标记到的方位，以
小组为单位完成背包旅行。
配着节奏明快的音乐《Counting stars》，胡邓给学生们播放自己在澳洲高空跳伞的视
频。在当时的项目里，他选择了高度最高、危险性最强的一种——先进行高空自由落体
，快接近地面的时候再开伞，底下的同学们发出阵阵惊呼。除了高空跳伞，还有蹦极、
潜水、滑雪.....胡邓一边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一边像讲段子一样介绍背后的故
事，几乎没有学生躲在笔记本电脑后，埋头做自己的事。这样的场景，在大学选修课堂
上并不多见。
大二学生小乐已经修满了选修的学分，但她仍然在课程表排满的当天，抢到了胡邓的旅
行课。她最大的感触是，除了上课和学习之外，这个世界还这么美好，有很多东西值得
去探索。选到课的大三学生顾酒也觉得，一定程度上，这门课是可以让人短暂逃离内卷
、忘记焦虑的地方。
胡邓还会请来各种“稀奇古怪”的嘉宾分享自己的旅行故事：专门搞背包旅行的南开大
学化学系学生；骑着自行车去拉萨的油画家；去旅游网站工作的名校毕业生……
有一些学生来做心理咨询，听取了胡邓的建议去背包旅行，走出去之后，抑郁状态慢慢
得到好转。但在林枳看来，即便她想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仍需要一定的经济来源和
社会认可。而要想拥有这些，还是只能顺着社会的评价标尺往上爬。“我总要吃饭的，
饭吃得不好、不够高级，又会被我妈嫌弃，还会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
胡邓也知道，他的课堂只是让人能够暂时逃避的地方，听完课后，能够将“好奇、自由
”的宗旨真正贯彻到人生中的学生只是极少数。他会向同学们表达自己的纠结：“我在
这边教你们出去‘浪’，那边‘卷’得那么厉害。你们现在玩，等到该买房的时候没钱
买房，又会怎么想我？”在中小学给家长开办心理讲座的时候，胡邓经常公开反对逼迫
孩子争第一的做法。他从不给自己的孩子报辅导班，给孩子制定的目标是达到平均标准
，不必争前几名，只要掌握基本的生活知识和技能。但他也承认，这样的教育方式需要
起码的经济基础，以及家长内心的富足。
与这个庞大的群体相比，胡邓的这些努力只能说是沧海一粟，远不能解决问题。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首次在制度
层面，关注抑郁学生群体。但没人知道怎样才能让中国社会慢下来，无数个家庭投入这
片洪流，为孩子织就一张张细密的网，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抑郁症让高阳无比坚定地想要摆脱现在身处的压抑沉闷的氛围，追求轻松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现在唯一能让自己慢下来的事就是学习德语。
每周在固定的时间登入网课，和同学们连麦，叽叽喳喳大声朗读课文，这和在学校上课
的状态完全不同，让高阳感到难得的放松和愉悦。她决定去德国留学，或许尝试换一个
新环境，打破现在的状态，会给自己带来好的改变。
林枳觉得对她而言，结束这一切是唯一的办法。苦于找不到比较“理想”的死亡方式，
她希望自己患上一种慢性的绝症，在25岁到来之前死掉。
她会反复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散落在游满鲶鱼的水池，一直捞却捞不到；还有关于死亡
的意象，全部考研的人都慢慢地从山顶下来，她和朋友走散了，天上飘着大雪，耳边是
一刻不停的挽歌。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林枳、阮东灵、高阳、小乐、顾酒均为化名
--
FROM 14.15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