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上大学后才明白，所谓“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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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接近尾声的时候，杜青云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退学了。
对他而言，这个决定更多意味着解脱。那时他已经挂掉了将近20学分的课程，再也不想
忍受索然无味的课堂和同学们的冷眼。离开那天正赶上五一假期，室友们都出去玩了，
宿舍里空空落落。外面下着雨，他没带伞，一个人淋着雨走到车站，离开了北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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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杜青云以718分的成绩成为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图片来源于网络
2020年7月，杜青云再次参加高考，并以718分的成绩成为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而其此
前从北大退学的事，也一并被挖了出来。相比于状元身份，他的退学经历引发了更多好
奇——讨论通常落在两个极端：一端是称赞“学霸”的过人天资，羡慕他们有自由选择
的底气；一端是批判学生们自我放弃，挂科，打游戏，变成“网瘾少年”，才不得已走
上退学的道路。
杜青云显然不认可以上两种评价。
但他对“小镇做题家”这个标签有着强烈共鸣：“小镇”意味着经济水平或眼界的局限
，“做题家”则强调应试能力的突出和综合能力的薄弱。这像是对他人生前十几年的集
中概括：4岁上乡镇小学，去县城读初中，考到省会重点高中，大学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
院。
通过做题和考试，他得以跳出乡镇，却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感到困惑，甚至迷失。
2020年6月，在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里，他开始连载在北大的经历，取名为
《此外的少年》。此前，作家江南写过一本名为《此间的少年》的书，取材于自己在北
大的求学生活。杜青云则认为，在北大的三年，自己被隔绝在所谓“美好”的大学生活
之外，并最终选择了退出。他并非孤例。根据“博雅数据”2017年发布的调查，以2017
届毕业生为例，北京大学约有100名学生不能正常毕业，退（休）学率为4.2%；清华大学
则有200余名学生不能正常毕业，退（休）学率为7.6%。
数据背后是一个疏离和失意的群体，他们怀揣对未来的期许走进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却
由于各种因素偏离了预期轨道。
▌边缘人
考上北大是2016年，杜青云16岁。他喜爱的诗人海子在相似的年纪进入北大，并在此收
获三种幸福：诗歌、王位与太阳——这也是当时的杜青云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而他的父亲更为现实。他眼中的大学也与三样东西勾连：社团、奖学金和学生组织，分
别对应着人脉、金钱和权力。让儿子进光华管理学院是父亲的决定，“毕业出来随便去
哪个企业，那都是几十万。”
杜青云的不适感早在开学前就显现出来。新生QQ群里闪烁着99+条消息，同学们讨论着托
福成绩和他从未听过的电脑软件名。至于同学间相互称呼“大佬”，几年后回想起来，
这个留平头，戴无框眼镜的男生还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他厌恶同辈间的炫耀与吹捧，
又有些嫉妒，“好像确实挺厉害的”。他一条条往上翻群消息，试图找出他人言语中的
逻辑漏洞，好让那些优越感爆棚的人丢脸。刷着刷着，又觉得自己很无趣，索性屏蔽了
群消息。
对他冲击更大的是经济上的差距。有一次，室友发牢骚，“机票涨到两千块了”，接着
，买下了出去玩的机票。杜青云很诧异，他家在湖南张家界的一个乡镇，假期回家买两
百块钱左右的绿皮火车票，要坐将近一天。
开学前，父亲一次性往他的卡里打了一万元生活费，杜青云也便尝试效仿起同学们的消
费模式——他注意到很多同学会在上课前买一杯星巴克，自己也跑去买，“不是因为渴
或者好喝，是因为别人都这样，我不买就显得很low”。在淘宝上看到心仪的东西，他就
拍下。最大一笔开销是买了台一千多块钱的游戏机，玩过一次就丢在宿舍的角落里。他
希望能借此融入集体，“通过消费，好像就能跟那些打扮光鲜亮丽，讲话文绉绉的同学
属于一个阶级。”
但钱包很快见底，学期过半，杜青云花了近一万元。父亲察觉了流水的异常，打来电话
呵斥。他只好回到节俭模式，并意识到，“他们十几年来的消费习惯不是短暂模仿可以
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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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团招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青云也想过加入社团，借此融入。
第一次，他选择了骑行社，推着初中时一百块钱左右买的自行车参加拉练。验车的社员
说，“车太老了，链子都快生锈了”。学长借了他一辆，归还时，他没注意到自行车骨
架上的黑色污迹。学长气得发了条朋友圈：“刚买了两年的车被糟蹋成这样！”杜青云
吓得连连道歉，并表示愿意支付保养费用。
学长没再追究，删掉了朋友圈，杜青云却不好意思再待在骑行社。他对二次元文化感兴
趣，但加入ACG社后，发现社员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交际圈，很难融入。更为现实的问题
是，定制一套cosplay服装要几千元，原版的游戏卡牌也要一千多。
“你觉得一般家庭去得了吗？”接受全现在采访时，杜青云反问。
学院的课程也让杜青云感觉索然无味，“听都不想听”。身边的同学显然比他更早摸清
了大学的规则，开学后几天，室友们已经开始讨论哪个老师给分好，该怎么选课。杜青
云插不上话，他还在研究培养方案里的“必修”“选修”，也没弄清楚GPA（平均学分绩
点）的计算方法。
一切都改变了。在高中，每天都有安排好的课程和作业，分数是唯一的目标，“老师给
你任务，给你攻略，你做到最好就能得到最高奖励”。但大学显然换了一套规则——课
程是自己选的，老师不会紧盯着每个学生的进度，成绩也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机制。
不过评价仍然可以被量化，杜青云看过奖学金的评优表，上面明确写着学生组织任职加
几分，参加社会志愿活动加几分。他觉得无趣，做志愿活动怎么是为了加分？
慢慢地，杜青云成了集体中的边缘人。高中可不是这样，他成绩好，性格开朗，和老师
同学都能相处得来。他喜欢看杂志，有时看着入了神，整个晚自习都用来读杂志。由于
成绩好，老师们并不十分在意，最多口头批评几句。
在大学这套新的评价体系里，杜青云渐渐失去了认可度和话语权。他和一位室友长期有
矛盾，给室友发去长信想要沟通，室友没有回复。他向辅导员申请调解或换宿舍，辅导
员也没有介入的意思，反而回复杜青云说，你室友是一个很好的人。
“潜台词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对吧？”杜青云再次反问。但他也承认，室友家境好
，会社交，在学生组织担任秘书长，“有话语权”。
▌退学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杜青云还能按部就班完成课业，不过成绩平平。他想过拓展社交面
，并主动向另一个同样来自农村的室友袒露自己的苦闷，“感觉大家都挺忙的，没人交
流”。对方反应平淡，“那你就去找个能交流的人”。
“他们可能觉得跟我聊天的收益小于成本”。杜青云觉得，在这套评价体系里，自己可
能已经被打上了“低价值”的标签。他转而在虚拟世界寻找发泄情感的出口，有时一打
游戏就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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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生在大学里翘课，挂科，打游戏，被打上“网瘾少年”的标签。图片来源：视觉
中国
可重复的游戏操作也让他感到枯燥。“这鼠标我都点了几千次，每次都是一个手感，有
什么意义呢？”杜青云向全现在描述。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愿意退出游戏界面。他知
道，游戏界面一旦关闭，他又免不了陷入痛苦和自责，为什么又玩了这么久？为什么又
没做正事？
生活一节节失控。
他先是开始大量翘课，到大二下学期时已经挂了四五科。他强迫自己坐回书桌前，可每
一个字句读起来都艰涩无比。“挂得足够多了，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欲望”。杜青云说，
那之后，他的心态更加崩溃，想着重修也未必能通过，便又回到整日打游戏的状态。
大二下学期，杜青云意识到自己真的不适合所学专业，但这时已经错过了提交转专业申
请的时间。他想到退学，并打电话回家。拿起电话，杜青云告诉父亲，“我现在说一件
你可能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我相信你会理解我。”说出这个决定前，他让父亲先用一分
钟做心理准备。
一分钟的沉默后，“我要退学。”杜青云语气平和。
“不行！”父亲的语气急促且坚决。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不断的责骂声，“你知道退学
了会有多丢人吗？”“你肯定是打游戏打多了，绝对是你不努力！”
三年过后，他再翻开自己当时的朋友圈，想找找大二、大三的生活记录，发现那两年几
乎没留下什么痕迹，连分享记录生活的动力都没有了。偶尔分享图片，也是凌乱的构图
和灰白的配色。
大三开始前的暑假，他去了一趟长沙，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
此后，他陷入了和父母漫长的拉锯战。父母要他撑下去拿到毕业证，他哭着一遍遍解释
。母亲说，“一个男人，你哭什么？”
杜青云用“自暴自弃”形容自己后来的状态。偶尔去上课，他也无心听讲，在知乎上刷
“从北京大学退学是一种什么体验？”大三上学期，他只通过了两三门课的考试。到了
下学期，父母终于松口同意他退学。
2019年5月1日，杜青云去教务处办退学手续。办手续的老师问他为什么想要退学，他轻
描淡写回了句，“不喜欢这个专业”。老师感叹，“今天这样的孩子好多”。
杜青云接过老师递来的表单，上面还有几个5月1日退学的学生签名、电话号码及学籍去
向。他想着，可以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打过去，互舔伤口。但考虑到这样做侵犯
隐私，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十几个章盖下来，杜青云的身份不再是“北大学生”。
▌“做梦练习生”
回老家复读后，母亲告诉杜青云，父亲又在单位和人吵架了。
以前和人起冲突，父亲常把儿子挂在嘴边，“我儿子北大学生，你算个什么？”现在退
学了，父亲开始遭人奚落，“你儿子不是很厉害吗，怎么从北大退学了？”
在杜青云看来，母亲说这些话，是想让他有负罪感，但他没有。父子俩的一次争吵中，
杜青云急了，“你就想着清华北大，这四个字意味着名声和荣耀，那你究竟是爱我还是
爱我带来的名声？”
父亲冷冷回了句，“我就是喜欢你带来的名声”。
杜青云家在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初中老师。印象里，父亲对他的
期望就是“做人上人，当大官，赚大钱，管很多人”。他记得，父亲一直对他的成绩很
上心，有时比他还提前知道成绩，承诺考试有进步就给他奖励，比如初中买的那辆百元
左右的自行车。
杜青云在外界的赞誉声中长大。上幼儿园时，直接跳到大班，四岁就上了小学。由于年
纪小，成绩好，他总被亲戚朋友奉为“神童”。父亲带他出去应酬，饭桌上的长辈常交
口称赞：“哎呀，你儿子真厉害！”父亲得意又满足，杜青云则沉默着埋头吃饭。
在父亲的观念里，分数就是话语权，成绩差就会被人轻视。十几年来，杜青云把考试和
追求高分内化成自己的习惯。高中到了省重点长郡中学，成绩变成年级一百多名，他接
受不了，考差了就惩罚自己不吃饭，把吃饭的时间省下来学习。高二排名上升，他才逐
渐把状态调整过来。
在长郡中学，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能快速做出竞赛题。考高分则被杜青云视
作弥补差距的方法，“我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依靠这一点去反超他们”。
后来，杜青云在豆瓣看到一篇帖子——《如果我是小镇学习家的话，我的父母就是做梦
练习生》。他完全熟悉帖子里描述的父母状态：自己在事业上逊于同龄人，便对孩子抱
有过高的期待。只有在子女培育上战胜别人，才能争这一口气。
杜青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一定要比别人强”。父亲经常拿他和其他同学比，说他在哪
些方面不如别人。后来父亲再说类似的话，杜青云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的同学，有
当局长的，有当公司老总的，你丢不丢人啊，还说我？”父亲默不作声。杜青云知道，
自己戳到了父亲的痛处。回忆起当年父亲让自己报光华管理学院，杜青云意识到，这个
选择本身也带着阶级跃迁的执念，“可能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地方阶级跃迁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是最容易跳出去的。”
他能理解父亲的选择，但是对于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他“无法原谅”。
▌无法连结的孤岛
杜青云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北大不是个例。
他注意到，有位同学以省高考状元的身份入学，后来却“很边缘很阴郁”，成天闷在宿
舍里不开灯，坐在床上看手机或玩电脑。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则被教务老师在大群里圈
出来点名，“你为什么还不交作业？”杜青云印象中，那位同学也是相似状态，沉默寡
言，头发乱糟糟的。他有时去隔壁串门，那位同学也不怎么说话，趴在桌子上做自己的
事。
杜青云发现，这些人大多把内心封闭起来。回长沙复读时，班上有两名同学是清华退学
回来的，其中一个还是他的高中同学。杜青云想和他聊聊各自经历，他描述自己退学是
因为人际关系不合，加上不喜欢所选专业。对方则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支支
吾吾，只说自己跟不上清华的课程。杜青云没再深聊下去，他明白，从清华北大退学的
故事是一块不能轻易触碰的伤疤。
在知乎上，他看到一些陷入循环的故事——从北大退学重考上清华，又从清华退学。他
心有戚戚，“太恐怖了，绝对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复读的经历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压力，题目仍然是熟悉的，他也仍然名列前茅。他不像其
他同学一样每天扎在题海里，而是花更多时间思考如何重构自我，防止类似的事再次发
生。
他也不愿意像以前一样做个听话的乖学生。由于抑郁症，他精神状态不佳，但老师硬要
他起来上早课。他就和老师对着干。提前完成作业后，就在座位上发呆，看课外书，找
同学闲聊。晚自习时，他跑到食堂顶楼吹风，心中升起一阵反叛的快乐。他偷偷买了一
部手机。在顶楼上，他整理思绪，将大学三年的经历变成文字，发在“985废物引进计划
”豆瓣小组里——他相信能在组内找到有共鸣的人。
有人鼓励他，有人评论“感同身受”。他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后收到私信，“学长我也是
光华的，比你低一届，马上也要退学复读了。”两人加上微信聊了聊，对方说退学的原
因和他差不多，不喜欢专业所学，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再加上后来失恋了，“全世界都
在背叛你”。
“能不能不让这种现象出现了”，杜青云想要联结更多遇到类似困境的学生，他在豆瓣
上建了一个小组“PKU失学儿童”，面向从北大退学或休学的学生，“至少要有一门挂科
吧”。他希望组里可以有更多人表达自我，找到退学原因并互帮互助走出困境。
组里目前有9位成员，发帖的只有杜青云一人。
杜青云能理解，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人都自我封闭，不愿表达。在他看来，造成退学现
象和“小镇做题家”的原因是多面的，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也有教育的问题。他了解到
，一些发达地区的高中有生涯规划和职业教育方面的课程，而自己所在的高中完全没有
这样的机会，学生们埋头做题，家长和老师们都在说“考上大学就好了”。
而如今在他看来，很多人上大学后才明白，所谓“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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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出路
再次高考前一个月，管教学的老师告诉杜青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制订每天的学习计
划，每日任务完成后，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杜青云这才把学习节奏和心态调整过来，
上午刷一套理综卷子，下午刷一套数学或者语文英语，其他时间窝在宿舍看书睡觉，“
特别爽”。
这一次，他的裸分成绩为698分，加上20分的少数民族加分，名列湖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
。老师先查到成绩，电话打到家里，父亲很激动，“可以啊”。亲戚朋友来家里贺喜，
父亲一边忙着接待，一边连连摆手，“不算什么，都是运气嘞”。
杜青云拒绝父亲带他出去应酬，“你又想拿我名头搞事”。复读学校承诺过，考清华北
大奖励30万，考状元再追加20万。杜青云把这50万作为大学全部的生活经费，“不想用
家里一分钱”。
这一次，家人不再干涉他的选择。填报高考志愿时，杜青云依照兴趣选择了清华大学新
雅书院。入校第一年是通识课的学习，第二年分小专业，他准备选择感兴趣的政经哲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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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二校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他有了获得感。有时灵光一闪，想到几个历史事件的相似性和关
联性，他觉得“非常有意思”。但大部分时间，他的大学生活仍然被困惑、疲惫和压力
占据。一些课上充斥着枯燥的学术概念，他不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只能埋头苦记。他
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也有所消退，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有时候打游戏，读二次元作品，
内心会有个熟悉的念头冒出来，“你怎么又没做正事啊”。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友善的室友、同学和辅导员，没有人再把他当成边缘人。他
不用像以前一样模仿他人的消费习惯，“穿回力鞋”也不用担心会受到轻视。有段时间
他的抑郁症状复发，辅导员主动帮他联系就医。助教表示理解他的状态，作业暂时交不
上也没关系。
和上次大学经历一样，杜青云还是能感到同学间的差距，但这一次，他更多尝试调整自
己的心态 。他能明显感觉到，来自沿海地区的同学人文知识储备更丰富，但他对此换了
一种理解，“你这种方法挺好的，但不意味着我的方案比你差，我的也有一定道理”。
参加社团活动的心态也有所变化，他不再抱着拓展人脉的预期，而只是“去观察这个阶
段的大学生在想什么，想要干什么，我能不能在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对眼下的杜青云来说，他还有三年的时间可以继续探索，和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而他
曾经的同学们则已经面临着找工作的难题。他得知，有位高中同学在复旦读研，想考公
务员去体制内工作。但在上海的街道办实习时，发现自己的复旦研究生学历是同事中最
低的。他考虑过回县城，又意识到县城的公务员体制内有着固化的熟人圈层，而自己没
有相关的人脉，难以融入。
“不管是这些四合院还是高楼大厦，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杜青云坐在清华附近写
字楼里的一家星巴克，用手指向窗外。这里满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写字楼的地板光亮
得能照出人影。
第二次高考结束后的夏天，杜青云联系上了当年在北大的那位省状元同学。听其他人说
，状元毕业后没找工作，回到家待着了。聊天中，同学提了句，“县城工作也不好找”
，没再往下延展。杜青云回复说，当年的省状元身份如果舍得用，或许能对找工作有些
帮助。
“四年前的身份，现在还管用吗？”同学发来这句话，附上了三个捂脸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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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3.116.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