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大禹洪范碑》的思维过程总结与《仓颉书》初略解析
一、寻找《禹碑》破解思路的几个要点

1，破解《禹碑》蝌蚪文符需要考虑的几个要素

破解这些符号系统要根据其制作年代区间、所能发挥功能与制作目的、制作者可能范围、信息隐秘化的可能原因类型，再根据符号系统自身的组织架构、符号数量与布局结构特点、刻录方式、刻录材料、物品所处地域环境的历史政治宗教人文社会文化特点，综合考虑，各种线索因素多方凑头去碰撞。

如果幸运地抓住了其中一两个要害线索，大胆假设时找对了关键。破解起来，就会有所向披靡势入破竹之感。

以破译《岣嵝碑》蝌蚪天书为例：只要发现了王莽篡位、刘歆作伪、《洪范九畴》、大禹治洪水、《神禹碑》之间相互联系的可能性。寻找到了方向，破解起来真地可以一气呵成。甚至枝节材料的错谬，根本影响不了结果。

2，诸要素中尤其需要注意的两个细节

一个细节是这些符号系统与它们的对应物。

这类符号系统不但大都是对某些信息的抽象化处理，还很可能是对另外的某个乃至某些已知的抽象化信息系统给予的再抽象。两者之间带有相互对应呼应、密钥密码的性质。

比如《岣嵝碑》符号集合与刘歆伪造或改篡或释义推演的《洪范九畴》、《洪范》(先秦古本、有无存疑)之间，就有这样的关系。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卦符号，与周公旦所作卦爻系辞、孔子所作易传之间，也有这种关系。

把蝌蚪天书这类神秘难解的符号系统，视作密码本、原始本、缩略本，从而寻找到它的对应文本、演绎解释文本。循此思路，往往很快就可以圈定范围。因为它们的数量很有限，制作者也有限。

这类符号系统与它们的对应对照文本系统之间，既可能是某些人同时期制作的，相互之间是可以相互证明相互发明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同人不同时期先后制作的，相互形成由此及彼推导演绎解释的关系。

另一个细节则是符号的数字数量，及文物字符在布局架构上呈现的各种数字数量。
从符号及其布局系统中，往往可以抽象出来几个特殊意义数字，如六.九.九五.七.八，28，64，等等之类，很容易就能让人找到相关的对应物品、文本。

大多数符号信息系统都必然会涉及数量数字因素。特别是《岣嵝碑》蝌蚪天书这类符号系统，作为难解的带有密钥密码色彩的信号系统，更是会有各种数字数量因素可以推导、抽象出来。只要能牵扯到数字数量因素，不论是从其布局架构中体现出来的，还是单个符号中分解归类后抽象出来的，往往都具有直接指示关键线索意义。

须知，带有数字线索的古文本，数量范围本来就极其有限。

所以，一旦有数字数量线索，一旦能归类推导发掘抽象出来数量数字线索，就决不要放过。没有明显的数字数量线索，也要尽可能发掘其中各种可能暗藏的数字数量线索。

这里举个例子，顺便也提一下另一个天书《仓颉书》。
《仓颉书》共28个符号，现存记录物品最早的《法贴》上显示其大致呈三行排列每行八九字符不等。仅这些数字，就可能会是对应二十八宿、天地人三才，对应着《甘石星经》、濮阳西水坡某位三皇五帝陵寝华夏第一祖龙墓里某些信息系统之类的东西。
数字数量在这类符号系统中的意义太重大了，一旦有发现，往往就是关键。

3，对这些符号系统的第一发现者、最早记录要重视。

这些符号系统往往很难排除只是些作伪、高仿、篡改物品的嫌疑，而第一发现者、传世的最早记录者，往往正是第一嫌疑人、相关人。

即便不是作伪仿改品，而是原始真品(往往可能性极低)，笫一发现者、记录者包括传扬者，也都值得反复研究。

不光是发现者、发现记载的时间年代、所在地点需要关注，第一发现者记录者从出生到亡故所在历史时代时期乃至相近的上游年代时代，发现地点所在的整个地域，这些也都要注意。

二、《苍颉书》解读思路与初步结论

写完《岣嵝峰蝌蚪文天书《禹碑》解读思路与初步结论》一文后，因为总结解读过程时，提出了几条破译解读这类疑似或伪托为上古文字符号的物件时的可行思路，以及应着重注意事项，还顺带提及了《仓颉书》的问题，于是，自己挖出的坑，就有义务自己来填埋或种出点什么来。

或者说，有必要用《仓颉书》做一次验证了。

(1)，《仓颉书》也是伪造的么？

解读《禹碑》《仓颉书》这类石刻或书写有疑似古代文字符号的物件时，第一个问题常常就是它们是否为后世所伪造。

疑古，往往是研究这类托名上古之物的第一选项。

这也很正常。

上古文明历史即便悠久，但文明成就总是相对低端落后的，认知水准也是比较低下的。即便时间长度以几百年上千年为单位，活动范围以方圆千百里大范围去考察，上古文明时代也没有可能产生出几个能有空闲时间去从事脑力劳动的"文明人"。他们很少能给后人留下什么文字类、符号类物件。

能够发展出象形文字类最简单抽象思维文化凝结，已经至少是发展到部落联盟乃至准城邦国家时期，有了一定数量的能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文明了。

而象《禹碑》《仓颉书》这类疑似文字的符号，已经比相对简单的象形文字更具有抽象思维特征，更加复杂。这类文字符号，还包含有一定的数字数量线索，数学概念、思维已有了萌芽，甚至被经常使用运用，已作为某种知识乃至权利开始了传承。这样的情况，从文明文化考古标准上来说，大多已是直接对应国家王权时期的文明了。

三皇五帝尧舜禹时期，华夏文明已迈入国家王权时期的门槛。到殷商时，已有了甲骨文这样比较早期象形文字更具抽象思维特征也更成熟的文字系统了。

虽然夏文明时期，至今仍是缺少文字符号类考古实物。但存留在商代"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廷藏书室"之类性质的机构库房中，被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大量殷商甲骨文。它们所保藏记录的，未必只是殷商时的王朝档案，未必就没有夏朝的历史遗存。

从文明角度而言，夏商是一体的。夏商更迭，并没有殷周革命那样明显的以封建取代王政，以农耕定居定都取代半农半牧、文明中心与王权都城屡迁的文明大跃进特征。商汤灭夏与武王伐纣周公制礼作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更迭。

殷商的甲骨文存留，或许就是直接接受继承自夏文明的文字系统。商夏更迭，更可能是满清入主中原式的。王权上是商灭夏，文明文化上则是商被夏文明所同化。

不然，解释不了夏文明长达几百年，几个疑似夏王都的城址都已被考古发掘了，却始终没有出土过文字类物品。

不是没有，更可能是迁一次夏都，就带走一次全部文字类物品，最后则被殷商所全部接收了。

萧何为刘邦所做的事情，伊尹为商汤早就干过。汉代承秦制，乃至后来百代皆依秦制度，一直到清朝。同样，商也承夏制，依夏制度，为三皇五帝帝开始的华夏文明所同化。甲骨文不是他们首创的，更大可能是学习来自夏人的烧龟牛骨刻甲骨文卜辞。文化文字上说，从秦到汉唐明，千年来都是隶楷行草一脉相传，明亡清兴，满清主要仍是用汉字汉制。而从三皇五帝到夏桀，同样是几百上千年内，也许同样是烧龟甲刻甲骨文，到商汤放桀，仍然是学甲骨文。

夏文明不是没有文字历史，甲骨文中一定有一些甲骨，甚至很大部分甲骨文就是夏人的历史。所占比例可能有三分之一乃至更多。因为尧舜禹乃至更早的三皇五帝们，没准儿也是烧龟牛骨活儿干得溜，才被祖父辈们视作骨骼清奇之人的。

在考古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符号之前，可以直接把甲骨文视为华夏文明第一代文字系统。它的使用历史不只是殷商时期、整个商代，而且可以直接前推到夏代、三皇五帝时代。

武王伐纣时，因商纣自焚于鹿台烧掉了一些，剩余的大批乃至主要的殷墟甲骨文则秘藏于地下直到近现代才被发掘出来。

商周之间的鼎革，不仅是政权更迭，也不但是制度革命，更可能也还是文字文化革命。

因为商代以及从前的夏代乃至三皇五帝尧舜禹时的文字文化，很可能仅有铸刻于铜鼎铜盘的金文才得以流传到了周代。数量众多的甲骨文则可能因为人亡文字甲骨埋，而失去了传承。

扯远了，回到《禹碑》与《仓颉书》这类文字符号。

它们显然比解读甲骨文还要麻烦。

一方面它们这些符号系统比较复杂，不象甲骨文那样类型简洁明确；另一方面它们全是孤品，不象甲骨文成百成千成万件。它们都没有同类物品可比照研究。因为两个特征，它们也就显得脱离了中国文字系统的一般发展轨迹。

这些都容易让人产生故弄玄虚的感觉，也容易判断其有极大伪造嫌疑。

《禹碑》因为刻石于南岳岣嵝峰，显得非同寻常。它的制作目的与功能、制作者地位身份文化水准，也都有特殊范围限制。

如系伪造，比较容易从这些特定范围限制条件下，找到它的伪造者。不是伪造，更能直接根据它的适用时代、符号特征，推断其可能的相对应的汉字时代、古文体时期，缩小并最终找出其可选择文字范围。起码，它里面不会出现"的地得""回"字四种写法之类的东西。

古人也不会精心制作一篇77个不同古汉字组成的文章。他们所发明所能用的字太少，一般会大量重复使用。一字多功能一字多含义，才是正常状态。越是年代久远的古人，他们也就越是玩不出这种文字游戏。若非特别有意去玩文字游戏，从古至今，也从未出现过这种文本。更不要说郑重其事跑到南岳岣嵝峰刻石，却专门做这种文字游戏。

古人没有什么数学思维能力，攒下的那一点数学秘籍，现代小学生们就已经全部能秒杀掉。他们特意隐藏在符号系统中的那些自认为精巧、意义非凡的数字或数字密码，现在小学奥数初中数学水准的学生就能轻松破解。

这类因古代研究少而破译显得有些难度的数字密码，却往往能帮助现代人轻松找到解读思路、捷径。

古人使用得上，需要用到数字的东西太少了。含有数字数学的文字文本太少了。精通算术、汉字构造以及古文本两方面知识的，能够堪比现在语文数学都能打七八十分小学毕业考试水准的，整个古代中国，也都找不出几个人。

所以，解读《禹碑》蝌蚪文，一旦能抛开杨慎那种八股考试状元之才的制式作文思路，找到正确思路真地不难。

和禹碑蝌蚪文这号称的第一天书相比，解读《仓颉书》这个东西反而就要更麻烦些了。

它只有二十八个符号，面世现身的最早年代又是北宋建立初期，是收录到《淳化阁法贴》上。此前，则是既无史料记载又不见实物。

此后，有一块据说是已流落到美国博物馆收藏家之类手中的玉器，号称是出自5000年前红山文化的古物。它上面刻有几乎与《法贴》一模一样如笔画的符号。符号顺序与《法贴》相同，但布局与《法贴》略有差异，而每个符号具体笔画则完全一致。

5000年前古人用玉刀在石上，刻出了1000年前宋人书法在纸上的宛转柔滑秀美效果。

不用多说，这疑其伪造的判断已跃然字上了。

现在对《苍颉书》比较有代表性的解读，首先是肯定其为上古之物。然后大多是把《仓颉书》按古彝文或甲骨文中相近似的古字类比附会解读，并精心研制拼凑出一篇有若干意义的小文章段落。

判断《仓颉书》是上古之物的，虽然证据不充足，但从内在逻辑而言也有很大理由。

比如，如果系后世伪造或假托为古人之物，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必要？为何不见相关记录？。

伪造这个东西，又伪托为苍颉所制，弄这么大个题目，总要有其缘由。

有哪些可能原因呢？

除了伪造古物以牟利，还有哪些可能性？

从千年前《法帖》与据说是五千年前的玉器两者各种高度一致，能巧妙互相证明各自年代久远来看，如系伪造，这伪造牟利的可能性并不小，效果也还很难说是太好还是太假。

除此之外呢？

为何伪造出它？最大可能性无非是让苍颉造字的传说历史更真实，从而让当时才制作的某些文字字体假托为直接继承自苍颉时代，进而推广起这种文字来有若干政治效果。

北宋建立时，辽国便早已着手创立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其皇室也认同宣扬自己的炎帝或夏朝子孙血脉身份。它们创设契丹文字时，制作这么个东西出来，就不无可能。创制契丹文字过程中，不会一步到位，中间出现各种试验试用阶段，产生一些类似《苍颉书》这样不太成熟文字符号的物品，也不无可能。

唐末五代诸政权与北宋都和契丹长期有敌对斗争，又都以华夏中原正统自居，针锋相对造出这个东西，以示文化正宗、祖脉渊源悠久，也不无可能。

特别是辽灭后晋时，曾入主开封一阵子。在那个特殊时期，五朝元老冯道等人制作出这个东西，为辽国统治者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可能性就很大。

但它们都不太可能既郑重其事地冠之以《仓颉书》之名，却又完全不记录入史料不留任何线索。

究竟是谁，为何制作它出来？

这样比《禹碑》还要太过缺少史料记录的孤品，真地难以判断。

苍颉时代，就不能制作出这种文字符号？

从其构造简单、形态颇多近似重复特征看，上古如果使用文字符号，除了象形字，这种字体符号也很有可能性。

总之，如果系宋代五代之人伪造伪托上古之物，冠之以《苍颉书》之名，就很可能是为辽国创建文字、入主中原服务。而辽灭后晋占开封那段时期，冯道这类人就嫌疑比较大。

但也不能排除它传自上古的可能性。

(2)、抛开真伪问题，如何解读？

且不必去管《法帖》上、玉器上、国内各地清代所临刻以及现在这几年现摹现刻在各种石头上的这些《仓颉书》，不计较它们的来历不明、真伪存疑。

只从这些符号本身出发，还能解读它么？

按解读《禹碑》时所总结出的几个关注点，可以找找有哪些线索？

1，首先，数字数量线索。

最早的《法帖》上，是这样布局:

总数28个符号，大致呈3列(每列8、9个)布局，另有两个符号单列左边上方。

那件玉器则呈完全3列布局，各列按9，10，9，来安排。顺序则完全一致。

布局上主要有这些数字3、9(辅以8、10、2)、28(2+26)。

其次，再看单个符号，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数字数量线索。

最明显的单个符号，是几个点线组成的符号，与其它单纯线条符号明显区别。

共有3个圆点与直线组成符号。分别是1个圆点1条曲折线、6圆点1直线(中间短直线分上下各三圆点)、7圆点2直线(一长一短直线并排，短线下稍长线上3圆点，长线下4圆点。

另有一符号，线下为2个圆点，线上则为2个短线汉字撇捺点。它也是总共才2个的由三种不同符号组成的字符之一。

此外，还有短线撇捺点符号与直、曲折线段符号组成近似汉字＇兴＇＇米＇`当＇的符号。最后的近`米＇字符号，下方撇捺为连续双曲线形状，也是另一个由三不同符号组成的字符。

最后，还分别可将其按一个符号、两种符号组成、三种符号组成，一笔画、几笔画，左右结构、上下结构，等等，区分抽象出更多的数字数量关系来。

2，制作目的与功能范围

抛开其来历、真伪，只从《苍颉书》的名目及28个字符布局本身来考虑。其制作目的与功能范围是什么？

既名为或托名为《苍颉书》，其目的与功能范围实际上已有限制。苍颉他老人家，会写科幻小小说么？不会。

他会做的，只能是天文星相、祭祀大典、重大历史、城邦王国军政事务之类特殊事件的记录，或字典字模、偏旁部首切音读音之类文字创设相关事业。

作为孤品，怎么解读都可以，甚至为28个符号编出一部煌煌大著也可以，只要附会编得出来。

但总有可能性相对而言更大，更合理更可靠的。

28这个数字，很容易联系到二十八宿这些古代天文认知。它有可能是上古之时的二十八宿星图名称、各宿主星点线图形。

《禹碑》77个符号，不但把"岁日月星辰历数"这个几字都收入进去，还特别排放在符号集合图形最中间位置(第5列中间位置)，置之于中心地位。从此中可见一斑，天文星相历数时间这些东西，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天文、星相、时间、数学，这些东西，在古代文明认知体系中，是最神圣最难理解也最重要的那部分。如果要用文字符号记录承载文明认知已有成果，这一部分，确实有给予最优先记录、最佳保存方式保存、最优先传承的必要。它们往往也是古文明各种文化记录中保存得最好、传承得最久的部分。

所以，《仓颉书》如果不是最优先的字典字模集合、偏旁部首集合、音符注音声韵母类集合，最可能的就是天文星相类知识的符号表述。其次则是与祭祀丧葬有关的符号表述，如墓碑、墓志铭、祭告天地祖宗神灵类。

也只有这三种情况，才可能深埋之于地秘藏之于库，才最可能留传下来，传承下来。

即便是北宋建立前后的古人煞有介事伪托而制作，但既托名之《仓颉书》，制作者也不会让它去玩文字猜谜游戏，写什么"今天杀了几头羊，特向山神祖灵告知"日记之类的东西。

这种东西，苍颉不会参与，也留传不下来。伪托苍颉的制作者，也没必要将它托名为《苍颉书》传扬。

3，怎么寻找对应物？对应解读文本？

《禹碑》就是《洪范》，与《洪范九畴》文本可以对应，能明确确定其解读可供选择范围。

但《苍颉书》无论是确定为字典字模、偏旁部首、声韵字母符号类集合，还是天文星相、祭祀丧葬类相关知识相关信息，都难以找到对应文本与之相匹配。

因为苍颉与它们存在关联的史料记录太少。

天文星相与祭祀、墓葬类知识信息的古代相关文来、考古物证还是有一些。

大禹陵的窆石，就有上古墓碑之说，也曾有篆类、汉隶铭文。鲁讯《会稽窆石汉隶考》，还考证过上面铭文为三列29字。

离唐末五代诸朝与北宋时的都城开封较近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上古墓葬，内中就有二十八宿信息。这座墓葬附近是否也曾有过禹陵窆石那样的墓碑？上面是否就刻录的是《苍颉书》？


此外，《甘石星经》之类最早天文著作中，有没有二十八宿有关记载？

这些都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总之，《苍颉书》作为孤品，既冠之以苍颉之名，在有确实考古证据之前，对它的解读同样应摆脱过去那种八股文章式的牵强作文附会解释模式。

在没有考古实证摘掉它顶上的"苍颉"冠冕之前，解读它最好从古人造字的过程着手，按音韵、部首、字模集，而非文句段落文章去解读。这更合理更靠谱。

其次，至少也要从祭祀丧葬天文星相类相关古代考古信息文本资料中，寻找出合适的对应物加以解读。

最后，《苍颉书》里的数字数量线索要重视。古人数学水平不高，但他们在这类故弄玄虚的文字符号文物中，却往往会有意无意隐藏一些数字信息。拥有碾压古人数学知识能力的现代人，没必要放过任何数字信息线索。

虽然，有兴趣解读这类符号的古文字研究者，往往喜欢做八股文章，往往把自己的数学知识全都还给小学老师了。但是，总比那些古代数学家兼文字符号鬼画符制作者要强一点吧？

不要把明代以前的古人做拼凑八股的兴趣或玩这类文字游戏的水平估计得太高，自己拼凑文章玩文字游戏兴高采烈，然而，那样离古人也就太远了。解读破译这类古代文字类符号文物时，学做滥八股文章，这种爱好与习惯，很普遍。在甲骨文、金籀文、大小篆研究中，它甚至是一种常见倾向。但老实说，这种倾向有时也许未免远离实际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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