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胡乱华、明亡清兴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制度弊端体制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势力的各种个人错误、缺点、责任。几乎到了用放大镜显微镜努力寻找越找越多的地步，陷入一种成王败寇的观察思维窠臼。失败者承担一切过错、责任，研究者观察者一旦思维陷定在这窠臼中，就难免失去了客观中立，有失偏颇。
  
对于其中的很多客观因素，"死因素"，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意义价值作用影响。对于胜利者获利方历史书写者的观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为研究者对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各种问题，以前已有够多乃至过多、不无夸大的检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从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客观因素、外来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补不足，聊备一说以资参考。

一、西晋洛阳武库大火事件研究
1，《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这场大火后果惊人，能够装备二百万人的军器一次性全灭，这数量可远比二百多万件军器更为惊人。
大火不仅烧毁了从魏蜀吴三国、军阀世家贵族、民众手中收缴上来的各种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
在这次大火事件之后，史料中再也不见有“大黄弩”、“连弩车”、“襦铠”等等这样的东西。
洛阳武库大火，对军事战争的影响最直接，也极为显著。
短期内，西晋边军与西羌作战就由此前常胜，迅速转为因装备供应不足而越来越不利，屡战屡败。
中长期而言，洛阳武库大火给中原汉民族带来的军备不足影响，在此后中国境内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普遍地大范围地存在。
甚至几十年后东晋王朝与前秦苻坚打淝水之战时，从双方到各方，几十万军队打起仗来，几场动辄斩俘万计的后续战役，战后胜利方统计所得军备战果，常常不过数百具装备。
汉族偏安南渡所建立的东晋王朝，也曾开展过一些战略性政治军事行动。这类“北伐中原"行动开展时，封官划地给人给粮给钱都还行，但器械军备，常常是明确记载无有。主持"北伐"的带队将帅，他们需要自筹武装另想办法。
"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粮米），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
什么都可以给，就是明白地专门记载没有武器装备可给"不给铠仗”。
2，洛阳武库大火是最终造就五胡乱华、胡人入主中原的最直接军事原因。
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原王朝与草原牧骑或周边蛮夷之间的战争，几乎退回到石器木器时代水准。军事战争技术大倒退，战争野蛮程度则急剧上升。当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落后野蛮战胜文明先进才成为可能。
事件发生前数千年内，中原王朝对比周边蛮夷始终有压倒性军事优势。
尤其是此前四百年汉代，对外战争频繁，军事优势更明显。
即便到汉末乃至三国，虽然瘟疫、内斗、战乱不止，但汉人军事装备水平及战争技术仍然维持高水准，遥遥领先于周边。
洛阳武库大火是一场毁灭性打击。
汉末经历瘟疫、黄巾大起义、军阀战乱，整个王朝上上下下乱成一团。汉人内部打得昏天黑地，连洛阳、长安都曾被烧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天下人口，十存一二。即便破坏如此严重，周边的匈奴乌桓鲜卑西羌南蛮山越等等，仍然被公孙瓒、曹操、诸葛亮、孙权等中原势力死死压制，只能臣服无法反抗。
因为当时华夏文明汉民族数千百年累积的军备，仍分散掌握在各个大小割据势力手中。汉民族分散在各武装集团手里的百战之兵，依然都具有对周边的压倒性军事优势。
但武库大火后，汉民族与周边蛮夷都回归到木器石器战争了，汉人军事优势终于彻底丧失。
西晋末年，史料常见汉族各方势力集团，动辄拉起数万十数万大军，却大多在与胡人遭遇后，一战乃至一触即溃。根源正是晋代洛阳的中央武库装备毁灭后，只有地方武库装备的少数精锐拉起拼凑的这些庞杂乌合之众，根本无战斗力。
从前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军事，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司马衷"何不食肉靡"、外戚干政、贾南风胡作非为、八王之乱，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将关注重点放在政治得失、制度设计、政策决策失误上，忽视了洛阳武库大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与意义。
3，历史真相都在细节中。
对比而言，八王之乱无疑更能引人关注。它持续了较长时间，政治角逐此起彼伏精彩纷呈，帝王将相历史名人主配角走马灯快速换场，各种阴谋诡计层岀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堪称是一场戏接着一场戏没完没了的颇为罕有的历史长镜头。
至于空前绝后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它似乎只不过是一场已成既定现实无法改变的短促而盛大的烟花烟火。它注定只是一个静态的既定事实，只能作为分析历史事件时的一个参考因子、固定因素。自然也就常常因此被人们忽略不计。它似乎只是个历史视野中的客观物件，其起因尚不明，甚至有可能不过是偶然因素引起的自然天灾。
一句话，它只是个"死事件"，而不是一场场能够鲜活起来的历史人物戏剧。
然而，相对于八王之乱这样的历史大戏活剧而言，死气沉沉乃至几近无人关注的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恰恰就是一件真正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具体细节。
当然，就洛阳武库大火事件来说，佛图澄等佛教徒以及其它历史人物的各种反常活动，自然也是更具体的细节。
人们透过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能看清更复杂的历史真相。这是由这场大火独特的历史作用后果地位所决定地。洛阳武库大火，对于当时及此后数十百年乃至千年中国的军事、政治乃至宗教文化及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都造成极重大极关键乃至决定性影响。
客观而论，八王之乱从早期的宫廷内宗室、外戚之间的朝堂权斗宫廷阴谋，发展到后来任何一个旁支远亲乃至阿猫阿狗，手里有几千人的地方武装就敢拉壮丁扯队伍下场去参与真正的冷兵器军事战场博杀。这其中的转折关键，正是由于洛阳武库大火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拥有对于其它势力的绝对性压倒性优势。
当年，司马懿用几百近千死士僮仆，出其不意抢占了曹魏的洛阳武库，就一举奠定了司马家篡夺曹魏的根基。司马氏统一天下后，更是收聚天下武兵而集中于洛阳武库。
而到了西晋洛阳武库大火后，短短十几年，便国破家亡，扮羊扮狗臣仆于胡人。
司马氏之天下，得之于洛阳武库，也失之于洛阳武库。
此后，周边及内迁的长期臣服于汉晋朝廷的五胡诸族，之所以能够借机而起，从卷入参与到晋代司马氏朝野争斗，快速发展到取司马氏灭晋而代之，进而持续展开抢夺问鼎中原资格的战争。
五胡你来我往，把草原游牧习俗、战争规则搬到中原农家沃土。化中原汉家富饶故土为胡骑逞威战场，任意驱驰杀戮汉人以之为两脚羊而血沃中原祸乱华夏。
五胡乱华能够愈演愈烈持续数百年，同样因为洛阳武库大火后，汉人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王候、世家、军阀，没有任何一支势力还有压倒性军备优势，从而能够再压制他们。
4，八王之乱大剧能持续展开，能愈演愈烈，五胡乱华能延续几百年，显然都与洛阳武库大火所造成的军事形势格局有重大关联。
而五胡乱华之后，佛教才真正昌盛起来了。
原本汉人有儒学独尊与本土道教等文化信仰体系，佛教虽然从东汉初年就已东传中原，但一直很难真正立足广传。五胡乱华之后，佛教借助胡人政权力量一举登上中国舞台。避乱江东的偏安南朝也寻找佛教求安慰。
追根溯源，公元295年洛阳武库这场大火，不仅重创了汉民族军事经济政治，也改写了华夏文明的宗教文化文明版图与历史进程。
洛阳武库这场大火究竟是偶然因素引发的自然天灾，还是某些势力蓄谋已久所致的人祸？如果是人祸，又究竟是谁主持策划制造？或暗中推动？
按谁得利最多谁嫌疑最大，谁最反常谁最可疑等范式去推断，以前末进入历史观察视野的人物、势力，现在恐怕都得重新给予审视考量。
尤其是佛图澄团队为首的佛教势力，他们在这起事件前后各场合的表现，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5，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最有名和尚除了后期的达摩，在前期，首屈一指的是佛图澄(公元232一348年)。
史料记录的佛图澄生活年代，其实与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并不相合。洛阳武库大火事件发生时(公元295年)，他大约六七十岁(?)，虽是盛年(据说他活了一百多岁)，但当时尚未抵达中原。
但他有一则故事，却很值得人们关注。分析洛阳武库大火事件，这则故事能让人把他及他的团队纳入研究分析视野。
《高僧传》书中这样记述：
一次，佛图澄与石虎共同坐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中堂上，谈论经法。佛图澄忽然吃惊地说：“糟了!糟了!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他拿酒瓶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才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火灾已经救灭。”
石虎觉得这事有点奇异，不太相信。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幽州去验证。使者回来后，对石虎说：“那天，火从幽州四大城门烧起，火势很猛。忽然，不知怎么就从南方飘来一层黑云，既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
佛图澄这位大佛，九十来岁老迈之时，随手就能灭火于千里之外。那么，在六十多岁的盛壮之年，他会不会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西域河西某地，主持策划在洛阳武库放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上最盛大烟火呢？
在襄国石赵朝堂上略施小技，覆灭数百里外幽州大火时，他还特意用酒来施法(信不信当时就是没净水？信不信他还很从容地"过了很久"才笑告石虎自己确实厉害？)，这番操作，真地很有技巧。(用酒而不是用水去灭火，这是什么神操作？这欲盖弥彰的蛇足马脚漏洞，是否又太大了些？)
单就这次大展神通操作而论，襄国施法酒灭幽州大火，至少透露以下关键信息：
首先，佛图澄及其团队，对当时天气状况细节信息，有详细情报了解把控能力，有相关信息绝对掌控技术。
其次，他们有能力在较大城市内布局，同时在四座城门一起纵火。(四门起火，这火也太"自然"而"绝非人为"了。)
再次，从整起事件始未者，他们的势力能量，显然已能渗透整个后赵政权石虎朝廷的宫廷内外。
这样一个明显有人为痕迹、事涉军事重镇安防、非同小可的烧城事件，最后居然能被巧妙地演绎成佛图澄小施神通的展示，令人不寒而栗。
佛图澄及其背后团队，他们能轻松自如地周密布局数百里外大城纵火大阵仗，确实值得注意。也令人怀疑，他们本就是有过类似乃至更大纵火案经验的熟手。幽州这场戏，不过是他们照葫芦画瓢精益求精后又一次牛刀小式。
为展示自己千里外洒酒救火神通，甚至不惜在大城四门纵火。单以这种操作论，甚至可把佛图澄与后世那些暴恐头目等同起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极端主义宗教分子，向来都是这么胆大残忍而又精致。
当然，也必有痕迹。
那么，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有无可能正是这个纵火团队第一次试验这种酒水灭火的大型宗教表演时，搞砸了才发生地?
也许二十多年前洛阳武库事件，他们当时对具体风雨天气的气候细节，掌握还不够精准。对纵火規模、具体环节步骤，掌控也不周密细致准确。……于是，事件最终失控！
当然，更大可能则是，他们早就抓住了看准了当时西晋朝廷、中原武力最大弱点、死穴，蓄谋已久一击致命，就此开启了五胡乱华佛门登台的乱世。
6，佛图澄及其中亚胡人弟子，以及石勒石虎等后赵羯族政权骨干，他们所宣传信仰的佛教并非原生印度佛教，而是掺杂了大量中亚袄教拜火教成分，是由各种极端分子拼凑而成的变种佛教。
尤其是"拜火教"这名称，实在有必要关注。
此前，佛门虽然无太大进展，但毕竟在洛阳已有近三百年根基，已能渗透到河洛地区从宫廷到奴婢各个社会阶层。无论是人力储备、组织体系、物资准备，还是信息情报体系等等，都足以支撑佛图澄团队开展一场宗教表演或纵火阴谋。
佛图澄等人所组成团队，甚至只需对具体纵火有丰富经验就行。而这恰恰正是佛图澄等人具备的，有些技能还是他们独有的、特别擅长。
佛图澄等变种佛教拜火教徒，长期生活于严重干旱的中亚地域。他们对干旱、风雨气候等天气变化，比中原汉民显然有更强更灵敏感知。
此外，一些中亚地区猎手驯练金雕之类飞禽，已有数千年历史，经验丰富。这为他们远距离掌控情报传递信息提供了可靠保障。
早期猛火油等特殊物质的发明使用，也正是由中亚地区拜火教徒变种佛教徒率先采用。按有关史料记载，洛阳武库大火的发生与最后失控，恰恰正是与意外出现在现场的大量来历不明神秘火油有极大关联。
尤其是从相距仅仅二十来年后的那场幽州纵火灭火案例来看，佛图澄等人对具体细节能熟练操作，对于各环节有周密掌控，技术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当时最强。
总之，佛图澄等极端变种佛教拜火教徒，既有"开启乱世，为传播佛教拜火教创造更好环境条件"的明确目标强大动机驱动，也具备最充分作案条件。一些必须条件，他们独有而其它势力团队完全不具备。二十来年后的洒酒灭火幽州，表明他们是惯于此道的熟练老手。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他们是幕后策划与实际操作的最大嫌疑人。
7，虽然确实能找岀佛图澄等人作案明面上相互关联乃至足可形成锁链的证据。但在笔者内心里，因为始终难以排除某些极端道教势力、归降吴人中某些反晋复国势力……等等嫌疑，总觉得佛图澄或其它极端佛徒嫌疑或许应减小。
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大火发生时，距吴国归降不过十五年。当年吴主孙皓受降后表现还很硬气：亦虚此座以待。不比三十年前归降的蜀国刘禅：此间乐，不思蜀。
且吴国归降前已历三世，所谓"恩泽犹在"。归降才十五年被迫迁居洛阳的吴人，意图借司马氏内乱谋复国者，并不在少数。
比如，最突岀的孙秀（？~301年）。他是归降吴国宗室，信奉五斗米道。随赵王司马伦，工谄媚，擅书疏，颇得宠。一直为司马伦谋划，离间废太子，杀贾后，帮司马伦登帝位。玩权贪秽，睚眦必报。 他策划火烧武库大案，就既有动机也有能力。
佛图澄等羯胡族佛教徒拜火教徒即便作案动机目的鲜明、证据链条完整，也很难让人完全排除洛阳武库大火是由孙秀等人或其它势力所发动的嫌疑。
附：
1，僧法诚者，西域羯胡属，太康中入洛。嗜酒，每日但卧寺中。天久旱，诸寺观奉诏祈雨，皆无所应。寺中众僧以法诚率性任酒，数责之，如是十数日。
是日晨，愈热。法诚忽起，频呵役者，又告众僧：未时，将大雨。诸僧皆笑之，后乃验。
有异之者，以告张华。华云：是僧，吾知之。自西域来洛，步千里而足俱废。不良于行，每日但卧寺中。洛地寒湿，久之，腿寒疾。素日饮酒，乃稍瘥。天将雨，必大作，人不能堪。
2，僧法应者，佛图澄弟子属，善调鹰，常自言能千里视。勒每战，法应皆预告敌所在、兵将粮草大略，皆验。勒奇之，问右候。宾曰：诸地僧众，每有大事，书密信系鹰足。千里之外，旦夕能知。百里之内，无所不晓。
3，洛寺有长明灯，其油非寻常，胡僧多用之，或谓之西域猛油。
4，除开洛阳武库大火这个条件，赵王司马伦比明成祖朱棣有更充足条件完成夺位任务。
然而，成王败寇之下，谁还会花心思去对比分析、“发现"这些？
5，敦煌莫高窟323窟壁画佛图澄千里洒酒灭幽州火
(蓄有浓密长胡须的佛图澄，真实年龄或永远成谜)
《高僧传》原文
澄又尝与虎共升中堂。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二、明末天启六年王恭厂爆炸研究
1，明末王恭厂大爆炸事件中，现场死伤官员里，高中级官僚并不多。但是，当时的工部尚书、侍郎，却都赫然在死伤之列。
这个细节值得关注，它对于这起事件的起因及后果，均有关键提示作用。
王恭厂爆炸后，主持军器火药制造的高级技工人员、大匠匠头，以及底层技术员工、熟练杂役，当场被炸死的，经事后统计有名有姓者，数量就有几千。合家皆死，事后统计无名无姓者不知多少。一些生产制造工序，从匠头到底下杂役全死光。只有个别人(某位吴二?)，种种机缘(或另有别情?)苟活。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熟练生产人员百不存一，中高级技术人员也一时皆尽。
否则，轮不到有耶教背景的编外军火专家孙元化等人随即就闪亮粉墨登场。(明末清初的三顺王们反叛事件背后，真相又如何？再联系到明末辽东战场重要主持者袁崇焕的广东籍，清廷早期火器头目平南王裂土封疆于耶教基本盘广东。以及耶教在清代军火专家戴梓被杀案中的作用……等等，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可以说，王恭厂大爆炸直接造成明代火药火器生产体系彻底崩溃，这丝毫不是夸张。
万历三十三年的军火爆炸，就曾造成"地库储备一时皆尽"的严重后果。那时，被炸死的匠役不过数十百余，但已对此后军工生产以及军事战争产生重大影响。更何况王恭厂爆炸这种小型核爆能级？
2，明末王恭厂爆炸时，耶稣教于此前二十多年便早已进入北京，立足中国北方积极开展传教。洋教士所发展的早期中国本土耶教干将孙元化，万历中后期就在北京入教。天启初年时，他已成为工部主持军工设计、生产的中级官员。而耶教捧起的超级明星徐光启，当时甚至已进入大明朝堂大员行业。他们和其他一大批中上层文官武將，已对明末军事国防事务有极多极深入参与，也有较大权力可被当时耶教实际主持人士利用来布局安排，事后还能提供有力庇护有效遮掩。
在军火技术上略有领先的耶教精英，完全可以自己置身于事外，布局操纵利用底层信徒制造这起大案。从技术上言，难度不大。
他们制造这起大案，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让明代中国陷入分裂混乱争斗。他们才能从中混水摸鱼，为快速推进耶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明末清初时的耶教人士，既有当时中国人所没有的全球眼光格局，又已见识过乃至手里就掌控着相对更先进近代军火武器。但是，他们仍需要彻底摧毁明代中国人军工火器生产体系，才能为红夷大炮闪亮登场，打开并垄断中国近代军火市场提供条件。
3，王恭厂爆炸案，很可能为利玛窦继任者龙华民(及金尼阁、阳玛诺等人所组团队)所策划。
龙华民等人明末清初时期在中国人生轨迹，与当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神奇巧合，甚至可谓行踪诡异。
王恭厂爆炸发生前，他一直在北京。深宫内廷、朝野文官、乃至军队的中上层人物及其内眷，均有不少教徒被发展吸纳。
王恭厂爆炸后，他便迁驻西安，又适逢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然后，他转向济南并长期驻留山东。同年就发生了登莱叛乱，三顺王叛明降清。当时主政登莱的天主教徒孙元化在系列事变中，各种举措匪夷所思。
就龙华民等人行踪论，可说是哪里有足以影响改变格局的大事件大乱子发生，龙华民等人一定离现场不远。虽然明末本是乱世，到哪里都可能碰上大事件。但同等性质、后果、影响力的大事件，毕竟有限。而巧合太多，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在其中的作为。
他们也许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终究会有痕迹。
他们在此期间踪迹列举:
1613年，龙华民派金尼阁赴欧洲。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难爆发。
龙华民闻讯，回北京设法缓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奋力保教，但未能阻止教难。最终，耶稣会士被明廷命令从各地驱逐出境，仅少数获免。之后，除南京外，教难逐渐平静。
同年，后金政权建立。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正式反明。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大败。
1620年，万历帝驾崩，泰昌帝即位一月后又驾崩，天启帝即位。
天启帝接受奏请，召回被驱逐传教士。旨在利用西洋人以新法练兵抵御满州入侵。
龙华民与阳玛诺进北京，去兵部报到。后又声称对练兵不感兴趣，重归教区传教。此后，龙华民忙于培育新教友，开辟新教区。
1622年，天启二年，教案再起，有教徒殉教。(注：“殉教"一旦发生，既预示矛盾激化，也导致立场态度、应对手段方式都改变。毕竟死都不怕，漠视生命，何事不可为?)
这次教案在徐光启、李之藻等努力奔走后很快获解。同时，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安排下，大批底层天主教徒进入明末军工生产体系渗透参与明代军火生产。
1626年，天启六年端午后。明代最主要火药制造机构及军火军储仓库王恭厂爆炸，明代军火生产体系从此整体瘫痪。
工部尚书、侍郎等受伤，去职。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掌控明代工部军火生产。
1627年，天启七年，龙华民赴西安传教。
同年，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1629年，崇祯二年，龙华民迁驻济南，从此长驻山东。
同年，满清皇太极避开袁崇焕耗费巨额"三饷"营造的宁锦防线，从喜峰口入关。绕道千里大掠关内，北直京师震动，八旗兵锋直至山东济南而止。广东籍辽东督师袁崇焕，以通虏大罪被诛或被冤杀，明辽东战场几近彻底崩坏。
同年，天主教徒孙元化巡抚登莱，登莱发生叛乱。明末一批最火器官兵以三顺王为首，正式叛明降清。满清在军事战场上，缩小了与明军火器作战上的技术差距，甚至从此具有了火器作战方面的对等均势。
4，王恭厂爆炸前，明军早已有萨尔浒大败。在辽东战场已屡战屡败、大量府镇州县早已丢失。
王恭厂爆炸对于明亡清兴大局的影响还能有多大？
也许，仍然要站得更高、要有更广阔视野，才能观察得更清楚。
王恭厂爆炸前，明王朝在关外辽东战场确实已有诸多失利似乎几近崩坏，但整体而论，局面其实并不严重。
王恭厂爆炸前，明廷在关外辽东面对的局面形势，与宋代方腊初起时席卷东南几十个府州县，性质大体等同。与万历三大征时期，每次都是当地官方武装先吃一场大败，丢掉大量州县军镇，性质也大体等同。
在当时明廷朝野多数人认知中，这只是叛逆反贼初起时攻势旺盛，而地方军队朽烂防守不力屡见叛降的基本套路操作而已。一旦朝廷真正重视起来，正规大军通常很快便可扑灭反叛。
事实上，萨尔浒战役后，王恭厂爆炸前，明朝辽东战场在孙承宗等人努力下，就已有极大缓解。
严格来说，杨镐、熊廷弼、孙承宗直至袁崇焕，主要都依赖蓟辽辽东军镇越来越有限原有力量，文臣宦官带粮草军需督阵就地征兵调将。 真正举国调兵遣将，洪承畴松山之役才是。
战略上言，直至崇祯早中期，大明王朝对辽东建虏仍是攻剿战略，是三年五年还是更多几年才平辽。
然而，王恭厂爆炸了，明朝中枢又经历了史上罕见的七年换四帝、内廷内阁为首的大批不同派系文官将帅走马灯换人、决策中枢乱套，上述多数人的战略认知也就只能落空。
无论是盛壮年泰昌帝还是青少年天启帝，但凡多活几年而不是即位一月、七年就死，决策中枢能维持最低限度基本稳定。王恭厂没爆炸，军备充足的明军退到战线已不是过长的宁锦战场，打出一场消耗战乃至歼灭战。从而遏止住辽东建虏上升扩张势头，稳住辽东乃至逐步削平建虏收复辽东，这类战略构想并非难以达成。
然而，王恭厂爆炸导致明王朝军备军储一扫光。这一严峻后果从军事技术上，客观上就让上述战略构想不具备可行性。
而同时期明王朝决策中枢又因为七年内换四帝，彻底大乱套。更从政治上使得明廷的辽东战略混乱不堪。
5，明代耶稣会士正式进京不过是公元1600年前后，距王恭厂大爆炸仅二三十年。甚至他们随大航海时代潮流东来中国，也不过几十年百来年时间。他们在中国的根基浅薄而非深入牢固，远非汉魏以来到晋代时佛教已东传两三百年的情形。他们当时就敢就能够做下如此大案？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具备么？
当时距离天主教信徒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开创史上最大战争奇迹并不久远。皮萨罗仅用一个连队兵力就征服了消灭了另一个地域广大千万人口文明悠久的富饶帝国。这样的"神迹"及其带来的财富权力，足以驱使鼓舞其它宗教信徒们纷纷效仿，奔赴世界各地疯狂冒险。
当然，在遍布东厂锦衣卫严密管控下的大明王朝统治中心，在天子脚下制造王恭厂大爆炸事件，操作难度毕竟还是大了些，至少远超岀常人想象。
然而，罗马教会从来就不是单纯宗教团体，而是早已涵盖宗教教堂教士、世俗政权教廷宗裁所、资本商团、骑士团军事组织的混合集团。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开启西方殖民全球时代以来，耶稣会士们团队更是殖民开拓的先锋队探险队。
利玛窦等罗马传教士，从中国澳门广东一路北上经过南直江浙到北京，他们看到了什么？怎么想？
他们看到了一个远超西方任何一个近代萌芽小城小国规模丶人口众多富裕繁华统一强大的庞大帝国。纺织工场、铁器工场、商业都超过西欧总和，东南地区中下层社会识字率、文教发达文明开化程度远超欧洲，对西方新科技知识开放吸纳能力惊人。规模庞大的东南海盗海船纵横东南洋，西班牙荷兰殖民先锋与之相比，也全都无法占据上风优势。
到北京后，他们又看到一个万余人、数万人规模的庞大近代军工生产体系，一支火器装备比例不输西欧各国的数十万兵将组成的庞大军队，一座超百万人口巨大城市。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不在一个量级。
对这些有新全球视野的开拓者来说，这一切都会让他们极其震惊乃至恐惧。
这根本不是哥伦布、皮萨罗们遭遇过的，新大陆印第安土著、千万人口印加帝国，见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视为神灵跪拜的开局模式！
他们唯一庆幸的是，当时这些中国人对他们真正目的一无所知，对新全球时代一无所知。很多人对他们十分友好，乐于交往交流。
当他们发现有机会一击致命，毁掉这个上帝子民们西方各国潜在可怕对手、亿计人口异教徒的庞大帝国时，他们会怎么做？
尤其是这个帝国大多数人对这潜在致命一击、最大死穴尚末足够重视，还不知其真正价值份量，还忙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朝野纷争没完没了之时？
他们会帮这个帝国一把，努力把它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让它从此更加不可战胜？大明帝国转危为安后，就会从此感恩他们的努力帮助而敞开对上帝使徒的怀抱？
金尼阁1613年罗马汇报之行，1621年带新指令重返中国，背后究竟有没有，有什么秘档？五年之后，就发生了王恭厂爆炸。真地是巧合？
6，明末天启六年时，朱由校已然坐稳。经过数年党争，朝局也渐安定。辽东战场经孙承宗等努力，也稳住了。后金势力远在关外，伸不进北京。陕北三边灾情严重，但发酵犹需时日，民变尚末爆发。
北京城内，既具有全球大视野和殖民狂徒冒险狼子野心，敢于、能够敌视明廷，又具备人财物条件和组织动员能力。具有从战略高度看待火药军工技术体系眼光，能下决心策划炸毁火药局的，甚至就只剩有几年内两蒙"教难"，曾被明廷诏令完全驱逐的耶教势力。
这些耶教冒险家们，还受到几十年前皮萨罗"神迹"式成功经验鼓舞，完全可能学习效仿。
可以说，排除自然天灾，在天启六年能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几乎非他们莫属。

三、洛阳武库大火与王恭厂爆炸比较研究。
1，两次事件如果不是自然因素偶然天灾所致，而是人为所致，那么就只会是某个势力单方面所为。
因为近四百年来、一千七百多年来，两次事件都没有一点策划者信息被记录或流传出来。如果如此重大事件是某某双方，乃至某某某等多方合作策划发动，在中古时代，根本做不到这样完全地锁死信息。
能做到将相关信息在超长时期内都彻底掩盖住锁死，也还说明这个单方面势力有超强内部控制能力和对外保密锁死信息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在中古时代，恰恰又正是宗教型团队才具备乃至独有。
那么，这两次大事件，有无可能是本土道教参与其中？
毕竟，炼丹药的道教徒才是地球上全世界里玩火药先锋。
三国魏晋五胡乱华时代，同样也正是道教兴盛鼎盛时期。道教徒深度参与上层统治阶层各种勾心斗角搅动朝局政局，广泛掀动底层改天换地。其狂热性，比起早期极端变种佛教徒来，不遑多让。
明代同样也是道教发展史上最后一个巅峰时期。嘉靖皇帝更是历史上罕有的道君皇帝，壬寅宫变、卫辉行宫火灾、明代历次宫殿火灾，都能找到道教徒隐现其中的痕迹。
当然，在这两大历史事变发生前后，道教恰恰都处在低潮期。事件发生后，道教获利也不大明显。尤其是王恭厂爆炸后，几乎没见到道教有何作为。
洛阳武库大火后，道教虽然进入兴旺期，但远不如佛门那样光芒万丈。
对于佛教与耶教而言，做下这种大案，虽然当时就造成死伤无数，亿万生灵更是从此深陷战乱长达数十数百年。但它们始终还有一个更直接理由:反正死的都是异教徒！
挑起制造杀戮的罪恶虽然似乎有违它们的所谓"教义"，但它们并没有因此承受太大心理负担。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个特点乃至心理“优势"，恰恰本土道教不具备。
对于本土道教而言，即便有一些极端狂热教徒在技术上或许具备某些作案能力，但毕竟要针对千百万本土民众群体，与道教教义又过于不容，心理上恐怕更加难以逾越。
2，对于东汉三国魏晋时代的佛教而言，各方世俗权力争斗的结局，究竟是胡主中原还是汉人主宰天下，其实都并无实质区别。只有是否更有利于佛教传播，那才是他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
同样，对明末清初时代的西洋耶教而言，关内关内朝堂民间各方世俗权力争夺的结果，究竟最后是由鞑靼主宰中国还是大明国继续统治，其实也并无区别。关键只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天主教士传播主的福音。
从技术上来说，晋代佛教徒与明末天主教徒，在各自所处时代分别做了两件影响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在当时都是具有操作可行性地。
西晋武库大火后，从大黄弩、连弩车等重要武备不再见于史书来看，当时很可能连武器生产工坊、工匠、工具、技术图纸之类都一并烧掉了。换言之，汉民族的整个军工后勤体系当时也崩溃了。
明末王恭厂安民厂炸后，同样不仅是军备军储一扫而空，当时的军工火器生产体系也基本毁灭。
明清两时代，倘若一直有类似于王恭厂的军工军火人才物资生产体系完好无缺，还会那么看重红夷炮，不得不容许引进耶教吗？
往更远了说，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原武备始终都是强于周边蛮夷。哪怕是春秋战国、王莽之乱、东汉末年大乱，周边蛮夷始终无能为力，很难进入中原区域。
洛阳武库大火之后，局势才彻底改变。
洛阳武库大火，甚至可以说是华夏文明史上千年末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环节。
同样，王恭厂爆炸之前，汉唐宋明在对外交往方面，从来都是中华上国之姿。地理大发现，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王恭厂爆炸后，中国火器军事生产体系完全崩溃，这才是中国军事技术彻底落后于西方的根由。 王恭厂损失的不仅是武器弹药，而且是整个生产体系。借机取明而代之的满清，更是以落后野蛮代替先进文明，他们重新将骑射为业的八旗精骑当作政权生存立足的根本，中国的科技树再次被拐歪，这才造成中国从此彻底落后西方。
因此，将王恭厂爆炸看作是中国近千年末有之变局的源头，也并不为过。
两次大事变，都是让胡人骑射从被压制状态按地摩擦后又满血复活。让中国的科技树一再彻底歪向胡骑骑射。
两次大事变后，两大胡教洋夷教也才借机打破儒家独尊与宋明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真正在中国立住了脚开始广泛传播。
3，将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大爆炸事件并列而观，放在华夏文明数千年发展史里，从全局角度去考量，把它们视为改变华夏文明科技、军事、宗教文化、政治等等发展历史进程的大事变，是否有点言过其实？是否有点儿"武器装备决定论"的思维不合理不科学倾向？
分析一场战斗、战役乃至战争，装备决定论的观察，确实总是会显得有失偏颇、片面。
但装备决定论也有量变与质变的区别。质变性质的尤其是洛阳武库大火式毁灭性打击式的装备决定论，当然有其成立的价值与意义。
洛阳武库大火前后，中国范围内各主要势力之间的军事战争形态、规模、作战方式、装备技术水平，尤其是汉胡华夷之间整体的军事力量格局对比，都有了根本性改变。它确实导致了当时华夏文明的千年末有之变局。
这样的武器装备突发事件，就不能如通常情形，仅仅被视作一个战术性质的变量因子。而是必须被视为质变性质的战略性质的巨变因素。
王恭厂爆炸如果考虑到明代军火生产体系的破坏乃至瘫痪崩溃，同样不可以等闲变量视之，而是战略格局性质的变化。
当然，王恭厂大爆炸声势虽更惊人堪比小型核爆炸，但在性质权重上，其质变程度远不及洛阳武库大火来得严重。
这两次特大历史偶发事变，一者长期以来被史书史学家们尽量淡化到无形，一者被各类野史小说家们变成各种玄幻色彩怪谈历史之迷？
说到底，历史发展如果是这种"偶然性"事件在起着重大作用，那各种大儒专家哲人们不辞辛苦去总结历史经验、规律，还有什么意义？
不同程度各类历史决定论岂非建在沙塔之上？
归根到底，这种历史偶然事件居然成了决定性环节，让习惯了读史可以知兴替，惯于将分析政治得失作为重头戏码的史学家也罢，普通人也好，实在难以接受。
人们更能接受的通常认知是，五胡乱华源起于八王之乱等等这样那样的因素，洛阳武库大火的影响没那么大。同样，王恭厂爆炸对于明末局势的影响，相较而言，权重就更小了。
4，历史上，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收天下兵铸为铜人；元朝灭夏金宋一统中国后，收天下兵器至老百姓几户共用一把菜刀；西晋司马氏篡魏灭蜀降吴统一天下后，也收天下兵器入洛阳武库。
长期战乱后建立的这三大王朝，在统一天下后，都采取了极端武器管制措施。然而，就是这种相似政策背景下，反而是一旦条件成熟，散乱无组织的民众立刻就能遍地烽火蚁賊蜂拥而起，最终也都成功推翻这三大王朝。
中国历史上唯二成功的秦末、元末两次农民起义，都是如此。
而汉晋时代的五胡，在当时更都是比汉族农民更低等的奴隶阶级。他们一旦反叛，也成功反杀。
五胡乱华如果撇开民族矛盾背景，与秦末六国遗存贵族游侠小吏们带头起义，其实没什么区别。秦失其鹿，六国遗民群雄共逐。晋失其鹿，五胡共逐。
极端武器管制之下，民众与政权之间力量悬殊更大。手持利器的统治者，横征暴敛更普遍更深入更无所故忌更随心所欲，腐化堕落也更迅速更惊人。
于是，一旦条件成熟，反抗也更普遍更激烈更摧枯拉朽。
5，历史不可假设，不能说没有1622年的耶稣教案，就没有1626年的王恭厂大爆炸。但十六七世纪的世纪之交，发生于中国境内的几次耶稣教案事件，很大程度上使得天主教士们改变了对于明廷的过往基本立场态度。他们甚至极大概率正是因此而决意策划制造了王恭厂爆炸。此后，耶教更是明显采取了各种扶清乱明灭明的多管齐下战略大转变。这些都极大影响乃至根本改变了明末清初中国境内各主要势力的原有基本军事格局，极大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放在全球背景大格局中观察，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在十七世纪来临时，在大航海时代已成全球根本新态势下，耶稣教势力这次冒险突击与后来各种扶清乱明灭明战略转向，影响更是致命地，直接关系决定谁兴孰亡。甚至可以说，明亡清兴，真正转折点其实就在于1622年及此前的耶稣教案导致一些天主教士铤而走险策划了王恭厂爆炸。
所谓大潮之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大格局根本形势改变了，华夏已然被动卷入了全球化初期浪潮。数千年内一直相对封闭，主要以内生逻缉缓慢发展演进的华夏文明，从此内在诸因素逐渐不再是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
地理大发现之后，迅速攫取到全球全人类文明发展主导优势，日渐取得人类近代文明中心地位的西洋文明，已经开始试图影响、逐渐渗透控驱、进而主导改写华夏文明进程。也可以说，这一历史过程是以1626年王恭厂大爆炸为正式起点。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本来既面临内部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带来的各种挑战，又有击退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文明扩张的严峻现实任务。在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少数冒险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据点。象皮萨罗那样一个连队征服一个帝国的奇迹，固然能激励殖民者疯狂冒险，但终究是不可复制再现的偶然事件。
时代大潮下，有全球眼光新时代战略格局视野的耶稣会士们，冒险在大明帝国内策划制造王恭厂爆炸，进而多管齐下借助特殊时势，广泛深度参与并最终摧毁了一个强大帝国。站在西方文明立场角度观察这次冒险，它大大拖延了华夏文明发展前进步伐，改变了历史进程。甚至从根本上铲除了一个潜在可怕对手，为西方率先进入近现代文明时代奠定了根基。他们创下的这一历史"奇迹""成就”，与皮萨罗毁灭印加帝国相比，不遑多让。
王恭厂大爆炸摧毁了中国类近代军工体系。此后，中国陷入长期战乱，最终沦为满清八旗铁骑统治之下。明末繁华转瞬即逝，中国历史进程再次陷入传统农业社会治乱循环低增长缓恢复慢发展旧模式，中国也在近代化道路上被西方越甩越远。
站在华夏文明立场角度观察，中西文明的碰撞纠缠对比，从王恭厂爆炸发生时起，就正式奠定西方文明牢牢掌控主动的大格局。这一格局此后三百年内一直沿着这种基本态势不断延伸发展，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操于西洋文明之手。对于这一格局态势，华夏文明甚至长期都整体处于蒙昧状态对此无所感知，到了近代更由于彼此差距已然过大，只能被动承受落后挨打，一再被侵犯掠夺。  
当然，即便三百年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了北京，达到了这一历史进程顶点，但西方殖民者依旧感叹无法完全占领彻底征服统治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何况三百年前耶稣会士们这样一支殖民开拓先锋队？能制造岀王恭厂大爆炸，已经是其极限。
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洋文明一度几乎彻底征服控制了除中国之外地球其它所有文明区域，但却始终未能完全掌控征服中国。即便西洋文明对华夏文明的控驱达到顶点时，中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内生生机。
反倒是达到顶点仅仅十多年后，西洋文明影响控制主导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三百年大格局，就迅速陷入了崩溃走向终结。三百年中西文明碰撞纠缠历史上客观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导，迅速崩溃于一战西洋文明内乱，彻底解体于中国加入联盟共同赢得二战。
此后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建立，华夏文明逐渐复兴、开启融入后主导全面全球化新进程。
后记：
一、这篇文字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事件对中古华夏文明历史进程的作用影响。文章将其定位为影响造就中古时代两次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这大约有悖于很多人习惯认知。
其二是分析研究寻找乃至"发现"了两次大事件的发起者嫌疑者。它们有很多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它们在过去都几乎从未进入过相关历史研究者的观察视野。
这自然又有故作新奇之论嫌疑。
且两次事件距今时隔久远，短则近四百年前，远则一千七百多年前，证据几乎无从寻找。文章提到的中古宗教名人团队乃至史上有名高僧圣徒，数百千年来无人怀疑他们与两次事件有牵涉。文章却把他们当作暴恐性质大事件作案嫌犯，自然是难以找到证据自圆其说，也会引来耻笑批评甚至愤慨讨伐。
虽然即便没有摊上洛阳武库大火，佛图澄恐怕也难逃纵火幽州欺世盗名的真相被揭发。但耶稣会士们与王恭厂事件的关联，还是太过于踪迹渺渺了。
大火大爆炸，它们本身就有销毁消灭绝大多数证据的自带功能。即便是当代最强国家参与、大量现代顶尖高科技协助，对于极端宗教暴恐分子作案，仍然是事前难以预防。事后大多也只有待其发表作案声明，才能知晓元凶。
当然，这也恰恰是它们成为最大嫌疑的最有力理由。其它势力做下此等大事业，不会如此神秘，神不知鬼不觉，几百年千多年都无人察觉。除非自承负责自揭谜底，外界永难知其真相，这样的情形，只有极端宗教暴恐才向来如此大多如此，通常也只有他们能够办到。他们既惯于神神秘秘，也擅长于神神秘秘。
二，发覆历史真相，需要更换观察角度、打破思维定式
鸦片战争以来，西洋船坚炮利"文明先进"打破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骄傲自大。五胡乱华之后，汉人"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狂妄"，也一扫而光。但是，这两次沉重打击，也让当时一些人养成了凡事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毛病越找越多的良好谦虚习惯。直至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除了仰望"强者"跪下臣服，他们看不到一点岀路。这个好习惯，现在有些人仍然保持着。
这并非是总把失败原因推给失败者之外的其它人、别人。
失败者能推掉自己的责任、缺陷、错误吗？很难。
千万年来，总把原因推给别人，那恰恰是强者的权利，如当今的美帝。把失败者的原因全都推给失败者自己，他们什么都是错的，这确实很容易。这也是胜利者获利者历史书写者们的惯例，成王败寇而已。
总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失败者自己也是更常见更容易的，因为那是弱者的无奈选项。
五胡乱华之后，胡骑纵横中原胡教遍布中国几百年数千年，胜利者早就把华夏汉族失败原因死死钉入华夏自身灵魂。以至于历史上，一些善于寻找自身毛病，越找越多几近自虐的聪明人，如状元秦桧，见胡骑即跪。智慧生命的本能，让他们自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夏文明天然就该自信。然而，面对山沟里钻岀的落后野蛮凶兽，他们自动放弃了智慧，甚至把智慧用在批判自身而不是野兽们身上。
汉魏西晋时代，佛教徒是一批拥有"世界"眼光、有着智慧文化自信骄傲、有着宗教徒特有的狂热的开拓者。这一特征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如岀一辙。
而西晋的中国人、明末中国人，与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印加帝国人相似，他们对这些外来者一无所知、知之不多不深。
明末中国曾有最好的率先进入近代文明机会，但这个"机会"掌握在耶稣会士们手中。他们阴掉了中国人的机会，还把原因留给中国人自己。
隆庆时已经开边开海，大方向已经基本正确。嘉靖以来历次抗倭防虏，已让明朝高度重视火器军工生产、战场应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人材已为明军积累了丰富的火器作战经验。
大一统王朝只要方向正确，发展跃进速度远非碎片化西欧可比。现代中国重新一统后，四十年七十年就走完西方三百年历程。
中国不是没有机会，但这机会大概率是被一群有"世界"“全球"眼光的殖民者开拓先锋阴掉了。
当人们还在继续寻找自身原因毛病时，胜利者获利方的眼光格局冒险精神(这些也恰是许多人惯常赞扬敬佩仰望的)让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击溃打垮中国的要害死穴。精确定位精准打击，一击毙命。小成本获取巨额回报。这是他们共同的手段方式。皮萨罗绑架斩首印加皇帝，佛图澄火烧武库，耶稣会士炸掉王恭厂，如岀一辙。
就是这么简单直捷有效。

本文着重点是将两次事件的历史作用影响后果从角落尘埃里提取岀来，而非探究真凶是谁。事隔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找到真凶又如何？还能把死人拉出来过堂？
把自己代入西晋时佛图澄、明末天启六年时耶稣会士，当时他们面对太康盛世、朱明整体形势逐步企稳，如何破局入场？这才是有"世界胸怀全球眼光“的开拓者胜利方当时的所想所为。
所谓用全球眼光、世界格局睁眼看世界、放开胸怀，不仅是要学一点西方"先进文明”，用它来比较观察研究自己自身的种种落后封闭，找差距不足。还要代入当时拥有全球眼光的开拓者，想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
否则就永远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跟在别人后面"象我者死"而已。甚至还常被"老师"亲自岀手教训或借刀杀人打伤打残打死、不许学。不可能真正做到"学我者生"更不可能青岀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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