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古帝王主流行为模式
上古帝王，活动地域较广，流动性极大，而非后世大多困于王都王宫。他们的主要统治方式、行为模式，更近似于游牧民族的宫帐、捺钵、巡狩制度，在华夏文明的几个地区性中心区域来回走动。主要事功发生区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宗教祭祀中心、生地、葬地、婚姻地、子嗣封地……常常彼此全都悬隔百千乃至万里，甚至没有一个相同。
帝尧生于某地，即位于另外某地，娶妻于又一地，子孙封地又在另另一地，祭天于某地，祭祖、祭母又在这里、那里。他巡狩到历山，觉得舜不错，带身边。一起到了“三星堆"(或另外某处)，又觉得鲧可用，带到某地，又让他治水。又到了哪哪，让帝舜处理某事，与帝舜分开。然后帝尧死在某地，群臣又跑帝舜那里拥舜即位。
若习惯性地按后世帝王生老病死、一生活动、王朝政治经济祭祀中心，全集于王都王宫，按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模式思考，很难理解这种各种分权分离前封建模式。
上古帝王大多还比较长寿(原因见笔者《上古帝王寿命问题》文)，这也更加令他们的行踪、功业，大不同于后世更常见的那些既短命又困于宫城皇城都城帝王们。
上古帝王主流行为模式，近于耶律洪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这些人，比他们更长寿，统治方式与地方关系，更"联盟联邦邦联独联体欧盟上合组织化“、更"和平仁爱、亲民民主、尊重地方权利认同分权”。
上古帝王，更近似终身的联合国秘书长、欧盟独联体乃至终身与轮值结合的上合组织轮值国主席。

二，上古帝王寿命问题
中国古人寿命问题，可说算是个历史谜题集。而上古帝王寿命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岀的历史谜题。
史料记载的诸多上古帝王，寿命都超长。不但远超当时普通人、后世普通人、后世帝王，脱离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较之于今天现代生产力水准现代医疗科技条件下的平均寿命，也高出一大截。
对这个问题，历来的解读有几种：其一，上古帝王生平寿命多系传说，无当时实际文字书史、也少考古尸骨实物证明。口耳代代传说，就难免失真夸大神化。
其二，上古帝王多系部落联盟或邦国首领，未必是同一人，只有一人。很可能是一个部落几个几代首领共用一个帝号。尧帝、舜帝、禹帝，可能是三个强盛部落分别主掌部落联盟邦国的不同时期，而并非三个具体帝王个人。
其三，一些古代方术、上古医家文献资料中，讨论过上古帝王长寿问题。它们认为上古帝王之所以长寿，是他们讲究养生有道，当时医药高效医术手段高超。
这三种解读，前两种解读实际上否定了上古帝王的长寿。后一种解释现代人以科学体系去观察，又显然过于牵强。
那么，上古帝王实际寿命，就真地不可能会那么长寿吗？
简单而言，上古之帝王比上古普通人寿命更长，这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接受。
但限于当时生产力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条件，他们寿命再长也应有合理限度。动辄八九十岁，一百几十岁，还是让人难以理解。
上古帝王为何往往比后世帝王更长寿？  
首先，上古之时与后世的继承制度不同，也没有后世后宫制度。 夏商周之后，尤其是周礼嫡长继承制、封建制度确立后，帝王广立后宫以求多子多福成为制度强制性需求。这让后世帝王大多沦为生育工具机器，也极大降低帝王寿命。
上古帝王选择继承者，不是父子兄弟相承择优，更不是嫡长盲碰。而是巡狩天下时，从部落邦国中选择生活习惯道德操守优良才能俱佳之人。而这些侯选人大多身心健康超常人，也就更大概率具备长寿基因。
其次，上古之时，仍是木石陶器为主。重金属用于饮食餐具极少，上古帝王因饮食而重金属中毒概率减少。  
这一时期，即便统治寄生阶级，也距离普通民众不远，事务繁多，尚未腐朽到醉生梦死成为日常。修仙炼丹之类也尚未发育，砷汞中毒机率极低。  
此外，这一时期地广人稀，人类主要还是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博斗，与人奋斗尚不严重。宫廷争斗、战争叛乱乃至瘟疫重疾等等对于帝王生命寿命的威胁，都比较后世帝王发生概率更少。  
这一时期文字初创，教化远未发展。民风尚淳朴，阴谋诡计还用不上太多，精神焦虑症候较少。  
这一时期，糖、油、盐均属罕有尚未广普，即便帝王，也难以多糖重盐重油，饮食大多清淡，也较卫生。
所以，上古普通人因为要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寿命或许不长。但上古帝王们则脱离了这些"低端"生活方式，可以饮食不愁、衣食整洁、不务繁劳，也就具有了长寿的基础条件。
同时，他们相比后世帝王而言，又缺少各种必须作死、自作孽的制度强制、现实条件。权责有限劳心劳力压力较小，反而具有比后世帝王更长寿的各种现实基础条件。
综上所言，上古帝王寿命八九十岁，乃至过百岁，也未必全无可能，未必尽是代代传说拼凑夸大、虚构。

帝尧：比萧衍、赵构、弘历这些货长寿，还需要什么理由?

舜帝：老丈人，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要一次送俩？

三，夏代商代早中期，尤其是夏代之前的上古考古，应该注意上古帝王有别于后世的这两个重要特点。

比如，三星堆与濮阳酉水坡，可能都与帝高阳颛顼相关，一者是"绝地天通"祭祀宗教改革发生地，一者是葬地。

三星堆的几个挖掘坑，排列大致呈北斗七星状。这一特色，同期或更早期墓葬中，似乎只有河南濮阳酉水坡颛顼(?)蚌龙虎墓中存在类似特征。
三星堆与酉水坡均发掘于86年∽87年，墓葬岀土文物、文化符号与祭祀、天文星相方向的关联更加密切。而86∽87年天文学上是有大事件的，既有哈雷慧星周期回归的周期性事件，还有所谓超新星大爆炸的偶然性(?)更大事件。
这种相互关联神秘色彩比较重，不太符合"科学"客观范畴，可能只是时间上的纯属巧合。但也值得注意。

古文献资料中，古蜀文明与帝高阳、颛顼这一支系关联较多。
帝颛顼最有名的事功，就是"绝地天通"。
所谓"绝地天通"，就是一次上古时代祭祀宗教根本改革。将各地方文明区域的巫教、多神信仰自然崇拜，改变为一神教、祖宗祭祀、统一集中教权等等。
对于地方区域传统巫师多神信仰自然神教而言，这就是让他们被"绝地天通"了。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铜人、“外星"造型……很可能是"绝地天通“教权统一后，确立统一祭祀树立新的宗教信仰时，所创制采用的仪制礼器。(帝颛顼时，可能主要是用玉、陶造型，夏商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支庶后裔后世“教宗"们，才逐渐用青铜代替)。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河南安阳及濮阳酉水坡一带夏商时代同期或更早期文物，有许多相关类似文化联系。不少文物，与"绝地天通"这类祭祀宗教大变革，关系更大。(而不是与军事战争、帝王首领墓葬相关联)。
屈原《离骚》自陈楚人帝高阳之苗裔。三星堆在地域特征上，除了与夏禹帝之岀生地北川禹里较近，与楚文明在地域上也是可关联的。太阳鸟金箔图形，与楚文化核心之凤凰、殷商之天命玄鸟，也或许似有关联。
综上，三星堆文化特征，或与帝颛顼一系关联颇多。
分析考察上古之文明时，人们常常被相关文化符号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特征弄得迷茫。夏禹帝之踪迹，遍布大河大江上中下游、名山大川，让人不能不疑其附会牵强。更早的三皇五帝，就似乎更是只有传说近似神话了。
三星堆、酉水坡与帝颛顼之文化关联，似是而难定。地域上更大山大江大河几千里之遥，重重险阻悬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两者彼此相关联。没有文字，实在让人头痛。但结合上古帝王的活动、寿命特点，也就不再难以理解了。
四，靡不有初，唯我有终。

近代考古学传入后，周代之前的历史，夏商时代一直被人疑古。殷墟甲骨文之后，商代之前的历史至今仍颇受质疑。夏代之前，年代与世系，几乎全赖口头传说，文献资料极少，成为"神话“时代。

夏代城址已发掘不少，但因为无文少典，至今难以厘清。夏代之前，更不用说了。三皇五帝尧舜禹，只能作为传说乃至神话参考。其原因尤其在于两个方面：上古帝王大多长寿，有悖基于当时生活水准医疗卫生水准岀发的理性逻辑推断；上古帝王活动轨迹过于地域广阔，也有悖基于当时交通状况生产力水准的合理推断。

然而，这两个最大疑点，其实只是近现代学人思考分析上自陷思维窠臼所致。把相关文献资料与古代若干类似的前王政时代部落文明对比综合分析，这些所谓的疑点反而正是大概率真实事件。也是华夏文明赖以立足于世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基本上来说，2100BC之前∽3000BC的考古，都要考虑上古帝王巡狩制度模式产生的影响。两个几个文化遗址岀现众多类似文化特征时，要考虑它们这些相似特征是某一位帝王巡狩所致的结果。 可考虑据文献资料规划各上古帝王活动轨迹，与城邦部落遗址文明考古文化传播交流轨迹对应比较，再根据年代先后，综合分析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内部各支系起源与交流互动情形。

中华文明内部各支系交流，先天就较少战争冲突，而更多相互交流融合和平，很早就多源并起而又趋向中心统一。这一特征与中华文明特殊地理结构、特定婚姻宗法祭祀文化等先天后天主客观条件有更大关系，也构成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绝最重要最突出特点。与中亚南亚北非西方美洲古代文明，有明显差别。 上古帝王巡狩制度及选贤任能禅让传承机制，以及因此有更高比例长寿帝王主持事务，华夏文明发展进程在其萌芽期得以能稳定持久和平融合式推进，其意义影响重大而深远。恰恰是塑造华夏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独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们既因于独特地理、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本身又成为华夏文明独特性重要源起。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而华夏文明能成就人类史上唯一延继五千年之独特文明，成为唯一"有终“之"鲜"，正在于华夏文明之"初"，从一开始就有各种独特性与众不同。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长河中不断发挥着各种影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唯一性。
--
FROM 36.6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