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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眼药水推销员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那年，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了北京，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正沉迷于拓本研究，那篇石破天惊的《狂人日记》尚在沉睡，日后常来蹭书看的郭沫若还在东渡学医。
内山书店诞生的原因有二，完造和妻子都信教，想在上海代销《圣经》等宗教书籍，再则他常年出差，得给妻子找点事儿做，“开个副业，万一眼药水的生意不好做了，也不至于流落街头。”
于是，1917年夏天，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11号，多了一家袖珍书店。说是书店，店面就是内山家二楼的一个玄关，没有书架，百十来本书刊随意摆在柜橱上，来看书的多是在上海的日本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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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公共租界，内山书店不受当局的管辖，而受到各方监管的左翼书籍在店里也能买到，渐渐地，来看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1922年，内山把弄口的两幢巷堂打通，搬来七八张沙发围着一张小桌子，看书累了的顾客可以坐下来喝茶、聊天，久而久之，这里成了书店的“漫谈席”，中日两国的文化人物慕名前来，“内山漫谈会”成了上海重要的文化活动。
漫谈会没有固定时间，见有人起了谈兴，老板内山会说，“欢迎您来，请坐”，两人、五人、八人都能聊得起来，受邀坐下的可能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演员欧阳予倩，也可能是旅日归来的青年文学家田汉，二十出头的他敢说敢言，“老板，南陈北李都来这儿买过书，你这里是无产阶级俱乐部啊！”能侃懂吃的郁达夫也是常客，这位常在城隍庙老松盛下馆子的作家说，“I’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作家。）
1926年，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访沪，刚到便听人说，“想了解中国文坛的最新气象，一定要去内山书店看看。”几天后，欧阳予倩和田汉发来请柬，内山老板设宴漫谈，书店二楼群贤毕至。
受到热烈欢迎的谷崎起身致辞：“今日中国新文化运动如此兴盛，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和新进作家（指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人）的往日时光，一旦回国，我会把今天的情形作为旅途第一号见闻告诉他们。”
内山漫谈会的来客总是流连忘返，访沪的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直到快开船才匆匆离去，嘴里还说，“不想走啊，这里比上街参观有意思。”
漫谈十余载，善于倾听纪录的老板内山写下了对中日两国社会世俗研究的随笔集《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为其作序的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朋友鲁迅。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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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麻烦你把这些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23号。”
自打进门，内山就注意到了这位身穿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的客人，虽然身形单薄，但清亮的眼神使人无法忽视。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
“叫我周树人就好。”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刚从广州来上海，前两天是不是到过鄙店，失礼呀！”
那是1927年10月的一天，鲁迅第二次走进内山书店，店员王宝良记述了鲁迅几天前第一次到店买书的经过，“那人头发长得很长，有一点小胡子，咬着一个竹制的烟嘴。先顺着书架一声不响地浏览一周，然后返回来选书，装帧、书名、目录都不放过。仅从衣着上看，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每本书最少也要一两块钱呢！而这个人，一选就选了十几本，总共要50多元，已经超过我们一天的营业额了。”
从那之后九年，鲁迅共到内山书店买书、会友500余次，购书多达千册。
最初的日子，内山记忆中的鲁迅总是叼着烟卷儿，飘飘然地走进来，买完书又飘飘然地回去。熟了之后，店里的人已经不把鲁迅当外人，偶尔还有顾客错把鲁迅当成老板，逗得他哈哈大笑，和内山的关系也渐无拘束。
“老板，我结婚了。”
“跟谁呀？”
“跟许。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这说那的，不结婚，反而于心不安了。”
“老板，《泰山》上映了，我俩应该都不会去非洲山里，要不一起去看看吧。”
“老板，你的漫谈文集可不能光写中国好的一面，那不仅会助长国人自满的情绪，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推进。”
1929年，内山书店规模扩大，从北四川路魏盛里迁到了施高塔路11号，店里靠窗的位置有了一张藤椅——鲁迅的专座，先生每次来都面朝里坐，内山老板坐在对面相陪，有时进店的学生认出了鲁迅，就会躲在角落小声议论，这时先生就会长叹一声，“又有人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
遇到论战的“对手”，先生会选择视而不见，与他“翻脸极早”的作家叶灵凤在日记里写道，“我与鲁迅从未通信，也从未交谈。左联开会时对坐互相观望，在内山书店时常相见，但从不招呼。”
对于上进的青年，先生还是乐于相助的。
当时二十多岁的夏衍常去买书，内山对这位爱读左翼进步书籍的年轻人印象深刻，一天夏衍终于有机会认识鲁迅，他用绍兴话作了自我介绍，“我在先生的《语丝》投过稿，笔名是沈宰白。”鲁迅微笑点头。
某个阴雨天，内山老板看到一个穿着黄卡其布工人制服的小伙子用手摩挲鲁迅翻译的《毁灭》，不说买，也舍不得放下，看出缘由的鲁迅走过来取下一本《铁流》，对青年说，“两本，一块钱，我卖给你。”
刚才还窘迫万分的小伙子掏出银元，红着眼睛把钱放到先生手里，恭敬地深鞠一躬。
几个月后，带着侄女逛书店的郁达夫对先生说，“我这侄女是学画的，你有什么画册给她一点吧。”鲁迅笑着答应了，不久便送了一本精装的俄国版画集《引玉集》，首印只有五十本，还亲笔写下了编号“37”。
转过年来的初冬，从哈尔滨辗转青岛来到上海的萧军、萧红夫妇在店外看到了先生的背影。推门而进，鲁迅一眼就认出了他俩，在街对面的咖啡馆，两人讲述了曲折的写作经历，先生鼓励他们认识上海，写出更好的作品，还在酒宴上把二萧引荐给茅盾、聂绀弩等左翼作家，后来更是为萧红的《生死场》写了序。
1930年代，来见鲁迅的人越多，店员们越紧张，之所以让先生面朝里坐，也是为他的安危担心，一旦店里的生面孔多了，大家就立刻通知先生避开，并为其代转稿费和信件，会客的地点也改为借用老板的住家，千爱里三号。
在最危险的时刻，内山书店化身为鲁迅及其同志的避难所，先生的三次避难，都是内山挺身而出安排的，一次在花园庄旅社，一次在内山书店楼上，一次在三马路的内山分店。
店员王宝良对鲁迅的几次避难记忆犹新，他14岁进店打工，25岁那年有了儿子，他问老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内山说，我只会起日本名字，这样，我替你转请鲁迅先生吧。
过了两天，内山告诉他名字有了，叫“长树”，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乳名，很多年后，王宝良一家仍为先生的平易近人和书店那种不分主仆的氛围感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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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书店是人类的避难所。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年代，内山书店真就是有志之士的避难所。
在突患伤寒的郭沫若匿居以待出国的日子，内山老板是为数不多敢去探访的朋友，他为郭送去日译本的《资本论》，对其妻安娜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
郭沫若一家流亡日本的最初几年，经济来源全靠国内著作的稿酬和版税，而这些钱都是通过内山书店转至东京的，后来郭更是将所有出版事宜都授权给了内山老板。
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被害，其中有鲁迅的学生柔石，内山赶紧把上了黑名单的鲁迅接到日本人开的旅馆花园庄。在楼梯下潮湿房间暂避的几天里，难眠的鲁迅想起逝去的朋辈，就着走廊凄冷的月光，写下了那首流传至今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一年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一颗子弹穿入鲁迅的寓所，大批日军闯入搜查。万幸的是，先生及三弟周建人两家共十口人及时搬到了内山书店的三楼，当时正值春节，十口人共聚一室，只能席地而卧。
鲁迅回忆道，“30号下午，我们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2月6日才得迁避到英租界的内山支店里去。在自己的国土上，默默地听着枪炮声，饱尝侵略者加给我们的压迫，真是不好过极了。”
接下来的两年，鲁迅两次到内山家中避难，一次是不顾遭暗杀的危险，亲赴万国殡仪馆悼念杨杏佛，另一次是书店的两名中国店员被捕。
内山对进步人士的帮助触怒了很多力量，引来了流言蜚语，他本人被诬为间谍，来往的左联作家则被骂作“汉奸”，对此，鲁迅提笔应战，“内山书店，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真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习的！”
内山先生对指责他为卖国贼的人说，“我帮助有困难的人。如果这也算犯罪，我很乐意服刑。”
对挚友鲁迅，他说，“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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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二十八年，内山书店并不是上海唯一一家日本书店，但却是各界读者最多，最有人情味儿的书店，即使在今天，它仍是一家理想的书店。
鲁迅好友、战地记者曹聚仁对内山书店念念不忘，“顾客随手翻书，甚至整天坐在那儿看，店员也不会像其它书店一样，在你后面盯梢催促。”
遇到有人偷书，内山老板往往一笑而过，“爱偷书的人一旦有了钱，也一定爱买书的，现在被偷，就等于放了账。多顾几个店员看着书架，不仅使人印象不佳，付出的成本比不见得少。”
比起同行，内山书店对记账买书也十分宽容，熟客即使前账已满三百元还能再欠，这种经营方式让东京的书店瞠目，“赊销的书店全都倒闭啦！”内山确实有过付书款困难的时候，但随着顾客增多，很快度过危机。
书籍装帧家钱君匋对一套多卷本的《世界标记图案大系》爱不释手，但因价格太高，下不了决心出手，第二天再去发现已被人买去两套，心急之下壮着胆子找了鲁迅，先生对内山老板说，“钱君匋是我的朋友，常有文艺作品发表，平时买书也多，可否给他记账？”
内山当即表示同意，“从今天起，开个户头，钱先生以后买书，按一年三节结账就是。”
平日里，内山在店里煮茶招待顾客，店门口还有一个茶桶“施茶”，供劳动者在夏天解渴、歇脚，鲁迅就曾“贡献”过绍兴茶叶。
就这样，一视同仁、毫不歧视、坚持赊卖的内山书店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暗号”和“例外”，即使在日本店铺不受欢迎的日子里，当地邮局也没有拒绝过内山的包裹，有书店同业说，“内山是一家‘热爱人’的书店，所以会有最忠诚的回头客。”
1936年10月17日，鲁迅拖着病体冒着寒风到内山书店参加了人生最后一次“漫谈会”，18日，先生病情恶化，内山老板在身边守了一天，19日凌晨五时，鲁迅先生因病去世。
在万国公墓的葬礼上，作为鲁迅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作了感人至深的演说：
“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是一位预言家，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如同旷野上的人声，不时地在我脑际打下烙印。
先生说，道路本来没有，是人走出来的。每当我念及这话，仿佛就见到先生只身在无边的旷野中静静地前进着的姿影，和他踏下的清晰的足迹。”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山书店迎来了落幕时刻。归国后，内山完造在各地作“中国漫谈”的巡回演讲。1959年9月，74岁的内山受邀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重返中国，但不幸在欢迎晚宴上突发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内山老板最后“回到了”上海，与老友鲁迅同眠在一个公墓，墓碑印有好友夏丏尊1945年题写的碑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鲁迅去世的前一年，内山完造让弟弟嘉吉在创办了东京内山书店，向日本介绍中国，郭沫若挥毫为其写下了四字看板，今天仍高挂在神保町内山书店的门楣上。
“老板，听说到了本好书。”
“欢迎您来，慢慢看。”
文/ 东木褚 凤凰网读书
（如今，内山书店又回到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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