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seeasee 的大作中提到: 】
: 你说可信度不高就不高么？
: 那搞历史也太简单了，把不符合自己脑洞观点的一律抹去就好了。
: 明明是脑残，非说成深思熟虑。
: ...................
摘 要：
《史记》记述, 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主力, “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 终于败降;宋义救赵, 在即将与秦章邯、王离军决战前, “行至安阳, 留四十六日不进”;“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向刘邦投降。秦史中三个重要事件都出现了“四十六日”的历史记录, 似乎并非巧合。考察宋义“四十六日”事及子婴“四十六日”事, 可以发现颇多疑点。联系以秦地为背景的传说中也有“四十六日”情节, 可以推知《史记》“四十六日”的记载应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在当时人的意识中, “四十六日”是显示“天道”确定的规律性季候转换的时段, 是盛衰转换的过程, 也是生死转换的过程。司马迁“四十六日”的记述, 似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
历史记述应当以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确定其真确性。而其中时间坐标的意义似乎更为重要。《史记》是公认的史学经典, 其中的时间叙述为我们提供了自传说时代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史记》中多数记录信实可据。然而也颇有疑点存在。例如有关秦史的三个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录中都出现了“四十六日”的时间过程。这种巧合不能不使人心存疑惑。对于相关现象的理解并说明, 也许可以通过文化学视角的考察求得线索。
秦史中的第一个“四十六日”:白起的大胜
《史记》中出现三处其过程为“四十六日”的历史记载。这三则记载竟然都与秦史有关。
长平之战, 是发生于战国晚期秦国与赵国之间的规模空前的决战。秦军于长平 (今山西高平西北) 歼灭赵军主力, 确定了在兼并战争中的胜局。秦军制胜的关键, 是完成了对赵军的包围, 并切断了赵军的粮路。秦昭襄王四十七年, 也就是赵孝成王六年 (前260) 九月, 在长平山地, 秦军与赵军的决战趋向白热化。经过反复激战, 上将军白起指挥的秦军完成了对赵括属下四十余万赵军的分割包围。被围困的长平赵军, 军粮补给已经完全断绝。出于对长平之战特殊的战略意义的重视, 秦昭襄王风尘仆仆, 亲自前往河内 (今河南焦作、鹤壁地方) 。这是秦国国君巡幸秦国的国土, 所至于最东端的空前的历史纪录。秦昭襄王在河内下令百姓的爵级都提升一等, 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前往长平集结, 又部署军队堵截对于长平赵军兵员和军粮的远方来援。长平被秦军牢牢围定的赵军士卒, 绝粮长达四十六天。数十万人经历了空前严峻的生存能力的考验, 出现了“内阴相杀食”的惨烈境况。在已经找寻不到出路的情况下, 心傲志高的赵括指挥部属拼死出击, 被秦军射杀。长平赵军于是向秦军投降。《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述长平之战的过程, 其中写道,
至九月, 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 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 欲出。为四队, 四五复之, 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 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 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
长平被秦军牢牢围定的赵军士卒, 绝粮长达“四十六日”。这“四十六日”的悲剧, 决定了赵国的军事强势终于落幕, 也决定了秦实现统一的大趋势已经没有力量可以改变。
秦史中的第二个“四十六日”:章邯的机会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秦末战争中章邯率秦军主力在定陶之战击杀项梁后击赵, 楚军长驱相救的史事:
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 因置以为上将军, 项羽为鲁公, 为次将, 范增为末将, 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 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 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 疾引兵渡河, 楚击其外, 赵应其内, 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 战胜则兵罢, 我承其敝;不胜, 则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 义不如公;坐而运策, 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 很如羊, 贪如狼, 强不可使者, 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 身送之至无盐, 饮酒高会。天寒大雨, 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 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 士卒食芋菽, 军无见粮, 乃饮酒高会, 不引兵渡河因赵食, 与赵并力攻秦, 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 攻新造之赵, 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 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 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 国家安危, 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 即其帐中斩宋义头, 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 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 诸将皆慑服, 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 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 及之齐, 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 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斩宋义而急行救赵, 是后来破釜沉舟、一以当十, 巨鹿一战击灭秦军主力的序幕。也是项羽成就英雄大业的最初的突出表现。而就秦史而言, 是为一重大转折的历史标志。宋义指挥的楚军“留四十六日不进”, 本来是章邯的机会。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
秦史中的第三个“四十六日”:子婴终结秦史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统治时期诸多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赵高杀秦二世立子婴, 随即秦迅速覆亡的过程:
阎乐归报赵高, 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 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 始皇君天下, 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 秦地益小, 乃以空名为帝, 不可。宜为王如故, 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 当庙见, 受王玺。斋五日, 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 恐?臣诛之, 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 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 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 丞相必自来, 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 子婴不行, 高果自往, 曰:“宗庙重事, 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 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 遂至霸上, 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 白马素车, 奉天子玺符, 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 封宫室府库, 还军霸上。居月余, 诸侯兵至, 项籍为从长, 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 烧其宫室, 虏其子女, 收其珍宝货财, 诸侯共分之。
子婴有清醒的政治意识, 也有果断的政治举措, 然而时势已经不能给他从容整理秦政的机会,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刘邦即入关。
信疑之间
我们已经看到, 秦史中的这三则仅见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故事, 都有“四十六日”的重要情节。这正与《史记·天官书》中总结秦史说到的几个关键性历史事实“秦并吞三晋”, “项羽救巨鹿”, “遂屠咸阳”大致对应。
班固《汉书》的相关记述, 不取司马迁“四十六日”之说。如《高帝纪上》、《项籍传》、《黥布传》说项羽杀宋义事, 《高帝纪上》、《天文志》、《张良传》、《元后传》说子婴降轵道旁事, 都不言“四十六日”。这是不是体现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史记辨惑》所谓“迁记事疏略而剩语甚多, 固记事详备而删削得当”呢?班固的“删削”, 似表现出对司马迁“四十六日”记述不予取信的态度。
对于《史记》记录的秦史中的这三个“四十六日”, 后来的多数学者却信而不疑。即使遭受“疑所不当疑”1的批评的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也没有提出疑问。有就此发表史论者。如杨慎《丹铅余录》卷一一写道:“计始皇之余分闰位仅十二年, 胡亥仅二年, 子婴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 电光之一瞥, 吹剑之一吷, 左蜗之一战, 南槐之一梦也。须臾之在亿千, 稊米之于大块, 实似之, 是虽得犹不得也。孔子曰:‘虽得之, 必失之。’秦之谓矣。”
一些较著名的史学论著多采用司马迁的记载。杨宽《战国史》关于长平之战取《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之说, 有“赵军被困了四十六天, 饥饿乏食……”语。2林剑鸣《秦史稿》也写道:“赵军四十六日无粮, 因饥饿以至人相食。”关于宋义安阳停军, 也沿用《史记·项羽本纪》“行至安阳, 留四十六日不进”的说法:“一直拖延四十六日还不前进。”子婴当政时间, 也取《史记·秦始皇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之说, 写道:“刚刚当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婴……。”3全面采纳《史记》三种“四十六日”记录的研究论著还有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4,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先秦秦汉部分55等。
《剑桥中国秦汉史》对于子婴降刘邦, 采用了“子婴即位后46天”的说法。然而对于长平之战, 不取“四十六日”之说, 而且对于赵军被歼人数的记录表示怀疑, 以为“数字不合理”。6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叙述长平之战时, 亦不言“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事, 对于宋义、子婴故事, 则采用了“四十六日”的说法。7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总结子婴的执政生涯:“末代秦王嬴婴, 总共在位四十六天。”然而就宋义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事, 却并不简单信从司马迁关于“四十六日”的具体记录, 只是写道:“宋义领军停留于安阳期间, 是在二世三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隆冬季节, 安阳一带大雨连绵, 气候寒冷, 道路泥泞, 楚军的后勤转运受到影响, 防雨防寒的服装、粮食、燃料都出现了供应不足。”8对于其具体的写叙方式似乎还可以讨论, 但是不盲目沿用“留四十六日不进”的成说, 我们认为是一种清醒的处理方式。钱穆《秦汉史》对于三种“四十六日”之说全然不予取纳9,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论述不至于具体事件的缘故。
秦始皇焚书,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10正如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中所说:
秦既得意, 烧天下《诗》《书》, 诸侯史记尤甚, 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而史记独藏周室, 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 又不载日月, 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 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 然世异变, 成功大。传曰“法后王”, 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 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有所闻, 见秦在帝位日浅, 不察其终始, 因举而笑之, 不敢道, 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详近》说, “《秦记》一书, 子长必亲睹之, 故所作列传, 不详于他国, 而独详于秦。今观商君鞅后, 若张仪、樗里子、甘茂、甘罗、穰侯、白起、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 惟秦为多。迁岂有私于秦哉!据《秦记》为本, 此所以传秦人特详乎!”《太史公书义法·综观》还辑录了《史记·六国年表》中“有本纪、世家不载, 而于《年表》见之者”前后四十四年中凡五十三件史事, 以为“此皆秦事只录于《年表》者”。金德建据此推定:“《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 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 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11司马迁痛惜诸侯史记之不存, “独有《秦记》, 又不载日月, 其文略不具”。《秦记》可能除了时间记录不很详尽以及文字“略不具”而外, 又存在记录“奇怪”和叙事“不经”的特点。
《太平御览》卷六八○引挚虞《决疑录要》注说到《秦记》:“世祖武皇帝因会问侍臣曰:‘旄头之义何谓耶?’侍中彭权对曰:‘《秦记》云:国有奇怪, 触山截水, 无不崩溃, 唯畏旄头。故使虎士服之, 卫至尊也。’中书令张华言:‘有是言而事不经。臣以为壮士之怒, 发踊冲冠, 义取于此也。’”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秦记》的原貌, 从挚虞《决疑录要》注的这段内容可以推知, 这部秦人撰著的史书中, 可能确有言“奇怪”而语颇“不经”的记载。
《秦记》不免“奇怪”“不经”的撰述风格, 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马迁对于秦史的记录。秦史记录中“四十六日”的重复出现, 给人以神秘印象, 是否也是这种影响的表现呢?关于长平之战的记录当据《秦记》。宋义事及子婴事很可能是司马迁根据其他资料亲自写述。秦史中的这三次重大事件, 竟然都明确以“四十六日”的时间标号相重复, 如果说完全是巧合, 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这种叙事特点, 或许存在某种较深层的文化背景。
宋义“四十六日”事及子婴“四十六日”事试辨正
司马迁很可能非据《秦记》, 亲自记述的两例“四十六日”, 还可以讨论其真实性。
宋义率楚军救赵, 即将进行与章邯军的决战, 然而“行至安阳, 留四十六日不进。”后来“乃遣其子宋襄相齐, 身送之至无盐”情节, 所用时日应当也在这“四十六日”中。对于“安阳”所在, 研究者有不同意见。颜师古以为唐相州安阳, 司马贞《索隐》以为唐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安阳故城。张守节《正义》写道:“《括地志》云:‘安阳县, 相州所理县。七国时魏宁新中邑, 秦昭王拔魏宁新中, 更名安阳。’《张耳传》云章邯军巨鹿南, 筑甬道属河, 饷王离。项羽数绝邯甬道, 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 遂破章邯, 围巨鹿下。又云渡河湛船, 持三日粮。按:从滑州白马津赍三日粮不至邢州, 明此渡河, 相州漳河也。宋义遣其子襄相齐, 送之至无盐, 即今郓州之东宿城是也。若依颜监说, 在相州安阳, 宋义送子不可弃军渡河, 南向齐, 西南入鲁界, 饮酒高会, 非入齐之路。义虽知送子曲, 由宋州安阳理顺, 然向巨鹿甚远, 不能数绝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粮至也。均之二理, 安阳送子至无盐为长。济河绝甬道, 持三日粮, 宁有迟留?史家多不委曲说之也。’”“宁有迟留”的意见值得注意。
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 秦二世二年 (前208) 九月, “章邯破杀项梁于定陶, 项羽恐, 还军彭城。”后九月, “ (楚) 拜宋义为上将军。”“怀王封项羽于鲁, 为次将, 属宋义, 北救赵。”关于赵国的记录, 则有:“秦军围 (赵) 歇巨鹿, 陈余出收兵。”秦军的动向, 即《史记·项羽本纪》:“章邯已破项梁军, 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 乃渡河击赵, 大破之。当此时, 赵歇为王, 陈余为将, 张耳为相, 皆走入巨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 章邯军其南, 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 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 此所谓河北之军也。”随后楚军进行军事部署的调整, 有集结彭城的动作:“楚兵已破于定陶, 怀王恐, 从盱台之彭城, 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 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 封为武安侯, 将砀郡兵。”而秦军围巨鹿的情报传递到彭城需要时间, 如此, 则“拜宋义为上将军”, 率军“救赵”, 当在后九月稍晚的时候。《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 秦二世三年 (前207) 十月, “章邯破邯郸, 徙其民于河内。”十一月, “ (楚) 拜 (项) 籍上将军。”“ (项) 羽矫杀宋义, 将其兵渡河救巨鹿。”要知道, 项羽杀宋义的消息上报到彭城, 以及楚怀王的命令颁布到军前, 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使桓楚报命于怀王, 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 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也需要时间。
如此, 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看, 九月, “章邯破杀项梁于定陶”, 十月“章邯破邯郸”, 中间有后九月, 则章邯的定陶与邯郸的两次行动在前后三个月间。而后九月楚军“北救赵”, 十一月“渡河救巨鹿”, 其事也在前后三个月间。两军行军方向一致, 行程亦大体相近, 似乎没有理由说楚军“迟留”。而“留四十六日不进”的说法更为可疑。即使将“后九月, 秦军围 (赵) 歇巨鹿”理解为章邯军已至赵地 (据《史记·项羽本纪》, 这是王离、涉间的行动12) , 时间则相差一个月, 考虑到楚军出动应在后九月稍晚的日子, 以及宋义死事上报和楚怀王“使项羽为上将军”命令的通信往返, 楚军在“上将军”宋义指挥下的“迟留”, 似乎也不存在长达“四十六日”的可能性。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李斯传》:‘子婴立三月。’”《史记·秦始皇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 遂至霸上, 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 白马素车, 奉天子玺符, 降轵道旁。”《史记·李斯列传》:“子婴立三月, 沛公兵从武关入, 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 降轵道旁。”同样的历史过程, 一说“四十六日”, 一说“三月”, 司马迁自己记述的矛盾, 似乎也动摇了“四十六日”说的可信度。13
对于秦汉之际与宋义和子婴事迹密切相关的两个“四十六日”, 史家在自己的论著中亦各有取舍。兹试举数例 (√表示采用此说) :
导出到EXCEL
秦汉史论著 (宋义) 行至安阳, 留四十六日不进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吕思勉《秦汉史》 √【注文14】
翦伯赞《秦汉史》 √【注文15】
李开元《复活的历史》 √【注文16】
也许这种取舍有偶然性或者另外的原因, 不足以增益对于本文讨论主题的认识。姑且记录于此, 以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
秦人传说中的又一例“四十六日”
有趣的是, 我们还看到另一例“四十六日”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五九“梁玉清”条记录了这样的传说: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 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 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 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 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 耻其母淫奔之所, 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
这一故事以“秦并六国”为发生背景, 似乎暗示“四十六日不出”的情节与秦史也存在某种联系。
所谓“卫城少仙洞”, 《天中记》卷二“太白窃织女侍儿”条引《东方朔内传》、《独异志》以及《山堂肆考》卷三“侍儿谪舂”条引李元《独异志》均作“衙城小仙洞”。《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条:“衙, 莽曰达昌。”颜师古注:“即《春秋》所云‘秦晋战于彭衙’。”很可能“衙”是正字, 事在“衙城”而非“卫城”, “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淫奔”潜居的地点“少仙洞”或“小仙洞”其实位于秦地。而“太白星”在当时人的天体秩序观念中, 位置亦正当西方。14
所谓梁玉清子休“配于河伯骖乘行雨”, 也使人自然联想到秦人先祖多有御车经历的情形。15
而“子休每至少仙洞, 耻其母淫奔之所, 辄回驭”的态度, 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与秦国贵族妇女生活较为放纵的传统有关。16与“耻其母淫奔”类似的最典型的史例, 是秦王嬴政发现其生母与嫪毐的私情之后的激烈反应。
“四十六日”的文化象征意义
“四十六日”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中, 或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管子·轻重己》:“以冬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 服青而絻青搢, 玉总带, 玉监, 朝诸侯卿大夫列士, 循于百姓, 号曰祭日。”“以冬日至始, 数九十二日, 谓之春至。天子东出其国九十二里而坛。朝诸侯卿大夫列士, 循于百姓, 号曰祭星。”“以春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 朝诸侯卿大夫列士, 循于百姓, 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 毋行大火, 毋断大木、诛大臣, 毋斩大山, 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 数九十二日, 谓之夏至, 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 其盛以麦。”“以夏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夏尽而秋始, 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 其盛以黍。”“以夏日至始, 数九十二日, 谓之秋至, 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惢, 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 服白而絻白, 搢玉总, 带锡监, 吹埙箎之风, 凿动金石之音, 朝诸侯卿大夫列士, 循于百姓, 号曰祭月。”“以秋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秋尽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 朝诸侯卿大夫列士, 循于百姓, 发号出令曰:‘毋行大火, 毋斩大山, 毋塞大水, 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以秋日至始, 数九十二日, [谓之冬至, ]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 服黑而絻黑, 朝诸侯卿大夫列士, 号曰发繇。”所谓“以冬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冬尽而春始”, 石一参云:“自冬至日夜半子时起顺数, 历四十有五日而冬尽, 又一日而立春, 故合数为四十六日。”17此后“以春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春尽而夏始”, “以夏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夏尽而秋始”, “以秋日至始, 数四十六日, 秋尽而冬始”, 都体现了同样的由盛而终的转换, 随后即开始另一周期。
《淮南子·天文》:“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 阳气冻解, 音比南吕”;“春分则雷行, 音比蕤宾”;“有四十六日而立夏, 大风济, 音比夹钟”18;“有四十六日而夏至, 音比黄钟”;“有四十六日而立秋, 凉风至, 音比夹钟”;“秋分雷戒, 蛰虫北乡, 音比蕤宾”;“有四十六日而立冬, 草木毕死, 音比南吕”;“十一月日冬至, 鹊始加巢, 人气锺首。”全年有八个“四十六日”的时段。《淮南子·天文》对每一时段的表述是“加十五日……加十五日……加十五日……”, 实际上是四十五日。这样全年为三百六十日。又《淮南子·本经》:“距日冬至四十六日, 天含和而未降, 地怀气而未扬, 阴阳储与, 呼吸浸潭, 包裹风俗斟酌万殊, 旁薄众宜, 以相呕咐酝酿, 而成育群生。”“四十六日”是显示“天道”确定的规律性季候转换的时段, 是盛衰转换的过程, 也是生死转换的过程。
《灵枢经》卷一一《九宫八风》:“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 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 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 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 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 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 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 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 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 曰冬至矣。”计六个四十六日, 两个四十五日。这一程式, 可以与《管子》与《淮南子》所列季节转换秩序对照理解。《续汉书·祭祀志中》刘昭《注补》引《皇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 又顺天道, 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春于东堂, 距邦八里, 堂高八尺, 堂陛八等。青税八乘, 旗旄尚青, 田车载矛, 号曰助天生。唱之以角, 舞之以羽翟, 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夏于南堂, 距邦七里, 堂高七尺。堂陛七等。赤税七乘, 旗旄尚, 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赤, 田车载戟, 号曰助天养。唱之以征, 舞之以鼓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秋于西堂, 距邦九里, 堂高九尺, 堂阶九等。白税九乘, 旗旄尚白, 田车载兵, 号曰助天收。唱之以商, 舞之以干戚, 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冬于北堂, 距邦六里, 堂高六尺, 堂阶六等。黑税六乘, 旗旄尚黑, 田车载甲铁鍪, 号曰助天诛。唱之以羽, 舞之以干戈, 此迎冬之乐也。”这段文字,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当时人的“天道”意识中, “四十六日”有着怎样的意义。又《太平御览》卷五二八引《皇览礼》写道:“天子迎四节日, 天子迎春夏秋冬之乐, 又顺天道, 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春于东堂, ……;自春分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夏于南堂, ……;夏至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秋于西堂, ……;自秋分数至四十六日, 则天子迎冬于北堂, ……。”也反映了“四十六日”在季候转换中的意义。
《续汉书·律历志下》刘昭《注补》引张衡《浑仪》:“设一气令十六日者, 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气十五日不能半耳, 故使中道三日之中差少半也。三气一节, 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时, 而五日同率者一, 其实节之间不能四十六日也。”当时天文学家的计算, 已经告诉我们以“四十六日”作为确定的时间阶段并不准确。但是当时社会对于季节时段的普遍观念, 有对“四十六日”意义的认同。
“四十六日”作为时间过程在历史记忆中的涵义, 似乎长期有神秘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明人黄淳耀《陶庵全集》卷三《科举论上》写道:“昔黄庭坚在贡院四十六日, 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鉴裁之明, 或不如古, 而以数十人取一人, 又程之于数日之中日力无余, 故所弃之巻, 有不及阅二三场者, 有不及阅经义者, 有并不及阅书义者。所弃如此, 则其所取可知也。”清人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一《历代名儒名臣循吏传总序》说:“朱子在朝四十六日, 进讲奏疏, 名臣风烈, 万代瞻仰, 及观其浙东南康潭州诸治绩, 岂两汉循吏所易及乎?”又卷五《默庐记》:“文公在朝四十六日, 进讲者七, 奏疏无虑数万言。”《山堂肆考》卷二五“白鹿”条也有这样的内容:“南康府五老峰下有白鹿洞。”“宋宁宗即位, 召朱熹入朝为相, 因忤权臣, 在位四十六日而归。遂入白鹿洞著书。”《曾文正公诗文集文集》卷三《季弟事恒墓志铭》写道:“兄弟复会师, 进薄金陵之雨花台。江东久虐于兵, 沴疫繁兴, 将士物故相属。弟病亦屡濒于危, 定议假归养疾, 适以援贼大至, 强起, 战守四十六日, 贼退而疾甚不可复治矣。”
对所谓“四十六日”这一时间符号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文化解读, 也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认真的工作。然而我们从现有的认识出发, 将《史记》中说到的秦史中的三个“四十六日”理解为具有时间寓言意义的记录, 也许是读《史记》者未可简单否定的一种思路。也许司马迁“四十六日”的记述, 似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记录了朱熹这样的评论:“班固作《汉书》, 不合要添改《史记》字, 行文有不识当时意思处。”《汉书》不取《史记》“四十六日”之说的处理, 出发点可能更在于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然而司马迁的“当时意思”, 却是我们应当认真探求的。
《《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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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记载的东西很多都值得推敲的，尤其是军队人数，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论文进行反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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