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有没有可能是良渚文化的延续？
— 米克诺斯 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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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当然是良渚文化的延续，因为良渚文化本身就是虞朝，虞夏一脉相承。众多的先秦文献都对夏朝言之凿凿，多以虞、夏、商、周并称，不仅存在夏朝，而且夏之前还有虞朝。这里先提一下我国第一个朝代虞朝。我国第一个朝代是虞朝，虞朝之前并不存在尧所“创建”的“唐朝”。《尚书》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保存了中国最早的上古史的描述，其开篇就是《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并举，明确认定虞朝是在夏之前的一个单独的朝代。《尚书》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书经》，还是后世科举考试的重要考试教材，有着非常重大的研究价值。秦火给原本《尚书》的传世带来毁灭性打击，春秋时期的《尚书》原本和春秋战国抄本在秦始皇时期就几乎全部焚佚。现存《尚书》无论《古文尚书》还是《今文尚书》都系西汉时期现世，内容真伪掺杂。2008年随着战国时代就已埋入地底的第一手资料《清华简》的现身以及十余年来的考据结果，《古文尚书》已被证伪，《今文尚书》部分是伪作。比如2018《清华简》第八辑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今文尚书》中的《冏命》篇系伪作，《清华简·摄命》篇才是失传已久的《尚书·冏命》篇的真正原本。更重要的是2018年才整理完毕的《清华简》第八辑也赫然出现了单独的《虞夏殷周之治》篇，论述虞、夏、商、周四代礼乐的不同特点，阐述崇俭戒奢的治国思想。明确印证虞朝就是夏之前的一个朝代。《清华简》关于虞朝的描述，和同样是战国时代埋入地底的一手资料的《上博简》关于虞朝的记载完全吻合，这就叫不同来源的典籍互证，同时《上博简》和《清华简》还是一手的出土文物，它们本身既是物证，又是直接史料的书证，著名的通史《史记》也不过是二手的间接史料。可见虞朝存世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亦说明现存先秦典籍比比皆是互证的“虞夏商周”四朝并举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真实有据。今存《尚书》虽真伪掺杂，然《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赫然在列。无论何种《尚书》版本，朝代命名没有托伪，历史事件和其他典籍对照也基本真实。今文尚书的《虞书》篇有《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一方面证明虞朝并非帝舜有虞氏一系，包括尧、舜、禹、皋陶、伯益以及周人直接祖先后稷都生活在虞朝，另一方面证明虞朝之前并不存在所谓唐尧“创建”的“唐朝”，任何版本的《尚书》没有《唐书》，先秦任何典籍涉及朝代并举，只有“虞夏商周”或“虞夏殷周”之述，没有所谓的“唐虞夏商周”之称。如《礼记·祭义》：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墨子·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吕氏春秋·审应览》：今虞、夏、殷、周无存者。《韩非子·显学》：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慎子》: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史不绝书，在此不一一枚举。。”更重要的是，周武王建周之后，即以周之前的虞朝后裔（胡公满，帝舜之后）封陈国，夏朝后裔封杞国，商朝后裔封宋国为“三恪”。并没有唐尧的“唐朝”。《左传》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所谓“三恪”之礼，全称“二王后三恪（或二王三恪）”之礼，古宾礼至尊。历代王朝皆封前代王室后裔爵位，赐予王侯名号，赠予封邑，祭祀宗庙，前王室后裔见帝不行臣礼，只循宾礼，不缴贡赋，表尊崇。皇帝待之如宾客。以示当朝广施仁义，承继华夏统绪乃德望所归。此外，《国语·鲁语》《左传》都给出了虞朝的部分世系，也证实了虞朝并非帝舜一朝。《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这是很明显的虞朝世系，告诉我们虞帝至少上溯到舜的五世祖虞幕（帝颛顼之子）。《国语·鲁语》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明确告诉我们虞朝“祖”颛顼，“宗”帝舜。这里再次出现了虞幕，认为他是能继承颛顼的人。能继承大禹事业的杼，就是少康的儿子，他在位期间夏朝国力和版图达到极盛，能继承周人直接祖先后稷事业的周太王，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在此不表。《礼记·表记》中孔子则进一步评价虞朝礼制：“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意思是对于虞朝和夏朝的政令，百姓很少抱怨。对于商朝和周朝的政令，百姓无法忍受其繁琐。虞夏质朴，商周文饰，都达到各自的顶点了。虞夏虽有文饰，但质朴更多；商周虽有质朴，但文饰更多。这里虞夏展现出的统治“政令”，明显是成熟的国家形态。《礼记·表记》还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可见孔子对虞朝高度推崇，认为虞帝待子民如父母，国家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统治清明。《礼记·表记》《左传》以及后世的《史记》等古代典籍均称虞朝君主为“虞帝”，更进一步证明虞朝国君非松散的部落联盟共主，而和后世的夏商周诸王毫无二致。根据同属出土第一手史籍的《上博简·容成氏》和《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对照《尚书·虞书》以及众多先秦典籍的共同互证，可以明确认定虞朝是我国第一个朝代。《书传》曰:“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陶唐氏”。明确记载尧是以唐侯身份擢升虞帝之位，“唐”只是虞朝其中一个诸侯封国。上述《国语·鲁语》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本身就已经明确尧、舜都是虞朝天子，故不存在尧建立的所谓“唐朝”。接下来谈谈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国和虞朝的关系。

（一）年代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关于虞朝纪年，《韩非子·显学》云：“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的记述，由此可推断出虞朝断代史约公元前3300～公元前2100年间。正好和地质学同位素检测结果的良渚古国年限完全重合。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约5300年唯一进入古国文明的遗址正是良渚古国。

（二）地望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虞朝的虞字既是帝舜有虞氏的部族族称，亦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虞朝的徽记。据许慎《说文解字》之解，虞字乃由“吴”字所生。“虞”与“吴”通，古音同在鱼部，同声相假，“虞”“吴”可通假互换自古无疑义。无论是夏还是商，其国号都与地望有关，如夏朝得名自大夏，商朝源自商丘，虞朝得名也是其地望吴（虞）地。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即太湖流域，即古吴地。更关键的是，“虞”与“吴”二字在古代互换使用早在甲骨文卦辞中就有体现，在殷墟卜辞已见“吴”，即“虞”，意味吴地得名远早于春秋吴国。吴地称虞（吴）自上古有之，虞朝以吴地得名显而易见。虞（吴）系华夏族对吴地的固有称谓。良渚文化的祖神是三皇之一的伏羲。伏羲是华夏族人文始祖，地位比五帝之首的黄帝更高。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后，称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认为自己功绩功绩超过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但不敢说自己德行超过三皇。华夏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姞都是太湖流域吴地所生的伏羲后人，伏羲制定了华夏族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结婚配偶制，以鹿皮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华夏姓氏就此起源。良渚古城反山王陵第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上刻神徽即为伏羲形象，这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伏羲神徽。《山海经·海内东经》明确记载伏羲生于太湖吴西:“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史记·五帝本纪》述“舜耕历山，渔雷泽”。《风土记》进一步描述舜渔耕的雷泽是太湖：“太湖中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间即雷泽，舜所渔处也”。吴承志在《山海经地理今释》里亦写道：“雷泽当作震泽（震泽即太湖古称之一）”伏羲母亲华胥作为华夏族母亲也生于太湖流域苏州。《山海经》郭璞注引《河图》曰：“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华胥，姑苏（今苏州）上古名字。《越绝书》《吴越春秋》均称姑苏为“华胥”。“姑苏”还亦称“姑胥”。另雷泽上文已解既是太湖，“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伏羲生母华胥自然也是太湖流域生人，和华胥姑苏之称完全吻合。《列子·黄帝篇》还载:“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之国。华胥氏之国，台州之北……”，明确伏羲生母华胥的华胥氏之国在“台州之北”。自当是离台州不太远的北方，绝无可能是千里之遥的北方陕西甘肃地带。台州在浙东，姑苏在台州之北，方位正合。完全符合华胥是姑苏人士、伏羲生于雷泽即太湖的记载。伏羲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是“成鸠”之误。《鹖冠子·王鈇》曰：“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 陆佃解：“ 成鸠，盖天皇之别号也。”可见伏羲别称的“成鸠”正是三皇之一的天皇，伏羲正是三皇之一。《鹖冠子》还曰:“成鸠氏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成鸠所谓得王鈇之传者也……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鹖冠子》提到成鸠氏手握的“王鈇”，就是长柄玉钺，是成鸠氏之国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墓主左手旁就有一件与典籍记载完全一样的玉钺。这就是古代典籍记载与考古实物发现的相互印证，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反山王陵12号大墓同时出土的反山琮王(M12)上刻神徽也显示了最早的伏羲神徽。田野考古学也显示，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2500年这500年时间里，良渚人进行了大规模北征，对黄河下游地区全面用兵，用兵方向是今山东地区，恰恰在约公元前2500年，山东诞生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完全是“复刻版”的良渚文化，关于龙山文化源出良渚文化的具体细节，下文另述。良渚古城就是先秦古籍所称的成鸠氏之国的天皇氏之都。“鸠”体现了良渚人鲜明的鸟崇拜属性，下文也另述。成鸠氏之国为良渚古国史学界已经公认。所以身为“成鸠”的天皇伏羲也是良渚人。和《山海经·海内东经》明确记载伏羲生于太湖吴西完全一致。生母陵华胥在甘肃是典型的穿凿附会，河南淮阳的伏羲（太昊）陵传更是无稽之谈。经不起任何多位一体的先秦典籍的共同考证。而良渚古国以祖神伏羲地望得名虞朝也是合情合理。考古学实证显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遗址有600多个，遍布江浙沪皖。面积远超城邦国家。符合王朝的定义。

此外，华夏族早期人名和地望的名字经语言学家的考证也都具有古吴（越）语的特征，这实际上是华夏族最古老语言的特征。首字为无、余、句、勾、伏、夫之类的发音都是标准的华夏古吴越语发音，特点是首字可以省略，仅作辅助“发声”功能，伏羲、颛顼、重黎、昆吾、力牧、鬼臾、於则、玄寿、仓颉、诛夔、俞栿、仰延、夷牟、殳斨、大挠、竖亥、车区、奚仲、淫梁、句芒、勾践、夫差、阖闾、周章、寿梦、州于、无余、勾践、朱勾等这些古吴越语人名以及良渚、盱眙、无锡、姑苏、余杭、余姚、诸暨、义乌、上虞、句章（今宁波地名）、句容（今镇江地名）、句姚（今余姚北）、余暨（今萧山境内）、于潜（今临安境内）这些古吴越语地名都很好保留至今，古吴越语不是西周时期的吴语，它是比西周的上古汉语更古老的语言。古吴越语词序相对现代汉语是倒序的，姑苏按照现代汉语习惯应称为“苏姑”，“苏”是令人愉悦之意，“姑”是地方之意，“姑苏”合称就是令人愉悦的地方。上古和中古汉语也传承了古吴越语的倒序习惯，诸如“帝尧”“帝颛顼”“帝舜”“造书契”不一而足，中学文言文就能学到很多或古人官职或人名或地名的倒装句。这些地名都是如此。以“余”字为例，体现了古吴越语以鱼韵字及其紧邻的侯韵字的典型的发音特点，浙江余杭（禹航）、上虞、余姚等上古地名均是如此。而三皇五帝之称也莫不具有古吴越语属性，诸如“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一职位名前置的称谓方式都是华夏原始语言的明显特征，和颛顼、句芒、喾、尧、舜、禹等名字一样，都具有典型的古吴（越）语特点。单称的“尧”“舜”“禹”“喾”更是体现了古吴越语第二字才是主词、第一字仅为虚词作为辅助发声功能的特点。伏羲名字的主词就是第二字“羲”，第一字“伏”可以省略，所以伏羲又称“羲”或“羲皇”。

（三）三皇五帝世系和生葬地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周人也承认自己的先祖后谡曾为虞朝臣民的史实。《国语·周语上》对此在:“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周王室直接先祖后稷又名姬弃，传承是:伏羲-少典-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后谡。其中生于太湖的伏羲是良渚文化的祖神上文已经明确。后谡父亲帝喾，也是商人祖先契的父亲，五帝之一。所以商周王室同源，出自黄帝长子少昊这一系。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屡见商人崇祀的“高祖”即帝喾，《礼记·祭法》云:“殷人褅喾”直接证实了这一点。帝喾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夋”的形象正为鸟之形。即“故玄鸟即夋也，夋为玄鸟，宜夋状为鸟喙人身矣。”商人崇拜鸟，也是直接源于祖宗帝喾身上的凤鸟崇拜。而凤鸟图腾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已不用赘述。伏羲为风姓，这是华夏族最古老的姓。不同先秦典籍均无异辞。如《尚书序》注：“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帝王世纪》：“庖牺氏风姓也”……先秦典籍从未见伏羲他姓之说。“风”通“凤”，从鸟。甲骨文所载“凤”字，绝大多数通假作风雨之“风”，古人以凤鼓翼而生风，故风凤同字通假，伏羲风姓，说明他以凤鸟为图腾，和后世传承的他的子孙黄帝、少昊、帝喾、帝舜等上古诸帝一样，都是典型的良渚文化鸠鸟崇拜属性。且伏羲名字的主词是第二字“羲”，第一字“伏”可以省略，仅作“发声”功能，单称“羲”，所以伏羲又称“羲皇”，和颛顼、句芒、喾、尧、舜、禹等名字一样，都是典型的古吴（越）语特点，也正是良渚文化地区的语言特点。

关于五帝之一的少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即长子少昊，少昊又名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即次子昌意，颛顼之父），降居若水……”我国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称之为“四渎”，即“江、河、淮、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诗经·尔雅·释水》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其中淮河、济水古代亦独流入海，故得与长江、黄河并列。后淮河、济水先后被黄河改道所夺，淮河下游淤塞后改注入长江，而济水则在唐朝断流。所以《史记》记载可以看出，黄帝长子少昊并非生于黄河流域，而在长江流域。“江水”古代典籍特指长江，所以少昊不可能是山东生人。青阳则为嘉兴青阳，依然是江浙太湖流域生人，《左传·昭公十七年》则进一步厘清了周室之祖少昊的来历：“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郯子即少昊后裔，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一带）国君，正是留下“鹿乳奉亲”成语典故美名的郯国国君。他和鲁昭公的这番对话明确说明郯国国君为少昊后裔。进一步说明和其同宗的姬姓周王室也是少昊后裔（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后谡）。和上文《国语·周语上》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的商人直接祖先后谡并不矛盾，因为少昊是后谡的曾祖父。少昊名挚，黄帝长子，《礼记·月令》《尚书序》《帝王世纪》所述五帝之一，也为鸠民，百鸟之官，鸟图腾属性，少昊为后世周朝王室祖先后谡的曾祖父，百鸟之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龙师火帝，鸟官人皇”，鸟官人皇就是指少昊。郯子一番话处处可见的少昊的鸟崇拜属性。而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正好是鸟崇拜属性的古国，良渚出土的陶器玉器刻符鸟形象俯拾皆是。良渚古国惯称鸠尼，即以鸠为尼，尼就是祖先的意思。今天作为良渚中心统治区域之一的上海，其千年常驻的本地人（非市区晚清移民）的第一人称代词的“我”称为“吾尼”，其发音即体现了上古特点。另外上古捕鱼工具称“扈”，江河入海处称“渎”，上面也说了四条入海江河为“四渎”。长江入海处最早称为“扈渎”，之后又改“扈”为“沪”，这就是上海简称“沪”的来历，九扈的扈民部族就是上海的土著先祖，和五鸠的鸠民一样同样是成鸠氏之国国民也就是良渚先民。扈民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时期就以道德高尚著称，故称“无淫”。考古发现上海有金山区的亭林、青浦区的福泉山、果园村、寺前村、淀山湖、金山坟、刘夏、千步村，松江区的广富林、汤庙村、机山等15处良渚遗址。其中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吴家场出土了象牙权杖，玉琮精美程度甚至优于良渚古城，作为仅次于良渚古城的良渚高等级贵族生活区写进了良渚申遗文本。更关键的是，《左传》这段话不仅明确揭示了周王室祖先是黄帝长子少昊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黄帝、少昊均是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国主的惊人事实。还进一步揭示了良渚古国国民的族群构成:四鸟（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五雉（5个雉部族具体不详）、五鸠（鸤鸠氏、鴠鸠氏、爽鸠氏、祝鸠氏，鹘鸠氏）、伯赵氏、九扈（9个扈部族具体不详，在上海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等多达24个部族。上面已经说了“九扈”的沪民就是上海的土著先祖，而上海福泉山遗址作为仅次于良渚古城的良渚贵族生活地，写进了良渚申遗文本，上海有15处良渚遗址，是良渚古国中心区域之一已经得到考古学实证。鸤鸠氏部族是良渚古国的王族，因为出土良渚文物的神徽均为鸤鸠。 鸤鸠氏部族出了著名的五帝之首的黄帝，黄帝本人是典型的鸤鸠图腾属性，《韩非子·十过》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秦山之上，驾象车而世讯毕方，毕方并害。”毕方就是守护黄帝的神鸟鸤鸠。少昊故土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良渚古国，出现在山东也不奇怪，先秦古籍《鹖冠子》曰:“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我国的田野考古学明确显示，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2500年这500年时间里，良渚人进行了大规模北征，对黄河下游地区全面用兵，用兵方向正是今天的山东地区。正是在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山东诞生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人兽面纹神徽、玉礼器、陶礼器无论工艺还是造型皆来自于良渚文化，礼制也完全出自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甚至出现了和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一模一样的良渚神徽以及和其他良渚遗址一模一样的良渚刻符，这些被认为是早期文字。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龙山文化完全就是复刻版的良渚文化，反而和传统误认的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而夏王族大禹这一支来自黄帝次子昌意（黄帝-昌意-颛顼-鲧-禹），黄帝祖父伏羲生于太湖吴西。黄帝长子少昊生于太湖流域的浙江嘉兴青阳，《史记·五帝本纪》关于少昊生地有明确出处:“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即长子少昊，少昊名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古代典籍“江水”特指长江，“青阳”只可能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嘉兴青阳。所以黄帝长子少昊也是太湖流域生人。前面说了伏羲生于太湖吴西之地，大禹本人生于陕西西陲却在治水成功后于家乡绍兴大会诸侯，死后归葬于绍兴会稽山，说明大禹是叶落归根回到家乡。至于黄帝次子昌意也生地的“若水”，下文另述。

大禹祖父颛顼也是五帝之一，关于颛顼生地，《吕氏春秋·古乐》曰：“帝颛顼（昌意之子）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明确和其父昌意一样，生于“若水”。关于“若水”地望也是太湖流域，下文会有详细说明。而颛顼葬地的浙江湖州同样是太湖流域。可见苏南浙北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才是华夏族的起源地，正是良渚古国虞朝统治区域。颛顼创制九州，使华夏首次有了版图界线。他作曲承云，其音英英。《山海经》有数处提及颛顼葬地。《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附禺之山。帝颛顼、九嫔葬焉。”《海外北经》说：“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内东经》也说：“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几处“务隅之山”“附禺之山”“鲋鱼之山”显然都是指同一座山封隅山。而封隅山，古又作封隅、封禺，是封山、嵎山的合称。在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西南。两山相去仅三里。关于封隅山，《国语· 鲁语下》载： 防风氏在虞、夏、商为汪芒氏，“守封嵎之山”。《国语·鲁语下》还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防风氏……守封隅之山者也。”《国语》韦昭注：“封，封山；隅，隅山。时即吴郡永安县。”晋太康元年改永安为武康县，即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此地东南距良渚镇不足百里，所以五帝颛顼和伏羲、少昊一样也是太湖流域生人。

关于五帝之一的颛顼生父昌意，是少昊之弟，黄帝次子。两人后代皆有天下，夏王室来自昌意这一支，商周王室则出自少昊一系。昌意出生地的“若水”并不是中原学者望文生义错误理解的“洛水”，因为古代“若”和“洛”并非通假字，关于中原河南的“洛水”先秦典籍从未有“若水”之称，这是两条地理方位完全不同的河流。《孔传》曰：“ 洛水之表，水之南。”《说文解字》明确“若”的通假字是“叒”。而“若”和“桑”古籍经常同步出现，“若”“叒”“桑”三字存在密切的渊源。昌意和其兄少昊一样同样生于太湖流域吴地。我们可以详细考究。遍览古籍，“桑木”常作“若木”之解，“若”也和“桑”经常成对出现。如《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淮南子·地形训》曰：“若木在建木西。”同样原因，“若水”当为“桑水”。《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即长子少昊，少昊又名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即次子昌意，颛顼之父），降居若水……”古代典籍中，长江名为“江水”，黄河称之“河水”，淮河叫做“淮水”。《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妻雷祖（即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史记·五帝本纪》亦言:“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吕氏春秋·古乐》曰：“帝颛顼（昌意之子）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此处“若水”和“空桑”再次对应，“若”与“桑”也再次成对出现。黄帝次子昌意和昌意之子颛顼生地均为“若水”无疑。“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也再一次证明了古籍“若”“桑”二字同源，“若水”地望应为“空桑”，或“若水”与“空桑”所在地临近。前述《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这里出现的“咸池”也和“扶桑”地望一样同处东方。关于“咸池”，《庄子·天运篇》载：“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意思是黄帝在广袤的洞庭原野上演奏《咸池》乐曲。《淮南子·天文训》载：“日出於暘谷 ，浴於咸池 。”可见咸池必在日出的东方，和“扶桑”的“日出东方”东方之义完全对应。《说文解字》曰:“日初出东方旸谷，所登榑桑叒木也。”郝懿行《笺疏》明确记载若木就是叒木：“若，《说文》作叒,云‘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可见“叒”与“桑”通，“叒”又与“若”同音近形，所以“叒”又与“若”通。这也解释了古籍“桑”“若”二字常互换使用之因。所谓“若水”，实为“叒水”，即“空桑”。若水地望实为空桑。“若”“叒”“桑”完全三字完全同源，完美解释了《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昌意之子）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的明确结论。空桑为扶桑，扶桑寓意日出的东方上文已述，还有更多的古籍支持。《楚辞·九歌·东君》曰：“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陶潜 《闲情赋》曰：“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日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一诗曰:“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日本古称扶桑国，即采“扶桑为日出东方”的引申之意。成语“东渡扶桑”出处也是特指鉴真东渡日本的历史事件。日本和服亦称“吴服”。源于三国东吴时期由吴地传入日本。空桑（扶桑）在吴地太湖流域一带无疑，左思《吴都赋》明确“扶桑”为“吴都”:“行乎东极之外，经扶桑之中林。”《史记》记载的“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黄帝二子的出生地不可能太远，少昊“江水”的长江，也和其弟昌意出生的“若水”在临近地区，两人出生地同为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合情合理，长子少昊为青阳氏，生地嘉兴青阳，次子昌意生地“若水”的空桑（扶桑）地望也在日出东方“空桑”的吴地太湖流域，昌意之子颛顼也生于“若水” 并葬于浙江湖州德清更从侧面印证了“若水”也就是“空桑”地望就在湖州太湖流域一带。少昊生于浙江嘉兴青阳，昌意和颛顼生于浙江湖州德清。两地临近，也都是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所以黄帝长子少昊、次子昌意、孙子颛顼和三皇伏羲一样，都生于太湖流域吴地，联系前面第二点所述伏羲和其母华胥氏均出生于太湖流域，虞朝以地望吴地太湖流域得名显而易见。

另一位五帝虞舜生地的姚墟目前已基本推翻河南濮阳的错误观点，而是在浙江的余姚或者上虞。因为这两地是古籍记载舜一生活动最多的地方，浙江余姚（古属绍兴）得名更是直接来自舜的名字。即《风土记》载：舜文庶所封之地，舜姓姚，名重华，故曰余姚。《史记》称舜“冀州之人也”，是言其所都之地在山西蒲阪，是舜的第二故乡，并不意味着他始生于此。舜生于余姚，本来就是良渚人，尧舜之世因良渚古国故地江浙一带大洪水迁居晋南而已。余姚城东北四十里就有历山，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述的“舜耕历山，渔雷泽”的“历山”之地。部分史学家臆造的“历山”“雷泽”乃山东地望之说没有根据。余姚、上虞两地都以舜而得名，是舜的家乡所在。两县之间的一条共同河流称为“姚江”(舜本姓姚)，也称舜江。在余姚有历山之地，在上虞则有握登山。而“握登”就是舜母名字。

至于夏朝建立者大禹，更是和浙江良渚古国故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大禹治水于黄河流域，所有先秦典籍都没有原始出处，其“证据”都源自后世学者对先秦典籍原文注疏注解的无中生有，这种二手资料可信度是不行的。大禹治水于长江流域是不争的事实。《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段话写得十分清楚，从祝融到噎鸣，都是“江水”的长江流域生人。《山海经》特意两次强调注明“降处于江水”和“以处江水”。结果还是被后人篡改为黄河流域。古代黄河叫“河水”，和“江水”长江是完全不搭界的。《山海经》明确告诉我们，逢“噎鸣生岁十有二”时，长江流域“洪水滔天”。然后就是大禹父亲鲧治水长江，鲧治水失败后被祝融杀于羽山，大禹继续治水于长江，以定九州。《淮南子·本经》也明确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这里再次出现了“空桑”地望上文已明确考证是昌意和其子颛顼生地，在太湖流域湖州一带，《史记·夏本纪》也侧面告诉我们大禹治水于长江流域:“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其中“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意思是大禹命益给民众分发稻种，可种植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田野考古学显示，北方除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种稻外，稻作农业是长江流域所有新石器文化遗址和文明遗址的共同特征。而黄河流域自新石器文化中期以来到大禹时代考古所发现的所有遗址，出土农作物都是黍和粟，如果大禹在黄河流域治水，应该分发黍种或粟种给民众而不是稻种。低洼潮湿的土地也是典型的江长江流域地貌。接下来禹向舜汇报时又说：“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与益予众庶稻鲜食”意思是大禹和益一块，分发给黎民百姓稻种和新鲜的食物。再一次强调大禹治水给民众是分发稻种，不是大禹时代黄河流域的黍种或粟种。“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意思是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丘丘陵。丘陵地貌是典型的江南地貌，根本不见于黄河流域。此外，《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人文地理的重要典籍。它更是直接载大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关于震泽，所有古代典籍一致认为是古太湖，没有任何争议。关于“三江” ，历代史学家倒是有不同注解，《国语·越语上》韦昭注以吴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江。《尚书·禹贡》陆德明注引《吴地记》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汉书·地理志上》颜师古注以北江、中江、南江为三江。但无论何种注解，三江均为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范围之河流没有疑问。“三江既入”也与“震泽底定”的“震泽”太湖之称严格对应，两者同在良渚古国地区。另杭州之名的最早由来也得自大禹，《唐栖志》曰：“禹杭村，禹巡会稽，舣舟于此，乃渡江焉，名禹航……”大禹治水乘船途经于此，称禹航，即余杭。进一步证明了《尚书·禹贡》记载的大禹治水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准确性，大禹治水不可能发生在黄河流域。至今杭州余杭区还有禹航路。2019年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址恰恰也在余杭。良渚古城外围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全球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也告诉我们身为良渚后裔的大禹本身就擅长治水，这是良渚世代沿袭的鲜明特征。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也是大禹治水传说最密集的地方。《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周礼》解此处“执玉、帛”为执“六瑞”以示等级。据《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解万国以玉、帛为贡，表示臣服。涂山乃大禹妻族所在地，禹妻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涂山氏成员，“候人兮猗”也就是禹的妻子:女娇因思念治水的大禹，苦苦等待其归来所唱的情诗，这是史籍记载的华夏第一首情诗。又再一次证实了大禹治水只可能发生在长江流域，没有任何可能在黄河流域。作为良渚后裔的大禹治水成功后，极度思念家乡良渚故土，所以在家乡绍兴大会诸侯并叶落归根归葬于此。《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防风氏……守封隅之山者也。”《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而封隅之山，《国语》韦昭注：“封，封山；隅，隅山。在今吴郡永安县。”永安，晋太康元年改为武康县，即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此地东南距良渚镇不足百里。这一带也正是良渚文化中心区域。帝舜前已述实则浙江余姚人，北迁中原的良渚后裔，他推举同样是良渚后裔的大禹继位，《史记·夏本纪》载：“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大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大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姓姒，夏后氏。”虞朝遂亡。

最早祭禹的国君，是夏朝第二任夏王启，禹的儿子。《吴越春秋》对此载:“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其后是第六任夏王少康。夏启每年春秋二季遣使祭奠大禹于祖地越地绍兴，夏启死后，其子太康被后羿篡国也就是古代史籍记载的“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神话传说射落九个太阳的“后羿射日”的主角后羿有其真实历史人物原型，东夷有穷氏首领，臂力惊人，神箭手。就是他一箭射死逃跑的第三任夏王太康，篡夏自立为王。“后羿射日”再一次说明了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不能轻言就是虚构，大多是有真实历史人物原型的。上古三皇五帝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所有古代典籍都明确的事实。同样东夷有穷氏出身的寒浞随后杀死后羿，再杀夏王“相”，改国号“寒”。从“太康失国、后羿、寒浞代夏”到“少康复国”，意味着夏王朝在立国初期就曾国灭一度长达80余年，因此夏王族祖地绍兴的禹祭一度中断。禹以下六世”的少康为第六任夏王（禹→启→太康（失国，后羿篡位）→仲康→相→少康），少康复国后，恐禹祭绝祀，封其庶子无余于祖地绍兴，世代守禹陵，祭奠大禹。无余也就是后世的越国始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对此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最早祭奠大禹的皇帝，则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左丞相李斯与中车府令赵高随从下巡狩南方。《史记o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记载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渡长江，到钱塘，上绍兴，祭大禹的路线图。会稽即绍兴，这是上古以来所有史书都明确的事实。这一条路线图直接驳斥了部分史学家臆断的会稽在山东之说，因为秦始皇已渡过长江，先到江苏丹阳，再至钱塘，然后上会稽，钱塘江不可能在山东。《史记》完书于公元前91年，距离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亲赴绍兴祭大禹不过过去了119年，《史记》连更早的商王夏王世系都大体正确，关于秦始皇出巡路线的记载断然不会有误。不光是《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代典籍众书一辞禹葬绍兴。两周时期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对此论一样史不绝书。《墨子·节葬下》载：“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成书于春秋晋国和战国魏国史官共同编纂的重要编年史史书《竹书纪年》也记载:“八年春，禹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归还大越”进一步明确说明会稽不可能在山东，只能在浙江。《汉书·地理志》班固载：“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会稽山在南”进一步说明会稽山不可能是部分史学家臆断的山东茅山。可见大禹亦是良渚后裔。至于良渚后裔的尧都、舜都为何都在晋南、大禹为何生于西陲陕北石茆古城却葬于绍兴会稽山，下文自有解释。

虞朝国都最早是良渚古城，距今4300年-4000年间，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良渚人不得不大举北迁到黄河流域，也正是在距今4300年-4000年间这个时间节点，发展相对迟缓的中原突然奇迹般地冒出了良渚文化的诸多先进元素的原因所在，北方最早进入文明的两个遗址陕西石茆古城遗址和尧都山西陶寺遗址正是良渚人主力北迁的结果。从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诗经》，及至战国诸子所书，有关史前洪水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尚书·夏书》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昬垫。”《孟子·滕文公》曰: “当尧之时，天下犹末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淮南子·本经》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地质学、田野考古学共同考证的距今4300-4000年良渚文明消失于江南的时间恰恰是尧舜之世，也吻合尧舜之世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的先秦典籍记载，《淮南子·本经》明确所述的洪水发生地“以薄空桑”的“空桑”地望前已述也是昌意和其子颛顼的生地，在浙江湖州太湖流域一带。再一次印证了前述大禹治水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真实可靠性。同时各良渚遗址的淤泥层同位素检测的地质学检测的年代结果也极度精确吻合上述先秦古籍记载。如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苏吴江梅堰、上海青浦果园村等遗址都有明显是大规模水侵痕迹的一到三层淤泥层，同位素检测约在距今4300-4000年间。而从沉积学领域看，埋藏古树对古洪水具有明确的指示意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以及临近的钱塘江流域埋藏古树的分布非常广泛，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时段同样集中于距今4300～4000年左右。所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苏南浙北上海区域在距今4300-4100年的区间内发生了全流域大洪水，甚至大洪水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直接导致了良渚古国被迫北迁中原，作为最早虞都的良渚古城也随之放弃，虞朝政治中心就此北迁到晋南，尧都陶寺（今山西临汾市）就是良渚虞朝北迁之都。

安邑夏县（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也有大量关于夏朝建立者大禹的地望，诸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的禹王城、禹王乡、禹王村……还有和鸣条之战有关的鸣条岗在夏县。《逸周书》也有如下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段记载透露了两条关键信息：一是被唐尧灭掉的“西夏”在山西，唐尧占据了“西夏”故土；二是“西夏”先民性仁宽和，不修武备，甚至不修城邑，所以遭致了灭国之祸。大禹父亲鲧迁徙到陕北的古崇国就是“西夏”部族，唐尧伐之，“西夏”亡，鲧臣服于尧，后获封“崇伯”，成为有崇氏，帝舜继位后，借‘口鲧治水无功，将其流放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可见这个“西夏”的前身正是后来建立夏王朝的夏后氏。最初的“西夏”所在地就是尧灭其国后建的“尧都”山西陶寺（今山西临汾襄汾县）。而“西夏”亡后，部族迁徙到陕北一带，建立了古崇国。古崇国的“崇”作为象形文字带有山字头，说明这个有崇氏是聚居在山上的。陕西石峁遗址就是修建在山峁上的。《连山易》云：“鲧封于崇。”《世本·作篇》曰：“鲧作城。”《吕氏春秋》载：“夏鲧作城。”《淮南子》记：“昔夏鲧作三仞之城。”而且还记载“大禹生于石纽"，"禹生石"。《史记·六国年表》亦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而石峁古城恰好是石头城，规模巨大。陶器玉器皆传承自良渚文化，大禹生于西陲的“石纽”石头城毫无疑问就是陕西石茆古城。后世大禹以“夏后氏”身份回到夏故土山西安邑复国，国号重新为“夏”。大禹立国取名为“夏”那是因为他父亲一系的古崇国部族本就是被尧所灭的“西夏”后人，故都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可见无论是被尧灭掉的“西夏”还是大禹建立的夏朝，故都一直都在山西，和商人所在的河南从无关系。商人甲骨文称“夏”为“西邑”名如其实，地理方位正合。出土的战国原简《清华简·尹诰》也有如下明确记载：“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尹至》篇则提到：“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意思是伊尹献计从西方进攻西邑，灭了夏，“西邑夏”一词刚好与古籍所称的“大邑商”对应。而《礼记·缁衣》也和清华简遥相呼应：“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大禹重新建夏于山西安邑，是为夏后氏。山西安邑是夏都有充足的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持且形成严丝吻合的释证。不同古籍都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 出土西周之物宜侯夨簋有明确的铭文记载：“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说的是周武王分封周太王次子仲雍的曾孙虞仲于虞（山西安邑平陆以北），建立虞国这件事。《史记·吴太伯世家》亦有明确记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意思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寻求太伯、仲雍的后代准备加封承祀，找到了周章。由于周章已经做了太湖流域吴国国君，其传承是太伯-仲雍（太伯之弟）-季简（仲雍之子）-叔达（季简之子）-周章（叔达之子）。周武王便顺水推舟把吴地封给了周章。由于周武王已把太伯和仲雍都列入周祖庙，周法以嫡立长，太伯无子，周章视作过继的太伯后代，祧太伯一支就封太湖流域吴地。周章之弟虞仲作为随太伯奔吴的太伯弟仲雍的后代就封在成周之北的旧夏都之地新建虞国，列为周诸侯，虞仲就此成为虞国第一任国君。就是上文的“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虞国国都平陆（今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古代属于安邑，就说明“故夏都”就是山西安邑（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又从侧面说明禹都安邑，夏桀最后所在地的夏都也在安邑（夏桀一度定都山东斟鄩，后迁都安邑。下文有述），不可能在河南。晚夏早商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说非常牵强。不仅仅是二里头地质层三四期体现了明确的早商文化，从典籍记载的逻辑方面也不能予以认同:一、商灭夏的鸣条之战明确发生在山西安邑夏县的鸣条岗，不在河南。二、西周青铜鼎铭文关于夏旧都山西平陆、出土的一手资料战国原简《清华简》关于“西邑夏”、甲骨文卦辞祭祀的“西邑”都是指代夏朝，既作为夏都代称同时又是夏朝代称的“西邑”都城不可能在中州的河南，祖地河南的商人对河南的任何地名也不可能冠以“西邑”称呼，“西邑”只可能在山西境内。三、夏朝的确有多次迁都经历，但基本在山西和山东来回，没有证据显示在河南境内。非常可靠的《竹书纪年》古本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说明夏初太康以及“后羿代夏”期间的夏都在斟鄩，《尚书·正义》又云:“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桀都安邑和此处《竹书纪年》古本记载的桀都斟鄩也没有任何矛盾，这是因为夏桀前期都城在斟鄩，末期迁至山西安邑。关于斟鄩地望，《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了山东有穷氏的寒浞儿子“浇”灭夏之战:“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鄩氏。” 说明斟灌与斟鄩距离很近。斟灌氏就在今山东寿光一带，斟鄩氏自然也在山东境内。《竹书纪年》进一步明确记载:“浇伐斟鄩，战于潍，覆其舟。”斟鄩地望自此水落石出，即今山东潍坊附近。少康复国的联军有鬲氏、以及被寒浞儿子“浇”所灭的斟灌氏、斟鄩氏余部都在山东，最后夏伯靡和少康攻灭寒浞的斟鄩决战也在山东。斟鄩是河南巩义之说没有根据，更不用说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关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是夏朝诸侯封国有洛氏的国都。《尚书·太甲上》载：“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竹书纪年》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日知录卷十八》：“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肴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墓。”《括地志》曰：“洛州偃师县东六里有汤冢，近桐宫，盖此是也。”说明洛阳偃师二里头是商汤墓葬所在地，同时还是伊尹流放太甲之地，史称桐或桐宫。所以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显示了非常明显的早商文化特征。《逸周书》进一步明确了二里头是有洛氏宫城并非夏都的性质：”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後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饑饉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一方面说明“有洛氏宫城”的二里头并不是夏都所在地。前述“有洛氏宫室”已经明确否定二里头是夏都，夏王族叫“夏后氏”，有洛氏只是夏的一个封国。另一方面记载位处偃师的“有洛氏宫城，池囿广大，工功日进，民不得休”，说明“有洛氏”滥用民力修建了规模庞大、富丽堂皇的宫城，所以作为夏朝诸侯国国都的二里头被误认为“夏都”也毫不令人意外。真正的夏都安邑在鸣条之战后已被商汤摧毁了。前述《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是时周武王克殷，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周武王时期安邑已成废墟，所以称之为“故夏虚”。此外《竹书纪年》也提供了二里头“有洛氏”并非夏都的确凿证据:《竹书纪年》曰:“帝癸（夏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意思是夏桀在位第21年的时候，商汤攻灭了“有洛”。《竹书纪年》古本曰：“（夏桀）二十二年，商侯履来朝，命囚履于夏台。”《史记·夏本纪》同载：“桀乃召汤而囚之于夏台。”。夏桀囚商汤于夏台发生在商汤攻灭“有洛氏之国”的一年后（夏桀22年），而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发生在夏桀第31年，这已经是商汤攻灭有洛氏十年之后的事了。《竹书纪年》曰:“（夏桀）三十一年，商自?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尚书序》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所以作为“有洛氏宫室”的二里头遗址绝对不可能是夏都。《博物志·卷十》也明确印证了《逸周书》和《竹书纪年》的“有洛氏宫室”绝非夏都的记载：“昔有洛氏 ……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氏以亡。”另《书·五子之歌》载：“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意思是:夏王太康处在尊位而不理国事，喜好安乐，丧失君德，以至于国民都怀有二心。太康盘玩游猎没有节制，到属国“有洛氏”的地盘（洛水之南）打猎，百天还不返回国都。《五子之歌》这句话明确说明“有洛”和夏都是两个地方。因为太康在“有洛”打猎过了百天还不返回夏都处理国政（十旬弗反），这句话还是成语“尸位素餐”的出处。《孔传》对“有洛之表”的地理方位有明确注解：“ 洛水之表，水之南。”梳理清楚如上的典籍记载，可见“有洛氏”本身就是夏的其中一个诸侯封国，商汤灭夏发生在商汤灭“有洛氏”的十年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事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有洛氏”的国都，也是商汤的墓葬地，还是商初权臣伊尹流放商王太甲之地。所以二里头遗址一二期体现了夏文化，三四期体现了早商文化毫不奇怪。典籍记载和考古学实证完全可以得出二里头并非夏都的结论。至于山西陶寺古城遗址所在地的山西临汾，古为平阳，是尧都所在之地，也是大禹夏朝前身的“西夏”所在地。舜都蒲阪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市，为运城市（安邑）的下辖县级市。地处夏都安邑（运城市）以西，山西地图两市的地理方位可以清晰证实这一点。同时蒲阪也是商师从河南西进灭夏《清华简·尹至》所载的“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以及《吕氏春秋·慎大》所载的“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战略大迂回的地点。商汤灭夏第一战的蒲阪之战就在此展开，后续在山西安邑夏县进行了鸣条决战，上面已经说了，山西陶寺和陕西石茆都有大量的良渚文化痕迹，不管是“尧”灭的“西夏”建立的尧都陶寺，还是“西夏”后人有崇氏的鲧（大禹父亲）迁徙到陕北建的石头城古崇国的石峁古城，还是以“夏后氏”身份重新建夏的大禹以及都城山西蒲阪的舜，都是因江浙沪良渚古国也就是最初的虞朝所在地大洪水北迁的良渚人，他们的迁居目的地都是山西。尧也并非出自山西本土，而是外来部族，尧舜之世良渚人北迁，继良渚古城之后，尧都陶寺、舜都蒲阪先后成为北迁的虞朝之都，直到大禹在安邑建夏，虞遂亡。大禹之父鲧的有崇氏部族就是被尧灭掉的原在山西的“西夏”，是大禹“夏后氏”的前身。“西夏”亡后，其族人迁徙到陕北建立了石峁古城，所以“禹生石”即陕北石峁古城，尧舜禹都对被大洪水淹故土良渚古国充满思念，所以尧派鲧治水于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禹续继之。大禹更是于治水成功后大会诸侯于故乡绍兴，并归葬故土绍兴，体现了华夏族叶落归根的思想。这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载的：“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关于《尚书·禹贡》所载大禹治水地点:“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上文已详细考证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不再详述。

（四）衣冠文化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良渚文化有最早的华夏衣冠文化。首先贵族穿丝绸衣服，佩戴玉器。古籍称玉帛。《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周礼》解此处“执玉、帛”为执“六瑞”以示等级。《尚书序》也有“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解万国以玉、帛为贡，”属国表示臣服的记载。其次贵族还戴高冠，良渚博物院的良渚神人像，个个都是高冠，此穿戴样式是良渚上层贵族的专利，是华夏衣冠礼的最早源头。良渚还发现了最早的系扣丝绸袍服的玉带钩（见下图）。玉带钩又是华夏文明礼制特有的典型之物，一直沿用到明和清。良渚文明又一特色是玉器的玉梳背。玉梳背用途为插在良渚贵族脑后的发髻上。为鸟的造形，延至于后世走向民间，为历代王朝华夏男女梳理发髻专用之物。良渚的衣冠文化被夏所继承，《淮南子·齐俗训》：“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说明华夏族人要身着袍服高冠，这种衣冠文化一直传承于后世所有华夏王朝。

（五）华夏礼制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华夏首先是文化特征，然后才是国家特征。《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 而“礼”作为贯穿华夏文明全过程的核心元素，是区分华夏的标尺。作为“华”的服章之美，在良渚文化中心区域的湖州钱漾山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丝绸，甚至还发现了世界最早的葛布。湖州至今仍是著名的丝绸之乡。作为“礼”的礼制是由良渚文明创造的，莫角山的宫殿群形制与建筑理念是中国后世历代国都的标准。良渚墓葬玉琮、璧、钺等成组不同等级玉器，适用不同身份的阶级，则是礼仪制度导致阶级分化出现的重要标志，祭天的圜丘与祭地的社也是华夏文明中独特的元素，后世北京的天坛就是圜丘，良渚古城的瑶山、汇观山的祭坛则清晰构建了“社”的结构。我国圜丘之祖最早出自良渚古城反山、上海广富林、福泉山等良渚遗址。《礼记·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郑注云：“皇，冕属也。画羽饰焉。”“皇”指羽冠，这也是后世华夏皇帝戴的冠冕的原型。“有虞氏皇而祭”所指的便是有虞氏的先民头戴羽冠祭祀祖先及天地。而“皇”字直接来自良渚文明出土玉璧上的图符。1935年考古学家何天行就在良渚发现过一个黑陶盘，上刻十几个符号，经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7个符号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3个在金文中有同形字。这些符号为甲骨文之前的早期象形文字，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而且良渚刻符一二三四五和十等数字也和甲骨文近乎一致。更关键的是，属于良渚文明的海安青墩遗址和庄桥坟遗址相隔数百里，有600多个刻符完全相同，甚至在更北的龙山文化中也出现了良渚刻符。这些刻符是早期文字的证据已相当明显，因为相隔数百里发现了同样的符号，说明已具备广泛的传播性，这正是原始文字的关键特征。良渚文明建立的虞朝的礼制为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夏人尚黑的心理正是导源于良渚文明即虞朝时期的习俗。良渚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特色，轮制法，有的甚至涂漆，直接为夏继承。《周礼·冬官·考工记》云：“有虞氏上陶。”和北方仰韶文化的彩陶明显不同，夏商周陶器均一脉相承以黑为主。在《礼记》《周礼》《孟子》等先秦典籍中，礼制以虞夏商周四代序排介绍如汗牛充栋。礼制可以改变载体，但核心文化内涵不会改变，它是华夏文明中最为稳定、最为坚韧的部分。华夏文明独有的“礼”是在良渚中诞生的，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诸如稻作农业、玉器代表的礼制含义、丝绸、原始汉字、礼乐、衣冠等皆在良渚文明时期诞生并定型，华夏文明实际上是在良渚时期已经形成。而中原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文明也是良渚人因约4300年前原住地大洪水北迁所致，地质学水浸淤泥层结果清晰证明了这一点。距今43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距今4000年的陕西石峁遗址，距今3800年的二里头遗址代表中原地区才开始进入文明阶段，其中北方所有已出土的进入文明阶段的遗址，其礼制、宫殿王城、玉器风格以及神徽和祭坛都带有浓厚的良渚风格，所以良渚人居住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良渚古国正是良渚人建立的华夏文明第一个朝代虞朝在考古学上的直接反映。

《左传》有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曰: “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华夏族人从不祭祀“非我族类”的胡狄。关于华夏祭祀礼的圜丘、社应书一笔。圜丘和社是华夏文明所特有的两大元素，均源出良渚文化。社是祭地神“社”神的祭坛，是后世王朝政权的象征，“稷”为农神，指称农业；古代农业为天下根本，“社稷”并称就是指代国家。圜丘则是祭天的祭坛。《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圜丘的主要用途是祭天。古人的意识中天为圆的，故圜丘为圆形。燎祭是焚柴祭天的典礼，在圜丘举行仪式。所以圜丘有两个特点：一是圆形，二有燎祭。良渚古城、武进寺墩、海宁荷叶、达泽庙、上海广富林、福泉山等良渚遗址都发现了燎祭用的圜丘遗迹。社祀，亦称社祭，它是虞、夏、商、周四代连续相承的最主要的原始宗教礼仪之一。《管子·轻重戊》：“有虞之王……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先秦文献明确社祭起源于虞朝，为夏、商、周三代所继承。良渚文化的社祭的发展非常成熟，已经形成了后世的基本形制，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社祭遗迹也的确出自良渚遗址，而先秦典籍告诉我们社祭起源于虞朝，这就是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应用。所以良渚古国就是虞朝从典籍记载和考古实证的严密吻合角度亦可以得到证实。

玉礼制作为华夏文明的独有元素沿袭至明清。后世历代传国玉玺和氏璧就是华夏独有玉文明的体现。中原和东夷最早的玉器文化和文明比如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以及龙山文化玉器等都具有浓厚的良渚痕迹。《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孔子说: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华夷之别泾渭分明，首在于“礼”。华夏玉礼器的六器为玉璧、玉琮、玉圭、玉琥、玉璋、玉璜。成套出土首见于良渚。良渚古城反山王陵墓葬、汇观山和瑶山祭台均见后世周礼的“六器”。而且恰恰是苍璧、黄琮、白琥、青圭、赤璋、玄璜六色，无论颜色还是型制均完全吻合后世的《周礼》记载，周人并不知道距离他们所在年代2000多年之前的良渚古城的存在，但良渚古城恰恰出土了和《周礼》记载完全一致的华夏“六器”，这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华夏“六器”。可见华夏礼制也是源出良渚。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苍璧、黄琮、白琥、青圭、赤璋、玄璜（下图四就是良渚博物院“六器”全貌）正是良渚文明独创的线切割工艺所打造的六大华夏玉礼器。良渚古城反山大墓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大墓均出土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还有巧夺天工的的武器长柄玉钺和短柄玉钺，甚至部分短柄钺还有玉质装饰，这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利的象征。意味着国家的重要特征：等级差别和社会分化已经出现。良渚文化不同的墓葬区有不同等级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表明良渚已有了严格的社会阶层礼仪制度。在良渚先民为代表的华夏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夏商周之后，陶器作为礼器，从和玉礼器、青铜礼器的平行地位逐渐退出先民的视野。然而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制礼器、祭器如鬶、爵、觚等在夏朝以后都以青铜器的形式继续作为华夏族的礼仪重器。礼制可以改变具体的载体，但核心内涵不可改变，礼制是华夏文明中最为稳定、最为坚韧的部分。华夏礼制也是华夏文明有别于全球其他原生文明的重要标志。

良渚文化的木胎漆器已十分成熟。漆的质感、漆与木胎结合以及漆器的艺术图案，完全不逊色近3000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时期的水准。在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主要见于反山、瑶山贵族墓葬，反山出土有嵌玉漆杯、嵌玉漆盘，瑶山等大墓中出土有高把漆杯。出土的漆器与玉器一样，在良渚文化中都是珍贵物品，主要在贵族阶层使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良渚古城的墓葬可分为6个等级，第一等级以反山王陵和瑶山贵族墓地为代表，随葬最高品质的玉琮、玉璧、长柄玉钺。对象是手握统治权的良渚王族和贵族；第二等级墓葬随葬次一级品质的玉琮、短柄玉钺（有装饰品）和石钺，不见玉璧。对象是军队高级指挥官以及富裕的亦工亦军的平民；第三等级墓葬随葬再次一级的玉钺、石钺，而不见玉琮。 对象应是中级军官和生活一般的亦工亦军的平民；第四、五等级只随葬不同等级的石钺。墓主是士兵身份；第六等级仅随葬少量陶器甚至无随葬品。代表了社会最低等级的贫困阶层。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区分，俨然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不同等级的鼎、豆、壶、璧、钺、琮等玉礼器，都见于良渚文化墓葬。所以作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特质的“礼”，源出良渚文化是不争的事实。

附:良渚博物院反山嵌玉漆杯代表了良渚漆器最高工艺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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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夏汉字起源，再特别提一下。上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源自距今3200年前的殷墟。然甲骨文非常成熟，之前有着更为悠久的文字发展历史，关于创造华夏汉字的祖先，有两种理解。《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书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一种理解是伏羲创造文字，即“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一种理解是商人祖先的“契”造书，即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契”又称“商契”。为夏水官，曾辅佐夏王朝始祖大禹，被大禹封于商地，商王室之祖。这也是商朝得名来源。《国语·鲁语上》：“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契，殷之祖，为尧司徒，能敬敷五教。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尧命“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史记·殷本纪》说：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赐姓子氏”。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中“仓颉”实为“商契”的通假名。“仓”、“商”二字古音邻纽双声、同为阳部叠韵，可通假。《诗经·尔雅·释鸟》中“仓庚鸟”明确注为“商庚鸟”就是此例。而“颉”、“契”二字古音分属见、溪，同为牙音，发音部位相同，又同属于屑韵，亦通假。因此从通假字解释“商契”就是“仓颉”，两者为同一人，商朝始祖，五帝其一的帝喾之子。结合上面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华夏汉字来源于伏羲或商契（仓颉）都有说服力，华夏汉字更有可能始于伏羲，系统化成型为商契（仓颉）所创。伏羲创造了原始文字，商契进一步发展，所以商契的后代殷商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不管是伏羲还是契创文字，他们都是良渚人毫无疑问。契父亲就是帝喾，契和尧舜禹一样都是北迁黄河流域的良渚后裔。

（六）国都规制源头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良渚古城也是古籍所称的成鸠氏之国的天皇氏之都。成鸠氏之国国主的伏羲即为天皇，天皇为三皇之首。《越绝书》亦云:“夫越王句践 ，虽东僻，亦得系于天皇之位……”意思是越王勾践作为天皇伏羲后代，传承伏羲的“天皇”之位，春秋称霸乃理所当然。越王勾践也确实是伏羲后代，因为他是大禹后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意思是越王勾践是大禹后裔，其祖先是夏王少康的庶子无余。《越绝书》也提明确越国立国者无余是大禹后裔:“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於越，以守禹冢。问天地之道，万物之纪，莫失其本。”越国王族就是姒姓，大禹后人。现藏于湖北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刻有“鸠浅”二字，进一步明确了越国王族就是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王族的后裔，大禹自然也是成鸠氏之国王族的后裔。勾践因不敢自比成鸠氏之国历代先祖三皇五帝的功绩，故曰“鸠浅”。前《鹖冠子·王鈇》已提：“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 陆佃解：“ 成鸠，盖天皇之别号也。”所以天皇伏羲即为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国主。而三皇最早出处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路史》亦云：“前天皇、前地皇、前人皇之事太过久古，杳杳冥冥，所谓事有不可尽究，物有不可臆言。”先秦古籍《鹖冠子》云:“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鹖冠子》还提到成鸠氏手握“王鈇”。“王鈇”即斧钺。而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墓主左手旁就有一件与典籍记载完全一样的玉钺。田野考古学显示，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约2500年这500年时间里，良渚人进行了大规模北征，对黄河下游地区全面用兵。

良渚古城的面积大于700多年后黄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以及1200多年后被传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城池之祖。良渚古城的空间布局展现出明显的后世国都沿袭的三重结构，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依次被内城和外郭城墙所环绕，并辅之以完善的世界最早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的面积大于700多年后黄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以及被传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这也是中国古代都城最早的三重构局，此外，良渚古城莫角山遗址上的宫殿建筑群其中三个土台是建于大台基上的高台建筑基址上，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宫殿规划的原型。而宫殿建于人工营建的高台之上，这也是我国宫殿尚高巨台基之风的源头。夏商周三代以及后世数千年的华夏王朝宫殿规制，都在良渚文明中找到了源头。依山傍水的良渚古城，为后世国都标准形制。它分为皇城、内城、外郭城。内城面积约三平方公里，有四个故宫那么大，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度10几米的11条巨型水坝，可以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面积是杭州西湖的1.5倍，库容量超过4600万立方米，是杭州西湖水储量的4倍。这是国际社会已经公认的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在城的中心部位良渚人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高10几米的大型土台，这个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在这个高台上是高等级建筑，面积在200-900平方米不等的大型建筑。被认为是贵族居住的地方。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内城城郭，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墙基宽都是40米-60米。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外城城池。良渚古城总的工程量，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这样的工程量动用1万个劳动力至少需要100年以上时间才能建成。土方量约为古埃及最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的两倍有余。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只有国家力量能够动员。良渚古城规模之巨，生活配套设施之复杂，两千年间几无来者，超过后世的任何夏都，也超过大部分商都。直到晚商的安阳殷墟面积才超越了它。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项——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从1993年开评至今，只颁给过13个项目，其中良渚古城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就独占2个。此外，2010年良渚古城莫角山台地东坡中，发现大量炭化稻，约2.6万斤。2017年良渚古城莫角山区域的池中寺遗址再次发现大量炭化稻谷堆积，约为20万斤。宫城区域如此巨大的储粮量，说明良渚贵族的人口众多，至于内城、外城官员和平民阶层人口规模更不可想象。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古城同时还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国都，也是虞都的原生地。

关于良渚古城最新进展，中国社科院官网于2020年8月刊发的关于良渚古城遗址近年田野考古学的最新论文反映了良渚古城有“四重构局”，较之传统“三重构局”认知大大深化，外城面积达到创纪录的近800万平方米，远大于此前认为的351万平方米。有单独的工匠手工业作坊区，所以就第五点所述工艺复杂的嵌玉漆杯、嵌玉漆盘，高把漆杯功能区分布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

附:中国社科院关于良渚古城遗址2020年8月最新的田野考古学论文

良渚古城考古的历程、最新进展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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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表述中国朝代时一贯以夏商周并举，但事实上虞朝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也是华夏文明的开端。因为众多的先秦文献都对上古朝代的虞朝言之凿凿，多以虞、夏、商、周并称，《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墨子·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吕氏春秋·审应览》：今虞、夏、殷、周无存者。《慎子》引孔子云指出虞夏商周礼制的不同：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虞夏商周并称之述在先秦典籍中不胜枚举，史不绝书，在此不一一赘引。事实上将虞与夏、商周并举已为先秦典籍所习见，可见这已成为春秋战国时人的指称习惯。在具体描述礼制的先秦古籍《礼记》《周礼》以及出土的《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等书中，更常以虞夏商周四朝礼制对比来论述华夏礼制的发展。夏朝之前有虞朝，在先秦时代并无疑义。

虞朝的天子也不止虞舜一人。本答开篇就明确指出虞朝并非仅指虞舜一朝的证据，事实上虞朝的世系涵括了从伏羲到虞舜的传承关系。虞朝可考的血统世系（非国君世系）为:…华胥氏（伏羲之母）→伏羲（三皇之一，华夏族人文始祖）→ 少典（伏羲女娲兄妹相婚所生之子）→ 黄帝（少典之子，五帝之一，华夏族族源始祖）→昌意（黄帝之子）→颛顼（黄帝之孙，五帝之一） → 虞幕（黄帝曾孙，又名穷蝉，颛顼之子，舜五世祖） → 敬康（虞幕之子） →句望→桥牛（或为虞迵？） → 瞽瞍（舜之父） → 舜（五帝之一）→商均（舜之子）→ 虞思（商均之子）…→ 箕伯、直柄（虞思之后代，箕伯、直柄中衰）、虞遂（商汤封虞遂于陈国，是为商陈）、伯戏…→虞阏父（胡公满之父）→胡公满（又名虞胡公、陈满。周武王所封的周陈的第一代国君） …→陈敬仲（陈完奔齐改名田完，陈厉公之子，战国田齐的始祖）→…虞朝可考的虞帝世系是:伏羲→ 黄帝→颛顼 → 虞幕 → … → 虞迵 → … → 尧→ 舜（虞帝为家族内部传承，不同于夏以后的“家天下”）。《大戴礼记·帝系姓》、《世本·帝系》《竹书纪年》等典籍所记载的华夏族的早期帝王世系绝非无中生有，殷墟甲骨文卜辞已经证实了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商代世系基本无误，虞朝的世系有明确的传承关系，从伏羲开始，历黄帝开启五帝时代而茂竹修林，终于帝舜。《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了恢弘的虞朝全貌:“口氏之有天下，厚爱而薄敛焉，身力以劳百姓。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而治乱不共。……于是乎始爵而行禄，以让于又有虞迵，有虞迵曰：「德速衰……」口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有虞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终。……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畝之中，……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意思是上古某帝王让位于有虞迵，有虞迵死后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大家推举尧为天子，尧当时是一个有百里之地的诸侯。尧年老后也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于是传位给虞舜……所以虞朝就是夏之前一个长久的朝代，绝非舜所建立。舜只是虞朝的众多君主之一。《上博简·子羔》里也明确提示了这一点，《子羔》记载舜是“有虞氏樂正瞽瞍之子也”，明显告诉我们在舜前就早就存在虞朝了。尧舜都是虞朝传承的首领。文中出现的虞朝首领虞迵，则未曾见于所有先秦文献。尧本就是虞朝的诸侯，尧的继位是因为虞朝国君虞迵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所以由诸侯推举而来，后来尧又禅让给虞舜。这个过程后世西周的“共和行政”也出现过：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后，诸侯推举共伯和代行天子之事。后周宣王长大成人，共伯和又把王位还给宣王。《书传》载“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或谓之陶唐氏”。《论衡》载:“衡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由此可确证“唐”实际指尧的封国，并非朝代名。虞朝才是唐尧所在的真正朝代。《容成氏》还展现了恢弘的虞朝全貌，虞朝的治理以“不赏不罚”而闻名。《司马法》曰“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慎子》亦载:“有虞氏不赏不罚。”虞朝还保留着虞帝推举制度，尧舜禹禅让制是虞朝天子推举制的表现和传承。虞朝早期著名的虞帝有虞幕，后期则有虞迵。尧是虞朝封国诸侯之一唐国的首领，在虞迵死后被推举为虞朝天子，后又禅让于虞舜。虞舜乃是虞朝乐正瞽叟之子，他也如法炮制把虞帝位传给治水威望大盛的大禹。《左传》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意思是周武王建周后，将长女大姬嫁给虞朝帝舜之后的胡公满（亦称陈胡公、陈满）为妻，封于陈地，建立陈国，以奉祀“三恪朝代”（虞夏商）之一的虞朝。关于周武王“三恪”，《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后’者，君也，天子也‘庶’者，天子之异姓也”。意思是“三后”在周以前都曾贵为天子而其姓为嫡，今却早已随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姓。春秋时作为周国姓的姬姓仍为嫡姓，显然非“三后”的庶姓。“于今为庶”的“三后”指的是周之前的虞夏商三朝，由于虞为华夏朝代与夏商无别，故西周建国后对其后裔予以“三恪”之礼的礼遇。所以我国第一个朝代是虞朝。也再一次印证了不存在陶唐尧所在的“唐朝”，否则应该是“四恪”。春秋时陈厉公之子陈敬仲奔齐，为避祸改名田完，是为田姓始祖。春秋末年齐国名将田穰苴（司马穰苴）即为其子孙，陈敬仲子孙还引发了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田氏代齐（另一事件为:三家分晋）。公元前386年，田和（陈敬仲八世孙）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齐国国君，同年周安王册立他为齐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子牙开创的姜姓齐国绝祀。战国时代田氏仍以“齐”为国号，史称“田齐”，此为后话。

《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这和《上博简·容成氏》的记载一致，虞朝和后续夏商周王朝一样，是诸帝连续传承的世系，再一次明确告诉我们虞朝绝不止帝舜一帝，更非帝舜所开启。“幕”上面已载就是穷蝉，黄帝曾孙，颛顼之子，帝舜五世祖。瞽瞍是帝舜之父。胡公就是胡公满，帝舜后裔，周武王行“三恪”之礼所封陈国的第一代国君。所以“周赐之姓”又名“虞胡公”以便祭祀虞朝诸帝。而《礼记·表记》中孔子更进一步描述虞朝的社会形态：“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意思是对于虞朝和夏朝的政令，百姓很少抱怨。对于商朝和周朝的政令，百姓无法忍受其繁琐。虞夏质朴，殷周文饰，都达到顶点了。虞‘夏虽有文饰，但质朴更多；殷周虽有质朴，但文饰更多。这里虞夏展现的统治“政令”，明显是成熟的国家形态。《礼记·表记》还言:“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可见孔子对虞朝高度推崇，认为国家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统治清明。《礼记·表记》《左传》以及后世的《史记》等古代典籍均称虞朝君主为“虞帝”，更进一步证明虞朝国君非松散的部落联盟共主，而和后世的夏商周诸王毫无二致。

（八）图腾崇拜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上的神徽形象不仅与伏羲吻合，更与黄帝“四面”、颛顼“戴干”的形象契合，出土的良渚古国玉器所刻的神徽是华夏族三皇五帝的一致特征。上古诸帝身上体现出的图腾信息（鸟与龙蛇图腾），皆与良渚古国的图腾崇拜完全相符。

良渚古国既崇拜鸟，又崇拜龙，良渚玉琮等玉器上所刻神徽形象实际上是鸟图腾与龙图腾的结合体，正是伏羲的形象。良渚玉器神徽神人的鸟爪及展臂姿势与鸟同构；而其下半部分的兽面实即商代饕餮纹的渊源，饕餮本身就是龙的一种。良渚文化神徽形象浓缩了鸟图腾崇拜与龙（蛇）图腾崇拜两种图腾崇拜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黄帝长子少昊，他是华夏族鸟图腾崇拜的典型代表。少昊出生时即有分别红、黄、青、白、玄五色鸠鸟环绕，而在虞帝位时，又有凤鸟飞来，遂以凤鸟为图腾，少昊以良渚古国全部24个部族建立了完善的“以鸟为名”的虞朝官职体系。是为“鸟官”。其父黄帝同样是良渚古国的鸤鸠王族之帝。黄帝本人以凤鸟鸤鸠为图腾，同样有着明确的凤鸟崇拜。鸤鸠也是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虞朝）的24个部族之一的“五鸠”（鸤鸠氏、祝鸠氏，鴠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之一的“鸤鸠氏”部族，“鸤鸠氏”为虞朝也就是成鸠氏之国的良渚古国地位最为尊贵的王族。成鸠氏之国的国鸟就是鸤鸠，出土良渚玉器的玉梳背、玉琮等文物清晰显示了这一点。黄帝本人就是鸤鸠氏，鸤鸠氏主职“司空”（鸤鸠氏，司空也）。“司空”也是后世历代王朝地位最为崇高的“三公”之一，大禹就担任过“司空”一职。《史记·夏本纪》对此载:“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而“三公”的其他两公司徒、司马也出自“五鸠”部族（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五鸠”的鸠民，是虞朝也是良渚古国所有24个部族里，地位最高的五族。后世“三公”的司空、司徒、司马全部出自“五鸠”部族中的“三鸠”。这就是良渚古国有“四鸟”“五鸠”“五雉”“九扈”和“伯赵氏”总计24个部族，却唯独被称作成鸠氏之国的原因所在。古代“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是为三公。”“三公”最初源头也在成鸠氏之国，也就是良渚古国虞朝。后世霍光辅政就是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大将军掌握朝政，地位甚至在丞相之上。成鸠氏之国还是误认伏羲生于甘肃成纪的原因所在，“成纪”为“成鸠”之误，伏羲同样是成鸠氏之国的鸠民。再看帝喾，他是黄帝曾孙，少昊之孙。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屡见商人崇祀“高祖”，正是商人直接先祖“契”的父亲帝喾，《礼记·祭法》曰:“殷人褅喾”直接证实了这一点。帝喾同时还是《山海经》屡屡提及的帝俊。“夋”的字形正是鸟之形状。“故玄鸟即夋也，夋为玄鸟，宜夋状为鸟喙人身矣。”商人和夏人、周人一样崇拜鸟，这与帝喾身上的鸟崇拜属性不无关系。帝喾同时还是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的24个部族之一的“四鸟”之一的“玄鸟氏”（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族人，该族主职虞朝也就是良渚古国的“司分”一职 。《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再一次明确了商人出自帝喾（帝俊或帝夋）所在的“玄鸟氏”部族。所以“殷人褅喾”理所当然。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24个部族以及所司职位《左传·昭公十七年》明确有载：“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此外《吕氏春秋·古乐》曰:“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锺。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意思是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命乐师咸黑制作了九招、六列、六英等歌曲，又命有倕作鼙鼓、钟、磐等乐器，让舞女穿着五彩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鸣之后，凤凰、大翟等名贵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帝喾的鸟图腾崇拜。帝舜的鸟图腾特征则更为明显，在此就不再详述了。由此充分证明虞朝世系诸帝的鸟图腾属性正与良渚古国鸟图腾崇拜现象完全密合。 良渚成鸠氏之国本身就体现了鲜明的鸟崇拜特征。华夏族最早的鸟图腾崇拜源出良渚虞朝也是考古学实证的结果。

再看龙（蛇）图腾。虽说北方原生的红山文化的龙形象历史非常悠久，但红山龙却和夏商周以及后世历朝的龙图腾完全相左。三皇伏羲和其妹女娲的图腾崇拜体现了典型的“人首蛇身”，从北到南各地出土的所有伏羲女娲合尾图形象如出一辙：无论是河南永城太丘蔡庄出土的汉墓画像石，还是四川彭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亦或是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绢画，伏羲女娲均作合尾状，寓意夫妻结合。良渚文化不仅是鸟崇拜的出处，其龙（蛇）图腾崇拜也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良渚文化的龙（蛇）图腾除了玉器神徽形象的反映，也为良渚文遗址所出土的有龙蛇纹或鸟纹、蛇纹共存的器物所佐证。山西陶寺遗址标记性文物的彩绘龙盘的龙纹与中原的龙形象并无关系，却在良渚的龙（蛇）纹中找到了同样的出处。被视作帝尧之都的陶寺遗址实为华夏族良渚先人北迁中原所建之都。与良渚文化的龙（蛇）图腾崇拜相应，虞朝世系中黄帝、颛顼、帝尧、大禹等也皆有龙（蛇）图腾的属性，龙、凤图腾都是华夏族的主要标志已无需多言。成语“龙凤呈祥”已经给了最佳的注脚。

发源于距今约5300年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300-4000年的年代并没有消亡，只是因为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不‘得不北迁中原。地质学、田野考古学以及诸多先秦典籍包括出土的一手原简的记载都给出了闭环的缜密的考证结果。良渚文化是生于吴西的华夏族祖先伏羲创造的文化，它是华夏文明史的源头，也开创了华夏第一个朝代虞朝。良渚文化将中国由新石器文化带入古国文明。并为全球所公认。享誉全球的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科林·伦福儒在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明确提出：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伦福儒是名满天下，早年曾主持挖掘过克诺索斯王宫遗址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青铜时代遗址。他现场考察了良渚古城遗址后，和多年前亲手挖掘出的基克拉迪克古城和良渚古城做了对比，得出结论：基克拉迪克社会还处在原始阶段，而良渚社会则已经是早期国家。这也是目前西方学者对良渚文明的普遍态度。2019年7月6日，良渚申遗成功。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会员国得出一致结论：世界遗产大会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这句话份量石破天惊，此前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文明史最早到商朝只有约3500年历史。顺便提一下2019年和良渚古城一同申遗成功的巴比伦，其历史年代晚于良渚古城，但是它从1983年起就开始申遗，坚持了36年，直到2019年才告成功。良渚古城第一次申遗就获所有会员国全票通过，更加说明它已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证据的充分性，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证据的充分性。目前为我国和国际官方共同公认的、中国距今5000多年进入国家形态的文明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良渚古国文明 ，它将中国文明史由此前国际公认的约3500年前推到5000年以前。新世纪以来的考古实证也显示良渚文明扮演着持续扩张、沟通中国南北的角色。良渚文明的辐射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西至四川，西北及甘青，南至赣粤，东及山东都发现了大量良渚文物且都发现了良渚神徽。更为重要的是，良渚虞朝直接创造了中原夏商周文明，其文化基因直接注入了夏商周三代。通过大量出土的上古出文物陶器玉器以及图腾、刻符以及地质学、田野考古学的共同实证研究，目前已厘清了良渚文明北迁中原路线图，北方最早进入文明的遗址山西陶寺和陕西石茆上文已述。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是夏文明目前是没有问题的，而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是王湾三期文化，上蔡的十里铺正是王湾文化诞生的起点，田野考古学也实证这也正是良渚文化北迁中原中转途中的落脚点，良渚文化最终从豫东南并穿越豫中直达豫西和山西晋南一带，这已经是最新的田野考古学显示的结果。也和众多古籍所述的“尧都阳城（今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舜都蒲阪（今山西运城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山西运城盐湖区）”的地点完全一致，豫西和晋南也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

良渚族群的主体部分北迁山东和中原建立了后世的夏商周文明，还有一支良渚人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上游迁徙，上溯到了四川，和当地的古蜀人融合，创造了三星堆文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牌（见下图），其图案亦有明显的良渚神徽元素 ，可见良渚文化基因遍及几乎全中国，迁徙路线图也非常明确有北迁和西迁两条。


（九）迄今为止发现的北方最早出现国家形态的文明遗址决定良渚古国就是虞朝。

约公元前2300年以前，也就是在山西陶寺和陕西石茆出现以前的黄河流域，文明一片空白，全部处于新石器文化时代。而这两个北方最早进入文明的遗址，已经比良渚文明足足晚了700-1000年，且出土了大量良渚玉器、陶器，石刻和玉刻神徽带有浓厚的良渚痕迹，这个年代之前黄河文明的断层性，也证实了良渚北迁前北方文明相对于江南文明的落后性。所以黄河流域在距今5300年前后迄今未发现为国家层面的官方所确认的出现国家形态的文明遗址。2020年发现的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明显带有河南地方为了刻意对标良渚文明的地方利益因素（良渚文明上限5300年），且不说“河洛古国”单独一个双槐树遗址无法和横跨江浙沪的多达600多个良渚遗址的良渚古国相提并论。考古发现“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墓葬没有出现阶级分化和等级差别，连国家形态的最基本特征都没出现，属于明显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而良渚古城遗址有层次鲜明的6个等级墓葬上文已述，直到约公元前2300年以后，黄河流域各地区才陆续步入文明。更关键的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标记性的彩陶文化出现了消散。半坡、、红山、马家窑、庙底沟等以中原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的独特标记，皆没有在后来的夏朝传承下去。

更为关键的是，夏朝祭祀祖宗用的三大礼仪重器为封顶盉、爵、觚，经考证封顶盉直接源于良渚陶鬹，而夏爵、夏觚的形制也和良渚爵、觚系出同源。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铜牌亦带有鲜明的良渚神徽因素（见下图）


不仅夏朝，殷商玉器继承了良渚玉器的风格，其主流纹饰的兽面纹、云雷纹尤其引人注目。良渚文明的特有“饕餮纹”还成为商代王族青铜器的主要纹饰。殷墟出土的晚商铜钺，其图案就是明显的良渚神徽，和距离晚商近两千年前的良渚古城反山王陵M12琮王神徽像完全一致（见下图对比） 进一步充分证明了良渚文明的基因完全注入了夏商周王朝。




孔子说: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华夷之别泾渭分明，首在于礼。 《左传》有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说: “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夏朝贵冑拿着良渚风格的三大重器的封顶盉、爵、觚祭祀先祖，证明了夏朝君主本身就是良渚后代。

上文已述夏商周都出土了大量良渚风格的文物：其一，由良渚神徽演变的饕餮纹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铜、玉等精美礼器上，更成为夏商周青铜器的常见纹饰。其二，黄河流域的琢玉业极不发达，然而殷墟妇好墓却出土了包括玉琮、璧在内的大量玉器且赫然有良渚神徽。武王伐纣时，纣王“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周朝“周礼六器”更是与杭州良渚古城、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六色玉器”完全相合。这正是良渚文化在后世王朝的传承和延续。其三，良渚文化中象征生杀予夺王权的钺传至后世，《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伐夏桀时“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良渚文化在夏朝之前就已在中原落地生根，良渚古国也正是北迁中原的中国第一个朝代虞朝，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奠基者。

远隔数千里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出土文物为何普遍同源甚至神徽完全相同而体现了和其他北方原生文化诸如仰韶文化及其仰韶文化变型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磁山文化、夏家店文化、齐家文化不同的特点？作为仰韶文化标记性特征的彩陶为什么没有在夏朝传承下去？仰韶文化陶器是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常见器具有泥质红陶敞口浅腹平底或圜底的钵，这些都和夏陶格格不入。

石峁古城遗址和临近遗址如芦山峁都发现了大量良渚风格的玉琮等玉器，均为良渚玉器特有的线切割工艺，不是北方红山文化经典玉器的面切割工艺。玉器器型和上刻神徽也完全不同于红山文化而同源于良渚文化。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一档专题节目《石破天惊—石峁玉器》，石峁出土的额置半圆形装饰神面石雕人虎图石雕像（见下图二），中间神面的额头出现了一个半圆饰，它的形状是底边平齐上边圆弧，与良渚发现的半圆形玉饰形状完全相同（见下图三）。良渚的玉半圆形饰也是冠面或发带上的附加装饰，也体现了明显的良渚风格。石峁古城出土的玉琮王神人像和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神徽也完全一样。石茆出土的各类玉器完全可以认为和良渚文化同源，石峁古城的鳄鱼池内 ，还发现了和湖州长兴良渚遗址同样的长江流域特有物种扬子鳄的同源骸骨。从出土文物可以印证石茆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继承。

更令人震撼的的是，被传为尧都的山西陶寺遗址不仅出土的被认为是最早中原龙形象的标记性文物:龙纹陶盘龙（蛇）纹形象和良渚古城反山王陵出土的陶盘龙（蛇）图腾一致，出土的陶寺玉兽也赫然出现了如同石茆遗址一样的良渚古国神徽，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反山王陵琮王神徽像（下图三）。陶寺遗址观象授时的半圆遗迹祭坛形制，也直接源自良渚古城汇观山、瑶山遗址祭坛，一年四季的时令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良渚古城的汇观山瑶山祭坛已经做出了精准的测定。陶寺古城遗址同样是良渚文化的继承。

唯一为夏商周所继承的北方新石器文化的龙山文化的出土文物显示，它就是一个“复刻版”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人兽面纹、玉礼器、陶礼器工艺和造型来自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鸠鸟为图腾，以敬天礼地的玉琮、玉璧为礼器、以玉钺为权杖象征，以玉簧为结盟或联姻证物的代表华夏礼制的礼器，陶器同样是轮制法黑陶为主，同样有更高烧制温度烧制而成的、均匀炭渗的黑色漆器。早在距今5000年前已经出现在了良渚文化之中。而且陶器工艺同样是和良渚文化一样的轮制法，不同于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盘筑法。甚至出现了和良渚陶器一样的陶器刻符，有可能是原始文字。龙山玉器工艺也是线切割，不同于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面切割。龙山玉器上刻的图腾形象也和良渚古城出土玉器完全一致。上文已述良渚古城也是古籍所称的成鸠氏之国的天皇氏之都。“鸠”也显示了良渚人的鸟崇拜属性。《鹖冠子·王鈇》曰：“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 陆佃解：“ 成鸠，盖天皇之别号也。”而三皇最早出处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路史》云：“前天皇、前地皇、前人皇之事太过久古，杳杳冥冥，所谓事有不可尽究，物有不可臆言。”先秦古籍《鹖冠子》曰:“成鸠氏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成鸠所谓得王鈇之传者也……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鹖冠子》提到成鸠氏手握的“王鈇”，就是长柄玉钺，是成鸠氏之国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良渚古城反山12号大墓墓主左手旁就有一件与典籍记载完全一样的玉钺。这就是古代典籍记载与考古实物发现的相互印证，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上文已述成鸠氏之国史学界目前已考证为良渚古国，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学还显示公元前2500年前后恰逢成鸠氏之国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规模北征，用兵方向正是山东，这正是龙山文化诞生的时间节点。充分的考古学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继承，而非传统观点的大汶口文化的继承。

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良渚文化突然在原生区域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消失，与此同时，北方的石茆和陶寺遗址恰恰突然出现，诞生时间节点也正好是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于江南的时间节点。为什么这两个遗址带有大量的良渚痕迹？为什么身在北方的尧舜禹都与良渚故地会有那么多渊源？为什么夏朝建立者大禹和良渚故地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些都与约公元前2300年到2000年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大洪水有关，时间正是尧舜之世。上文地质学已经有明确详述，不再赘述。

再提一下热门的人类分子学，近来甚嚣尘上的基因认定族群实属没有根据的民科。国际考古界关于文化遗址人类族群的认定，目前依然严格遵循传统的历史典籍记载和出土文物或遗迹印证的考古二分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各国文化遗产人类骸骨的溯源也一律不采纳现代人类分子学检测结果。我国国家文物局对人类分子学技术手段同样也有详细定论：现代人类分子学应用于考古应严格适用范围。我国史学界迄今为止的官方考古定论都遵循传统的典籍记载和出土文物遗迹对照的二重证据法。人类分子学之所以被官方考古局限使用，只能作为考古的间接证据和辅助手段，不能单独得出考古结论，是因为单独使用人类分子学研究人种或族群溯源问题存在诸多不可弥补的缺陷，它的结论正确要建立在诸多完美假说的基础上，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假说是：（1）一个地区只有一个族群生活，没有其他族群。（2）来自他地的族群在到达一个新地区的时候，他们100%不会跟当地原住民发生任何基因的交流融合。但无论是地质学还是田野考古学发现的实物成果，显然并不支持上述假说。具体应用到良渚文明地区更加不适用：一是被普遍认定是华夏族基因的O3，随着全球范围的检测，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族群都有分布，其中横断山脉的独龙族具有100%的O3基因，甚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毛利土著人群中也有高比例的O3人群，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人种划分，他们显然不属于华夏族。二是田野考古学发现上古时期江南人类活动频繁，出土的人类骸骨经DNA测定来源多元。O1和O3大量混杂。采用人类分子学手段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导致结果并不可靠。

更关键的是出土的西汉海昏侯遗骸测序是O1b1a2，明显的O1型，汉废帝刘贺可是西汉皇族，时期早在五胡乱华之前。难道他不是华夏汉族？一个例子就能直接否定人类分子学可以单独得出考古结论。所谓O3和O1是指Y染色体的DNA单倍型。就是说两个群体历史上曾经有同一个父系祖先，后来父系遗传的代数多了，Y染色体序列突变积累，人类分子学标记追踪这个突变个体后代的父系遗传关系。Y染色体分型和种族无关。人类有23对、共46条染色体，每一代个体的46条染色体都会从父母双方以随机方式组合配对继承而来，这是起码的遗传学知识。而一个人的绝大多数特征都不是由Y染色体决定的，Y染色体分型除了作为一种标记追溯父系的关联没有定义种族的功能。就算只有1/100000的汉族血统甚至没有汉族血统，只要父系祖先是O3(O-M122）型，哪怕是金发碧眼的老外那也是O3(O-M122)型。所以毛利人和独龙族O3比例甚至比汉人都高，所以他们是华夏汉人？O3型根本不是汉族才特有的分型，从东南亚到非洲马达加斯加到欧美国家，都遍布O3族群。实际上占汉族比例最高的O3-M122分型经考证就起源于东南亚 ，O1和O3都是构成华夏族的渊源，但不能认为华夏族族源血统可凭O1或O3认定。人类分子学问题是很多民间历史爱好者甚至部分边缘学科的专家经常犯的错误，它只能作为考古辅助手段使用。

中华文明史5000年生生不息，源头正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虞朝先民创造的良渚文化。直到距今约4300-4000年左右因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大洪水，良渚文化不得不北迁黄河流域，随后创造了光辉夺目的夏商周文明，5000年华夏文明的重心经历了先由江南迁中原、再由五胡乱华的永嘉南渡开始、直到南宋初年的建炎南渡彻底完成的中原迁江南的折返路线图。以上从地质学、田野考古学和不同来源的古代典籍记载互证的考古二分法、地望的密合性、年代的密合性、龙凤图腾崇拜源头的密合性、礼制的密合性、文字语言的密合性、华夏衣冠文化源头的密合性、三皇五帝的密合性等多位一体的证据论证了良渚古国就是虞朝的结论。夏朝脱胎自北迁的虞朝，夏朝创建者大禹本身就是良渚后裔，大禹祖先是伏羲和黄帝（伏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鲧-禹），祖父颛顼叶落归根葬于浙江湖州德清，父亲鲧和本人前赴后继治水于祖地良渚古国，本人同样叶落归根葬于浙江绍兴会稽山。夏王朝全盘继承了良渚文化的礼制，夏朝祭祀祖宗用的三大礼仪重器为封顶盉、爵、觚，封顶盉直接源于良渚陶鬹，而夏爵、夏觚的形制也和良渚爵、觚系出同源。“夏后氏尚黑”的心理也来自祖先良渚文化时期的风俗，夏陶和良渚陶器一样，以轮制法工艺的黑陶为主，制作精美，部分甚至涂漆。而不同于北方原生的盘筑法制陶。这更进一步印证了夏人就是良渚后裔。远隔数千里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出土文物普遍同源甚至神徽完全相同而体现了和其他北方原生文化诸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不同的特点。仰韶文化陶器是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常见器具有泥质红陶敞口浅腹平底或圜底的钵，这些都和夏陶格格不入。作为仰韶文化标记性特征的彩陶，并没有在夏朝传承下去。夏朝是良渚文化的当然延续和继承者，良渚文化的基因不仅注入了夏朝的血脉，同样还注入了商周的血液。良渚古国也就是虞朝是华夏文明之源的结论至此尘埃落定。事实上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得出明确结论:世界遗产大会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这是来自国际的官方确认。2019年9月教育部面向全国启用的新版人教版全国统编历史教科书也告诉祖国的小花朵明确的一句话:良渚古城是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这是来自国家的官方确认。

补充回答:评论区个别知友强烈质疑仅仅凭和周王室同宗的郯国国君郯子自述，认为周室祖先是少昊不能成立，少昊是姬姓更不能成立，这是这些知友典籍阅读量过少带来的困惑。少昊（少皞） 姬姓明确无误，他是周室直接祖先后谡（姬弃）的曾祖父。《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所以黄帝又称姬轩辕。《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四语》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惟青阳与夷鼓同己姓。”“惟青阳与夷鼓同己姓”明确告诉我们少昊青阳作为黄帝长子，和黄帝同姓为姬。少昊的重孙后谡又叫姬弃，是周王室直接祖先，姬弃的曾祖父少昊作为周室之祖自然没问题。周室本来就有“少昊西迁”之说。黄帝的兄弟炎帝为姜姓，黄帝长子少昊这一支都是姬姓，少昊为姬姓，帝喾为姬姓，帝尧为姬姓……黄帝次子昌意这一支则分化出不同姓氏，帝舜有双姓姚姓和妫姓。帝禹为姒姓。

夏王室祖先来自黄帝次子昌意这一支，商、周王室则来自黄帝长子少昊这一系。可见真正的华夏族之祖就是三皇之一的伏羲，良渚古国的祖神，成鸠氏之国第一任国主。虞朝的实际建立者。《山海经》记载伏羲生于太湖吴西，所以虞朝以伏羲地望吴地得名显而易见，这也是后世夏商周诸朝均以地望得名的源头。日本宣称天皇万世一系。都是华夏族“三皇”的舶来品，华夏汉族才是真正的万世一系。伏羲是华夏族的血统和人文始祖，伏羲生母华胥氏是华夏族的始祖母，真正的华夏之根，同样生活在太湖流域。

夏商周王室历代祖先的完整世系如下:

夏:伏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鲧→禹

商:伏羲→少典→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契

周:伏羲→少典→黄帝→少昊→蟜极→帝喾→后稷（弃）

从商周王室祖先世系可以看出，两朝直接祖先是亲兄弟，都是帝喾之子。后世子孙却成为灭国之恨，和秦赵祖先同为亲兄弟的灭国大战如出一辙。武王伐纣本来就是篡位，并不是如儒家典籍美化那样，顺应天道讨伐“无道”的商纣王。出土的一手资料《上博简》斧正了儒家著作对于所谓“无道”的商纣王“发明”的“炮烙之刑”“酒池肉林”“比干剖心”之述纯属无中生有。《竹书纪年》和《史记》也记载在周文王被囚羑里之前，已僭越人臣之位，文王多次侵伐商朝属国诸侯、占领它们的土地、建威甚至称王。《史记》载：“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竹书纪年》载：“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商纣王并不是无道昏君，他最大的过错是虽察觉出文王的不臣之心但没有果断消灭周国，虽囚西伯于羑里但却放虎归山。主力尽出攻伐东夷国内大虚，所以身死国灭。华夏族历史经常上演““兄弟阋于墙”的悲剧。但愿我辈记住其后一句话“外御其侮”，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共同对抗外侮，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顺便说一下先秦典籍的可靠性，近来陆续出土的先秦典籍解释了很多历史谜团。比如秦人是否西迁之谜。战国时代就埋入地底的《清华简》于2008年现身之前，民国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明确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秦本纪》亦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姓氏凡可考定的全部源出东方，说明秦人源出东方。早在1981年的林剑鸣先生出版的《秦史稿》一书中就认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陲”，不能说明秦人即是西戎戎族。而2011年经整理的《清华简·系年》发表，则明确证实了两位先生的论断。中谲的儿子是飞(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祖孙三代都是商末年辅佐商王的忠臣。《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所谓“助纣为虐”的成语是后世儒家为了维护周室的代商取之的“正义性”，刻意对飞廉、恶来的形象丑化，他们作为商朝遗民，为了复国起兵反抗西周，战败身死体现了爱国忠臣的形象，和后世郑成功力图恢复大明的爱国行为没有任何区别。《清华简·系年》原文明确揭示了秦人祖先为何从东部迁至西部之谜:“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简·系年》这一段记载和《孟子·滕文公下》记载的周初“三监之乱”的历史事件完全吻合:“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飞廉最后死在东方。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地，最后战败被杀。奄也即是《秦本纪》的运奄氏，属于嬴姓，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古本《竹书纪年》载，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被称为“商奄”，就在于此故。《逸周书·作雒篇》也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秦的先人原本就是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确凿无疑。《清华简·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西迁途中最早居住的地方。“邾”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即《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可确定在今甘肃省甘谷县西南。可见中国古代典籍多位一体的互证记载非常可信，即使从春秋起儒家典籍就有部分美化或刻意修改真实史实的痕迹，但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其他官修史书、诸子百家和大部分谨守操守的上古时期史官完全能够扭转儒家典籍的部分失实记载。目前考古学、地质学和先秦典籍互证、不同先秦典籍互证只能告诉我们华夏文明源出东方，最早源头在既处东方又处江南的良渚古国，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良渚北征建立龙山文化，随后约公元前2300-2000年前后因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大洪水良渚集团全面北上，随后开枝散叶逐鹿中原建立了夏文明。而北方原生的新石器文化如齐家文化、夏家店文化、小河沿文化、裴李岗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及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等均呈现孤立性发展的特征，缺乏和夏商周文明的明确的传承关系。不像圜丘、社、六器等华夏礼制、华夏衣冠文化、华夏图腾文化、三重构局国都、宫殿、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官职等源出良渚文化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且得到了不同来源众多典籍的共同证实以及部分考古学实证的初步吻合。 目前史学界已明确成鸠氏之国就是良渚古国，而成鸠氏之国的24个部族已明确构成夏商周王朝王室的直接渊源，成鸠氏之国（良渚古国）就是华夏第一个朝代虞朝已经呼之欲出。至于考古学全面证据的完全确证，这是下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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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三篇是知乎大牛的文章，我只是转载。
下面是我的个人猜想，毕竟是业余水平，如果有错，请大家多多包涵。
学术自由，和谐讨论。

我的猜想是：
中原中心论 ? 。
良渚 = 虞朝 = 吴朝 = 华朝，从伏羲到舜为止。
华夏的华 = 华胥 = 伏羲之母，华胥既是部族名，也是首领名，也是地名。
另一种可能性是 华胥 = 伏羲 = 无锡。

华，又《唐韵古音》亦音敷。
郭璞曰：江东谓华为敷。陆德明曰：古读华如敷，不独江东也。
汉光武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必得阴丽华。
吾和华是对仗的，韵母相同。
即使是现代吴语，华也是念类似 wu 的读音。

伏羲是华夏人文始祖，造八卦（汉字雏形）。
八卦是三根横的筷子，筷子有长和短两种，一共八种组合，分别为天地山川风雷水火。
八卦是单字，六十四卦是两个字组成的词语。

从三皇之一的伏羲，到五帝的舜，这些人是华朝历代天子。
华朝先是统一了太湖流域，绝地通天，建立了祭天礼制。
然后又北伐中原，玩泥巴的仰韶文化下线。
华朝同款的龙山文化和北方的各分公司建立。

灭世级别的大洪水，几乎毁灭了华朝。
总部不得不迁往北方的某个分公司，这就是大禹的夏朝。
夏朝就是华朝，而且是缩水版的华朝。
华朝和夏朝类似北宋和南宋的关系，南宋是北宋的缩水版。
夏朝和华朝是同一个朝代，上古华和夏同义也同音。
我跟2个苏州的朋友求证过，现在的苏州话里 华 和 夏 也都是念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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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话，也算是吴语吧
华夏二字同音

另外，绍兴跟宁波交接的地方，有2个相邻的区县级单位，在绍兴叫上虞，在宁波的叫余姚
跟大禹甚至舜帝颇有渊源
同时，余姚有个河姆渡遗址，
古文明就是多点开花的，只是中原农耕条件好，GDP更高，占了统治地位

【 在 A3C (鲁班) 的大作中提到: 】
: 夏朝前面的虞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朝代？
: — 成湯咸 的回答 - 知乎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5670557/answer/134427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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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不错，这篇就太牵强了，而且关键是各种猜测还都一口咬死那种
【 在 A3C (鲁班) 的大作中提到: 】
: 夏王朝有没有可能是良渚文化的延续？
:  — 米克诺斯 的回答 - 知乎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161900/answer/174246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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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就像是一个放大了的城市
人其实到处都有

中原地块，有黄河浇灌，有黄土出粮，平原地势交通便利，在大陆农业时代，有区域性的发展优势
就像是市中心

但是海况复杂，邻国少，因此与外界交通不便，造成航海事代的落后局面
就好比省会城市的衰落

地理造就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因为地理意味着交通，交通意味着时间，时间是人的成本和生命

目前的发展，是占了信息互联网的光，把地形打平了

【 在 A3C (鲁班) 的大作中提到: 】
: 多点开花也好，满天星斗也好，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
: 仔细想想，点与点能一样么，星与星能一样么。
: 周朝上百个封国，对华夏文明的影响都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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