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赵冬梅对王安石的评价很负面啊。
腐儒最喜欢吹宋朝,吹女真人无敌的战斗力;还有吹李鸿章。
【 在 lazygamer (lazygamer)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帮酸儒,现在不也有人扯檀渊之盟的好处,吹捧弱宋。
: 后来进取心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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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4.84.148.*
说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展,就不能不提及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的新作《大宋之变(1063—1086)》。新近冬梅教授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王安石变法下的大宋之变》,尽管冬梅教授说“让学术的回归学术”,“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一一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是要回到什么语境下的“学术”?要回放到什么背景下的“历史情境”呢?本文不拟展开全面评价,只提出两点:其一,冬梅教授要回到的语境和背景是元史臣按照南宋初期编撰《神宗实录》定下的基调“惟直书安石之罪”编纂而成的《宋史》书写的语境和背景,冬梅教授所说“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接近于理想状态”“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的逆转”,“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的看法与“《宋史》论赞重点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盛衰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语感和用语如出一辙。其二,冬梅教授将“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的行政作风”,以及将君主、宰执、台谏之间权力的适度表面制衡,视作是北宋政治文明的典范,未免将政治文明的含义定的过于理想化和狭小了,实乃皮相之谈。冬梅教授多是从中枢政治制度史层面讨论问题,但是政治制度史不能代替政治史,否则这样的制度史研究就是“死的”政治制度,而非“活的”政治制度。仁宗朝政治最大特点其实是只会做官家的仁宗无所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代名词。对此新近学界有研究,张林认为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其行事也多有可指摘之处,故仁宗在位期间,屡遭臣僚批评,当朝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臣僚对仁宗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施政无方,二是用人不当,三是生活享乐。这三方面的议论,几乎历朝历代皆有,并不能据此论断仁宗昏馈,然而,却能说明仁宗时代,士大夫议政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当朝士大夫对仁宗及当朝政治并不满意。张邦炜认为“宋仁宗之世的时局确实相当严峻”,是“问题成堆、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边境危机、财政危机、民生危机与社会的动荡连绵成为这一时期所要面临的诸多问题。 至于将“王安石变法”说成北宋由盛转衰转折点的看法,学界已有驳论,此不赘。从方法上来说,冬梅教授不仅重复南宋《神宗实录》至《宋史》对王安石变法仇视和否定的老调,而且延续了新世纪之前那种评价王安石变法非此即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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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63.com/dy/article/GQ5OSDHA0552D6MM.html 李华瑞|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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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0.194.45.*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古今中外每家都有的通病,更何况在我党治下,只会更甚
王安石评价翻转只是近100年来的时代需要,100年前因为启蒙与救亡两面大旗,改革不可行,只有革命才行,变革者急需在历史里找到旗手,王安石的姿态和站位更重要,反正结果受益说不清
最近10年来王安石评价又陆续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是因为近10年以来,稳定压倒一切,社会发展基调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王安石的做法显然不合适当下的时代需要了。
教科书里对鲁迅删了又删,就是这个道理,特殊时期,需要他来批判对立面,太平盛世里,再鼓吹鲁迅只会增长戾气,而且危及自身稳定,毕竟曾经鼓吹鲁迅的人现在已经变成鲁迅批判的对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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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25.69.82.*
王安石的同时代当事人的评价,才是可取的,例如苏轼的评价
苏轼是个直男,而且一开始在基层,还来去了基层一线,肉眼看到并且记录下来的,都是技术角度看到的事实,并非立场站位问题,如果他是保守派也不至于被保守派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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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25.69.82.*
感觉这篇文章说服力不够,反而说明赵冬梅说的有道理。
【 在 karin 的大作中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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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展,就不能不提及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的新作《大宋之变(1063—1086)》。新近冬梅教授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王安石变法下的大宋之变》,尽管冬梅教授说“让学术的回归学术”,“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一一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是要回到什么语境下的“学术”?要回放到什么背景下的“历史情境”呢?本文不拟展开全面评价,只提出两点:其一,冬梅教授要回到的语境和背景是元史臣按照南宋初期编撰《神宗实录》定下的基调“惟直书安石之罪”编纂而成的《宋史》书写的语境和背景,冬梅教授所说“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接近于理想状态”“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的逆转”,“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的看法与“《宋史》论赞重点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盛衰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语感和用语如出一辙。其二,冬梅教授将“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的行政作风”,以及将君主、宰执、台谏之间权力的适度表面制衡,视作是北宋政治文明的典范,未免将政治文明的含义定的过于理想化和狭小了,实乃皮相之谈。冬梅教授多是从中枢政治制度史层面讨论问题,但是政治制度史不能代替政治史,否则这样的制度史研究就是“死的”政治制度,而非“活的”政治制度。仁宗朝政治最大特点其实是只会做官家的仁宗无所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代名词。对此新近学界有研究,张林认为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其行事也多有可指摘之处,故仁宗在位期间,屡遭臣僚批评,当朝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臣僚对仁宗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施政无方,二是用人不当,三是生活享乐。这三方面的议论,几乎历朝历代皆有,并不能据此论断仁宗昏馈,然而,却能说明仁宗时代,士大夫议政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当朝士大夫对仁宗及当朝政治并不满意。张邦炜认为“宋仁宗之世的时局确实相当严峻”,是“问题成堆、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边境危机、财政危机、民生危机与社会的动荡连绵成为这一时期所要面临的诸多问题。 至于将“王安石变法”说成北宋由盛转衰转折点的看法,学界已有驳论,此不赘。从方法上来说,冬梅教授不仅重复南宋《神宗实录》至《宋史》对王安石变法仇视和否定的老调,而且延续了新世纪之前那种评价王安石变法非此即彼的模式。
#发自zSMTH@NTN-A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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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01.71.108.*
这篇文章核心,就是说赵冬梅没有自己新东西,全盘抄袭了史书评价而已。
这一点说服力就足够了。
腐儒而已,只会抄抄
【 在 niaofeiyuyue 的大作中提到: 】
: 感觉这篇文章说服力不够,反而说明赵冬梅说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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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zSMTH@NTN-A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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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22.96.32.*
近期宋史圈张呈忠也有一篇反驳赵冬梅的,可以翻来看看,不过主要是针对司马光的。
【 在 niaofeiyuyue 的大作中提到: 】
: 感觉这篇文章说服力不够,反而说明赵冬梅说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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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zSMTH@NTN-A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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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0.194.45.*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轼过从甚密的绝大多数都是旧党人物,他在元祐初年高升也是有赖司马光举荐,元祐初年新旧党争时,苏轼当然也一样党同伐异。只是苏轼对新法较客观态度只能说是旧党里的温和派,所谓保守派打击只不过是旧党内部派系争斗,出知杭州比起新旧党之间的倾轧量级差太多了。
当然东坡对王的评价也很好。
【 在 josephann 的大作中提到: 】
: 王安石的同时代当事人的评价,才是可取的,例如苏轼的评价
: 苏轼是个直男,而且一开始在基层,还来去了基层一线,肉眼看到并且记录下来的,都是技术角度看到的事实,并非立场站位问题,如果他是保守派也不至于被保守派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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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0.194.45.*
王安石是坏,处处都是坏,偏偏又有能力,坏人有能力,破坏力 恒大。
【 在 T0OLD 的大作中提到: 】
: 王安石变法确实是有大问题的,至于是人品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就不好说了。有没有问题,看北宋国力消长就知道。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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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7.136.38.*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超能力。你看着他能力大,实际上是他的言行在当时得人心,
很多人向着他,只是这些人不对写史的那帮人的胃口而已。
当然,也不对赵冬梅和中央电视台的胃口。
【 在 chenghaibo 的大作中提到: 】
: 王安石是坏,处处都是坏,偏偏又有能力,坏人有能力,破坏力 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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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8.11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