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主要摘自马健《禁教闭关与洋书解禁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常有人让我们反思，为何日本能进行明治维新，而中国不能。看看1720年满清和日本德川幕府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政策，再看看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对西方的了解程度，我们不难得出答案，正是满清的反动政策给中国种下恶果，满清必须为中国近代的落后负总责。满清入关前，中国人绝非愚昧自大的民族，晚明西学东渐风行一时，在明末清初，日本还需要向中国学习西学东渐成果。但到了满清时期，由于双方政策的嬗变，日本在了解世界、普及近代知识方面远远超过了同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远超常人想象，考虑这个背景，明治维新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日本的洋书解禁与兰学运动

　 早在明清之际，通过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已经开始摒弃文化偏见，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西方文明也有“名教”和“礼仪”。但自从清政府实行禁教闭关政策之后，朝野上下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较明清之际大为落后，绝大多数封建士子脑海中“华尊夷卑”的幻影仍极强烈。[4]在中日两国的文化规制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史上，1720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日两国分别颁布了两个内容截然不同的文化规制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政策直接影响到了此后若干年的两国近代化进程和国家的治乱兴衰。

　　
　　 虽然早在1630年（宽永七年），日本德川幕府就颁布了对外禁书令，但禁书对象仅限于同天主教有关的共计32种汉译洋书。1685年（贞享一年），因中国商船将在《寰有诠》一书携入日本，禁书目录有所增加。截止到1712年（正德二年），共有16种书籍因为出现利玛窦、天主堂等字样而遭禁。但是，从宽永年间到正德年间，德川幕府的禁书目录总共也仅有同天主教有关的48种书籍（见表2）。在这些书籍中，诸如《几何原本》、《表度说》等科技类书籍仅仅因为被收入明末李之藻汇编的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而被禁（即表2中《天学初函》丛书的“器篇”）。事实上，这11种书籍不仅被收入《天学初函》丛书，而且被收入其他丛书，这些丛书则并不在禁书之列。因此，这些书籍也就随其他丛书流入日本。例如，《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记》、《圜容较义》等书籍随《守山阁丛书》流入；又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等书籍随《海山仙馆丛书》流入。[5]

　 1716年（享保元年），德川吉宗继任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他任用中根元圭改正历法。中根元圭借机向德川吉宗进言：“凡历术，唐土之法皆疏漏难用，明时西洋历学始入唐土之后，弄清的事情不少。本邦严禁耶稣教，有天主及利玛窦等文字之书，悉在长崎烧毁，有助于历学研究之书甚少，若欲使本邦历学精确，可先缓和严禁。”[7]结果，中根元圭的建议被德川吉宗采纳。1720年（享保五年），德川吉宗下达禁书缓和令，除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享保新令，也称洋书解禁令。解禁的洋书，不仅包括荷兰文书籍，而且包括汉译洋书。此令一出，共有19种书籍被解禁。其中就包括《天学初函》丛书“器篇”的《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简平仪说》、《勾股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和“理篇”的《职方外纪》、《交友论》。[8]这就是说，除《表度说》和《天问略》外，《天学初函》丛书“器篇”的书籍全部解禁。“根据享保新令，梅文鼎的《历算全书》（76卷）首先进口，由中根元圭训译，1733年（享保十八年）完成《新写译本历算全书》。其后，《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历象考成》上下编、《历象考成》后编等先后进口，逐渐加深了根据汉籍的西方天文历法研究。不仅如此，通过汉籍还开拓了数学、地理学、测量治水术等的领域。禁书制度缓和的结果，汉文西方科技书大量进口，促使实学进一步发展，中国系统的学术成为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7]就这一政策的影响而言，“德川吉宗洋书解禁的深层次动机是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但也许德川吉宗在颁布‘洋书解禁令’时也不会想到，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列岛上会兴起一股狂热的摄取西方文化的热潮。在锁国体制下，日本悄然地步人了‘兰学时代’，对日本人19世纪迎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酷挑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

　　
　　 洋书解禁令的最为重要影响就是引发了具有启蒙运动性质的兰学运动。日语中的“兰学”，是指日本德川时代（1603年至1867年）经由荷兰，通过荷兰语传到日本的所有西洋学术的总称。在日本的德川时代，“虽然国学者意在减损幕府的威望而不倦地宣扬勤王，其中一些最有眼光的人却看出这和倾心西方科学并无矛盾之处。以荷兰文为媒介，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在赫伯特·诺曼（Herbert Norman）看来，“德川末期的日本和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之间的根本差异正在于此。在中国，当政的官僚阶级是通过科举制度，主要从士大夫阶级中选授的，因而其处世观是文人的。这个士大夫阶级已经成为儒教正统派的小心翼翼的保护人，对于正统的顺从乃是进身官僚阶级的枢键。他们无视或轻视西方文明的一切表现，那种文明至少在19世纪中对中国表现成为最恶劣的一种商业上的贪婪和军事的傲慢的混合物。”同日本相比，“中国的行政官，不同于对幕府政权已存二心且其抱负又已为德川的阶级身分制所阻格的那种武士官僚，这些儒教的文人，却仍浸淫于古制而不能自拔，致对任何远大的改革都踟蹰不前。这个官僚阶级毫无疑问地曾经力图将那套芜杂的行政机构加以修缀补苴，直至其土崩瓦解，而身陷其中，以致同归于尽而后已。但是这种改革和嗣后的改造却晚于日本七十余年。”[9]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学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都远非中国可比。据不完全统计，“1744年至1852年的108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117人，译书约500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时间却晚了约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10]不仅如此，两国对待西学的态度更是大相径庭。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重要命题而著称的划时代著作《海国图志》为例，该书在中国出版后，非但没有引起轰动效应，反而备受冷落竟至绝版。在同时代的日本，该书却极受重视。根据日本学者容应萸的研究，“1854年《海国图志》正式开始在日本发售后，日本便立刻有不同翻刻本的出现。到1854年底为止，日本共有19部从中国输入的《海国图志》，但11部为官方所藏，一般知识人难以读到。加以分量膨大，不容易手抄。出版翻刻本是最佳方法。《海国图志》的日本翻刻本一共23种，集中在1854年到1856年的三年内出版。”“价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是130目，但到了1854年该书涨价至180目。1859年价格更提高至436匁，可见这书受欢迎的程度。”《海国图志》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幕末的实学学者横井小楠，据说就是读了《海国图志》，才由攘夷转而提倡开国。维新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以及他的学生幕末志士吉田松阴，都非常推崇魏源的思想，曾深入研究他的著作，作出评论。”在容应萸看来，“日本广被接纳的魏源思想，反而在清末中国得不到应有地位的事实，更是可以作为中日近代化的不同道途的一个解释。”[11]对此，日本幕末志士盐谷岩阴在为《海国图志》训点本作序时不禁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而著此书，却不为其君所用，反倒用于别国他邦。吾不独为魏默深悲，亦为清帝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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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在中国历史上，有清一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株连之广、力度之强、处罚之惨、祸害之烈、实属空前。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文字狱当在160-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21]“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东华录》和《掌故丛编》等文献，从案由、时期、事略、定谳和备考五个方面入手制成“清代文字狱简表”，仔细梳理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影响较大的82宗文字狱。从“清代文字狱简表”来看，顺治朝和康熙朝各有2宗，雍正朝有4宗，乾隆朝则多达74宗。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平均不到2年就有1宗文字狱。在乾隆朝，从1741年（乾隆六年）到1788年的47年间，平均每年就有1.57宗（见图3）。对此，邓之诚感慨道：“乾隆时，一字违碍，每兴大狱，犯者以大逆谋反论，本身兄弟及其子成年者，皆处决，妻若幼子，流宁古塔、尚阳堡等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是之惨酷者也。”[22]



图3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影响较大的文字狱情况[22]

　 关于文字狱处罚之惨酷，则可从清初著名的庄廷鑨《明史辑略》案中见其一斑：“康熙二年初，凡庄氏《明史》所提到之人，及其姻党亲戚，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全家男女老小皆锒铛同缚，并追及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和书商、购书、藏书以至于阅过此书者，约2000余人，全部投入杭州监狱……康熙二年五月，刑部审讯定谳，拟罪奏报，四辅臣称旨，以庄氏《明史》传闻异词，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著将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人及其父兄弟子侄年15岁以上者70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18人，妻妾女孙及子侄15岁以下等被流徙为奴者数百人。”[23]

　　
　　 就在文字狱大兴的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又开始以“兼收并蓄”的名义禁毁书籍，以“稽古右文”的旗号删改历史，这就是“寓禁于征”的《四库全书》编纂。根据黄爱平的考证（见表5），“在长达19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块以上。”[24]





乾隆皇帝因文字之狱而禁书毁书，又因查缴禁书而屡兴文字之狱，前后近20年。从图3中，我们也可发现，《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启动之后，文字狱的数量随之激增。当禁教闭关、科举制度和文字之狱有机结合并共同发力，对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箝制就非一般的文化政策可及。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读书人只能一头钻进故纸堆，沉迷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校勘辑佚的研究。正如清中期的学者李祖陶所说：“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5]这种状况使本来就已闭目塞听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更快更易陷入沉闷、压抑和麻木的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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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些日本兰学的资料】

兰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

1720年，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译的)之禁，派入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揭开日本兰学发展序幕。其主要影响和成就如下。


1、社会启蒙方面

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泽(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公元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

公元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游学长崎，回到大坂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渝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2、地理学、测绘学

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 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华夷通商考》。

测量学方面，主要成就有樋口权右卫门著《规矩元法》（1648年），此书是日本最早的欧洲式测量技术的著作。村井昌弘的《量地指南》（1733年），《量地指南后编》（1754年）。

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

3、医学

自1720年起，医学典籍纷纷从荷兰传入，并翻译成日文。在当时的医学界，传统汉医学者与兰学生之间发生激烈争议，引发一连串实验和解剖。西洋医术的精确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有许多新医书出版。

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公元1754年)。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

幕府儒官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该书大概根据1734年荷文版的Ontleedkundige Tafelen写成，而荷文版亦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译而来。

1793年（宽政5年）宇田川玄随的著作《西说内科撰要》出版。此书是日本最初的一部关于内科的荷兰医书，促进了内科研究领域的发展。
1804年，华冈青洲实行在世界上首次应用在乳癌手术（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这项手术结合了中药和西洋手术的技术，比西洋学者发现并应用乙醚（1846年）和哥罗芳（1847年）作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
1838年，绪方洪庵医生成立了一所兰学学校，名为“适塾”。有名的毕业生有福泽谕吉和大~ni~ao圭介，他们后来成为推动日本现代化的关键人物。绪方在1849年著有《病学通论》，这是在日本首次出版探讨病理学的典籍。

4、物理学、天文学

一些早期兰学家已开始涉猎西方在17世纪发展的物理学理论，譬如志筑家第八代的长崎荷语翻译家志筑忠雄，在完成首次系统性地分析荷语文法后，在1798年翻译了拉丁文版的物理学典籍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而成为《历象新书》。该书由英人John Keil写成，内容关于牛顿力学。志筑更创造了一些新的科学词汇，有些更沿用至现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远心力”（中文即离心力）及“集点”（即质心）等。另一位兰学家帆足万里，通过一本日荷字典学成荷语，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物理学手册，名为《穷理通》，主要集合十三本荷文书籍写成。
1825年8月，青地林宗著成《气海观澜》。

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写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

5、电子学
约自1770年起，电子实验在日本普及起来。1745年，莱顿瓶在欧洲发明了以后，平贺源内在1770年从荷兰人首次得到类似的静电产生装置。1776年，他更将它改良。该装置中静电的产生是由于当中的玻璃管与镀金棒摩擦而来的，并制造出许多电力的效果。这些发电装置被复制并获日本人采用，并称之为“エレキテル”（即摩擦起电器，荷文原为elektriciteit）。就像欧洲，该装置是用作好奇玩意，如在某物体上方产生闪光，或认为该装置在医疗上有帮助。在《红毛杂话》中，“エレキテル”被描写成能从人体中抽走闪光，用作治病的装置。在一些售卖西方珍奇玩意的商店，这款装置获大众青 睐。这一类型装置后来被其他学者改良，如佐久间象山。
日本首部电力学著作《阿兰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由桥本宗吉写成，并于1811年出版。书中记载了许多电力学的知识，如发电装置、人体的导电性，及1750年富兰克林有关闪电的实验。

6、化学、植物学

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

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

宇田川榕庵著成早期化学著作《舍密开宗》（1837年8月）

宇田川榕庵著早期植物学著作《植学启原》（1835年6月）。

7、军事技术

身为长崎“町年寄”（江户时代的高级市政官吏）之子的高岛秋帆，长大后通过荷兰人学习了最新的西洋炮术，后来还自己出钱收集枪炮以推进对炮术的研究。鸦片战争爆发的翌年(1840年），高岛秋帆向幕府呈上了“天保上书”，呼吁幕府实现火炮的近代化以防备欧美的侵犯，这一上书获得了幕府方面的认可。天保十二年（1841年）5月，幕府将高岛秋帆等人招至江户，令他们在德丸原（今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一带）进行日本首次西洋炮术演习。

1844年，法国东方舰队来到琉球那霸港，要求琉球宗主萨摩允许萨摩和法国通商，不然法军将攻占那霸，见法军实力强劲，萨摩不得不同意法国的要求，允许法国和萨摩藩在那霸通商。　对岛津齐兴触动最大的是西边的老大帝国清国在“鸦片战争”中不敌英夷兵威，战败而开国。齐兴为了避免清国的命运，决心学习西夷的军事防备西夷的入侵。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岛津齐兴设立〔炮术馆〕和〔中村制药所〕，研究西洋大炮和西洋火药。　后来岛津齐兴之子岛津齐彬1851年即大名位之后，建造了〔集成馆〕进一步强化萨摩的近代化。　集成馆中包括以下产业：冶铁反射炉，熔矿炉，钻孔盘（给大炮开穴用的器械），玻璃工厂，锻造厂，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币所，造船所，纺织工厂等等。　有了近代工业的底子，萨摩藩开始用仿制的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就连海军也搞出了三艘蒸汽风帆动力军舰。

8、荷兰语的翻译与普及
日本与西方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时代，1543年（天文12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史称“铁炮传来”；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前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一部分西方先进医术，并讲授天动说时代的天文、地理知识。只不过详细内容已不可考。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欧洲学习天主教，此时西方印刷术传到日本，日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书籍，有《教理问答书》、《伊索寓言》、《拉葡日对译词典》、《倭汉朗咏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学、语言学等方面近100种书籍。
江户时代初期，荷兰语学会被限定为只能是阿兰陀通词。不过，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了除宗教关系以外的西洋书籍进口的禁令，允许通过阿兰陀通词来学习荷兰语。从那以后，荷兰语的学习变得逐渐繁盛起来。兰学是一种翻译的学问，幕府儒官青木昆阳（1698—1769）和医师野吕元丈（1693—1761）奉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命学习荷兰语，分别撰写和翻译了《和兰文译》、《和兰文字略考》和日本洋说本草学书《阿兰陀本草和解》等著作，为此后兰学的发展奠定了语言知识的基础。[7]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荷兰语，1783年大槻玄泽所著的《兰学阶梯》，深受读者欢迎。著者大槻玄泽，名茂质，字子焕，号盘水。曾进入杉田玄白的门下学习荷兰医学，以及前原野泽门下学习荷兰语。后出仕仙台伊达家，创办芝兰堂并且培育出了桥本宗吉、稻村三伯、山村才助等众多的门徒。
在文化年间(1804—1818)接受幕命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与Chomel的百科词典的翻译工作、这就是著名的《厚生新篇》。本书由乾坤2册共25章组成，乾卷简单说明兰学的理论和兴隆的情形；坤卷分为：文字、数量、配韵、比音、修学、训诂、转释、译辞、译章、释义、类语、成语、助语、点例、书籍、学训等分别进行略述。本书是针对入门者而编集的，尽管并不完备，但是由于将荷兰语法体系化，从而广泛地普及并大大地提高了世人对荷兰语的关注。[8]
1785年前野良泽作《荷兰语辞典》与《解体新书》，1796年稻村三伯与石井恒右卫门、宇田川玄随、冈田甫说等合作《波留麻和解（ハルマわげ）》，为荷兰语书籍的翻译提供了更多语言学上的帮助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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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tianc03 FROM 120.24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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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满清所谓盛世的时候压根就不敢有思想，何谈启蒙
直到后期满清镇不住场面的时候才有新思想冒出来
【 在 tianc03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的大作中提到: 】
: 没人看？日本的近代化简直就是演绎了一个没有满清的中国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国在满清之前的启蒙进程一度大幅领先日本。越看这些日本历史，就越对中国历史感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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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xyhou FROM 119.123.67.*
FROM 119.123.67.*

儒家的毛病，祸害中国几千年
【 在 oldgeng (oldgeng) 的大作中提到: 】
: 有思想，衷心为大清富强，敢去给大清提建议的人，都被灭族了。。。
: 谁还会想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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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24.2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