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皇权时代，君权与臣权既有同一政治体系内相互配合协调的"一致"性，又有各种原因造成的彼此互相制衡乃至相互对立冲突的矛盾性。
整体而言，帝制时代不同王朝之间比较，君主皇权的威力与官僚集团成员们的权势之间有以下趋势:皇帝权力越来越大，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权力则相对而言越来越小。
这是不同王朝之间相互比较后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
明清时代的君主最有权力，宰相以下皆奴才。秦汉时的丞相则几可与帝王分庭抗礼，分剥乃至篡夺君权的权臣逆臣比比皆是。
但从同一个王朝的不同时间阶段而言，帝王君主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势消涨，则呈现与此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趋势。
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大多是君强臣弱的格局。而后逐渐经历各种形式君臣共治，最后甚至普遍出现各种君弱臣强、皇权旁落、皇纲失序、礼崩乐坏的局面。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皇权依靠血缘继承来维系合法正统，而血缘继承却会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不免存在诸多瑕疵。传承越久远，血缘也越淡薄，这种合法性瑕疵的积累也越多。
历史上的几十个封建王朝，开国君主由嫡子、长子、太子继位的，廖廖无几。仅有西汉惠帝、西晋惠帝两个受制于太后、皇后的废材。
可以说，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皇权继承，从一开始就大多存在各种瑕疵。而传承越到后世，问题也越多。瑕疵不断积累，后世君主的合法性也就面临诸多疑问、挑战。
2，皇位可以继承，但政治经验、手段，掌控在帝王手中的可靠政治势力、地盘，却没法顺利继承。帝王越往后代传承，皇帝们政治上越易出现各种幼稚低能，手中掌握住的政治盘面也越来越小，直至政令不出皇城宫城渐成常态。
3，皇权的根源来自君主对于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暴力机关的有效掌控。
但王朝存世越久远，和平安稳局面就越长久，军队也就越沦为备而不用的威慑。
权力这东西，越用才越有价值。军队长期备而不用，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份量也就越来越低。依赖有效掌控军队才确立自身至高无上地位的皇权，威力也就越来越等而降之。
王朝建立之初，帝王直接缔造统帅指挥掌控的百战老兵数目庞大，自然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但承平日久，皇家直接掌控的近卫禁中京营都中军队，其实际战斗力就不断流失。久经战场的军将、百战老兵，后世帝王难以有效掌控。甚至由于这些势力对后世帝王构成某种威胁，也就不免要逐渐经历各种打压遣散、转迁安置乃至诛除杀戮。而后世帝王新招新建的直系军力，则大多是些样子货。
皇家手中军队日益不堪使用，后世帝王又很少直接掌控使用军队，以军事暴力为权力根基来源的皇权，威力也就日益动摇。一旦有内忧外患，如果不能有效消除控制，皇权的虚弱本质就不免原形显露，直至新的军事集团崛起取而代之。

同一个王朝不同阶段的皇权，其威力呈代际递减的趋势。与此相始终相映衬地，官僚集团的权势却呈现出代际稳固扩大、乃至逐渐膨胀直至皇权难以约束的趋向。
究其原因，也有以下几个方面：
1，皇权帝制时代官僚集团的权力权位权威很大程度上虽来自于皇权的赋予，来自于所谓皇恩浩荡，具有依附从属性；但官僚的任用选拔，在历史发展上，却又越来越具有独立于皇权的趋向。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等官僚选拔任用评定淘汰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善，更使得官僚们越来越凭借自己对于道统话语权、政治社会管理经验知识的掌握而立足于世，而皇权的赋予更多地则只是从程序手续上对此类情形的认可。
这样一来，各王朝后世的皇帝们全都只是靠投胎技术活才坐上宝座，虽然某些官僚团体也不免于各种形式“拼爹"，但整体而言，他们却越来越是凭本事去各种考试考核才混出来爬上去的。这让“学而优”则仕学有文武艺的官僚们在面对皇帝时，也就越来越有某种优越感，越来越自觉更有底气。各王朝都有很多所谓的忠臣谏臣，喜欢打皇帝脸面；更不乏奸臣佞臣，欺上瞒下。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皇上，你的智商啧啧啧。
2，皇家常备军队逐渐备而不用。一代不如一代的皇帝所干的活，也越来越流于签字盖章点头认可那些程序手续形式。与他们不同，官僚们手中掌控的权力体系却是日常不停运转运作的，需要经常运用行使权柄的。他们也越来越掌握着诸多权力运行的各种关键细节。他们手中的权力不但越用越值钱，官僚集团也随着对权力细节越来越无所不包的深入渗透掌控，机构也越来越蔓延壮大，体系日益庞杂、权力日益膨胀乃至无法撼动。
3，王朝中后期的君主，对军队掌控越来越间接无力，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以文驭武。这就变相地让官僚集团不断涉足、直至部分掌控了权力体系的本源、根基。最终造成皇权彻底丧失底气，一旦遇上政治上的某些意外情形，不免会有大权旁落，可能被各种架空、玩坏。
皇权威能逐代递降，官僚集团日益膨胀的趋势，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两两相互对应的原因，还有封建王朝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利益格局方面不断出现某些重大变化的根由。
足够数量的自耕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才是每个大一统王朝兵、税的根基、主要来源。
王朝承平日久，农业生产便逐渐恢复、缓慢发展，乃至进而达到大体温饱初级小康的繁荣盛治局面。手工业、商业、商品经济也随之都逐渐繁荣起来。然后，农业边际生产率逐渐下降，最终达到临界点。小农生产越来越无利可图越来越难以维持，纷纷走向破产，大量土地抛荒。只有官、商阶层有能力大量兼并土地给予较多补贴投入，依靠规模效应勉强维持经营。
小农经济的大量破产，最终造成皇权所依赖的兵源、财税根基动摇、崩溃。这最终导致末世王朝兵、财两枯，皇权彻底崩解。
官商资本大量兼并土地，彼此盘根错节，按不同政治派系、地域、商业行业等等因素，各自区分组成强大的利益集团。
一旦内忧外患造成重大压力，皇纲失序礼崩乐坏之下，末世王朝出现崩溃局面。此时，日益坐大的各个利益集团就分散押注不同的新兴武力集团，争鼎天下，开始新一轮治乱循环。

新王朝建立后，开国之君鉴于前代文官们种种架空皇权、主弱臣强，不免又挖空心思开始新一轮强化皇权、削弱臣权直至废除丞相制度等等之类。他们不断用各种尊崇君主折辱臣民的礼仪，去强化臣民们的仆奴意识。文臣们越来越从可以分庭抗礼的或师或友相对自由相对独立身份，不断转化为只能跪地叩头各种自轻自贱的奴仆。

于是，一个王朝不同阶段的皇权逐渐不断弱化的趋势，直接引发、导致了不同王朝之间逐渐不断强化皇权的趋势。

帝制时代皇权消涨的这两个趋势并不绝对，只是整体而言会大致呈现出这样的情形。
特殊情况下，有些新王朝比先前的王朝君权更为弱化，这种反向而动的情形也有；王朝中后期，个别君主雄才大略一把，虎躯狂震各种强化君权，大打臣民屁股砍脑袋立威风，同样也并非罕见。
但整体而言，不同王朝、同一王朝不同阶段皇权消涨的这两个普遍趋势还是成立的。
这个规律，即便在今天，对于认识某些现象也有一点参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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