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权宦刘瑾抄家清单考证
一，刘瑾抄家清单上的数据与事实不符
明代中国白银实物总量有多少？历来研究明清经济史者，他们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史料本源就是王鏊《震泽长语》里摘录的刘瑾抄家副本。
有关资料原文摘抄如下：
资料1 正德中籍没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寳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寳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簋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顆。
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按该副本记录，光查抄刘瑾家，就获得黄金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近二亿六千万两。
这数字可靠性，一直令明清当时史学家质疑；现在人们有更详实经济数据，自然更怀疑其真实性。
中国银矿银冶最早可追踪到新石器，但唐代以前，数量一直极为稀少。汉代四百年，常用贵金属大多是金。最近被考古挖掘的西汉海昏侯墓里，出土各类金币金器金块，其种类、数量、总重都不少，但同为贵金属的银，却很罕见。
唐代，元和年间银年产量有十万两。这是史料上较早的一次白银年产记录；此后，宋代元丰年间年产量达到二十几万两；辽代坟墓里出土了略干银制品，史料里向银矿征收银税，偶有零星记录；元代忽必烈铸银元宝五十两为一锭，这是银元宝最初来源。
元宝者，大元通宝也。
明代初期，占全国白银总产量七八成的福建浙江两省，史载银产量每年十一万两到十五万两之间。但这一时期因为要推广纸币大明宝钞，曾长期禁用金银交易。
唐、宋、元三代，对外贸易数量巨大。蒙元曾席卷大半欧亚大陆，其对外掠夺之惊人也可想而知。明代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也每次都有各种宝货输入记录。
元明鼎革之际，东南海商沈万山号称家财巨万，张士诚陈友谅等元末农民军都曾广积各类或搜刮、或拷掠、或挖掘而来的金银。
朱元璋逐鹿天下定鼎南京，明成祖朱棣七次北伐，打到蒙元老家俘获大批蒙元皇亲贵族，上述这些金银财货，最终都落到朱明手里。
这些历史积累、现实开采、对外贸易、掠夺挖掘等等来源不同的金银财货，最终都构成了大明朝贵金属金银实物总数。
大概总数有多少呢？
唐宋之间历史累积总量，应当在五千万两之下。宋代虽有万两购豪宅的史料记录数条，每年有向辽、夏、金输岁币记录若干。靖康年间，更又有清空国库大肆送贿金人以求退兵的记录。但到宋末，全国白银实物总量，肯定不可能达到亿两级数。
元代银两总数，则肯定过亿两。
到了这个时代，中国才算真正进入了白银时代。
明代早中期通过继承累积、搜刮掠夺、贸易等等，当时全天下白银累计数字，可能达到过亿两。
但无论如何，王鏊笔记中记录的刘瑾抄家抄出近二亿六千万两白银，这一明白详细而又庞大数目绝无可能真实。
二，王鏊笔记抄录的清单，后人没有篡改
王鏊是明代历仕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名臣元老。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差一点成就了三元及第的美名。几十年间，他在朝堂历任显职，到正德四年时，已达到顶级文臣行列，任职内阁辅臣兼领户部尚书衔。刘瑾抄家时，他刚刚主动辞职退休致仕没有几个月。他可以说是刘瑾事件的当时人乃至当事人。
作为正德嘉靖时代的退休大臣，王鏊有资格、有能力拿到笔记中的这两本抄家副本。作为对数目字比较敏感的官僚，曾主管过朝廷财政的王鏊也很有兴趣获得这类档案。
从清单后面，他亲笔为此所写的评论来看，王鏊还对此类数据，很有点比较研究的兴趣，并就此发了一大串感慨。
一个对此类档案感兴趣的退休大佬，又有资格有能力获得这档案的副本。那么，他所写下的这则记录，原本应该相当可靠。
但客观历史事实偏偏显示，他笔记中这则记录，就总数而言，根本不可能真实。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王鏊伪造了一份假清单？这样一位地位显赫的高官，有必要在他所著的《震泽长语》这本私人笔记里头，不厌其烦地去编造一则内容极其琐碎的、极度详尽的假抄家副本吗？
或者王鏊笔记中记录的这个史料本源，是否在他死后曾受到过别人篡改？
又或者王鏊的记录本身，是否存在非主观原因的误记、错记的瑕疵呢？
这三者有不同，但都有可能造成这份史料本源存在部分失真、乃至是完全假造的结果。
真相究竟是哪一个呢？
王鏊笔记中，在抄录了刘瑾的抄家副本之后，还并列开示了嘉靖初年正德皇帝后期财政管家钱宁的抄家副本。这则钱宁抄家副本，记录的内容同样也很详尽。但钱宁抄家副本上金银实物总量的最大数目字，已经急剧降为数百万两，远低于千万两。
资料2 嘉靖初籍没朱寧貨財：
金七十摃，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摃，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古缶〉上皿下〉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縧環四箱，珍珠眉帶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蠎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摃，蘇木七十摃，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摃，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摃，綾絹布三百二十摃，錫器磁器三百摃，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摃，祖母禄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畵四十摃，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摃，巧石八十摃。
於嘑！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 二逆賊 所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人们注意。
王鏊笔记中所抄录的这则清单，以及随后王鏊对两则清单亲笔写下的评论文字中，对于'钱宁'此人，所使用的姓名，仍是正德皇帝明武宗赐国姓的“朱宁”。
这个细节很关键！
它显示了这本笔记的时代特征。它限定了这本笔记写作、修订完成的上下年代时限。
它也间接揭示了这本笔记在被收录入乾隆的经史子集文化清洗事业时，没有被精心造假。一一大概没必要，不需要，不值得。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后来的其它正规史料里，“朱宁”都已经恢复了原姓，都用的是“钱宁。”
而在王鏊笔记这里，书中依旧采用赐国姓的朱宁。这就很容易让后来阅读资料的人产生疑问一一‘这朱宁是谁呀？’。然后阅读者、引用资料者比较探究之下，就很可能想起朱明国姓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是引起过、能引起文字杀头案的。这本笔记里没有把朱宁改成钱宁，说明乾隆皇帝文化清洗的屠刀尚未杀到这里来。
须知，明清史学家对这则史料是有较多引用的。这一条不更改，说明其未被清代文字y的屠刀篡改的可能性极高。
当然，如果你一切都要怀疑，那史料里头就没有不可怀疑的了。
没有后人篡改，那么是某些原因造成了笔误吗？
三、王鏊不是笔误，他是有意篡改伪造清单
王鏊笔记中抄录的这份刘瑾抄家清单，有几处条目细则，确实存在着产生某些笔误的可能性。
比如，这份清单中，白银银两实物的锭，与大明宝钞的锭，两者可能没有分别清楚。王鏊抄录清单时，可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存在笔误的可能性。
王鏊笔记中所抄档案副本的那'五百万锭'的元宝银两，原本应该是五百万锭的大明宝钞。而后面记录的那九百多万两银子，才是真正的银子实物。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份抄家记录的金银实物数量，都会一下子降低到百万数量级最多千万数量级。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就会大大增加。
王鏊笔记抄写的这份档案里，所记录的刘瑾抄家资产里头，居然没有一分钱的大明宝钞！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须知，此时的大明宝钞，依旧是具有市场货币效力的国家法定货币。
刘瑾作为替明武宗背黑锅的财政管家，他家里居然没有一分钱的大明宝钞！这本身不正常。
那么，王鏊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笔误，才在自己的笔记中，把这份刘瑾抄家清单搞得错到离谱吗？
不是的，王鏊不是笔误，他根本就是有意造假。
首先，王鏊抄录的这份清单，银元宝的锭和银子的两，都记录分明。档案项目细则里，特别明确地标明是五百万锭的元宝银。
而在总数里，他更特意明确计算，亲笔加添上总计二亿五千九百多万两（每锭元宝五十两）这一天文数字。
对数目字敏感的王鏊，没必要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计算错误。
王鏊篡改编造出这份清单，有不可向人言说原由。他特意亲笔加添总计数字，有明确目的。
四、王鏊伪造刘瑾抄家清单的原因与目的
王鏊在正德四年年中，就主动要求辞去职位，申请致仕退休。当时，他的身份有点特别。他与刘瑾及其党羽有矛盾，但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他不是被刘瑾赶走，而是自己主动辞职上书求致仕。
刘瑾谋逆案被清理时，王鏊的身份，并不是与刘瑾做过斗争的受害人，只不过是提前逃出来的旁观者。
刘瑾最后是以谋逆大罪名义，被处以千刀万剐。足可见当时明武宗正德皇帝之愤怒、震惊或恐惧。刘瑾不是被反腐清扫而倒掉，他是因谋逆而被诛杀。
一般情况下，朝堂斗争、谋逆大案，最后常常被冷处理，用贪腐罪名掩盖。与此相反，刘瑾案明明本来是贪腐大案，最后却用谋逆大罪张扬之。
刘瑾所犯最大罪状，是在正德皇帝身边伺候时，他身边常带团扇里居然藏有匕首两把。审案过程中，他自然被各种栽赃。以'诛刘瑾'为旗号起兵谋逆的安化王，刘瑾居然反而被裁定与之有牵连。
刘瑾是一个谋逆案件主犯，而且居然还时时私藏着刀子站在武宗身边。这终于让正德皇帝彻底动了杀心，对他施以千刀万剐。
这样一个谋逆者，任何没有与他洗脱关系的朝野大员，都客观上存在着将来被清理的可能。
刀子什么时候落下不知道，只要你还没有被洗脱，那迟早或许可能会被莫名其妙的卷入。
而王鏊，正是这样一个尚未被洗脱的、事先逃离出来的疑似关键人。
王鏊动笔修改自己笔记里的这则刘瑾抄家清单记录，时间已经是嘉靖初年。这时候距离刘瑾案，都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应该说他没有危险了。连正德皇帝都已经死了，刘瑾案与他王鏊早就彻底无关。
他为何还要在这时候，造一个弥天大假呢？
原因也许只能从封建皇权时代朝臣们的普遍恐惧心态出发，才能略现端倪：
新登基的嘉靖皇帝是外来户，他要干什么，谁都不知道。他一上台就与朝臣们干仗，把老臣几乎清空，把几百人的屁股打个遍。
而且，当时清洗了钱宁等正德朝的佞幸权臣，似乎显示出国库很缺钱，新皇帝似乎有很大的搜刮抄家兴趣。
于是乎，没有完全洗脱的前朝老臣王鏊，收到朝中消息后，在距京城千里之外的苏州家中又陷入了思考之中。
这样两份抄家档案摆在一起，如果新皇帝注意到这个档案，那么他应该会产生查询究竟的兴趣：
原来，先前查抄出的刘瑾的资产，大头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从钱宁那厮家抄出来的资产，连刘瑾的零头还不到啊！
王鏊制造这份假档案，是为了迎合新皇帝可能存在的兴趣。更是为了他自己或家族其它成员将来可能存在的危险，预留一手防御用的后招。
将来，即使他们莫名其妙地被谁谁弄得下狱，只要让新皇帝看到这则记录，也很有可能会产生兴趣亲自咨询一下王鏊（十几年前震惊朝野大案件的当事人，有刘瑾案唯一清晰档案纪录的当事人）：“刘瑾家真有这么多钱啊？”
王鏊那时候只需要回答：“老臣年迈，记忆错了。老眼昏花，这是笔误（把大明宝钞五百万锭，看作元宝银两五百万锭了。老臣有罪，死罪！圣天子英明，一眼就看出来了此中有误！）。”
但他却将因此获得了一次被新皇帝亲自召见面谈的辩白机会！一一-这是对可能存在的未来被诬害误伤，所进行的一次必要的政治防御。
有必要吗？
在朝局转换之际，对嘉靖初期朝局动向走向看不太清楚，身处离京城千里之外的苏州城中，谨慎的王鏊或许认为，很有这个必要。
如果后面这一种可能是真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份考据学的成果了：
《震泽长语》里的两份抄家档案，钱宁的那份必为真！也必须真！
而刘瑾的这份档案，是假的！或精心修改过的！
这份造假抄家档案的出现，显示了一个封建官僚的官场阅历智慧心机，揭示了封建皇权之下朝臣们普遍的恐惧心态。
哪怕你退休十几年了，哪怕换了一个皇帝，你敢不保持恐惧吗？
两份档案并列如此，透露的信息居然是这个！
历来对这一史料引用者比比皆是，但却从未有人言及于此。何故？
王鏊据史载是以清廉著称的。
他明白地在笔记中的这两则档案之后，写下刘瑾、钱宁两人为“逆贼”的论语定性，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
他为了将来可能的危险而伪造改写这样一份假档案，很有必要，大有必要。
抄家清单原件：(只有元寶、寶钞，三十、三千，两处区别)
正德中籍没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寶钞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寳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簋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琴一，玉珤印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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