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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karin (karin) 的大作中提到: 】
:  随着靖康之变与建炎南渡，赵宋政权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大约自靖康元年（1126）起，到绍兴五年（1135）止的十年间，中原与江南出现了两类失控的权力。其一是农民武装集团，以建州的范汝为，湖南的钟相、杨么为代表。其二是兵变武装集团，这一时期由形形色色溃兵叛将组成的武装集团不下200个（详见拙文《从海上之盟到绍兴和议期间的兵变》，《两宋历史文化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更多情况是，农民武装中加入了流亡士兵，兵变集团裹胁了无辜农民，官方史书上有时干脆笼统称之为“群盗”。南渡之初，南宋政权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大臣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金佗续编》卷29《乞遣中使训谕诸帅应援》）。
:  这里只说兵变集团。根据《宋史·高宗纪》始见系年的记载，建炎、绍兴之际规模较大的兵变集团计有：建炎元年（1127）陈通、张遇、丁进；建炎二年孔彦舟、杨进、靳赛、叶浓、李成；建炎三年苗傅、刘正彦、张用、王善、薛庆、郭仲威、刘忠、杜彦、桑仲、戚方；建炎四年杨勍、祝友、张琪；绍兴元年曹成。按兵变首领的最终归宿，这一时期兵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投降伪齐与金朝，成为南宋政权的敌人，孔彦舟、李成可为代表；其二，为南宋军队招安收编，例如张遇、张用、薛庆、戚方、曹成等；其三，为南宋官军剿灭镇压，例如陈通、杨进、叶浓、苗傅、刘正彦等。
:  宋太祖曾自豪地声称：“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邵氏闻见后录》卷1）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国家军队，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全面失控之时，当此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渡政权的生存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前所未见。
:  在上举诸多兵变中，苗刘之变远算不上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为害最烈的一次，但苗傅与刘正彦是皇家卫队御营司的主要将领，对南渡政权与中兴之主却是影响最深的，值得列为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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