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秦火，先秦档案资料阙如，“士”在西周和春秋时确切状态已不可查，仅存一些模糊传说。比如孟子在《万章》中答北宫锜问周室班爵之制时“闻其略”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说文》解“士”为“事也”。“士”虽列“位”，很可能是做实事的下级官员。至春秋争霸，中原逐鹿时，出于实际需要，各诸侯不得不唯才是用，于是士“不受定主”（顾炎武《日知录 周末风俗》）严格的等级制被打破，“士阶层”更重要，比以往更明显地发达起来。
　　社会自古以来不是铁板一块，贵族犯罪依礼废为平民，或败家为贫民；庶人贪民也可立功受封爵位。“士”来自社会各阶层，不受社会地位限制，庶人、皂隶，甚至降自公室。各献所长，不是一个固定阶层。顾炎武《日知录 士何事》：“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墨子 尚賢》最有说服力，可作证：“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其中老生常谈的历史故事虽不可信，但所表现的先秦情形不可能完全凭空创造，有其真实性。“士”在春秋战国诸侯各国为生存的竞争中，成为赖以取胜的先决条件。孔子本非鲁国贵族，少时做过许多鄙事，自学成才，最后被列为鲁国大夫为“士”。曾是韩国贵族的韩非后来也去秦成为秦士没有成为韩奸的感觉。最典型莫如管仲，被齐桓公重用而称霸，成为春秋头号重要人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论语》）连孔子也不得不承认管仲的功劳。周天子也十分罕见地放下架子敬称其为“舅氏”。桓公为何惜才如命，重用一个射过自己，还“树塞门”、“有反坫”的无礼野人？为了齐国霸业！相比之下，周天子不能与时俱进，打破过时的周礼桎梏进行大刀阔斧“正改”，呆守着几个世袭大臣不能任人唯才，是大周不能复兴的根本原因。管仲的历史地位虽然不容否认，但也不能被神化。齐国称霸的业绩主要是齐桓公明察，能任人唯贤，说到底，主要还是因为齐君的英明。
　　试想：管仲如果是贵族，可能被所有历史书，特别《史记》作者“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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