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自《兵器知识》2011年6B，作者徐焰少将）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史书提到的施琅，是与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一并称为“汉奸”的。前几年，国内突然出现了一股“施琅大将军”热，还有人想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命名为“施琅”号。国内史学专家普遍认为颂扬施琅不妥，把这个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无义之人称为“反独促统”的功臣更是短视之举。
颂扬施琅之谬
近几年，随着反“台独”斗争的宣传声势不断提升，有人又炒作起由南明投降清朝后率军攻台的水军将领施琅。此人在郑军和清军之间反复投降过多次，并为清朝统治者扑灭了国内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在民国年间直至解放初期的史书中被归入“汉奸”之列。70年代后，史学界重新评价清朝并强调民族融合，对施琅不再加以骂名，却也不加褒扬。有人研究300多年前施琅攻台的战例，进而借古喻今将其与当前反“台独”类比纯属荒唐。部分人还天真地希望通过宣扬“施琅大将军”而唤起统一祖国的热情，殊不知抬出这个与吴三桂并列的不义之人，在道德观上只能起到负面作用，而且以实用主义方法曲解历史人物也会引起海峡两岸众多有识之士的反感。
胡乱比附，赞美满清、施琅，从史学角度看实为大谬
历史应古为今用，正确的应用原则是通过总结历史规律来启发现代人，而不是以实用主义态度生搬硬套、借古喻今。把跨越时代和本质不同的事件牵强附会地硬扯在一起，等于否定了历史是一门科学，而将其当成按现实需要而随意曲写的工具。
前几年有人将施琅攻台比附为“武统台湾”，还播出过影射意味十足的电视剧，将古人言行生搬硬套于当前的现实需要。颂扬施琅的人称其率军攻台制止了“分裂”，而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独立”、“分裂”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才出现的主权观念，将其生硬地向古人头上乱套是十足的无知。
如果按颂扬施琅的逻辑，把驱逐外敌收复台湾并作为抗清根据地的郑氏集团视为搞“分裂”，本为明朝官员的努尔哈赤对抗中央政权建立“后金”国岂不是性质更为严重的“分裂”？何况在1644年吴三桂接迎清兵入关前，割据东北的清政权向明朝提出的谈判条件只是承认其占有现有领地称王称帝，完全是要求分疆裂土，根本不是想“统一”。再以此类推，南北朝、五代各国，与宋朝对立的辽、金、西夏和蒙元建立初期不都成了“分裂集团”？他们之间及与宋朝之间发生了300年的频繁征战，又该怎么标定谁是“反独促统”的正义一方呢？
孙中山发起反清革命时，提出了“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受其影响，后来的史学界曾把清朝入关写成“入侵”。解放后，由于满族早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史学界逐渐肯定了清朝入关后也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洪承畴、施琅等人也被摘掉了“汉奸”帽子，吴三桂受贬斥的罪名是发动破坏社会秩序的“三藩之乱”。不过，清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大搞征服屠杀，仍然应该受到谴责。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南方汉族抗清武装本属反对民族征服的正义斗争，而一些人出于短期的现用主义需要，把与“正统”王朝对立的人都称为“分裂”，这就完全走向了另一个认识误区。若按这种非正即逆的单向思维逻辑，洪秀全、孙中山都曾与清朝分庭抗礼，那岂不也是搞“分裂”吗？
郑成功占据台湾是收复国土，不能把郑氏比附成“分裂集团”
我国史学界一直将恢复台湾的壮举归功于郑成功。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逃台并在翌年得到美国出兵保护后，台海两岸形成分裂，国内更大力颂扬郑成功驱逐外国侵略者的复台之功，对郑成功的子孙坚守台湾抗清抗荷也曾做过肯定，80年代还拍摄过歌颂郑成功的电视剧。近些年却有人颂扬施琅而贬郑氏，也等于贬低或否定了其收复台湾的功绩。
若仔细考察历史，可以看出郑氏三代人占据台湾坚持抗清，根本不是想搞“独立”。1644年满清入关后，南明王朝坚持抗清18年，郑成功又是东南地区的明军统帅，并受赐朱姓而称“国姓爷”。对于清朝同南明的战争，民国年间和解放初期的史论通常从汉族角度出发同情南明王朝，后来因对满汉一视同仁而视其为中国内战。从这个角度看，想恢复中原的南明王朝和想征服南方的清朝都是封建王朝，双方并无正逆之分。
在这一南北内战期间，虽然郑成功收复台湾同壮大反清根据地的目标有关，但只有他进行了“外战”，即对荷兰作战。郑成功于1661年从福建跨海东征，收复被荷兰人窃据38年的宝岛，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东方民族击败西方殖民者的辉煌范例。目前，福建和台湾都有众多的郑成功庙宇和雕像，表达了两岸对郑氏维护中国领土功绩的认同。
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在台南建立了“东都”，想迎接南明的永历皇帝前来。郑成功于1662年病逝，南明王朝也在云南被清军消灭。此后，郑成功之子郑经仍奉养南明皇族后裔，并公开声称“庶机勾践之国，无堕先王之志”，并曾几次渡海西征以图进取中原。由于清朝强大，郑氏集团曾与之谈判周旋，最后和议破裂的原因恰恰是郑经不接受清朝要其孤悬海外割断与大陆联系的要求，坚持要在福建的海澄保留一个据点。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祖父、台湾近代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解释和议破裂的原因是“索海澄为互市。启圣（即清朝的福建总督姚启圣）执不可，议遂破”。这一史实说明，当时想“分裂”的倒是清朝方面，是他们想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防止郑氏集团反攻。
当年清朝一直将对台湾郑氏的战事看作是明清两朝之争的延续，企图承认“郑氏明之孤臣，非国朝之乱贼”。郑家在台湾奉南明正溯，行永历年号，保持华夏衣冠并拒绝按清朝规矩剃发，这些都表明其内心的追求是“反清复明”。清朝虽然完成了统一，却毕竟是一个代表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的政权，对其不应盲目加以歌颂。90年代以来的“清宫戏”泛滥恰恰在此领域产生了错误的导向。
以影射史学的方式将清郑战争比附为如今的反“台独”，此举的主观动机虽然是想为实现统一的政治目标服务，但做法却是错误的，尤其是混淆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康熙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征服战争的继续，而如今争取台湾回归是祖国统一事业的继续。前者是明清两个封建政权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政治斗争，二者虽然都发生在台海两岸，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岂能相提并论？何况影射郑氏集团为“台独”分子，又相应地把人民政权和解放军比附为当年的满清政权和清军，这岂不又是严重的自贬吗？
清朝攻台和消灭郑氏集团是为了让台湾“回归”吗？
一些不太了解明清历史变迁的人，想当然地将清朝派施琅率军攻台称为追求国家“统一”。若是仔细研究一下历史记载，便可发现清朝最后下决心攻台，是因为郑氏集团想恢复汉族在中原的统治，被清朝视为心腹大患。至于台湾岛的归属，顺治、康熙皇帝及其近臣都不太介意，一度还想把它“赏赐”给已被郑成功驱逐出去的荷兰人。至于中国领土是否完整，当年根本没有这种概念，清朝的作战目的只是消除对自己“家天下”的威胁！
如今国内严肃的史学家都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满族建立的清朝的统驭术比明朝高明，对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疆域也有贡献。不过清代开拓的版图主要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将西藏、蒙古和新疆重新置于中央政权管辖之下，并不包括原来就在中国版图内的台湾。台湾在明末一度被荷兰占据，将其收归中国版图之功应归于郑成功而非清朝。
清朝作为带有浓厚游牧基因的政权，一向重陆轻海，对台湾得失正如康熙所说，“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清朝同郑氏集团谈判的条件，恰恰是希望郑氏脱离内陆，在海外“逍遥其间”、“与人无争”，表示“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入贡亦可”。若按现在搞影射史学的比附之法，岂不是清朝主动提出“台独”吗？
经过多年谈判，清朝最后下决心攻台，关键因素是郑氏有着浓厚的华夏意识，特别是郑氏坚持保持明朝汉族衣冠，谈判时提出“不剃发”的要求，清朝对此不能容忍，于是决心兵戎相见。
为了消灭郑氏集团，清朝同荷兰侵略者定约勾结，一再联合进攻厦门、台湾，从这一点倒是更能看出清郑双方在维护祖国领土权益上的立场差别。清荷联合攻台失败后，清朝又施展了封锁、征讨和招降纳叛等手段，还采取了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不许渔船下海的残酷“海禁”，给中国海洋事业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1683年，清军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利用郑氏集团因权力继承发生内乱之机，才率军占领台湾。从历史进程看，施琅攻台成功，标志着满清入关后汉族军队近四十年的抗清战争最后失败。抛开民族斗争不谈，清朝与郑氏集团之战的性质也只是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内战，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反“台独”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清朝占领台湾后，并不重视这一海岛，有的大臣在廷议中公开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康熙皇帝也一度犹豫。在此重要关头，施琅倒是发挥了积极作用，力排众议主张留兵防守台湾，并得到康熙首肯。后人可以肯定施琅反对弃台有功，却不应一厢情愿地引伸到根本不存在的反“台独”层面。
施琅降清、降明、再降清，反复无常，全无气节
中国人赞颂历史人物，要论功、论才、论德，这样才能为后人树立好的榜样。按这些古今通用的标准，施琅不但不应受到歌颂，还应受后人鄙视才对。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此人政治上反复无常。他自己承认“17岁作贼”，其实是参加海盗，后来在明朝总兵郑芝龙部下任左冲锋。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进入福州，施琅跟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军，第一次变成了清军将领。此后他随军南征广东，攻打南明政权。不久，他的上司李成栋“反清复明”，施琅也随其反清，又成为郑成功属下，变成南明将领。由于此人在对立阵营两边来回投靠，郑军中不少将领都不信任他。施琅在军中发令常有人违抗，于是便擅杀郑氏旧将以树立自己权威。郑成功对此恼怒，遂下令将其逮捕。施琅被关押后害怕受惩罚，便在旧部帮助下从台湾逃回大陆，与清军接洽投降。郑成功得悉此事怒不可遏，把施琅的父兄处斩，从此施琅仇恨郑氏，再次成为清将。
对这种政治立场朝三暮四的无节气之人，清朝统治者也瞧不起。不过满族旗兵和内地汉族官兵都不习水战，施琅这个出身水军的将领便成了稀缺人才，于是他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提督为省级最高军事长官）。此后，施琅为清军操练水师，逐步改变了清军在海上的劣势，经过近二十年经营终于打败郑氏水军，攻占澎湖。此时，台湾岛内郑成功的孙子刚继位，内部为争权发生混乱，在丧失水军主力而感到难以自保时，才以获得优待为条件向清朝投降，台湾终于不战而下。
施琅为清朝攻台立下头功，却使全国“反清复明”的人希望破灭，不少汉族人对他大加唾骂。施琅留在台湾的结发妻子也一直以其投降异族为耻，当她与身着清朝官服入台的施琅相见后，马上怒斥其无耻，然后拔剑自刎。后来人们长久称颂施妻的民族气节，恰恰是对施琅的一种讽刺。
有意思的是，清朝自康熙、雍正两朝坐稳江山后，出于要求臣民恪守纲常的政治需要，开始贬斥当年向其投降的吴三桂、洪承畴等所有明朝文武官员是“丧心无耻”之人，将他们打入“贰臣传”口诛笔伐。清朝对一心忠于明朝与清死战的袁崇焕、史可法等人的气节反而大加表彰，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迹和坚持抗清不屈的忠贞之情也表示称赞。像施琅这种为私利而反复卖主，为求个人官爵能抛弃妻子和牺牲父兄的降将，在清朝看来也属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典型，一时利用后给予的是长久的蔑视。
施琅占领台湾后仍主张海禁，成为闭关锁国的历史罪人
在台湾的历史中，郑成功家族是中国收复宝岛的惟一功臣。郑成功率部建立起强大的水军，能一举打败荷兰人，开中国人战胜西方列强之先河。郑成功、郑经收复台湾后，在台湾最早确立府、县制，开发农业并推进文化教育；面对清朝的经济封锁积极发展海上贸易，获得巨大财富，为台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民族内战中打败郑氏的施琅，只是维护清朝统治而镇压国内异己的功臣，同收复国土驱逐外寇的郑成功不可相提并论。从台湾的开发史来看，施琅的作为也与郑氏相差甚远。施琅攻台成功后，清朝对他的酬劳是将台湾南部一半土地赏赐给他，并授予世袭侯位。此后200年间，施氏成为台湾乃至福建沿海地区最大的恶霸地主，“施侯大租”成了压迫赴台垦荒农民的沉重枷锁。当然，封建时代有功有权者成为地主也是历史必然，后人难于苛求，为今日有识者谴责的是施琅在占领台湾后缺乏长远眼光，继续限制大陆人赴台，只在老家福建漳泉地区招募贫苦农民渡海充当“施侯租田园”的佃农，把一个很有开发价值的宝岛视为自家禁脔。
连横的《台湾通史》记载，施琅曾规定“赴台者不许携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由于长期采取不许携家眷的限令，赴台之民数量很少且难以扎根，清朝为对付郑氏而实行的海禁事实上并没有全面解除。这不仅使台湾的经济发展大受限制，而且使当时沿海地区的对外商贸水平远远落后于明代。
清朝在同郑氏对峙时怕内地人接济郑军，实行海禁还有其道理。但攻台成功后，施琅仍不主张解除海禁，除保护自家垄断利益外，对朝廷申明的理由是防止“海贼”在岛上重聚。对于清朝来说，这一建议正中下怀，因其最担心的也是海外反清势力会影响大陆。明朝在郑和下西洋时已建立了巨大的远洋船队，郑成功又建立起可以同当时世界海军强国荷兰匹敌的水师，清朝却长期为稳定内地而实行禁海政策。鸦片战争前近二百年的海禁政策，造成中国对外交流断绝，闭关锁国之严达到历朝之最，对民族发展进程造成的严重危害，莫此为甚！
出身北疆草原林区的满族统治者缺乏海洋观念，尚有可谅之处。熟悉大海和水战的施琅却为一己之私实施海禁，实在是难以原谅。
进行荣辱教育，不应宣扬施琅
古今历史都证明，国家政权要巩固，需要进行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要宣传忠贞不屈、为国殉命者，而不能颂扬卖主求荣、朝三暮四之人，否则在思想理念上必造成是非颠倒、忠奸不分、爱憎不明。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都懂得这一点，今天的人们更应强调继承民族传统，进行正确的荣辱观教育，以发扬正气。以此标准而论，施琅只能作为反面典型，绝不应加以称颂。
赞美历史人物，目的都是激励今人，因此对模范人物的选择除了看其历史功绩，还要看其道德操守。中华民族一向歌颂岳飞、文天祥等仁人志士，贬斥秦桧、吴三桂等卖国求荣之流，正是要表彰忠义和气节。鉴于清皇室进驻北京后执掌全国政权，现代人对施琅不应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称为“汉奸”，然而其反复无常的叛降则为有操守者所不齿。
如今中华各民族早已和睦相处，对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也应视为国内争端而不能再加上“入侵”一类词语。不过对历史上反对民族压迫、抗击强盗式的铁蹄蹂躏的斗争及其代表人物，还是应视为民族英雄加以歌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的事迹，至今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这种教育并不会影响现在国内的民族关系。同样，我们虽不应该把今天的国家观念加给明末清初的人们，但是像史可法、阎应元等反抗民族征服而为国殉职的形象，仍然为后人所敬仰。连清朝的乾隆皇帝都因钦佩史可法而在他的牺牲之地扬州为其建祠。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也曾奋力抗清，失败后隐居不出，终身不应清朝征召，同样“留得正气在人间”。
与这些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相比，像秦桧之流通谋他族而出卖本族，像洪承畴、施琅之流降敌求荣，都是为虎作伥、受人唾骂的行为。今人对待历史，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应趋附眼前的实用主义需求而篡改历史，尤其是不能把英雄和败类颠倒过来。如果对施琅这种为个人私利而降来降去的反复之人加以称颂，将何以用荣辱观教育今人？前几年国内不少人在看完歌颂施琅的电视剧后便嘲笑说，下一步应该拍“吴三桂大将军”、“洪承畴大总督”，甚至要拍“促进南北民族团结的功臣秦桧”了！
前些年有些不太了解明清史的人受影射史学影响，曾在网络上提出要以施琅为中国的航空母舰命名，此举从军人荣誉观的角度看也不可行。以历史上的功臣、名人为军舰命名，是近现代国际上的惯用做法。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多冠以过去的五星上将或总统之名，是以本国杰出的领导人激励后人。解放军海军现在的“郑和”、“世昌”（纪念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号军舰，也是用杰出的航海家或海战英雄来命名的。对我国即将服役的航空母舰的命名，自然更要精心考虑，绝不能选用受人鄙视者。若是把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命名为“施琅”号，那么后续舰是否应该命名为“吴三桂”号、“洪承畴”号、“秦桧”号？
荒唐类比影响恶劣，称颂施琅将招致台海民众反感
前些年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播出后，国内一些史学工作者公开批评此剧是“愚蠢的电视剧”，不仅歪曲历史且对现实宣传有害。至于称其“对两岸同胞正确认识台湾历史，积极促进祖国统一具有现实意义”，则更是无从谈起。不仅内地了解台湾历史的人反对歌颂施琅，台湾以及香港等地的媒体也是一片批评和反对之声。
任何宣传作品，都应注意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若仔细考证宣扬施琅对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影响，就可以看出这种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古为今用”在台湾不但无法获得好感，反而对争取岛内民心和占据史论优势将起到负面作用。
称颂施琅而丑化郑氏为“海贼”，是伤害台湾多数民众感情的事，也会引起众多海外华人的反感。郑成功是福建人，闽台自古一家，郑成功也被台湾人普遍引为骄傲。郑成功、郑经收复台湾、开发台湾，几百年来一直受到台湾人敬仰，被称为“开台圣王”，至今全岛共有150多座祠庙纪念他们。台湾相当一批民众又是当年随郑成功抗清的明朝遗民后代，对施琅怀有敌视情绪。加之清朝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为换取日本不攻北京，竟在日军无一兵一卒登岛的情况下同意割让台湾，这种“弃台”的可耻行径更使台湾人民对满清政权难以认同。“台独”势力为达到分裂的目的，在讲历史时总是利用清朝的腐败无能来丑化中国。不正视这种状况，仅凭主观愿望就在历史作品中把大陆比作满清，把台湾比作郑家，以证明统一潮流不可阻挡，这样达到的宣传效果只能是南辕北辙。一种宣传若是逆台湾民众心理而行，不仅不能促进两岸心理认同，反而会造成观念抵触。
回顾历史，可见清朝和施琅攻台与如今的反“台独”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台湾岛内出现“独立”思潮，并非起于三百多年前的郑氏，只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据台湾实行“皇民化”和后来美国插手分裂中国所造成。把原本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独”提前到17世纪，等于说明“台独”古已有之，反而为真正的分裂分子提供了所谓历史论据。
研究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总结历史经验而不能搞简单的比附。盲目地追求古为今用，只看到台海之争的历史旧故与现实问题有某些表象相似，不顾其中存在的本质差别，就浮想联翩、胡乱类比，正是如今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浮躁心态的一种反映。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服务于现实，抬高施琅都是一个误区。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报道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进程时，有意宣传首舰将命名为“施琅”号，声称其目的是指向台湾的。这种带有炒作性质的消息，恰恰是在利用施琅之名向台湾宣传“大陆威胁论”。其实，了解台海形势和中国海军发展战略的人都知道，台湾海峡最窄处约130千米，最宽处也不过410余千米，全岛完全在大陆路基航空兵作战半径之内，中国发展航空母舰主要是为了保障远海防卫的需要。宣传大陆方面要以施琅为航母命名以针对台湾，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在政治上对台湾产生不利影响。
如今的中国要发展海军走向远洋，要争取台湾早日回归，需要制造大批舰只，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作为舰名激励官兵，自在情理之中。不过，选择鼓舞民心军心的典型，需要从历史、现实和文化的角度慎重对待，引据古典以喻今日更应特别谨慎。那种以影射史学进行荒唐比附的现象，今后应力戒之。
作者介绍
徐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少将军衔。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做访问学者。撰写出版了《朝鲜战争》、《80名优秀共产党员》等几十部专著和电视片。其著作《抗日战争史录》是在日本出版的惟一一部由中国人撰写并介绍中国抗战史的著作，《金门之战》是在台湾岛内出版的首部阐述中国共产党观点的现代史著作。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评论嘉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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