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展，就不能不提及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的新作《大宋之变（1063—1086）》。新近冬梅教授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王安石变法下的大宋之变》，尽管冬梅教授说“让学术的回归学术”，“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一一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是要回到什么语境下的“学术”？要回放到什么背景下的“历史情境”呢？本文不拟展开全面评价，只提出两点：其一，冬梅教授要回到的语境和背景是元史臣按照南宋初期编撰《神宗实录》定下的基调“惟直书安石之罪”编纂而成的《宋史》书写的语境和背景，冬梅教授所说“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接近于理想状态”“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的逆转”，“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的看法与“《宋史》论赞重点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盛衰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语感和用语如出一辙。其二，冬梅教授将“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的行政作风”，以及将君主、宰执、台谏之间权力的适度表面制衡，视作是北宋政治文明的典范，未免将政治文明的含义定的过于理想化和狭小了，实乃皮相之谈。冬梅教授多是从中枢政治制度史层面讨论问题，但是政治制度史不能代替政治史，否则这样的制度史研究就是“死的”政治制度，而非“活的”政治制度。仁宗朝政治最大特点其实是只会做官家的仁宗无所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代名词。对此新近学界有研究，张林认为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其行事也多有可指摘之处，故仁宗在位期间，屡遭臣僚批评，当朝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臣僚对仁宗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施政无方，二是用人不当，三是生活享乐。这三方面的议论，几乎历朝历代皆有，并不能据此论断仁宗昏馈，然而，却能说明仁宗时代，士大夫议政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当朝士大夫对仁宗及当朝政治并不满意。张邦炜认为“宋仁宗之世的时局确实相当严峻”，是“问题成堆、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边境危机、财政危机、民生危机与社会的动荡连绵成为这一时期所要面临的诸多问题。 至于将“王安石变法”说成北宋由盛转衰转折点的看法，学界已有驳论，此不赘。从方法上来说，冬梅教授不仅重复南宋《神宗实录》至《宋史》对王安石变法仇视和否定的老调，而且延续了新世纪之前那种评价王安石变法非此即彼的模式。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Q5OSDHA0552D6MM.html 李华瑞｜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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