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当年27岁的美国战俘爱德华·索耶当时正在该市的一个码头船坞劳动。40年后的一天，他回忆了当天他所经历的那永生难忘的一幕。
“我跳下车，一个日本工头对我指着停泊在码头的那艘生锈的货船。我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前两天，我就在卸这种气味令人作呕的红糖。我们这个劳动小组，共有8人。干活时舱下4人，上面4人。上面的4人负责把吊上的糖袋存入仓库。我们掷钱币，看谁先下舱去卸两趟货。我输了，和我一起下舱的还有3名澳洲战俘。
我们扶着长长的铁梯，下到令人窒息的货舱。唯一的光线来自一盏摆晃不定的电灯泡及约30英尺高的舱口那一小块的蓝天。我们脱光上衣，立即动手将一袋100公斤重的糖袋拖到起重机放下来的装货板上。4只糖袋堆叠好之后，我们便向甲板上的战俘发出信号，于是，摇摇摆摆的糖袋吊出了货舱。稍事喘息之后，4只糖袋又吊出舱。
现在，该轮换了。当我们要爬上铁梯时，那个工头命令我们回去再装一趟。我们大声叫嚷：“我们已做完了我们的这份活儿！”但他却挥拳威胁我们。无奈，我们只得下去。
突然，一道明亮的白光充斥货舱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顿时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一头趴在货物上。在某种巨大力量的支使下，船一个劲地摆晃。忽然，船头高高耸起，船身一侧擦过混凝土码头，发出巨大摩擦声，并向右舷倾倒。从锈迹斑斑的舱壁上掉下大块大块的铁片向我们劈头盖脸地砸来。这时外面响起的雷鸣般的声音，震耳欲聋。
大海在猛烈地冲击着我们这艘货船。在30英尺下的货舱里可以听到甲板上帆缆被扭曲发出的声响。电灯熄灭了，货船颠簸不止，我们紧紧地抱住温热的糖袋，呆呆地躺在黑暗中。雷声一阵紧似一阵。我们的耳朵受到一种神秘的噪声的刺激。
渐渐地，可怕的狂暴开始减弱，货船稳定在一种倾侧的状态。我抬起头看看舱门，这时，蔚蓝的天空变成了铅灰色。那几个澳大利亚战俘不禁叫起来：“该死的，怎么回事？”
“可能码头上投了一枚炸弹。”
“没有听到爆炸声。不可能是炸弹。”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于是对准舱口，向上大声叫嚷，无人回话。舱内的气温急剧升高，几乎难以忍受。我们决定爬出货舱。有个澳大利亚人刚抓住铁梯，便大叫一声松开了手，铁梯太烫了，甚至吃水线下的舱壁都烫得不敢触摸。我们只好呆在这个犹如火炉般的货舱里。
不一会儿，我们听到雨点的嘀嗒声。继而大滴大滴的黑雨点从舱口落下。雨点旋即又变成倾盆大雨，湿透了装货板上的糖袋。我们眼看着这场怪诞的黑雨，不禁毛骨悚然。倾刻间，雨止住了，就象它下时那样突然。
这时，外面一片奇异的谧静。偶尔也响起一声爆裂声以及砖石建筑的倒塌声。我们又向上大声呼喊，但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声音在闷热的黑暗中所发出的回声。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听到甲板上的走路声。我们霍地跳起，又大声叫喊。一张罩着白色手术面罩的脸向下张望。他用日语喊着：“等等！等等！呆在原地不要动。”
“发生什么事了？”
“太危险！火！许多人死了。等等。”
我们只有等待，别无他法。约一小时后，这人又回来了。他用绳子放下一个柳条篮，里面装着一瓶水和几个米饭盒。我们坐着吃饭，听到铲物声以及远处传来的呼叫声。随后，甲板上响起了更多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三张戴着面具的脸向下注视着我们。有个美国人告诉我们，他是医生，还带了两个日本实习医生。他扔下4件油布外套，要我们出舱时穿上。铁梯已冷却，我们爬上甲板，一个被完全烧焦的世界立即映入眼帘。
在我们的头顶，那台横构架起重机已危险地倾斜着，驾驶员已死在工作舱里。货船的烟囱已倒下，倾斜的甲板上到处是帆缆，驾驶台已经完全毁坏。从左舷边的栏杆外，我们看到河面上十几具烧焦的尸体漂向大海，有些尸体还悲惨地抱在一起。
朝河上游望去，我们看到了广岛市的惨景。在约2平方英里的市区，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成了瓦砾，上面悬浮着一层铅灰色的烟幕。
当那个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医生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都毁于一枚炸弹时，真叫人难以理解。当时恶臭熏天，我们赶紧戴上面具。它稍能减轻焦肉的恶心气味以及辛辣的烟味。刚才还神气活现的日本工头的焦尸躺在船头附近。在掉落的帆缆中，躺着向起重机驾驶员传达我们信号的那个战俘的尸体。我们忧郁地望着他。
码头仓库的屋顶已被掀掉。墙上的时钟却仍然无损。发黑的钟面上，指针停在8时15分。日本人忙着搬运狼籍地躺在码头上的尸首。当他们抬起一具具尸体时，烧焦的皮肤立即剥落，就象一件运动衫从身上剥下一般。
“快走！”医生催促着。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无事可做，我们走吧。”言外之意，他担心那些活着的日本人会向我们报复。我们跟着他走出码头。穿着这件油布外套虽然浑身汗水淋淋，但它却隐蔽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快步走过一群群正在瓦砾堆中寻找幸存者的日本士兵。
这就是我在日本广岛码头的一艘货船的货舱里，幸免美国原子弹袭击的惊险故事。”[/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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