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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五日，援朝明军三万余人开启抗倭援朝的征程，兵峰直指被日寇占据的平壤城。而当时占据平壤的日军小西行长部，由于失去了朝鲜叛民这一耳目渠道，对明军来援的消息一无所知。
直到次年一月四日，日军使者在顺安谈判时被明军伏击，大浦孙六几人逃回平壤城，小西行长方才得知明军到来，开始着手加强戒备，并派出使者向黑田长政，大友义统，小早川秀包等人讨要援兵。
然而，由于在信中夸大明军兵力，导致黑田长政和小早川秀包犹豫不决，而大友义统更是吓得放弃驻地凤山城一路逃回王京。小西行长的举措倒是帮了明军一个大忙。最终，小西行长只得以所部第一军团，直面即将到来的大明军。
平壤之战中明军的兵力问题是有详细记载的。按照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报进兵日期疏和益乞增兵益饷进取王京疏来推测，有33997-38⑨37人左右，其中葛逢夏部由于疲弱者众多，在半途裁去400人，最终兵力大约是38537人左右。
据《经略复国要编》报进兵日期疏，再据议乞增兵益饷进取王京疏所提，实际兵力当为兵丁38537员，进兵疏可能是少算了家丁部分以及明军部队，比如《宣祖实录》中提到的王玠部的2700名火器手。
各将领部的家丁数量，按照《经略复国要编》所记载如下：
将领名字
家丁数量
杨元同戚金
共682名
李如柏
共245名
祖承训
共123名
婁大有
共12名
钱世祯
共40名
沈惟敬
共32名
方时晖
共12名
陈邦哲
共30名
郑文彬
共50名
赵汝梅、赵之牧、赵汝琏
共80名
宿应名
共10名
总计
共1316人
当然，此处只统计了一部分将领的家丁，其他将领如李如松、李如梅、张世爵等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家丁。比如《两朝平壤录》中称碧蹄馆之战，李如松带领3000家丁，可能是包含了张世爵等人的家丁，但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李如松家丁数量之多，可能在数百至一千左右。
根据历史学者孙卫国《再造藩邦之师》中观点，称援朝明军为“当时明朝最精锐的部队”。盖因援朝明军的来源多是九边兵，而九边兵又往往与精锐挂钩，故孙先生认为其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这一说法在以往的论述以及网络上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而霍利的《壬辰战争》一书，其认为“李如松的远征军主要由雇佣兵和征召来的流民、不法之徒或时运不济的农民组成”。他认为，明军是一支无用的弱军，这一说法也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和认可。
首先，是孙先生的说法。诚然，入援明军主要由九边兵构成，但九边并不代表一定是精锐，其中也有大量的老弱部队。如宋应昌所说“恐该地方官以防虏为辞，将老弱不堪充数，徒致空名”。虽然宋应昌也采取了一定措施，比如查询各镇精兵数额进行抽调，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比如，宋希望调宣府精兵，结果宣府派来的宋大斌部马兵，是三千新兵。而希望调得山海关精锐火器手计划，也被山海关参将浇了一头冷水。山海关参将孙一元回信称“本关并无火器手三千名”，而希望调得吴惟忠部南军精锐三千。吴惟忠的回复则是“募完南兵二千一百名”。
且不说募完二字说明吴惟忠的兵是新招募的，训练还没完的新兵，后面又提到“各军原领器械，俱朽坏不堪” 。对此，宋应昌在疏中表示道“见前项军士俱系虚数，又多器甲不备，诚恐各处兵马俱属如此，难济实用。只得要求各处将官坐名调取”。
但即使如此，到了后面，宋应昌在给各军将领的疏文中仍然提到“今调兵四集，云集乌合”。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八日给李如松的书信中更是直言：“蓟镇则强弱相半，宣大率皆庸贩之徒”“则今日之所望而持者，惟辽镇七千耳” 。
另外前文也提到，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进兵途中，葛逢夏因为军中疲弱者，不得将其遣散，遣散人数达四百人。而按《宣祖实录》所记，葛逢夏统领的是真保建遵调兵，侧面也说明了当时来援的明军水平参差不齐。
最后是《经略复国要编》议乞增兵益饷进取王京疏中再次提到的“止有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员，分隶三营副将，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
总的来说，结合前文所述，此处援朝的明军夹杂着相当部分新募部队，但这并不代表军力弱。因为像吴惟忠的南兵，虽然是新募，但是到战前已经训练了两个月，也有一定战斗力。但这些部队远远达不到“明朝最精锐的部队”的赞誉，只能说颇有战力罢了。按照宋应昌的总结，这批明军，临阵可战者二万人，弱兵则一万多。
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明军是新募组成，但是主要核心的辽镇兵、蓟镇兵以及部分南兵，都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更何况，这些新募部队在战前也经过了一定时间的训练，其战斗力并不会太差。
接着再来说一下明军的兵种构成和装备问题。
明军的兵种构成，在早期征调方案中，宋应昌是希望抽调大量的步兵和车兵，辅助以骑兵。也就是以步兵为主的远征军。但是到最终还是变成了“骑多于步”的情况。主要原因还是以骑制步和快速入朝的战术考虑。
另外，大部分的明军都是马兵，仅有南兵和蓟镇有步兵。按照周维强先生《明代战车研究》一书中的统计，最终调到的车兵数量只有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即蓟镇戚金和王问部的2000名，占全军的6.3%。
而步兵主力的南兵，则有3600名，占全军11.3%。剩下的骑兵足足有21165名，占全军的76.1%。其中杨元的中军有百分之九十是骑兵。其骑兵数量之多，足以傲视侵朝日军了。但是这样的构成，在野战中或许能占据优势，但在攻坚作战时问题就比较大了。
不过，即使明军以骑兵为主，仍然携带了大量火器。先说北军，北军一直以来被认为不擅使用火器，加上以骑兵为主，不少人认为入朝的北军没有携带火器。这一观点主要是受柳成龙《惩戒录》的影响，其书中在记载碧蹄馆之战时说：“时提督所领皆北骑，无火器，只持短剑钝劣。”
这一说法显然是不靠谱的。因为按照《宣祖实录》中记载，碧蹄馆之战的北军对阵日军，是先放神机箭。日方记载中也提到了明军使用大筒、三眼铳等火器。同时日军在碧蹄馆战场上也缴获到了天字大将军炮，说明当时北军是有配备不少火器的。
而宋应昌在《经略复国要编》中也屡次提到督造大将军炮，灭虏炮等配备给北军。在十月初八日给李如松的信中就提到，取到配发到辽东的军械中有“大将军八十位，滚车十辆，现留四十位，灭虏炮二百一十门”，还有百子铳佛郎机等。
平壤之战前，宋应昌在给李如柏李如梅二人的战术计划中也有提到“其南面北面，西南及东南东北二角各设大将军炮十余位”。以三面二角各设十炮来看，当时李如松手上能用的大将军就有五十门左右。再加上海量的灭虏炮，虎蹲炮，北军的火器配备率，是相当恐怖的。
同时，宋应昌还给明军配备了海量的火箭，如毒火箭等，其数量更是以千万计，达到人均数支火箭。而单兵火器方面，《宣祖实录》中记载明军在攻破含毬门后，冲入城门时放三穴铳和鸟铳。而《经略复国要编》有提到蓟镇送来铜神枪一千杆，可能是配备给北军的快枪。
北军尚且如此，南军的火器数量就更多了。比如《宣祖实录》中记载的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过江的明军备御王玠，其部下为2700炮枪手。朝鲜的炮一般代指鸟铳，可以推测王玠部皆为鸟铳手。但是在明方史料中并未查到有王玠这一统兵将领。
由全火器的配置来看，推测其可能隶属于南兵，这支部队有可能是出自王问部车营或是吴惟忠部。另外，宋应昌曾多次催促督造百子铳、佛郎机等炮，这些中轻型火器有可能是配备给车营的。当时为入朝调派的战车主要是一字战车和轻车，均在车上配有各类火器。
另外提一句，长久以来，有不少人认为明军在单兵火器上只有劣质的三眼铳，所以被日军的铁炮死死压制。这种观点未免偏颇。从上文的介绍也可以知道明军除了三眼铳，还携带了相当数量的鸟铳，其中南军更是以鸟铳为主。在平壤之战中明军南北军三眼与鸟铳相互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
宋应昌更是在书信中直言，三眼铳好好运用未必不如倭铳，加上明军自身鸟铳也不逊色于倭铳，再辅助以海量的中轻型火器，哪一方的火力更强一目了然。并且，尽管平壤战斗过程中倭铳火力凶猛，一度击中明军数名将官，但从最终战果来看，整场战役日军不过是给明军造成千余的伤亡，倭铳的作用还是不宜过分夸大的。
除了各类火器外，明军也保有大量的冷兵器，如 弓驽刀枪 等。其中比较特色的武器，当是北军使用的铁鞭和铁质连枷棍，南军使用的狼筅。防具方面就是读者们熟知的布面铁甲之类了 。
明军甲胄的防御力是相当惊人，按照耶稣会传教士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的记载“他们穿着厚薄适中的，钢铁制成的铠甲，佩戴着钢铁打造的护膝。就算他们骑在马上，铠甲也能垂到足边”。同时还评价道“即使最优良的日本刀枪也不能给他们造成丝毫损伤” 。
不过弗洛伊斯的话可能有所夸大，但还是表现出当时明军甲胄的精良。同时，为了应对日军的鸟铳，宋应昌还派人制造了一批遮蔽铅子的棉被防牌，可以在八十步外抵挡日军铅子，以抵消一部分日军的火力优势。这些防牌配合战车一同使用，在攻城战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综上，通过对明军的兵力、构成、战力、装备的简单介绍，整体来看，这称得上一支优秀的远征军，尽管不能达到宋应昌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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