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中国天文学家也是做出过一番努力的，很可惜，后继无人。比如，说两个冷门的天文学家，揭暄和游艺。

揭暄的主要功绩：著《璇玑遗述》，提出自己的宇宙论；对月面进行了天文观测，绘制中国第一个月面图，并正确提出潮汐是受月亮引力影响的理论；注解并发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

游艺的主要功绩：著《天经或问》，系统总结了晚明时期中国人已知的天文、气象学知识。包括日月食原理、晦朔弦望的形成等。

总的来看，晚明中国人很快从传统天文观念和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发展到对第谷体系的掌握（地心日心混杂体系），但是系统性的方法论尚未形成，而且很快这批知识分子就变成了反清复明的“反贼”。

最遗憾的就是哥白尼、伽利略及以后的科学就不再为中国知识界普遍所知了。徐光启时代的早期传教士邓玉涵对伽利略的学说十分推崇，试图介绍到中国来，但受千里迢迢的距离影响，加上伽利略思想被教会的压制，一直都没能系统介绍。

到了波兰人卜弥格、穆妮阁在1644年左右，系统介绍普鲁士星表、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无暇顾及了吧，更别说伽利略的方法论体系呢？

又过了近百年，1760年传教士蒋友仁再次给乾隆介绍日心说、开普勒定律，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科学理论也只有“锁入深宫”的下场。
--
修改:tianc03 FROM 117.136.0.*
FROM 117.1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