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有一个思想及其超前的奇人，超前到1980年代的河殇份子乃至当代很多网友见之都如若知己，相见恨晚，这位奇人就是反儒先锋汪士铎。他的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条。

一是“世乱之由，人多”，妥妥的计生先驱啊。为了解决心目中的人口问题，他提出了晚婚晚育、弃农经商、歧视妇女、屠杀民众等办法。

二是孔孟之道是腐儒，“过仁酿乱，过文无用”。认为民之“畏威”甚于“归仁”，人民既然只畏威而不慕仁，则“威克之功大哉”，则此时治理天下，不但不应行仁爱，反而“要至不仁”。他在日记中经常把满清的失败归咎于仁义，他认为满人错在过于仁义，杀得不狠，杀得不多（清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在他看来是失败）。

三是华夷大同，妥妥的政治正确啊。他极度反感汉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辩，声称华夷之分是荒谬的、无聊的——“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绩溪人士说清朝的冠服不如明代，汪氏反驳说明代人的冠服也不是三代之法服；绩溪人士说满人名字译音甚怪，汪氏说经书中也有这一类怪名字。他说“夷”之一名不能成立，所谓“中国”，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所谓中国者，渐拓渐广，遂取古人所谓夷者中国之，然则后人安见不六合一家无所谓夷也”。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夷狄”，根本没有定界，他认为如照着现代人的议论推下去，“伏羲神农舜禹文王为夷”。他甚至反对历史上以汉族为主的正统论。

四是爱国主义。汪士铎不仅思想非常超前，还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大清国。在他眼中，满情不仅大仁大义，而且比得上三代之治（“今日之法度规画，虽使尧殚周孔为之未必有过于今日之治平，虽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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