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拉美特色科学”吗？

众所周知，19世纪之前欧洲人认为彗星是不吉利的，美洲科学家却表示新大陆不吃那一套。他们说，彗星在美洲不仅无害，甚至还是个吉兆。

这种特色科学的正式名称是“巴洛克科学”，它是18世纪西属美洲独有的一种知识系统，特点是既接受欧洲知识界的传统和基本假设，又强调本土的荣誉和身份认同。

1638年，秘鲁奥斯定会修士安东尼奥.德拉卡兰恰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认为一些在旧大陆预告着灾难的星象对新大陆都没有影响。新大陆的新星很多，黄道位置和旧大陆不一样，所以星象规律也不同。比如著名的南十字座，是天主恩宠秘鲁的象征。有了南十字座，魔鬼就无法发动巨浪，这就是南太平洋特别平静的原因。

1652年，墨西哥王家与宗座大学数学教授迭戈.罗德里格斯在论文里通过探讨天体运动和圣母受孕之间的关系，论证说日蚀和彗星在美洲都是吉兆。所以1652年的彗星不仅不会在墨西哥造成灾难，还会给总督和主教们带来智慧，让社会更加繁荣。


巴西国旗最中央的符号就是南十字座。对南十字座的崇拜在南半球国家当中非常普遍，澳大利亚、新西兰、萨摩亚等国也把南十字座加入国旗。此类自然图腾是科学与人文互动最直观的例子。
说完天文再说地理。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认为，“正常”的山是东西走向的，而美洲的山脉以南北走向纵贯大陆，因此是“不正常”的，说明这片土地受了诅咒。而美洲科学家总结的“自然规律”是，南北向的山比东西向的山含有更多矿藏，这显然是天主的赐福。

欧洲人认为，通过观察北美野牛等生物可知，美洲这块土地会导致生物变得更大更野蛮。美洲科学家表示，美洲的自然法则和欧洲根本不一样，美洲的生物只能由美洲人来研究。

瑞典人卡尔.林奈搞的生物分类体系不该用在美洲，给动植物起拉丁文名字也有问题，因为美洲原住民的语言更能够揭示出生物的本质属性，比拉丁文更优越。

既然生物学知识不可通约，那么旧大陆的医学、药学到新大陆当然也不靠谱了。秘鲁的医生们说，秘鲁的气候是独特的、疾病是独特的、人的体质也是独特的，所以看病治病必须得找秘鲁医生，欧洲医生搞不好会治死人。

驱动巴洛克科学产生的正是政治因素，或曰国界。18世纪美洲殖民地精英本土意识高涨，形成了和欧洲本土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的理念，即克里奥尔凯旋主义。在这种意识驱动下，自然科学也成为美洲知识分子构建荣誉感和合法性的阵地。

巴洛克科学的产生有必然性，也有正义性。如上文所述，当时的欧洲科学含有很多迷信和偏见，对美洲也不吝贬低，但美洲知识界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打造了一批以本土意识为中心的学说，反击欧洲人的殖民主义知识体系。

事实证明，巴洛克科学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例如治疗疟疾的药物金鸡纳霜，就是18世纪南美洲人基于本土医药实践发现的。金鸡纳霜的三个别号“奎宁”“耶稣会树皮”“钦琼霜”，就分别来自最早使用金鸡纳霜的印加人，制备并且传播药物的耶稣会士，以及金鸡纳霜的著名受益者、秘鲁总督钦琼伯爵。

再比如殖民地时期美洲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墨西哥王室与宗座大学教授卡洛斯.西古恩扎-贡戈拉在他1690年的著作《天文学与哲学之书》（La Libra Astronomica y Philosophica）当中雄辩地反驳了欧洲知识界对于彗星的传统观点（认为彗星的起源是地球，和死人的气息有关），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次值得称道的进步。

正是由于科学并不等于大自然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由人类创造的、具有高度指向性和文化特征的解释体系，它才会受到国界，或者说政治因素的深重影响。不同人群完全可能创造出不同的科学。拿前边的例子来说，如果人们以印加人的语言和知识传统构建一种生物分类体系，那么它就是有可能比林奈构建的拉丁名生物分类体系更适应安第斯山区的地方现实，反之它在北欧的生态圈里可能就不如林奈的体系，会变得粗糙甚至需要削足适履。

在大自然的客观存在面前，人类创造的国界当然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解释并不是自然本身，科学内嵌于人类社会，就必然受人类意识的局限，受政治边界的摆布。


18世纪厄瓜多尔的一副论文插画，画面中许多小天使搬弄实验仪器开展科学研究。在18世纪的美洲，西班牙波旁王室大力支持科学考察，并将其视为一种加强对殖民地控制的手段。有个法国科学家甚至对西班牙国王说：“一支科考队胜过十万大军”，这是科学背后政治意涵的另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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