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初中国天文学发展遭遇严重挫折。有“体制外”、“体制内”两部分大劫。
“体制外”的劫难,自然是指满清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杀戮,以及大量知识分子因为反清而退隐不仕,导致中国天文学研究后继无人。
但毕竟满清“体制内”仍然养着钦天监一帮晚明培养的懂天文的人,还有汤若望。结果康熙初年冒出来一个杨光先,攻击《崇祯历书》的结果,愚昧的满洲权贵(鳌拜为首)正好就着这机会,把钦天监一帮天文学家杀掉了,差点连汤若望也杀了。虽然康熙亲政后,为汤若望和《崇祯历书》等晚明历改成果平反,但人才损失已经是不可恢复,加上后面满清进一步的禁教措施。从此中欧之间在天文学方面的技术交流再难复现。
晚明崇祯年间,《崇祯历书》的编订,融汇了当时中国和西欧的先进天文学理论,通过对日月、五纬的运动预测,锻炼了一批天文学者。因为改历法是要进行大量验证,而《崇祯历书》采纳欧洲通行的第谷天文学理论,仍存在理论上的不正确,所以验证过程中不完美。但历经多年磨砺,最后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并决心颁行新历。这一新历在顺治入关后也予以继承。
本来这是绝好的促使中国人融入近代科学体系的契机。中国古代历法讲究阴阳合历,既要纪年,又要求对日月食、朔望等天文现象做出预测,比欧洲、阿拉伯地区的历法,对天文的要求更高。所以中国人应该是有充足的理由去研究天文、历法问题。而天文正是近代物理学之母。《崇祯历书》的编订和颁行,本来应该进一步激励中国人去研究天文,乃至数学、物理。
结果冒出个杨光先、康熙历狱来搅局,把满清仅存的一点天文学希望也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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