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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zz张 健 | 从配享到削祀: 王安石的孔庙位次与王学升降（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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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1126),元祐学术解禁,但并未禁止王学,王学与元祐学术的拥护者之间出现了新的角力。程门传人杨时(1053—1135)上书,将当时的政治危机归因于蔡京,而将蔡京施政的学术依据归为王学。这样蔡京时代导致的政治危机就与王安石的新学发生关联,王学要为当时的政治危机负责。这是杨时建立起来的新贬王论述。基于这一论述,杨时要求罢王安石配享,禁止王学。而拥王者则反对禁止王学,两派爆发激烈的冲突。
事情的直接起因是科举问题。《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
崇宁以来,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祐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钦宗即位,臣僚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诏礼部详议。
根据《靖康要录》,臣僚上言在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上疏者已不可考,但属于元祐学术一派自当无疑。上书者要求恢复诗赋取士,禁止考试内容涉及老、庄,虽不禁王安石《三经新义》,却禁用王安石《字说》。这是科举制度上的重大变更,钦宗诏礼部详议。
在诏送礼部详议之后,五月初三日,谏议大夫兼国子祭酒杨时上书:
臣伏见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蠧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而京所为,自谓得安石之意,使无得而议;其小有异者,则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窜黜,人皆结舌,莫敢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为。则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
杨时抨击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他举“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其一是汉文帝将建露台,因所费至百金而罢之,有臣下讥其俭者,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宋神宗尝称美之,而王安石则说:“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杨时认为:“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说有以倡之也。”第二个例子是王安石对《诗经·大雅·凫鹥》的解说,按《毛诗》小序谓:“《凫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王安石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杨时认为:“安石独倡为此说,启人主之侈心,其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专以侈靡为事。”
杨时举出以上两例都旨在说明,蔡京“蠹国害民”的理论依据乃出王安石之学说,正是王学造成了“宗社”之危,“安石邪说之害,岂不甚哉”! 王学应该为空前的政治危机负责。这是杨时提出的贬王论述。基于这一论述,杨时请“正安石学术之缪,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淫辞不为学者之惑”。钦宗皇帝“诏降安石从祀庙庭”,其在孔庙中由配享降为从祀。《宋史全文》载靖康元年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从杨时之请也。徽猷阁待制谭世绩又言,亦不当以安石从祀,不报”。谭世绩也是反王学的人,据《宋史》卷三五七本传,早在他教授郴州时,“王氏学盛行,世绩雅不喜。或问之,曰:‘说多而屡变,无不易之论也。’置其书不观”。
将王安石从配享降为从祀,在一定程度满足了反王学者的要求,因为毕竟降低了王氏的等级;但保留从祀的待遇,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尊王者,因为虽然从规格上说降了一等,但钦宗诏中比以郑玄,从学术上说,等于还是认定王安石是儒学正统的继承者,并没有像杨时所主张的那样罢爵毁像。这乃是一种折中和妥协的做法。
事实上,王学在当时还有很大影响。杨时关于王学为“邪说”的贬王论述及罢王学之主张,在太学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甚至爆发了太学生集体抗议事件。杨时上疏在五月三日,五月五日御史中丞陈过庭的奏疏揭示了整个事件的梗概:
臣闻太学,贤士之关,礼义之所自出。今也学官相诟于上,诸生相殴于下,甚者诸生奋袂而竞前,祭酒奉头而窜避。败坏风教,一何甚耶! 且朝廷大臣进退出处,理之常也。学正冯扬言以为是,博士雷观痛诋以为非,喧争纠讦,甚于街童巷妇之相詈辱者。
陈过庭虽语焉不详,但所说实包括三事:一是学官之间的诟骂,二是学生之间的斗殴,三是学生对祭酒杨时的抗议。“诸生奋袂而竞前,祭酒奉头而窜避”,即是诸生集体抗议杨时事件。关于事件的起因,陈过庭奏疏说:
五经之训,义礼渊微,后人所见不同,或是或否,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为正论,否者必指为邪说,此乃近世一偏之辞,非万世之通论。自蔡京擅政,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近罢此禁,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所短也。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论王氏为邪说,此又非也。致使诸生集众,直造祭酒位次,欲见而诋之。时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
此一段揭示了事件的起因,即杨时上书,诋王学为“邪说”。学生聚集直接向祭酒杨时抗议,杨时不敢见学生,一逃了之。朱熹曾与门生谈及此次事件:
问:“龟山晚岁一出,为士子诟骂,果有之否?”曰:“ 他当时一出,追夺荆公王爵,罢配享夫子,且欲毁劈《三经》板。士子不乐,遂相与聚问《三经》有何不可,辄欲毁之? 当时龟山亦谨避之。”
朱子之说正可与陈氏所言相印证,可谓确实无疑。
当时程学尚未有大影响,与王学竞争的元祐学术主要是苏学。太学生之间也分拥王与拥苏两派,意见相左,以致大打出手。陈过庭奏章说:“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庠序事体,固当如是耶?”拥王学者是时中斋的叶姓学生,拥苏者是止善斋的沈姓学生,二人互相殴打,引起了群体性事件。
由于刚刚解禁元祐学,士子虽此前有违禁而习元祐学者,但主流乃是王学。这些士子所习的是《三经新义》,杨时主张毁劈《三经新义》板,意味着要从科举系统中将《三经新义》除去,此涉及考试内容及评价标准的巨大变化,势必会对士子的前途造成严重影响,站在现实立场上说,拥王的士子自然会反对。太学生抵制杨时的势力甚强,而杨时竟无法抵挡,只有逃走。
学官之间的对骂,是指太学正冯檝与太学博士雷观之间围绕王学的互相攻击事件。陈过庭说:“朝廷大臣进退出处,理之常也。学正冯扬言以为是,博士雷观痛诋以为非。”王明清《挥麈录》恰曾述及此事,正可作为陈氏上文之注脚:
冯檝济川、雷观公达,靖康中俱为学官于京师,皆蜀士也。而观以上书得之,檝实先达焉。一日,檝出策题问诸生经旨,观摘其疵,讦之于稠人中,曰:“自王安石曲学邪说之行,蔡京挟之,以济其奸,遂乱天下。今日岂可尚习其馀论耶!”檝曰:“子去岁为学生,尝以书属我求为蔡氏馆客,岂忘之耶? 前牍尚存,诪张为幻乃尔,是繇同浴而讥裸裎也。”二人大忿,坐是论列,皆绌为监当。
冯檝为政和八年(1118)进士,雷音则于靖康元年(1126)以太学生上书而被赐进士出身,官太学博士,从年辈上说,冯长于雷。以《挥麈录》结合陈过庭所说,知冯檝是拥王派,而雷观是反王派。以对王学的态度言,可以判断冯檝是反对杨时的,而雷观是支持杨时的。雷观对王学的批判与杨时如出一辙。
太学中激烈的争论甚至冲突正是当时朝野士大夫对于两种学术认识与态度相冲突的缩影。杨时的上书也引起了朝廷上的争论。陈过庭批评杨时,将杨时的主张定性为“偏见曲说”。他要求皇帝“斥责”杨时及两位学官,追责闹事的学生。
五月十日,拥王学的左谏议大夫冯澥(1060—1140)也上书批评杨时。他立论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字。他批评往昔王学与元祐之学对立之偏:“附王氏之学,则丑诋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学,则讥诮王氏之说”。再说现在皇帝的立场是“中立不倚”:“比者朝廷罢元祐学术之禁,不专王氏之学,陛下固欲中立不倚,立经之旨,惟其说通者取之,其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举也。”然后批评杨时主一偏之说,背离了皇帝的意旨:“臣访闻太学校试,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说,守经肄业于其下者,或执一偏之见,上下哓哓,甚非陛下开设学校教养多士之意。”他赞成罢王安石配享,但反对将王学定性为“邪说”:
臣又闻臣僚上言乞罢安石配享,而谓安石之说为邪说,朝廷从言者请,罢安石配享,而列于从祀,此固公议所在,其谁以为不然? 若言者以安石之说为邪说,则过矣。安石之释经固不能无失也,夫孟子所谓息邪说者,谓杨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说便同杨墨之言为邪说,则复当禁之,此所以起学者之谤,而致为纷纷也。
王学的定性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与士子的切身利益相关,冯澥明确指出此一点:
今科举在迩,为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说,有司怀私,便为邪说而黜落之,则其利害所系甚重,臣固不得不论也。臣愿陛下明诏有司,训敕中外,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已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倘有司辄敢以私好恶去取者,乞重赐斥责,庶使天下学者晓然无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
五月十三日,冯澥再次上书,这次上书的立论基点也是中道:“天下有公论,有中道。公论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则万世而不易。”基于这种立场,他为王学辩护,认为“王安石以名世之学发明要妙,著为《新经》,镂板太学,颁之天下,学者翕然宗仰”。这是针对贬王论述以王学为“邪说”而发。他又将蔡京与王安石切割开来,认为“自崇宁以来,蔡京持权二十余年,纷更变乱,靡有宁止。自熙、丰之法扫地无遗,故其大坏至于如是之极”。这种论述正是回应杨时将蔡京造成的政治灾难与王学关联起来的观点。
到这里,拥王者已经建立起一种新论述,他们不再说王学上接孟子,而是确认王学乃经典的一种诠释,他们承认元祐学术也有正当性,两者应该平等对待。这种论述是在元祐学术解禁条件下的策略调整,与反王者以王学为邪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冯澥说:
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臣愿陛下无作好恶,不蔽偏党,允执厥中,以照临臣下,则是非自明、纷争自息矣。伏望睿慈与两府大臣少加详议,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颁示太学,以安士心,以绝众疑。
王安石是新党的代表,司马光是旧党的代表,冯澥说他们都是天下大贤,但下面说,“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虽然二人俱贤,但两人之间还是有高下优劣之分的。冯澥当然认为王安石优于司马光,故冯氏虽以中为旗号,但实偏向于王。他请求将其奏疏榜于朝堂,钦宗诏“出榜朝堂”,采纳了他的建议。
侍御使李光反对冯说,论列缴奏,谓冯澥元符间上书被列正等,乃蔡之同路,“以安石为大贤,托中道以济其偏说,假公论以遂其私情,怀奸不忠,荧惑主听”“乞重行黜责”。六月二日,右正言崔奏疏响应李光,批驳冯澥,并要求皇帝表态。但钦宗在李光札子上御批:“祖宗之法,子孙当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绍述,变乱旧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诏。”只指责蔡京,而并未言王安石。其诏书也只是谴责蔡京“挟绍述之言,为劫持之计”,一样未涉及王安石。
杨时主张毁劈《三经新义》板受到士子的谩骂,更严重的是杨时的节操也受到质疑,因杨氏是蔡京之子蔡攸所举荐。孙觌(1081—1169,字仲益)上书攻杨,杨时遂罢官。《朱子语类》卷一〇一评杨时云:
及钦宗即位,为谏议大夫,因争配享事,为孙仲益所攻。孙言,杨某曩常与蔡京诸子游,今众议攻京,而杨某曰,慎毋攻居安云云。龟山遂罢。
孙觌所攻者就是杨时的政治及道德污点。这种污点即便是理学群体内部如朱熹也不能为之讳。据《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六月十五日,右司谏谏徐秉哲奏:
杨时年逾七十,老无戒得之识,日造蔡攸之门,追逐其子弟,游从于道观僧舍,以幸荐拔。学者无不羞之。因缘蔡氏,除馆职,进侍讲,遂为谏议大夫,可谓峻矣。今年春,台谏官集于检院,共论蔡氏之恶,时摇手以止同议者曰:“且无及居安。”居安,攸字也。身为谏官,不恤公议,容奸党恶,略无忌惮。近在太学,议论轻脱,诸生纷拿,几致生事,无德服人,遂罢祭酒。
徐秉哲所攻也是杨时的政治节操,正击中杨时痛处。
靖康间的争议随北宋的灭亡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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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58.3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