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讨元檄文》：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元史·刑法志·斗殴》

监察御史韩元善言：「历代国学皆盛，独本朝国学生仅四百员，又复分辨蒙古、色目、汉人之额。请凡蒙古、色目、汉人，不限员额，皆得入学。」

又监察御史陈守中言：「请凡仕者亲老，别无侍丁奉养，不限地方名次，宜从优附近迁调，庶广忠孝之道。」皆不报（未批复）。丁巳，诏：「蒙古、色目犯奸盗诈伪之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壬戌，诏定科举流寓人名额，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汉人二十名。——《元史·惠宗本纪》

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元史·志第三十一》

凡怯薛出身：元初用左右宿卫为心膂爪牙，故四怯薛子孙世为宿卫之长，使得自举其属。诸怯薛岁久被遇，常加显擢，惟长官荐用，则有定制。至元二十年议：「久侍禁闼、门地崇高者，初受朝命散官，减职事一等，否则量减二等。」至大四年，诏蒙古人降一等，色目人降二等，汉人降三等。

凡选举守令：至元八年，诏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选。九年，以五事备者为上选，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常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举者，黜降一等。二十三年，诏：「劝课农桑，克勤奉职者，以次升奖。其怠于事者，笞罢之。」二十八年，诏：「路府州县，除达鲁花赤外，长官并宜选用汉人素有声望，及勋臣故家，并儒吏出身，资品相应者，佐贰官遴选色目、汉人参用，庶期于政平讼理，民安盗息，而五事备矣。」——《元史·志第三十二》

大德四年，省议：「诸职官子孙荫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从一品子，从五品叙。正二品子，正六品叙。从二品子，从六品叙。正三品子，正七品叙。从三品子，从七品叙。正四品子，正八品叙。从四品子，从八品叙。正五品子，正九品叙。从五品子，从九品叙。正六品子，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荫叙，傍荫照例降叙。」——《元史·志第三十三》

其实，处处都有痕迹的，这事洗不掉的。

至于蒙古人里的穷人，是因为蒙古自己本来就是奴隶制的体制，蒙古贵族对待同族的奴隶没什么同胞情谊也正常。

【 在 lvarez 的大作中提到: 】
: 虽说是纪传体，但连野史都不见得算。日本学者如箭内亘等也是支持四等级的结论。
: 否定四等级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没有，不存在，直到清末才第一次被提出，哪有否定的需要？元代即便遮掩自己恶行，也没必要单独不记载这个，更被诟病的九儒十丐，儒生地位不及娼妓反而并不避讳……明朝建立初，朱元璋多次说到元朝的政治上的诟病，但是从未提起过元朝的四等人制
: 虽然没有记载明确否定四等级划分的说法，但也不是没有可以证否这是个的史料。比如，元史《世祖本纪三》的记载，忽必烈曾有明确的诏书，规定了让蒙古人负责各路达鲁花赤的职务，汉人担任总管职务，回回人担任同知职务，并且这项诏书也明确表示要永久执行。从官品阶级来讲，总管和达鲁花赤的等级是相同的，并且总管职位的等级要比回回人所担任的同知的等级还要高。而且忽必烈还强调是永为定制，从元成宗到元惠宗基本都是遵循古制，可见此制度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做到实际贯彻执行。如果汉人和南人的地位低下，那为什么又要设置高官？所以单从做官这方面来看，汉人的地位已经高于色目人（也就是回回人），这一点已和四等人制中色目人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这一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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