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来看，两宋似乎是亡于金朝和蒙古，但是为什么经济上更强大，政权组织上更先进，理论上军事装备也更好的宋，会两度亡于当时还是半封建政权的金蒙呢？

其实宋人自己就给了我们答案：

圣人之御天下，非无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而已；非无巨室也，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矣。鲁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则至于失国。汉景帝患诸侯之强，制之不以道，削夺吴楚，以致七国之变，竭天下之力，仅能胜之。由此观之，大邦、巨室，非为国之患，患无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乱，法制明具，州郡无藩镇之强，公卿无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见于今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以媮，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吕惠卿继之，作手实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于官，民知其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朝廷觉其不可，中止不行，仅乃免于乱。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这是苏辙《诗病五事》里骂王安石的一段。王安石试图通过变法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这一封建王朝的力量源泉。他希望大宋富强，然而这却触动了地主阶级士大夫的利益。士大夫们侮辱、构陷王公介甫，把自己兼并土地的贪欲美化成强国富民的善行，最终在他们的围追堵截下，孤臣王安石和他试图挽救王朝颓势的变法走向了失败。

毁中华者，名为元清，实为赵宋
杨朱曾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然而到了宋人士大夫那里，这句话就只剩下了前半句。但是世界始终是唯物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对百姓和国家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对天下唯有索取未有付出，结果就是当两次收复失地的历史机遇来临时，两个新崛起的政权都看到了大宋富丽堂皇背后的孱弱：当金朝崛起，辽朝灭亡，北宋和金朝联合伐辽，却因贪墨横行奸佞遍地而耻辱败北；后来北宋花钱赎回幽燕，那里的人民又在几个月里被宋朝士大夫搜刮一空；蒙古灭金，南宋开启端平入洛，然而在北方遭遇战争摧残无法筹集粮饷的情况下，宋人士大夫却为一己私利克扣拖延军粮，最终宋军大部被蒙古消灭。

宋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有一个武勋贵族阶层以外部扩张的功勋震慑内向收割的文官士大夫集团，而权力也在制衡中得到集中。赵宋为了让自己有随心所欲摆烂的权利，自我阉割了武德传统，大力拔高文官士大夫阶层，乃至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精神面貌。宋以后，尽管有朱元璋和朱棣试图恢复旧中华，但是文官仍然通过变法土木堡和落水案夺回了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话语权，甚至关外的鞑子，入主中原不过一两代人，也被同化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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