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汉河间献王得《周官》，而武帝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唯唐太宗夜读之，以为真圣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经者太宗而已。刘歆始用之，苏绰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经之蠹也。唯文中子（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道号文中子，隋朝 河东郡 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一说山西河津）人）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程伯子（程颢）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经者，王、程二子而已。
　　被孔子赞为“郁郁乎文哉”周文化，是在一套完美的周礼的规范下实现的。汉武帝口口声声“尊儒”，为谓《周礼》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而让《礼记》来冒充《礼经》，代替《周礼》的原因，正是因为周的封建政治与他秦以后新大一统专制政治格格不入。
　　元丘葵《周礼全书》〈一作《周礼补亡》〉六卷自序按：“《周礼》一书，周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书也。后世之君臣，每病于难行也，何居？叶水心（叶适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今温州）人。南宋官员。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谓《周礼》晚出，而刘歆遽行之，大坏矣。苏绰，又坏矣，王安石，又坏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坏，此后君臣病于难行，然则其终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真德秀，南宋后期理学家）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后能行周礼。无周公之心而行，则悖矣。夫周公之心，何心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以是为书，故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也。歆也，绰也。安石也，无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适，所以坏之也，有能洗涤三坏之腥秽，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则是书无不可行矣。”《周礼》是秦以前中华民族文明的典范，当时世界上似乎还无类似的规章典籍可与之匹敌。但为什么“后世之君臣，每病于难行也”呢？并非什么《周礼》晚出早出的原因。真西山说得好,其所谓“尧舜禹汤文武之心”“周公之心”是指封建之心，与秦以后大一统专制公有制格格不入，岂能行之？一如国营体制下自由经济行不通。明明是政体不合，正所谓“政治是灵魂”也，所以刘歆、苏绰、王安石“三坏”结局也是注定的。隋唐的“六部”仅依样画葫芦，借用其皮毛，所以可以一直沿用至清。而唐太宗既使欲行之也做不到，除非实行全世界通用的封建制，井田，封建，才可行周公之道成真圣。“成周盛世”的经济文化繁荣虽然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离不开那套周礼的规范。周朝式微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中国历史进入春秋乱世，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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