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舆论对王安石的评价经历了显著的转折。1908年，梁启超发表《王荆公》，首次以近代视角重新评价王安石，将其变法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类比西方银行、所得税制度，称其为“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称王安石为“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这一著作彻底颠覆了传统认知，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演说中将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均输法”等视为“苠生主义”的先驱，认为其变法思想与三苠主义相通。同时，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推崇王安石的“常平仓”制度，将其理念融入罗斯福新政，进一步强化了王安石的国际声誉。钱穆是新儒家、蔡东藩和林语堂是小说家，再加一个武侠小说家金庸，这些人贬低甚至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只是延续了历史书写的惯性而已。


【 在 ZhangJuZheng 的大作中提到: 】
: 看到 钱穆的《国史大纲》，蔡东藩的《宋史演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都是这样的观点
--
FROM 183.193.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