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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府将乐安高氏



太元时重要的北府将领并不止刘牢之一人。其余的北府将动向如何？在后来的内争中
起过什么作用？这似乎是一个尚未为史家注意的问题。这里拟就其他北府将的一些事
迹，探索他们在晋未政局中的态度，作为前节所论北府兵及本书其它有关论点的补充
。

太元中期、晚期，隆安之初，还有一些北府将陆续回到南方，他们大抵都同刘牢之一
样，在江左纷纪政局中或秦或楚，几经反复，备受摧残，多归灭亡。北府将晋陵孙无
终，与刘牢之一起在王恭军府，后来投降司马道子，事见《晋书》卷七四《桓修传》
。元兴二年（403年）孙无终为桓玄所害，见《晋书》卷一○《安帝纪》及卷九九《
桓玄传》。世为将家的北府将乐安高氏由北返南后，直接投向朝廷的司马道子，其事
迹较为曲折复杂，值得详细加以考察。

《搜神后记》②卷五：“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
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
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云云①。此则故事，其鬼神形见的荒诞部分在道术流行的
东晋时期的著作中是常见的②，可不置论。其所记高衡及其孙高雅之之事，则有一定
的史料价值。

案高衡于太元二年（377年）应谢玄募入北府，《晋书》著录其事迹，仅见《谢玄传
》、《符坚载记》所谓东莞太守高衡与彭城内史何谦军泗口、援留城一项。何谦是庾
希居北府时旧将，高衡与他官守相当，资历年齿当亦相近，估计也是久在江淮的流民
帅。《搜神后记》所著高衡籍贯，与《晋书》相同，而增加了下述事实：一，高衡曾
为魏郡太守，戍石头③；二，高衡为高雅之的祖父；三，高雅之与祖父高衡同居京邑
，但与京口多有往来。这几点事实没有可疑之处，可以补充史阙。《搜神后记》所云
“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语，有可疑处，须另作稽考。所云高衡、高雅之之事发生
在“晋太元中”，如无误记，则可证高衡或北伐南返过江较早，或没有参加北伐④，
宜其得以在建康为司马道子所用。


《搜神后记》未记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的名讳仕履。考诸晋末人物，看来应当就是
高素。高素是一名随谢玄北伐的北府将，官淮陵太守，见《谢玄传》及《苻坚载记》
附《苻朗传》。最晚到太元末、隆安初，高素依司马元显，为庐江太守。王恭于隆安
二年起兵时，司马元显遣高素说刘牢之使叛王恭，并许诺事成以刘牢之袭王恭位号，
见《刘牢之传》。是役，司马元显又以高素随左将军谢琰讨伐王恭，灭之，见《司马
道子传》。稍后，谢琰以卫将军、徐州刺史镇压孙恩军，高素为卫府司马，受遣助刘
牢之，见《刘牢之传》。隆安五年孙恩军至丹徒，高素以冠军将军戍守石头，见《安
帝纪》。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大杀刘牢之同党的北府旧将，高素包括在内，见《
桓玄传》。高素被杀时官吴兴太守，当是高素镇压孙恩军有功，继替谢邈、庾恒①出
守吴兴。东晋三吴的太守、内史通常以门阀士族居之，高素得为吴兴太守，与刘牢之
得力会稽内史一样，说明刘牢之、高素在北府将中地位特殊，得以突破门阀士族的禁
区为官，这在时局变化中颇具象徵意义。不过从门阀士族的传统观念看来，这毕竟是
一种不寻常的权宜措施，只要有机会，门阀士族总要对他们予以排斥。

高素南返以后在司马道子一边，与高衡同。但高衡早已不见于历史记载，而高素却又
有隆安五年戍石头之事，疑其时高衡早死，高素戍守石头系代高衡之任。取这些事实
与前引《搜神后记》对勘，以高素为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是可以合拍的。

据《王恭传》，刘牢之反王恭，恭败还京口城，高雅之闭城门不纳，则其时高雅之当
适在京口城。据前引《搜神后记》“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之语，已知高雅
之常往来于建康、京口之间。而高雅之又是刘牢之之婿，雅之常来京口，也是合乎情
理的。高素得以受遣说刘牢之倒戈，除由于北府旧谊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二家有姻亲
关系。我们知道后来桓玄进至姑孰，劝刘牢之降时，所遣之人是刘牢之族舅何穆之，
显然也是利用亲戚关系。

高、刘二家在江左多变的局势中曾一度分属司马道子和王恭两个对立阵容，这大概是
由于刘牢之、高素两家南返时机不同，受不同形势影响的结果。但王恭败死、刘牢之
投降司马道子以后，刘牢之与高素二人进退就基本一致了。刘牢之最后决定背叛桓玄
时，企图先奔广陵，以就其婿广陵相高雅之；而当刘牢之途穷自缢后，偕刘牢之子刘
敬宣北奔的也是高雅之。数月以后，高素为桓玄所杀，刘敬宣、高雅之等拟据山阳起
兵以反桓玄，不克而走，投奔南燕。

《搜神后记》叙及高雅之，未著官守，似为较早之事，其时高衡健在，而高雅之尚在
未仕之年。《晋书》录高雅之事迹，最早的是《王恭传》高雅之闭城不纳王恭一条，
亦未著其官守，只是说刘牢之遣子刘敬宣与婿高雅之共击王恭云云。但《通鉴》此处
却谓高雅之为东莞太守，而东莞太守又曾是其祖高衡早年位号。疑高衡死后高雅之代
袭此位，就像以后高素于隆安五年继高衡戍守石头的职任一样。隆安三年，高素以卫
府司马随谢琰东出，雅之或亦在军。四年，高雅之与桓不才、孙无终等击孙恩，战于
余姚，败绩；又战于郁洲，被孙恩俘获，分见于《安帝纪》、《孙恩传》以及《天文
志》（中）、（下）。其时高雅之为宁朔将军。高雅之何以得从孙恩军中归来，不明
原委。元兴元年（402年）刘牢之叛桓玄失败，欲奔高雅之之时，雅之为广陵相，见
《刘牢之传》。高雅之与刘敬宣北投慕容德，见《刘敬宣传》及《慕容德载记》。元
兴三年刘裕逐桓玄后，高雅之南归，南燕人追及雅之，杀之，见《通鉴》。


高雅之事迹，史籍所见如此。与《搜神后记》扦格之处，只有“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
”一点。案桓玄杀高雅之父高素，据《通鉴》在元兴元年十一月，其时高雅之在北，
自山阳奔南燕，不可能罹于高素之难。高雅之之死，当以《通鉴》所记南燕追兵杀之
为是。所以我疑“雅之父子”被杀一句，是指高雅之之父和高雅之之子均被杀，亦即
桓玄杀高素时并及于高雅之之子。这样，《搜神后记》此则故事就可以诠释通畅。或
者，还有一种可能，即“雅之父子”，中“子”字为衍文，去掉“子”字，也可以诠
释通畅。总之，此则故事虽似小说家言，但是去其伪而存其真，颇可以补史籍之不足
。高衡、高素、高雅之为北府将门乐安高氏三代之说，也可以成立。高氏三代将门中
，祖孙两代都曾为东莞太守，祖父两代都曾为谢氏（分别为谢玄、谢琰）部将，都曾
替司马道子戍守石头。以辈分论，高衡老将，为刘牢之父执，与刘牢之之父曾为谢氏
豫州旧将者一辈；高素则为刘牢之的亲家，自然是同一辈；高雅之与刘敬宣更是患难
与共，进退相随，义同于手足。这是北府最重要的两个将家中三代通谊，地位相近，
命运也相近的一个实例。他们是东晋中期以来众多的北府将家中有较多史料可以稽考
的两个家族。

乐安高氏三代，在纷坛政局中基本上是归属于东晋朝廷一方，没有像刘牢之那样出现
戏剧性的反复。但是在桓玄事件中，高氏和刘氏是同步进退，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
治漩涡的将门，不知如何自处，行动相当盲目，高氏、刘氏是一样的。他们同是次等
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所以刘牢之的反复无常，
看来是他个人的失算，实际上也是次等士族的将门这一社会阶层在门阀政治的变化中
茫茫然无所适从的必然表现。高氏将门的表现，何尝不是如此？

附带说及，乐安高氏之侨寓江左者，据知尚有高柔其人。《世说新语·言语》“孙绰
赋遂初”条及同书《轻诋》“高柔在东”条及注，颇载高柔事迹。高柔字世远，乐安
人，营宅于会稽东山畎川，与名士孙统、孙绰邻居友善，并为谢尚所重。《世说新语
·轻诋》注引孙统《高柔集叙》谓高柔“家道隆崇”，娶泰山胡母氏女，曾为司空参
军、安固令。案此司空指郗鉴，郗鉴为司空在成帝咸和三年至咸康四年（328—338）
；安固县，属扬州临海郡。《高柔集叙》又谓“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案何充
咸康四、五年为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六年迁尚书令，高柔为冠军参军当在咸康
四至六年之间。从高柔婚宦及交游看来，高氏得入士族之列，但非一流门第。稍后出
现的北府将乐安高衡与此乐安高柔有宗族关系，可以肯定。但高衡一支是否系由营居
会稽畎川的高氏分离出来，尚无直接证据。我们已知以下一些情节：一，谢尚在东时
甚重高柔；二，谢尚在成、康时自东出仕，有一段戎旅生涯，穆帝永和初以来长期居
豫州西府督将之任；三，西府与北府历来关系密切，谢玄所募北府将有些即是豫州西
府旧人。据此类情节推测，乐安高衡或其父兄辈有可能与高柔同居会稽，随谢尚出充
戎旅之任，遂留西府豫州；后来谢万的西府兵败溃，高衡率兵流荡淮域，太元初始归
北府建制。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此推测如能证实，则乐安高衡与彭城刘牢之经历
更多相同之处：同为次等士族，同属于北府中的豫州势力，同为谢氏多年旧属。

刘裕从刘牢之、高素两家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清了道路。《宋书》卷一《武帝纪
》载，刘牢之将反桓玄，邀刘裕同奔广陵，刘裕答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
，彼（案指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
服还京口耳！”刘牢之之甥何无忌问刘裕“我将何之？”刘裕答：“镇北（刘牢之）
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
”刘裕有前车之鉴，待机而不妄动，一有口实，就敢于独树一帜，与刘牢之和高素都
不相同。桓玄称帝坚定了刘裕以兵相图之心，卒得利用京口环境首倡起事，一举成功
。高素和刘牢之作为先驱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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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史家多认为是伪托。但此书文词简古，所叙人物事
迹多有暗合史实者，可知亦非晚出杜撰不经之书可比。《高僧传·序录》提到陶渊明
《搜神录》，当即《搜神记》，则此书在梁代以前即已流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小说家类有考。
① 《太平广记》卷二九四引《幽明录》，暮至京口“来还”作“晨已来还”，“所
杀”作“所灭”。
② 例如《真诰》卷一六《阐幽微》及注，谓徐宁死后为鬼官，其孙徐羡之年少时，
徐宁“常来形见”云云。
③ 据《宋书》卷三五《州郡志》，魏郡，咸康四年（330年）侨立，隶扬州，寄治京
邑（建康）。所以高衡得以魏郡太守戍守石头。
④ 这就是说，谢玄过江北伐时，高衡年老，留在石头戍守，而以子高素（见下考）
随谢玄北行。如果是这样，高素南返时必就其父于建康而事司马道子。
① 庾恒，《通鉴》隆安四年五月作庾桓。此据《世说人名谱·庾氏谱》及《魏书》
卷九六《司马睿传》。质恒为庾亮孙，庾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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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
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
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
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
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
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
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他又论
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
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
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
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
，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
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
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
。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
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拧Ｋ锒髌鸨氐悖
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
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欲于吴兴起
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
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
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
出现的。

孙氏过江后不求官于建康，而以道教为手段活动于吴会，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一，
孙氏先人在北方时，与东海王越的势力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条件；二
，孙氏不是乘永嘉之乱过江，因而也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时机。所以孙氏在东晋，直
到太元末年还默默无闻，后来孙泰出仕，是由于以道术得幸于帝王，而非凭其才地。
晚渡伧荒，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除了武功以外
，只有靠特殊的际遇。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
。孙氏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孙恩其人由于家世影响，多少还具有一些士流的特点
。他爱书法。《法书要录》卷二虞和《论书表》谓孙恩起兵后自会稽入海时，曾带走
王羲之、王献之所书棐板甚多。孙恩还有文章行于时，《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
孙恩集》。从这些看来，孙恩在文化素养方面本来具有出仕的条件。他也不是安于屈
居里巷之辈。孙恩求闻达而无门径，又不像北府将那样有流民武力可资凭借，所以其
家世所奉的道教，就成为他用以争竞于时的重要手段。

卢循为孙恩妹夫，范阳卢氏卢湛之后。卢谌好老庄，擅书法，善属文，反映卢氏家族
业已完成从儒学向玄学的转变。八王之乱后期，在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对垒阶段，卢
谌父卢志是成都王颖死党。成都王颖失败后，卢志、卢谌父子虽暂时受命于东海王越
，但不属东海王越系统。所以永嘉之末，卢氏既未预司马越、王衍项城之难，又未渡
江进入江左百六掾的行列。卢谌先投刘琨。刘琨败后卢谌没于胡中，出仕后赵，死于
永和六年（350年），事迹备见《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注引《卢谌别传》以及《
晋书》本传和有关《载记》。卢氏子孙渡江，当在卢谌死、后赵亡、中原乱之时，其
为晚渡伦人，更无可疑。参以卢惊事迹，卢氏族人渡江后或即卜居于京口。

《卢谌别传》说及卢谌死后其“胡中子孙”过江之事，但未指明始过江者究竟是谁。
根据《卢循传》，卢循为卢谌曾孙。如果史籍所谓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乃是确指
卢谌子辈及孙辈而非泛指卢谌后人，那末始过江者应当就是卢循的父辈和祖辈，而这
些人的名讳，史籍中均可考见。

据《元和姓纂》卷三及《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一三），卢谌子辈有北祖
和南祖之分，居巷南者号南祖，居巷北者号北祖。北祖卢偃以下，历仕慕容、拓跋，
世传卢谌书法，子孙繁衍贵达，以迄隋唐，是范阳卢氏正宗。南祖卢勋，史不著其后
人。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认为卢氏北祖和南祖，分别为卢氏留居北方者及
流寓江左者二支，并非巷北巷南之谓，因而断定卢勖过江始为卢氏南祖，卢循则卢勖
之孙。冯氏此说甚有理据，可以肯定。《卢循传》称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虞和
《论书表》亦谓“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这正是范阳卢氏的家学与门风。《卢
循传》中还透露卢循之父为卢嘏。因此江左卢氏南祖世系当为卢勋一卢嘏一卢循三代
。看来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正是指谌子勖和谌孙嘏。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卢谌“胡中子孙”南来的过程。永和六年，卢谌死，正值北方
大乱。卢勖、卢嘏当于服丧终制以后南来。卢勖在《晋书》中无迹可寻，可能在南行
途中或南来后不久即死。与卢氏父子同行过江者可能有卢氏族人，例如卢悚。他们南
行采取自广陵渡江路线，渡江后即居京口或其附近。他们的先人与东海王越为仇，祖
辈臣事胡族政权，自己过江又晚。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无缘进仕建康。卢氏族人卢悚
得为徐州小吏，可能际遇较好。但卢悚主要活动并不是在官府，而是在民间传播道术
，其徒属八百余家之中，估计卢氏宗亲当占相当比例。卢嘏南来卜居以后，事迹无闻
，以卢悚、孙泰情况度之，大概也是从事道术活动①。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谓慧远早年在北，曾与卢嘏②“同为书生”。那时慧远
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其学行志趣与卢氏家风合，可知卢嘏当亦如此。后来慧远欲渡
江从范宣①习经，以路断不果，乃改从释道安出家于太行，时年二十一岁，当东晋永
和十年（354年）。卢嘏于卢循兵起时随在军中。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从广州回兵
北上，进据江州，曾登庐山谒见慧远，时距卢嘏、慧远同学之时，已逾半个世纪了。
假定卢嘏与慧远同岁，则卢嘏南渡尚在弱冠之年。

卢循是孙恩妹夫，徐道覆又是卢循姊夫。这是三个互通婚姻的家族，社会地位应当是
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已知孙恩、卢循都是晚渡伧荒和道教首领，那末徐道覆又如何呢
？

《魏书》卷九七《刘裕传》：“［卢循］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似徐道覆为琅
邪人。但是《晋书》记载江左人物籍贯，除门阀士族必著旧望以外，一般人物或著旧
望，或著侨居之地，并不完全一律。所以琅邪究竟是徐氏旧望，还是其侨居之地，尚
不清楚。案《元和姓纂》徐氏有琅邪一望，曰：“晋仆射宣之后，宋有徐爱。”晋仆
射徐宣不详②。徐爱，《宋书》卷九四有传，曰：“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
征，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徐道覆似不得与这一与晋、宋皇室都有亲近关系的
人同族为琅邪人。《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记徐道覆，只是说“其（案指卢循
）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未著琅邪。《宋书》卷五○《刘康祖传》有东海人徐道期
流寓广州，义熙未于广州起兵，攻始兴郡之事③。道期、道覆，名相近，均带道教徒
名中常用的道字，而道期进攻之地，又为道覆长期驻守过的始兴。颇疑道期为道覆近
属，道覆败亡后藏匿不出，至是始取广州，攻始兴①。如果推测可以成立，则徐道覆
籍贯当同于徐道期，为东海人，而非琅邪人②。《魏书·刘裕传》所说琅邪徐道覆，
琅邪或指道覆在江左侨居之地，即建康附近的琅邪郡。东海徐道覆，与道教徒东海徐
宁当为同族。

徐宁，东海郯人。祖台，西晋丹阳令；父褚，太子洗马，见《新唐书》卷七五（下）
《宰相世系表》。徐宁事迹附《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王敦之叛前夕，徐宁为江
北广陵附近一荒县的县令，不为人知，桓彝力荐于庾亮，始得过江至建康为吏部郎。
徐宁虽不属晚渡伦人，亦不类门阀士族，如非特殊际遇，是难于入仕建康的。徐宁之
孙徐羡之尽管显贵于刘宋初年，但《宋书》卷四三《徐羡之传》还说他“起自布衣，
又无术学”；《南史》卷二三《王华传》亦谓为“中才寒士”，可证徐宁家族地位未
因徐宁入官而有大的变化。徐道覆没有特殊际遇，所以沉沦里巷，不得仕进，是可想
而知的。但是徐宁是有名的道教徒，这对徐道覆却能发挥较大的影响。

《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鲍靓，明帝时人，年过七十而〔尸〕解去。
有徐宁者，师事鲍靓……”。《文选》卷二一颜延年《五君咏》注引顾凯之《嵇康赞
》：“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事之。”又《真诰》卷一六《阐幽微》
第二所列道教鬼官，有“陶侃为西河侯，……徐宁为长史。宁坐收北阙叛将，不擒，
免官……。”注：“徐宁，字安期，东海郯人，羡之祖也。……羡之年少时常来形见
，自称‘我是汝祖’，戒其祸福，后并如言。”《真灵位业图》亦有“西河侯陶侃，
长史先用徐宁，被弹，后用蔡谟”云云。如果徐道覆果为徐宁同族，则徐宁的家世门
户与道教信仰，都可以作为徐道覆家世及信仰的旁证。徐道覆大概也是南渡后不得官
宦，遂以传布道教为其职业，与孙恩、卢循相同。

综上所叙，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具有如下一些共同之点：一，同为侨人；二
，同为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
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这种种条件，使孙、
卢、徐三家结合在一起。他们先是力求凭借道术跻身门阀政治行列之中，失败以后转
而利用他们所团聚的道教信徒乘时举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

孙恩等的活动，客观上看来也是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一种反抗，但并不都是自觉行
动。据《孙恩传》、《卢循传》，孙泰被杀后，孙恩于海中聚众，不过是“志在复仇
”，即复司马道子父子杀孙泰之仇。所以他只是表司马道子父子之罪，请朝廷诛之。
孙恩据有会稽，自号征东将军，这显然只是假借东晋朝廷的名号，并无建号自立之意
。以后卢循也接受桓玄所授永嘉太守和刘裕所授广州刺史之号。卢循俘获原广州刺史
吴隐之，以隐之党附桓玄，表朝廷诛之，朝廷不许，卢循也不专擅行事。《宋书》卷
五二《王诞传》，王导曾孙王诞被桓玄徙广州，卢循以王诞为平南府长史，诞说循曰
：“下官远流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实思报答。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
镇军所知，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期。公私际会，思报厚恩，愈于停此，空移
岁月。”卢循乃遣王诞、吴隐之同还建康。这种种迹象说明，孙恩、卢循虽然对门阀
士族进行了冲击，以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
束缚，这一点与刘牢之相像。孙恩、卢循、徐道覆都不曾建号以与东晋朝廷决裂，也
是他们精神上受到束缚的表现。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早就认为孙恩纯系野心家，不承认孙恩起兵是正
义的农民战争。我起先不同意范文澜先生的意见，后来感到这种意见颇有道理。不过
孙恩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门阀政治这一时代特点，这与刘牢之
、刘裕并无不同。孙恩本无武力依恃而居然得以起兵，是由于门阀政治之争导致司马
元显“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①，因而造成了起兵的便利条件
。发乐属既损害乐属本人及其家庭，又触及乐属主人的利益，结果是地主与农民同起
反抗；征发枉滥指发及乐属以外，结果是乐属与自耕农民同起反抗；乐属主人多是江
左吴姓豪族，结果是江左吴姓豪族也与孙恩同起反抗。司马元显的一项措施，牵动了
江左社会的许多矛盾，使孙恩起兵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很复杂的性质。加上道术的
煽动作用，几十万人的暴力反抗，就在旬日间形成了。

须要说明，本节主旨只是从孙恩、卢循、徐道覆家世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动向立论，而
不求综论数十万农民的反晋斗争。被压迫群众自发的反晋斗争是正义的，爆发这场斗
争的原因和斗争的英勇事迹，史籍具在，清楚可考，只是这些并非本节主旨，所以不
多论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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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氏在北，不见有信奉道教的直接资料。卢氏何时开始信道，尚不可考。据 《晋
书》卷一○○《卢循传》及《水经·叶榆河注》，卢嘏、卢循似均赴水死，水 死为
其时道徒习俗，于《孙恩传》可见。
② 卢嘏，《宋书》卷四七《孙处传》、卷九二《杜慧度传》以及《南史》卷一《宋
本 纪》、卷一七《孙处传》、卷七○《杜慧度传》，均作卢嘏，与《晋书》同。《
高僧 传》作卢瑕，《莲社高贤传》作卢遐，似误。
① 范宣，《莲社高贤传》作范宁。范宁年代较晚，似以范宣为是。
② 《三国志·魏志·徐宣传》，魏徐宣，广陵海西人，明帝时为左仆射，姓名官 位
与《姓纂》合。但海西在今苏北灌南县境，与琅邪颇有距离，地境与《姓纂》 不合
。看来晋徐宣并非魏徐宣。
③ 《晋书》卷一○《安帝纪》义熙十三年七月“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始兴相刘 谦
之讨平之。”南海盖指徐道期流寓之地，非其本贯。据《元和郡县图志》南 海县南
六里本有卢循故城。
①  参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第五九页。又，《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岭
表录异》，谓卢循败后余党奔于海岛野居。“南海贼徐道期”或即出于这些海 岛的
卢循、徐道覆余众。
② 东晋著名道士鲍靓，亦有东海人和琅邪人等说，前者见《晋书》卷九五《鲍靓 传
》，后者见《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似可与徐道覆籍贯问题比照。
① 《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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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论



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
的形态①。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
东汉世家大族得人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
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
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
的所谓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
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有些魏晋士族，介乎上述两类之间
，其先世在东汉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门户，还是在魏和西
晋。这样的士族，往往也被视为旧族门户，本书也把它归入此类。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
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
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
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籍的性质，但其身分地
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尽管延绵长
久，在东汉表现为世家大族，在魏晋表现为士族，但其成员却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
一变换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易代纠纷。

魏晋士族的社会构成，其类别大体就是这样。至于就每一个士族门户来看，它们发展
上升各有其独特的经历，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家世源流久长也并非门户高低的唯一
条件。

东晋所见士族，其最高层即所谓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以其执政先后言之，有琅邪
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高平郗氏虽然发挥过极重要
的政治作用，但由于未正式掌握过东晋国柄，故未计算在内。上述五族门户以其渊源
及其它条件言之，可分为下述三种情况。

一种是来自东汉高层的世家大族，严格说来只有谯国桓氏可以属此。桓氏为东汉桓荣
之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据考，桓荣六世孙桓范于魏世罹嘉平之难，诛及三族
，门户源流已断。东晋桓氏是刑家子遗，觍颜事仇，竟不敢追认先人世系，更不敢以
门户骄人。所以桓彝、桓温完全同于新出门户，而且在新出门户中也是不受尊重的。


一种是虽有旧族渊源关系，但先世阀阅可追溯至东汉者仅一两代而已。属于这种情况
的有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太原晋阳王氏王昶，父泽，伯父柔，总角往候郭泰，访以
才性所宜，后均至二千石。王泽、王柔以上，则名讳仕履无闻。琅邪临沂王氏，据《
晋书》卷三三《王祥传》及《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其先世可溯至
西汉王吉，但是疑信难详。所以《世说人名谱》只以王祥、王览之父王融为王氏第一
世，而不再向上追溯，并谓融“辟公府，不就”，也就是说尚未得到官位。但是这也
不确。据《晋书·王祥传》，王祥祖王仁①，汉青州刺史；据《三国志·吴志·孙坚
传》注引《王氏谱》，汉荆州刺史王睿是王祥伯父。这就是说，王仁有子融、睿，融
虽辟公府不就，睿则仕至荆州刺史，为孙坚所杀。琅邪王氏王仁、王睿两代刺史，家
世背景当始于桓帝时。从《世说新语·排调》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同郡临沂的王导“
共争族姓先后”一事来看，认为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王氏在东汉已有相当的
门户势力，也是符合事实，符合时人看法的。东汉末年，王祥于战乱之时扶母携弟避
居庐江，至数十年之久，远离地著，其宗族虽尚或在原地，门户当已就衰。后来王氏
复起，主要是曹魏黄初年间王祥得为徐州别驾，纠合义众，助刺史吕虔讨平利城之叛
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太原王氏与琅邪王
氏，其门户的儒玄转化，大体都在曹魏时代。它们与魏晋新出门户相比，虽说其来有
自，但究非东京之杨、袁宗族一类，其先世只可以尾附于世家大族之列，充数而已，
而不能视为世家大族入魏晋以后的真正代表。

一种是魏晋新出门户，有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庾氏庾嶷、庾遁起于魏晋；其父庾乘
虽汉魏人，但汉桓帝时为县门下、伍伯，地位卑微，入魏为襄城令，亦难得入高门之
列。庾嶷仕魏为太仆，庾遁诸子又贵达于西晋，庾氏始得为士族。谢氏谢缵仕魏，先
世无闻，门户之起，更晚于庾氏。代表谢、庾门户的玄学名士谢鲲、庾敛，都始达于
西晋或终于西晋。

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到，东晋的当权士族，除桓氏情况特殊已另有论外，并没有严格
意义的出于东汉世家大族的所谓旧族门户。降格以求，或多或少有东汉门户渊源可以
探寻的，也只有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如此而已①。

东晋当权士族的门户背景，大体就是这样。

不过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界线也并非长久固定不变。随着时日的推移，新出门户日
益自认或被认为旧族。颍川庾氏虽属新出，但入南朝亦成旧族。《南史》卷二三《王
琨传》谓桓修小女适颍川庾敬度，“亦是旧族”，即是一例。此处所论，只是就东晋
言之。

东晋所见士族中的旧族门户，即令其先人在东汉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却都被认为比
新出门户多一重凭借，多一份优势，因而也被认为高出一等。魏晋的社会观感本来如
此。取代曹魏的河内司马氏以世吏二千石的门户自豪，东晋建立前后琅邪王氏以门高
特受倚重，这些都非偶然。

魏晋社会中流行的这种门户观念，被那些处在衰落状态的旧族门户着意渲染。在他们
看来，旧族门户哪怕权势日替，其社会地位也要比大权在握的新出门户为高。《世说
新语·简傲》所载东晋中期陈留阮裕嘲笑陈郡谢万“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就是显
例。

阮裕所从出的陈留阮氏，魏世入士族行列的确较早一些。《世说新语·任诞》“阮仲
容、步兵居道南”条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案阮氏自阮籍辈
以上，可以追溯两代①。阮籍父辈：阮瑀，少从蔡邕学，后仕曹操为记室；阮武，清
河太守；阮，汝南太守（一作淮南内史）。阮氏这一代，以学行和官守论，均属儒
学无疑。阮籍的祖辈：阮敦，仕履无闻；阮略，齐国内史；阮谌，杜笃《新书》谓为
侍中，《阮氏谱》则谓其“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②阮氏这一代以儒
学出仕，也可概见。但是再上一辈，史籍就无微了。阮籍及兄弟子侄辈就是从这种儒
学世家转入玄学家族的。

阮氏作为旧族门户，不过起于桓灵之世，并非承胤久远，累世不衰。这样的门户，在
东汉也仅能尾附于世家大族，难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陈留阮氏的历史，比起太原王
氏和琅邪王氏来，似乎只是大体相当。而这个家族在阮瑀以后，尽管名士辈出，但由
于门风濡染，宦情似薄，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居位执政的人，家族地位在东晋时实
际上日趋衰落。虽然如此，放达如阮裕，也不免以其门户历史自矜，不承认其时炙手
可热的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准此，在旧族门户中地位远远高于陈留阮氏的弘农杨氏
杨佺期和颍川荀氏荀伯子，他们贬抑新出门户的傲慢态度（分见《晋书》卷八四和《
宋书》卷六○），在当时看来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以旧族门户自矜于新出门户，在东晋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魏晋士族中旧族门户的
数量本极有限，其中之过江者已属寥寥，真正够得上世家大族之后，而又人才特出，
能够预于江左胜流，并且世有显宦者，更没有几户。所以江左立功立业，不得不依靠
新出门户。东晋旧族骄矜作态，并不是由于他们强大，而是由于此时新出门户已扶摇
直上，以致于本已就衰的旧族门户对自身的地位，产生了一种危迫之感的缘故。我们
可以认为，即令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旧族门户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己自设有沟
垒以戒备新出门户，不过森严的程度尚不突出。

南朝恢复了皇权政治，昔日的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都感觉受到威胁。他们共同以深
沟高垒自固，看来虽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际上则是戒备凭借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
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而皇权的侵渔，更是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
族所最关切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出于自危自救而都有所戒
备，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戒备的对象并不相同，一是在门阀士族内部，一是在门
阀士族外部。这反映出南朝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



二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



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非常混乱
，论者钩稽，竟得二十余种之多。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了求得用词的一致，
一是由于这两个名称反映现实比较准确。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
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
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
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①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
得名士②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
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
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
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
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
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
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
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
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
少数例外，如颍川荀氏，荀藩、荀组兄弟于洛阳陷后先后以西晋行台居密。荀组见逼
于石勒，不得不自许昌东行过江。

同时还可以看到，决心过江的士族，就其多数而言，都是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与成
都王颖对峙时属于东海王越阵营的名士。可以说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
阀士族的基础。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与中朝的东海王越有着极为密切的渊
源关系，他们估计过江后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东海王越由于王国地境所在
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的
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史家认为永嘉以来籍隶
黄河以南的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隶黄河以北的诸士族则否。这是一个合理的解
释。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偬之际，自洛阳而非自本籍启程，而许多河北士族居官
洛阳，南来亦非不可，但他们宁愿北归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贯与建康道里
远近一端来解释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虑他们在历史上与司马越、司马睿的政治关系
，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
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颜氏家训》所载北方士族鄙侧出，尚节俭，妇女持门
户，重女红（分见《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证明。他们也较多地保持着东
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他
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
阂。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
，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
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
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
深抵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
。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
父母兄弟辈近亲。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这种较强大的
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移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
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
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
，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
活了。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
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侯景之难，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
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至是，在
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
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
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
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
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
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
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
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
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
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
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
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
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
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
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
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土族的形成
，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
者①。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
地位于不衰。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
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
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
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
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
次等士族一词。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
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
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
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
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
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
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
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
，但是对于家族扩充田庄，占有佃客的现象却是默认了的。曹魏的租调制，征收户调
以户为准而不计人丁，为承认宗族庇荫劳动人手的特权留下了余地，是制度上行将出
现重大变化的先声。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
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
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
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
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秦汉魏晋
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①中有所分析，可以参看。

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
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
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如果皇
朝稳固，宗族的发展就没有多少风险，总是顺当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纪纲不立，政
局不稳，动乱频仍，宗族也会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风顺的发展条件。所以东汉宗族
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并不敢轻启觊觎之心。和帝以后皇权政治出现异常现
象之时，公卿大夫面折廷争，布衣之士私议救败，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皇权政治秩序
。甚至东汉瓦解，董卓入京，开头也只得“沙汰秽浊，显拔幽微”（《三国志·蜀志
·许靖传》），表现为整饬朝纲，延续汉祚，而不是急于取而代之。当汉已不汉之时
，曹操力葛群雄，广延名士，以自壮大，然犹“畏名义而自抑”（《通鉴》建安二四
年条司马光语），只敢自况于周文王。由于宗族有拥汉的潜在力量，所以皇权易姓并
不是容易实现的事情。


以东汉为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宗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
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
，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如果
角逐者不是强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标榜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团
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自身也会出现转化，逐步成为强大宗族的代表。战胜了
袁绍的曹操，就是这样。

角逐的胜利者组成新的皇权。皇权稳固下来以后，它与宗族之间又会出现上述的关系
。曹魏政权有点特殊，它并未等到真正稳固下来，就被强大的宗族司马氏取代了。不
过，晋之继魏，犹汉之继秦，亦犹唐之继隋，既有损益，又是一脉相承。帝姓换了，
政治格局依旧。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和西晋可视为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古代社会大动
乱后回归稳定时常有的反复现象，与阶层的变动恐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陈寅恪先生
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从袁绍、曹操交争看到社会
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这是他识见卓越之处。但是陈先生将这一阶层差别的分析一直
贯串到几十年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视了昔日较低社会阶层代表的曹氏势
力业已转化为皇权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因而他对曹马党争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
，似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主旨，这里不多作探讨。

从理论上说来，在皇权政治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
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
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
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
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
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则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
。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它。世家大族为维护皇权的正常运转而与宦官、外戚斗
争，受到外戚、宦官的重大打击，但结果是更扩大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这又是一
种辩证的关系。

曹魏时期，士族在曹马之间各属一方，以学术助长政治纷纭。司马氏代魏，他们悉归
于晋。西晋时期，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比过去显著，但也还不足以超越皇
权和司马宗室之权。直到八王之乱，士族名士仍然只能算是西晋诸王的附庸。甚至王
与马的结合，起先也只是士族名士王衍依附于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助司马越经营洛
阳朝廷。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了江左，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
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这是
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西晋琅邪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
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
地。此外，他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憨的皇统疏
而又疏。而长安一隅，愍帝所奉晋室正朔还在，这个时候，只有门阀士族的砝码，才
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除了王导兄弟已偕来江左，追随司马睿以外，其他作为中
朝东海王司马越府掾属的众多士族名士，也纷纷渡江，他们恰好为司马睿提供了这种
有分量的法码，因而江左门阀政治格局才能水到渠成。

司马睿固然需要南渡士族的支持，南渡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这同样是政治
条件使然。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
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朔，拥
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既然武、惠、怀、愍的皇统已没有合
法的继承人，既然愍帝只是苟延残喘，发发可危，据有江左地利条件的司马睿自然成
为他们瞩目的对象。这是司马睿得以继承晋统的有利条件。司马睿明白自己的有利条
件，也明白自己的不利条件。所以他权衡形势，必须等待关中的愍帝被俘，北方抗拒
胡羯的华夷人士联名劝进再三之后，才答应先以晋王名义居位，然后再作皇帝。有了
士族支持，有了华夷劝进，其他武力事功之臣也就跟着靠拢过来，不敢心存觊觎而甘
冒不韪。这样就形成了皇权与士族结合的门阀政治的较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不过皇权
与士族毕竟是两回事，它们之间从来不是交融无间。元帝正位时佯作姿态，引王导同
登御床，并不是王与马完全协调一致的表现，它只是表明王马之间，也就是士族与皇
权之间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原因，暂时处于不平常和不正常的状态。

南渡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有其迫切的家族利益急待追求。首先，他们要庇托有所
，脚跟能够立定。他们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使司马皇朝能对南渡士族起庇护作
用，但绝不乐意晋元帝真正发挥皇权的威力来限制他们。而从晋元帝方面说来，与士
族共有神器，毕竟不是他所心甘的。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取得皇权与
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这里又包括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的平衡和侨姓士族各
门户之间的平衡），还需要经过一场政治倾轧和实力较量才行。于是我们看到，有晋
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以抑王氏兄弟之举，由此又引出王敦与执政王导勾结，以南人钱
凤、沈充为援共叛晋室之举。

王敦叛乱两次举兵，牵动的矛盾并不全同。王敦一叛，以“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
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是不容皇
权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马氏而独吞江左，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告失败，这说明
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
，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
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此后执
政的庾氏、桓氏、谢氏，背景虽各有不同，但都不能违背这一结论，企图违背的人，
都未能得逞。因此，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延续多年，始终
没有大的变动。

淝水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其时士族势力已经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成为枯木
朽株。孝武帝所作重振皇权的努力，功效甚微而触发的矛盾却很复杂。门阀政治的格
局，以太原王氏两支各自凭借后党妃党的地位，交斗于主相之间而呈崩坏之势。孝武
帝死后，破坏门阀政治的代表人物，是执政的皇室人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而
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
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

王恭起兵败死后，桓玄并吞殷仲堪等上游兵力，进驻建康，消灭了司马道子父子的势
力。如果桓玄处置适宜的话，这本来是重振门阀政治的一个时机。都下重要的门阀士
族人物，几乎都支持桓玄，接受了桓玄的官职。《通鉴》元兴元年（402年）谓“玄
初至，黜奸佞，擢俊贤，京师欣然，冀得少安。”《世说新语·文学》还说其时泰山
羊孚从京口诣玄，致笺赞颂曰：“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玄即用为
记室参军①。但是桓玄走得太远，不旋踵而代晋立楚，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对此，门
阀士族自有其不安之处，但亦未见有多表现，我们只知羊孚曾坚持异议。《世说新语
·伤逝》：“桓玄当篡位，语卞鞠（卞范之）云‘昔羊子道（羊孚）恒禁吾此意（案
此时羊孚新丧）’”，云云。羊孚禁桓玄篡晋，可能反映了怯懦的门阀士族的共同心
愿，但并无实际作用。真正有力量反对桓玄此举的，是北府将孑余的刘裕。《宋书》
卷一《武帝纪》刘裕语何无忌曰：“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
图之。”

看来，都下的门阀世族对桓玄的态度，颇似昔日他们之对待王敦。迎桓玄入都并与之
合作，意在去司马道子父子的专擅而长门阀士族的威风；阻桓玄称帝立楚，意在维持
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治而防桓玄独吞江左。江左之初，诸门户与王敦关系，正是如此
。这是门阀政治在权力分配上所必需的。君以此始，亦必以终。不同的是，王敦一叛
再叛，门阀士族不但直接表示了意见，而且也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即赞同其清君侧之
举而用兵力阻止其篡晋之谋，态度明朗，反映门阀士族力量强大，足以有所作为；桓
玄兴师入都及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而未敢公然阻止
其篡晋，态度暖昧，反映门阀士族的虚弱，丧失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刘裕驱逐了桓玄，使桓玄的起落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反照。昔日决断机枢的
门阀士族，一般都无所作为，从王谧奉玺册于桓玄开始以至南朝之末，在改朝换代之
际总是随例变迁，无复秦楚。与之相应，东晋统纪由次等士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
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次等士族收拾残局，代晋建宋
，格于各种原因，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还需要相当准备，还得有一个过程。东晋义
熙政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历史内容，无非是为门阀政治回归皇权政治准备必要的
条件。



四 门阀政治和流民




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只不过是陪衬
。吴姓士族政治上不能获得更多好处，经济上却必须坚守既得利益，不容侵犯。王敦
起兵，曾责备刘隗辈行刻碎之政，其中一条是“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唐长孺先生
认为侨民旧籍无从稽查，依旧名所取的当为江南土著豪强地主的佃客，因而王敦此举
，意在联系江南大姓，激起他们对晋室的怨恨和反抗①。这一分析是中肯的，同以后
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激起东南八郡大姓和被征发者一起反抗，情况
大体一样。

吴姓士族坚守自己的经济利益，东晋政府正常的租赋兵徭取给，越来越困难，而兵役
征发，困难尤大。因此，从北方南来止于江淮的流民群，就成为东晋朝廷注目的对象
。流民群驻足未稳，田宅不立，同仇敌忾，有抗胡的热情。但是他们在艰险中觅道南
来，本未受江左政权的羁绊，对江左政权未必竭诚效忠。江左政权也必然能够理解，
流民群可用而未可随意用，要用得其时，用得其法，用得其人，用得其所，而且还要
估计风险。虽然如此，朝廷每当困窘之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流民群。可以说，东
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

征发零散流民之为扬州与江南诸郡僮客者为兵，成为王敦之乱的导火线，是众所周知
的。东晋为平王敦之乱，没有其它兵力可资凭借，仍然只有动用流民武装。此事发谋
于郗鉴、桓彝等人而为明帝采纳，卒灭王敦。但是作为后果，却孕育出流民帅苏峻之
乱，这当然是郗、桓辈始作桶者和晋明帝始料所不及的。

尽管苏峻之乱教训了东晋当轴诸公，但仍无法改变东晋对于使用流民的需求。于是，
产生了安顿流民以图得其死力的长远打算，即给流民田宅，用强藩加以控制，组织流
民军队屯驻在京师以外的要地作为威慑力量。这样组织起来的流民武装，本意主要是
用于防御外敌，不是用于北伐，更不是用于内争。使用流民成功的事例，首先是郗鉴
对京口的经营。后来谢玄从流民和流民帅中募北府兵将成功，由此而有淝水之战的胜
利，这与郗鉴早期经营京口因而得以羁縻江淮以北的流民帅，当有重要关系。

与下游北府经营相应，上游也出现了襄阳的经营。诸庾、诸桓控制上游时都十分重视
襄阳流民的作用，其经营办法与下游京口相似。所以襄阳的流民武装，得以成为屏蔽
荆、江的重要力量。不过，下游的建康得京口的保障，上游的荆、江有襄阳的武力，
彼此各有所恃，又使东晋一朝上下游势力对峙的局面得以长久相持。本来是用于防御
外敌的威慑力量，在内争中实际上起着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

东晋一朝门阀政治，通常是由两三家当权士族分据内外，相抗相维。表面看来，这只
是荆、扬的地域条件形成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上下游两支由门阀士族支配的
主要是流民组成的武装形成均势，互相制约使然。苏峻乱后的七十余年中，分据上下
游的武装力量没有刀兵相见，使东晋社会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也使上下游的流民
武装兔除了为士族门阀间的权力角逐而流血牺牲，这毕竟是一件颇有积极意义的事。


孝武帝死后，随着纷坛政局的发展，上下游所分别依仗的流民武装北府兵和襄阳兵，
纷纷从抗御外敌的前线直接转入内战，其领袖人物，上游是杨佺期，下游是刘牢之，
都可以归入次等士族代表人物一类。他们本来分别统辖于长江上下游的藩镇，属于门
阀士族武装。后来他们卷进内战，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想使自己脱离门阀士族附庸武
装的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但是数十年相沿的门阀政治束缚了他们的
手脚，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摸索不到成功的道路，杨佺期终于成为门阀士族桓
玄进入建康，代晋自立的垫脚石，刘牢之也被桓玄迫蹙至死。不过，他们失败的教训
终于使刘裕聪明一些而获得成功，而刘裕的成功终归又是靠京口流民的力量。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
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
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
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
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
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
点的皇权政治。刘宋前期，士族人物还凭借历史遗留的优势地位，在相当的程度上干
预和操纵政治。不过这种情况并不长久，越到后来就越不显著了。



五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大田庄经济比较容
易形成，比较容易巩固，也比较容易持久。东汉大田庄经济状况，已有相当多的文献
和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了。

汉魏之际的大动乱，使北方本来是比较巩固的大田庄突遭破坏，普遍地发生了抛荒易
主的情形。《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所谓“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后汉书·
仲长统传》所谓“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等等，当是包括大田庄破坏情况而言的。等
到大乱稍息，流民渐归，田庄主抢占土地，恢复产业，又形成了一股浪潮。荀悦《申
鉴·时事》所忧富人专封专地，主张“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就是针对这股浪潮而
言。司马朗、仲长统、荀悦，都是其时农村产业变化的见证人。至于荀悦所俟的“制
度”，依魏晋的实际而论，其内容不是遏止这一浪潮，而是寓承认于限制。

乱后复起的大田庄主人，有些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但并不都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他们
之中，有的成为魏晋士族中的旧族门户，有的就是所谓新出门户。我们可以从新野樊
、庾二族的兴衰，大略窥见这种历史情况。

《水经·淯水注》谓新野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
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
”新野庾氏代东汉国戚樊氏而兴，当是东汉末年大乱之后的事。《隶释》卷二有《樊
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及《樊毅修华嶽碑》，谓樊毅于灵帝光和元年至二年（178
—179）任弘农太守，其门户“出自中兴，大汉之舅，本枝繁昌，延庆长久”云云，
还看不到这个家族的衰象。这说明樊氏之衰，庾氏之兴，当在光和初年以后。庾信《
哀江南赋》叙其先人“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当即指后来成书的《元和姓纂》
卷六所载司空新野庾孟而言。兴于樊氏之后的庾公，应当就是这个庾孟。但庾孟子嗣
无闻，门户似乍起乍落，这又说明新野庾氏在当时也只能吞附于旧族门户之尾，最多
也不过与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差不多。新野庾氏在魏晋时期并没有真正昌盛起来。庾
信所叙，不过是夸饰姓族而已。永嘉南渡时新野庾氏未得至建康而止于江陵，到南朝
齐、梁间，新野庾氏居江陵者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兴起，这距汉末已三百年了。至于
在西晋渐露头角而在东晋一度执国柄的门阀士族庾氏，却非出于新野而是出于颍川。
颍川庾氏无疑属新出门户。

大田庄产业，一般都是山川与耕地相联的多种经营，东汉固然如此，魏晋也是如此。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所载《山居赋》注，对此有所徵引。如谓仲长统曰：“
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囿在前，果园在后…
…”①。又如引应璩《与程文信书》：“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
托崇岫以为宅，田茂林以为荫……”②。又如引石崇“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
池沼水碓”③，即所谓金谷。魏和西晋士族在北方的田庄，大抵类此。这种田庄经济
，都具有比较强的自给自足性质。

永嘉以后，士族南来，都汲汲于求田问舍，经营产业。他们都是山泽并兼，同北方田
庄情况大体一样，所以才有东晋禁止封铜山泽的法令。《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
记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令：“占山护泽，强盗律论。”但是，“民俗相因，
替而不奉，炮山封水，保家为利”，士族竞夺之风，不可辄止。他们竞夺的产业，与
未离地著的北方士族的大田庄相比，由于缺乏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显得根基不稳，但就
其规模来说则有过之。谢玄晚年经营的始宁山居，其规模和状况因有《山居赋》行世
而得以知其详情。《赋》云前举仲长统、应璩所说的田庄，“势有偏侧，地阙周员”
，比之谢氏累代开发的始宁山居，要局促多了。谢氏其余产业及别家士族产业的详情
，我们就知之甚少。不过从《山居赋》注所云蔡氏、郗氏、陈氏以及昙济道人各与谢
氏占有始宁一奥之事，以及《梁书》卷五二《顾宪之》传所云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
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之事看来，其规模之大也是惊人的。至
于吴姓士族的田庄，虽然规模不一，但由于土著之故，稳定性当有过之。

侨姓士族的这类产业，全是依仗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势力得来，又成为支持江左百
年门阀政治的物质基础。谢灵运一方面夸耀其始宁山居的富实，一方面表示应当知足
，但前提还是要有田业。《山居赋》注说到“非田无以立”，可见田产毕竟是士族立
家的根本。《宋书》卷五八《王惠传》：琅邪王氏王惠“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
。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
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这是晋宋之际的事。按照王鉴之见，无田者是无由得
食的。至于王惠“何用田为”、“何用食为”，恐怕只是本传所谓士族名士“言清理
远”的标寄之词，不能证明他不食，也不一定能证明他无田。而王鉴若只靠聚敛营田
而不假借政治势力，最多也只能成为一般富户，断难置得象谢氏始宁那样的山居产业
。

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其经济表现是，东晋朝廷主要靠稀少的自耕农的赋
役维持其存在，门阀士族主要靠占山护泽以图发展，而占山护泽自然又要分割山泽之
内的本属朝廷的自耕农民户口。所以，经济上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朝廷为了图存，
或诏免田庄奴僮为兵，或限禁占山护泽。但这些只能偶一为之，难收实效。因此，反
映在政治上，是皇权无法伸张，士族自行其是，门阀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下去。


刘宋树立了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门阀士族的经济势力
依然如旧，甚至刘宋大明年间的法令，实际上还承认他们竞夺山泽田园的既成事实。
南朝士族犹得骄矜作态，可以从这种经济背景中得到部分的解释。而且，即使连这种
经济背景也不复存在，士族还能凭借其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继续
发挥影响。

国内外有的学者说，士族家庭往往有家境贫困者，但并未影响其社会政治地位，因而
认为经济因素对于构成士族阶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文化面貌和政治权势。我认为
，士族阶层成型以后，情况有时确实如此，但长期看来，却又不然。士族人物由于际
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贫而成年以后富者，也有此代贫而下代富者，但不会累世贫穷
而犹得称为士族。正因为他们先人已具备各种条件，包括经济条件，使其家族得以跻
身士族，所以骤遇逆境，虽可能一时贫困，但是逆境既迁，贫犹得富，与常人毕竟不
同。象《颜氏家训·涉务》所言，“过江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的“朝
士”，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见。

侨姓“朝士”虽都力求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但欲得到象吴姓士族那样的经济
规模以保障其社会、政治地位，并非每一个家庭都能作到。所以南朝结束，时过境迁
，吴姓士族仍然有所凭借，继续雄踞乡里，而侨姓士族则多寂尔无闻了。诗人所咏“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是感叹人事浮沉，也是曲折他说出侨姓士族
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全同于吴姓士族。如果放眼全国，通南北士族而言，我们还可看到
北方的山东士族入唐后虽然已就衰颓，仍不失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但与迁居南
方而倏然消失的侨姓士族不同，亦吴姓士族所望尘莫及。究其终极原因，还是由于山
东士族具有更为长久的宗族历史和更为深固的经济根基，所以政治变化虽然极为频繁
巨大，其社会影响仍得发挥久远，史家每喻之为百足之虫，虽濒死犹得不僵。从这几
种不同地域或不同类型士族的比较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总的说来，经济因素作为士
族阶层出现和存在的基础，毕竟是不能否定的。



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



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从东晋侨姓士族整体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每
一个门户来说则不尽然。每个门户的发展还有其它条件起作用。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
，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

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
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
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
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颜氏家训·勉学》：“自荒乱以来，诸
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
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之言为劝
学而发，容有夸张。他于梁末俘虏行列中所见所感，不能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常情，特
别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代常情。他所谓“
百世”、“千载”云云，只能是极而言之，不切实际。但所言文化条件对于获得和维
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则是确凿无疑的。

反过来说，文化条件也须凭借其它条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千乘欧阳生，世传伏生
《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
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
而东汉弘农杨氏，杨宝于哀平之际始习欧阳《尚书》，至子杨震即成显族。杨震于父
死之时，以年幼无从随父受业，其后杨氏家世所传欧阳《尚书》章句乃转受于太常桓
荣。由于其它条件各异，家学传授与门第形成的关系，杨氏与欧阳氏就颇为不同。当
然，家法传经，甚至家法读史①，都是指儒学家族，而且多是东汉的事，魏晋以来就
比较罕见了。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而成士
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染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近世史家曾就玄学
清谈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绩斐然；晚近余英时先生又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
辑，作了独到的发挥①。这些全是创新之作。在我看来，学术思想演变同政治演变很
有关系，但前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后者的先导或反应，两者更非同步发展。得天下的司
马氏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却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司马氏以儒学著称，而儒学却是
一种其统治地位行将被取代（哪怕是暂时的和部分的）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正常
的。此后出现的情况是，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自己对玄学的
态度，以致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

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谮的“欲助毌
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并不多见，较多的是，
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孙登、董京
②、范粲③等人事迹，类皆如此。《东坡志林》卷四讥讽阮籍见张华《鹪鹩赋》而叹
其有王佐才之说，直谓“观其（案指张华）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司马氏代
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
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
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
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
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
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
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
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
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
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
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
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
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是声誉特高，为
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濛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
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①。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
能运转门阀政治。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浅涉
玄风而又不囿于玄的人。

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
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又曰
：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
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
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
之实际需要而然耳！”①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并以知识阶层的
群体性和个体性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些见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竟扇
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
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
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
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
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
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
肃而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
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依赖儒
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椽”之称②；竹林人物向秀直渭“儒道为一”③；
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④。

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的治平之说，在两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
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
重容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别敬重名望虽高但是不
经世务的玄学名士。何充说他自己如果不勤理文簿，处理庶政，王濛、刘惔之辈就无
以得存；庾翼谓玄学名士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清平无事，始拟其用；而
当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温时，桓温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阁”了。

但是，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但毕竟习之者少，没有
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以孔传《古文尚书》之学为例，《尚书·尧典·正义》引《
晋书》①：西晋太保荥阳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苏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阳臧曹
，臧曹授汝南梅赜，梅赜为东晋豫章内史。传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复存在了。南阳范
汪、范宁两代成《春秋谷梁传集解》，在东晋是罕见事例。但是儒学虽衰而未绝，毕
竟为南朝儒学的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需要。刘裕禀分有在，不学无文。据说他晚年颇好清谈，这只
是个人附庸风雅的尝试而已，真有实际意义的，倒是他所颁兴学之诏。



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已如前论。如果没有一个
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
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
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
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丧失了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
权的自我膨胀；丧失了前两个条件，足以构成东晋朝廷易姓而使门阀政治变为新朝的
皇权政治；连第三个条件也不存在，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门阀政
治就更不用说了。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
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动乱。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
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象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
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
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不过权臣挑起动乱，
还不致于影响门阀政治的根本，因为其余的士族将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
破坏平衡甚至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不变。在门
阀政治条件下，动乱的方式一般不表现为宫廷政变，因为宫廷政变虽然有可能导致皇
位在司马氏皇族中的变更或某一宰辅地位的变更，但皇位或宰辅地位的变更也不能决
定全面的局势。不愿接受这种变更的士族，将拒绝、制止、纠正这种变更。动乱的方
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
的分配正是表现为上下游实力的相持。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
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从王敦、苏峻之乱以后门阀政治格
局最终确立算起，东晋七十余年和平环境的获得，与这种种条件很有关系。我们不能
不承认，门阀士族是这个时期社会的重心所在，是江左社会的稳定因素。

但是，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总是有变化的。侨姓士族本身如前节所论，在江左立足
不易，生根更难。橘逾淮而为枳。比起在本籍继续发展的北方士族，比起吴姓士族，
他们毕竟是移植过来的，土不厚，根不深，宗族不大，一受摧折就容易凋零。士族专
兵本是门阀政治的常情，王、庾、桓、谢都是如此。但是他们一般只是掌握军队的指
挥之权，很少自己驰骋疆埸。而最后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浮现出来的士族太原王氏，指
挥军队的权力也已经没有了。《颜氏家训·杂艺》云：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射，只
能演习“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的所谓博射；而“河北文士，
率晓兵射”。两相比较，江南士族积弱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检验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中的《高门世系婚姻表》，可知侨姓士族终东晋世居显
位不衰的，并不很多。极其狭窄的通婚范围，可能是士族人才日趋退化的一个重要原
因，司马皇室也是如此。到了东晋之末，王导、谢安那样的士族人才，元帝、明帝那
样的东晋皇帝，史籍中再也找不到。士族凋零，本是重振皇权的机会；可是同时出现
的是王朝腐朽，孝武帝欲振兴而无方。这样，昔日王马结合的那种政治局面，不论从
哪个方面说，都难于维持。加以肥水战后北敌压力的暂时解除，皇权与士族协力求存
的需要也不复存在。末代皇朝险象环生，局面在酝酿着大变，只是收拾残局的力量究
竟何在，一时还看不清楚。刘牢之藉北府兵力，本来可能结束门阀政治，推倒东晋朝
廷，但他并没有这种自觉，只能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开拓道路。

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
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只是士族有人物
风流的优势，皇帝擢才取士，赞礼充使，都离不开士族，甚至还要向士族攀结姻娅。
过去优容士族的各种成规还没有立即失效，士族特殊性的消失还有待时日。从这些方
面看来，宋代、齐代以至梁代的某些制度设施带有相当的过渡性质，就不难解释了。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
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
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
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
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
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
政治。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
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
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
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
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
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
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这就是本书的最终结论。这种结论，仅从东晋百年历史还难看得清楚。只有当沙石澄
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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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实西汉历史中所见的豪强大族，也是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形态。西汉 豪强大
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 使自己政治地
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当然这只是就一种途径言 之，而不是说东汉世家
大族都出自西汉豪强大族。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研 究范围，故不作追溯。
① 《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一二（中），王仁作王音，其子王睿亦
未著官守。
① 美国学者DennisGrafflin有另外的区分法。他在The GreatFamilvin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1.41∶1）一文中说，东晋五大
门阀士族中，只有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两族可以追溯到汉代；又说这五族中只有琅邪
王氏、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可以说是“老的贵族”。案“贵族”是日本学者自内藤湖
南以来习指魏晋士族的用词，“老的贵族”应相当于本书所说的“旧族门户”。对于
谯国桓氏，Grafflin文未作说明，但在其所依据的他本人1980年的论文SociaIOrderintheEarlv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Ph.D.Thesis，Harvard）第六
五页的附表中，则将桓氏先世向汉代追溯到桓荣。他以桓彝为桓荣的第十世孙，而他
所列世系中的第六世和第七世，有其位而缺其名。这里他于桓氏先世的诸种异说中采
用了《世说新语》庄引《桓彝别传》一说（案此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未将桓氏列入
“老的贵族”。
① 诸阮前世事迹略具于《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及注、同书《杜恕传》注引《阮
氏谱》、《世说新语·德行》“阮光禄在判”条注引《阮光禄别传》、《世说新语·
赏誉》（上）“王戎目阮文业（武）”条及注引杜笃《新书》、《世说人名谱·陈留
阮氏谱》等。下文即综合这些史料言之，不一一出注。阮，一作阮觊。
② 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谓“《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聂崇义传》谓阮谌受礼学于颍川綦毋君，取其说为图云
。
① 《孟子·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与仕古字通。《孟
子·公孙丑（下）》“有仕于此而子悦之”句，《论衡·刺孟》引作“有士于此而子
悦之”。
② 名士，不同时期其条件也不全同。大抵汉末名士长于识鉴，魏晋名士特重玄言。
少数人如光逸、王尼，门户大低，因特殊条件而得游于名士行列，但终不能成为士族
。东晋末，王恭谓“名上不必须奇材，但使常得无事，痛 饮酒，熟读《离骚》，便
可称名士”，见《世说新语·任诞》。识者或谓王恭 饰己之短，故作此语。
① 直到唐代，武人入士流，犹遭非议。《通鉴》唐显庆四年六月条：“土卒以军功
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这是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时的事。
① 见《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
① 关于门阀士族支持桓玄，参看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
之性质》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①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页。
① 参《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文字小异。
② 参《文选》卷六○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引，文字小异。
③ 金谷不但是苑囿，而且是田庄。《世说新语·品藻》“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
条注引石崇《金谷诗叙》及《太平御览》卷九一九引石崇《金谷诗序》，对金谷有更
详细的描述。
① 《三国志·吴志·孙登传》谓张昭读《汉书》有师法，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
太子孙登。案张昭的师法，以张昭的年岁推之，当是得之于汉代人的传授，并非孙吴
时的学风仍然如此。师法和家法是相关的封闭性的经学传授系统。创于某人的某书章
句，依以传授，是师法；师法在一个家庭内世代相传，是家法。张昭读《汉书》有师
法；张昭传之于张休，即是家法。
①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见《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年版。
② 董京，《太平御览》卷五○二引王隐《晋书》，谓以魏晋禅代，遂被发为狂。
③ 范粲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三十六载。以其卒年计之，当始自嘉平元年
，即司马懿诛曹爽之年。
①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孙绰诔刘惔语。
① 前引书第三二六页。
② 事见《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卷四九《阮瞻传》。
③ 《广弘明集》卷一八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
④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值得注意的是，号称隐逸的陇西辛 谧，
居然也赞美此说，竟称“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耶？”见《晋 书》卷九四《
辛谧传》。
① 今本《晋书》无。案汉末《古文尚书》孔氏之本绝，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于民间
得而传之。参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孔传《古文尚书》异
说颇繁，不多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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