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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
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现在把太元以来东晋内部以及南北之间的大事有助于考证
者加以排比诠释，以期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看得比较清楚。大事的年月参照《晋书》的
纪、传、载记和《通鉴》而斟酌之，有疑则出注。

太元元年

一月  桓冲自徐州转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镇姑孰，时距桓温之死二年半，距
桓冲让扬之徐一年。案桓冲离徐州，是谢安排斥桓冲的又一重大步骤。但京口此时尚
无适当的谢氏族党人物可以代镇，不得不权以外戚兼为名士的王蕴出任。蕴出太原王
氏，为孝武帝王皇后之父。

十月  诏移淮北流民于淮南。《通鉴》胡注曰：“畏秦也”。案此举更在于满足东晋
对人力的需要，主要不是出于“畏秦”，胡注似嫌武断。

太元二年

八月丁未  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①，总摄下游。案其时豫州刺史是
桓伊，在荆、扬两大势力的分野中，桓伊自然是属荆州桓氏势力范围。但桓伊出谯国
铚县而非出谯国龙亢，与桓冲只是疏宗，不是嫡系。所以桓伊为豫州刺史，能起上下
游之间的缓冲作用，桓、谢两大家族都能接受。谢安都督五州之中，豫、徐、兖、青
均侨置，其主要控制区，还是历阳、建康至京口、广陵这一地带。

八月丙辰②  都督荆、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豁死。案荆州桓豁为桓氏上游势
力的重心所在，他的死引起桓氏家族的震动，所以桓冲必得自姑孰速还荆州，以筹善
后。

十月辛丑  以桓冲都督荆、江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
陵诸军事；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离开桓豁的征西府，自荆
州东下，谢安在下游始有得力的帮手。案，八月至十月，上游桓氏和下游谢氏两大势
力范围固定下来，趋于平衡。此时苻坚已取得益、凉，南侵之势如箭在弦。桓、谢平
衡，各有所守，是东晋应变准备的重要一着。桓冲在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
戍江北”，并由江陵移驻“北枕大江，西接三峡”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境），实际上
是作放弃汉沔的打算。谢安在下游的策略，是命谢玄筹组北府兵。北府兵将都是长期
在江、淮的北人，如果爆发南北战争，这支军队势必以江、淮为战场，不可能退驻江
南。从策略上说，下游谢氏的部署比上游桓氏积极，这当然也是由于静镇建康必须保
有江北地区，不能像上游那样“轻戍江北”的缘故。

太元三年

四月  苻丕率前秦军攻襄阳。《谢玄传》：“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
。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案：“三州”当指徐、兖
、青；“三州人丁”当以新徒流民于淮南者为主。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是北府军
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军锋，形成淝水
之战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七月  前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并谓“愿更遣重将攻淮南
诸城，为征南（案指苻丕，时为秦征南大将军攻襄阳）棋劫之势，东西并进，丹阳不
足平也”（《通鉴》）。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
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

太元四年

一月  襄阳入前秦。

二月  谢玄救彭城，军干泗口。彭城、下邳、淮阴均入前秦。

五月  盱眙入前秦。秦军围北府将田洛于三阿（今江苏高邮境①），离广陵百里，东
晋朝廷震动，临江列戍，谢石屯涂中，毛安之等屯堂邑，谢玄自广陵救三阿。

六月  前秦军败于盱胎君川，退屯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谢玄以功进号冠军
将军，加领徐州刺史②，徐、兖复为一镇。至此时止，主战场仍在西线，东线战事只
是游军策应的规模。但东线的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
主战场的东移和进行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

太元五年

五月  以盱胎君川战功，拜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谢石封兴平县伯
；谢玄封东兴县侯。《世说新语·方正》“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遥。见诸谢皆富贵
，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案，谢石，谢玄受封，本传皆失载年月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推定当与谢安同时，并谓韩康伯之叹即指三谢同时受封事
，近是。前秦平苻洛、苻重之叛。

六月  前秦以苻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等。

七月  前秦分氐户散居方镇。

太元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
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前秦吕光出征西域。

太元七年

十月  苻坚朝议南侵，反对者多以晋有谢安、桓冲，不可轻侮为言。权翼曰：“谢安
、桓冲，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太元八年

五月至七月  桓冲率众十万攻秦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
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苻睿军于新
野，慕容垂军于邓城，又次沔水，桓冲退屯沔南。据《孝武帝纪》，此次军事行动持
续至本年七月。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
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而据《刘牢之传》，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
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之军声援。权翼所说东晋“内外同心”，彼
此呼应，是有一定根据的。

七月  桓冲表请以妻之季父①琅邪王荟补江州刺史，谢安欲以谢糯；赋迮
领江州。这透露桓、谢在井御前秦之时，并未完全消除士族门户之间的矛盾。权翼言
东晋“内外同心”之说，意义似亦有限。此事委曲，附考如下。

《桓冲传》冲“表……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
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
领军谢糯３逦胖鲜枰晕盼奈湮蘅埃笞粤旖荨５坌碇！卑杆
“府州既分”，指江州刺史府与都督府分治之事。桓冲都督七州诸军事，江州包括在
内，此时江州刺史不带都督江州诸军事衔，领州而不领军府，即所谓单车刺史①。桓
冲原以子桓嗣为江州刺史，至是欲以王荟补之。王荟既为桓冲戚属，又以恬退为志，
桓冲自然放心，并可借以联络琅邪王氏。中领军谢牛奔础端锒鞔分械摹盎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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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之竞夺江州，多少有些相似。史传多赞扬桓、谢共御外侮，《通鉴》为此甚至
不录桓、谢各以王荟、谢啪憾峤葜拢诟敲欧д治所特有的门户利益的矛盾，
这种矛盾虽在非常时期亦不泯灭。《世说新语·尤悔》谓桓冲闻淝水大捷，发病死，
“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谈者之论，未得确解。我以为其意在说明，如果
桓冲不死，桓、谢矛盾在淝水大捷之后终将爆发而为大乱，因而桓冲令誉也就难得保
持。桓冲死，保全了令誉，也使桓、谢矛盾暂得缓和，所以说此死贤于让扬。

八月  前秦大发兵南进，遣苻融、张蚝、慕容、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陷
寿春。东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谢玄为前锋，督谢琰、桓伊等拒之。

九月  桓冲以精兵三千援建康，为谢安所拒。东晋以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
案，前此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强敌入境，正需君臣辑睦之时，朝廷忽然以年方二
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可知权翼所谓东晋“君臣辑睦”也不全确。录尚书六条
事始于刘聪时。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以为太元八年九月司马道子受录而谢安
未尝罢录，所以是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至十年八月谢安死为止。案此说有理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尚书条引东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谓成帝咸康中
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此当即所谓分录、共录或参录
。《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道子“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云云，所以道子
录六条事可能出于谢安所荐。谢安荐道子，盖以避猜忌而图邀信于朝野。此是谢安作
为政治家的高明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谢氏拥重兵而居嫌疑地位，众口铄金，才
不得不出此以明志，这终究是预伏着的矛盾。淝水战后，谗毁顿起，矛盾就尖锐化了
。

东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
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孝武帝太元年间有可能居中制约陈郡谢氏的门阀士族，只有太原
王氏。太原王氏家族在王坦之之后一无功业，二无人才，但是可以以外戚地位对孝武
帝和司马道子施加影响。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就是一个信号，虽然暂时还只
是一个微弱信号，表明在南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新的一轮斗争，以太原王氏与司马
氏的皇权、相权为一方，以方兴未艾的陈郡谢氏为另一方，正在充实势力，逐步展开
。这一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它的发展。

十月  慕容垂拔郧城。案慕容垂五月救襄阳，八月属苻融前锋军在寿春，至是又临荆
州，拔郧城，数月之间，奔驰于东西战场。这可证《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
所说的垂“所在征伐，皆有大功”之说不诬，亦可证东晋军东西策应以调动前秦军的
策略奏效。郧城之战发生，或许也是桓冲的又一次策应之举。慕容垂在郧城屯驻，故
不预淝水之战而得以保全部众。淝水战后苻坚败退淮北，投慕容垂军，可见慕容垂在
淝水战争进行中复东驰次于淮北。又，慕容本来也在苻融前锋军战斗序列之中。《
慕容载记》谓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苻坚载记》又谓“初，慕容屯郧城”
，淝战后“弃其众奔还”云云。大概慕容与慕容垂同属前秦军别部，受命相继自
淮南奔赴郧城，后来垂东驰至于淮北，而留为郧城守，淝战后始北遁。由此可见
，这一支数万之众的鲜卑军队是前秦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苻坚所倚重。前秦臣僚王
猛、苻融虽然屡以慎重对待为言，要苻坚多加警惕，但苻坚不为所动。论者多认为苻
坚淝水之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前秦军队中鲜卑慕容氏和羌人姚氏的反对促成的。我
认为战略上似可作此分析，战役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战役过程中鲜卑慕容垂和羌姚苌
及其所率军队都不在淮淝战场；而且苻坚在淮淝战败后由于获得慕容垂的助力，才得
以于洛阳收聚离散十余万众，作为恢复的基础，所以不能说淝战之败是由他们促成。
也许其它民族因素起着这种作用，但不是慕容垂、姚苌。至于苻氏前秦政权最后覆亡
，则确实是亡于鲜卑和羌人之叛。

十一月  淝水之战。关于此次战争，只须补充指出如下现象。淝水之战是在陈郡谢氏
诸兄弟迭为州将的豫州境内进行，东晋的指挥者是谢安、谢石等人，主力军是谢玄所
组由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淝水之战与谢氏家族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于
谢安在战争胜利后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由于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
有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了某种不安。

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朝廷没有及时地对参战将士论功封赏。或许谢安本人也不愿朝
廷颁赏，以免自己成为其时众目所视的政局焦点。直到谢安死后二月，始“论淮淝之
功”，封赏有差，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时距淝战之捷已近二年了。据《南
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萧疑传》，沈约曾谓谢安“有碑无文”，以为是由于“时
无丽藻”。沈约盖因推辞为萧嶷制作，碑文而有是言。但是我认为以此解释谢安有碑
无文原因，恐不符合实际。唐代李绰《尚书故实》：“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
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①谢安生前处境困难，其事难以用言词表述。这种
解释，我觉得比“时无丽藻”要实在得多。《晋书》卷九一《徐逸传》：“及谢安薨
，论者或有异同”云云，可见谢安死后，烦言尚在传播。

太元以来至淝水之战，大事的诠释至此为止。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
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
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
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
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
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
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
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②，十三年正
月死。《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
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①，于是便求解驾东归
，以避君侧之乱②。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
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
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
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
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
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③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
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
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
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
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
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
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孙恩兵起
，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④加会
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
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①，这是谢氏
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
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
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
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
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
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
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
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但是《通鉴》元嘉二十
八年说：“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
、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②这又
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
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
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著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
，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谢氏被杀人物之著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
、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与其夫王凝
之同死会稽。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
，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孙恩
起事，首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谢氏
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著一些。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
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


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及《晋书》卷七九《谢邈传》，孙恩起兵地点原拟在
以谢邈为太守的吴兴郡而不是以王凝之为内史的会稽郡。孙恩曾为谢邈门下客的从者
，往来于吴兴郡中，熟悉谢邈及谢氏家族情况。吴兴起兵因故不果，始改会稽，但谢
氏人物死于孙恩之役者，仍以吴兴郡为多。

孙恩起事以后，主要的战场对手，一个是以徐州刺史督吴兴、义兴两郡军事，后来又
以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的谢琰，谢琰不久即被孙恩军杀死；另一个是统领北府兵的刘
牢之，而北府兵与谢氏家族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孙恩与谢氏家族矛盾
表现得特别尖锐的一个原因。

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
治的机会，也较其它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
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所以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以
迄刘宋之间，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它高门都要多，计有谢混、谢晦、谢
灵运、谢综、谢约等人，其中谢混是谢琰之子，谢灵运是谢玄之孙。联系到农民暴动
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的事实，不能不认为其中有共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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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安部督五州，《谢安传》系于加司徒不拜事下，无年月。《孝武帝纪》太元二
年八月丁未以谢安为司徒。《通鉴》系于是年七月丁未。案是年七月癸亥朔，无丁未
；八月壬辰朔，十六日丁未。故此处依《孝武帝纪》作八月。
② 《通鉴》作七月丙辰，此依《孝武帝纪》，理由同上注。
①  三阿今地有异说。《晋书·谢玄传》吴氏《斠注》辨诸书三阿在宝应说之误，
从王氏《通鉴地理考释》主高邮说，兹据之。
②  谢玄加领徐州，按制度当以京口为治所。《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冠
军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又以为长史”，可以为证。但谢玄驰骋疆场， 治所
随军事需要而变迁，又不能固定在京口。我疑其时谢玄在京口有留局， 与谢玄离北
府后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寄治建康而设留局于京口一样。参看 本书第二九四页。
① 《世说新语·贤媛》“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条注引《桓氏谱》：“冲娶琅邪王恬
之女。”王恬，王荟之兄。《晋书》卷六五《王苔传》：荟“恬虚守靖，不竞荣利。
……桓冲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桓冲后娶颖川庾蔑（庾衮之子）女，见《
世说新语·仇隙》“桓玄将篡”条注引《桓氏谱》。
①  江州府州分治后刺史有时在豫章，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
二《庾悦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文小异。
②  解北府之职以就会稽内史，即为剥夺兵权，其例甚多，如郗愔、王蕴。参 看本
书第八一及第一八六页。《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续晋阳秋》：“及平 王恭，〔
刘牢之〕转徐州刺史（案据《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都督青、徐 等州军事，未尝
为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玄至 归降，用为会稽内史，
欲解其兵”云云。《刘牢之传》“牢之乃叹曰：‘始尔 便夺我兵，祸将至矣。’”

①  此谓北伐停顿。“远图”，各本皆作“建图”，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文选》卷一
九谢灵运《述祖德诗》及注引《山居赋注》改。
② 此指司马道子与太原王氏。
③  参看本书第二七五页。
④  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翌年谢琰死，道子求领徐州，可知谢琰镇会
稽时仍领徐州。参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
①  据《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司马元显约刘牢之背叛王恭，即以王恭位号予
之。牢之归朝廷，遂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之晋陵军事。其时王
恭之徐州刺史位号则归谢琰。可知谢琰之“徐州文武”并不包括习称北府的京口军府
。同传元兴初（402年）司马元显将讨桓玄，刘牢之“率北府文武屯冽洲”。可知谢
琰的“徐州文武”与刘牢之的“北府文武”不是一回事，有州和府的区别。冯君实先
生《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第三○页谓谢琰“徐州文武即北府将士”，似尚可酌。

② 胡注：“何瑀之恐当作何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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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



在上文中，已知淝水之战前夕北方民族融合水乎还很有限，从而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
还很显著。从这一角度立论，我认为淝水之战性质虽不能完全排除统一战争的一面，
但毕竟还是以民族入侵战争为主。现在，我想对其时北方民族关系确实还处于紧张而
混乱的状态，从而还不存在统一南北的现实可能性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以期
充实上文的论点。

近年来所见到的讨论淝水之战问题的文章，大多对于苻坚在北方的政绩印象极深，认
为苻坚统治北方的二十多年（约占十六国时期的五分之一），是十六国时期最好的一
个阶段。这种印象是有根据的。就民族关系而言，前秦苻坚统治时，有三个方面不同
于前此的前赵、后赵、前燕。第一，采取民族绥抚政策，不滥杀被征服民族人民，还
尽量礼遇优容他们的统治阶层人物；第二，打击氏族守旧豪帅，使吏治相对说来清平
一些；第三，使用汉人士族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且崇尚儒学。这些措施，
对于稳定前秦统治，统一中国北方，促进氏族社会的进步，甚至对于组织大规模的南
进战争，无疑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方面，前秦氏人政权所取
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前此匈奴、羯、鲜卑慕容部建立过的政权，前秦有前此诸国的经
验教训可以汲取，有前此诸国的某些成就可以利用，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前秦
取得政绩的一个原因。除此以外，汉化程度较高的苻坚的个人作为，当然也是一个原
因，不容忽视。

但是，这毕竟只是十六国时期历史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在这个局部中，还有一些
相反的不利于民族融合的事实，同样需要我们正视。

十六国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人常常提到的“胡亡氐乱”
，大体上可以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这就是说，永嘉以后至后赵之亡为第一阶段（311
—350）；后赵之亡至淝水之战为第二阶段（350—383，苻坚政绩主要在这个阶段）
；淝水之战至北魏统一北方为第三阶段（383—439）。在第三阶段中，“氐乱”方兴
，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坛，战祸不息，民族斗争出现又一个新的高潮，社会不宁
比前两个阶段还要厉害。多少个民族，多少个国家，出现了又消失了，直到酝酿出鲜
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以及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才结束了十六国时期所谓“五胡乱华”局
面。所有这些第三阶段的情况，都是第二阶段历史的结果。苻坚的治绩不论如何良好
，都无法使历史越过这个阶段而达到像北魏中期以后那样的水平。

苻坚的治绩，反映了他所处阶段民族融合的成就，也反映了作为统治民族的氏族的社
会发展水平。但是，前此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诸多民族，包括氏族在内，在民族融
合的进程中还没有联在一起，还存在严重的隔阂；还有不少边远地区的民族等待着机
会独立地进入中原，或者等待着机会就地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进行政治活动，既然如此
，新的一轮民族斗争亦即新的一场动乱，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在前秦统治
的时候，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区，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这
个时候的苻坚，与灭宋时的元世祖忽必烈，与灭明时的清世祖顺治皇帝，是大不相同
的。这并不是说，苻坚完全不可能取得对南方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一次战役的胜利
，偶然因素有时也能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说在北方尚未稳定的情况下
，即令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也难实现从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任务。或者，即令苻坚
通过一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江左政权，也不过是把北方的民族动乱扩大到南方，从而
使南北统一根本无法维持。反之，苻坚军事上败于东晋，就立即造成北方分崩离析的
后果。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苻坚统治北方所取得的成绩，必须放到十六国历史总的
进程中来估量，看到它只是这个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不是不可以逆转的局部。苻
坚的政绩，远不足以改变南北关系中所具有的民族对抗的性质。

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
，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而且一般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取得这种成
就，统治民族个别上层人物的意愿固然重要，但还要等待统治民族本身进化到一个必
要的水平，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统治民族能否得到足够的时间以完成本民族的进
化，又要看是否具有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安定条件，即本民族内部是否能取得协调而不
致于内乱频仍，是否有其它民族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强大到足以代替这一民族的统治地
位。

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特别是其创业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往往
崇尚儒学，联络士人，以求创业成功。但是不要很久，其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
影响这个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就会出现倒退的趋势。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
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
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
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据《晋书·载记》所录十六国统治者爱好经、史、文学的事迹
立论说：“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赵翼
赞扬“僭伪诸君”个人文化素养之高，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赵翼却没有注意到，这
些“有文学”的“僭伪诸君”所代表、所依靠的民族，却处在落后得多的状态。所以
正是在这些“有文学”的人的统治下，造成了民族的大灾难，社会的大破坏，而他们
本族政权，也往往是在尚未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以前，就被其它民族取代了。

有一些“僭伪”之君，在“好文学”方面胜过苻坚，如刘渊“每观书传，常鄙随、陆
无武，绛、灌无文”，认为“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刘渊自称汉王，以
继刘禅绍汉自许。但刘渊本人却又是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也有些民族政权，在政绩
上不比苻坚的前秦差。如鲜卑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儒学昌盛，路有颂声。但
是慕容氏入主关东以后，却又是官贪政鄙，内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终于很快就被
氏人前秦所灭。不论是刘渊的匈奴族，还是慕容廆的鲜卑慕容部，都是在前后成百年
的历史中经过许多反复，才逐渐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而稳定下来，与汉族及其它各族
走向融合，甚至于逐渐消失了作为民族的存在。

至于苻坚的氏族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发展经历。氏族与中原华夏族接触极早，又长期
与羌族为邻，受汉族和羌族的经济、文化影响较深。但是，氏族从来不是全族基本聚
居在一起的民族。他们往往是分散成较小的群体而生活，各有君长，互不统属，住地
不一定相联。在较大的范围里，他们则是与汉、羌等族错居。见于史籍的氐、汉交往
，往往只是涉及氏族某一较小部分，而不是较大部分的氐人，更不是其整体。这种情
况，不能不给氏族的进化带来影响，使其各个部分发展极不平衡。《史记》卷一一六
《西南夷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氐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
》卷八六《西南夷传》谓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通典》卷一八
九亦述冉駹东北之氐“君长数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
总叙氐人社会，则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
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①，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
。……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胡杂同②。……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
还种落间则自氐语。……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曹操时武都
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有些氐人已徒居美阳，接近长安③。这就是说，氐人
有小聚居和大错居的特点。所以《苻洪载记》标出苻氐“略阳临渭氐人”，盖亦氐人
虚落间王侯，久离武都而居略阳，统于郡县。下云“世为西戎酋长”也只是指部落小
帅④，而不是全氏族统一的首领。

苻坚祖父苻洪东徙，《通鉴》系之于咸和八年（333年），曰：“洪帅户二万，降于
〔石〕虎，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氏校尉。洪至长安，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氏、羌以实
东方，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案这次苻洪建议所徙诸氏
，以地域言大概限于关中氐人。石虎乃“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
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
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据此可知，这次徙民中有汉人豪杰，有氐人和羌人。羌人
数万既随姚弋仲居清河，而姚弋仲又拥有西羌大都督的称号，剩下的由苻洪帅以居枋
头者，当然只是氐人及汉人，而其中氐人数量多少，史不明具。我们知道刘聪时苻洪
自称护氐校尉，后来石虎即拜洪为护氐校尉①；东迁枋头后苻洪反而失去了护氐校尉
名号，但称流民都督。这里似可看出，苻洪枋头之众中氐人数量不会很多，至少不会
多于汉人。后赵败乱以后，所在兵起，苻洪众至十余万，亦当氐、汉相杂，数量上氐
人不会是主体，但武力方面应当主要是依仗氐人。

氐族统治者明白自己在数量上的这一重大弱点，所以苻洪起兵关东时带有三个称号：
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大将军是东晋所拜，可用以维系所统汉人，并号令北方其
余的汉人；大单于则表示自己有权总统诸胡族。这两个称号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最具实际意义的称号是三秦王。苻健悉众入关时，其所依仗的氐人武力既然在部众中
只占少数，苻健所拥有的民族武力优势既然并不明显，那末入关以接近本民族的旧地
，称王于三秦，就不失为一个稳妥的考虑。

西归氐人并不是一支强大的民族武力，已如上述，关中迤西氐人又多错居不相统属，
苻氐亦难得其死力。西归氐人之中，有许多长老、功臣恃旧不虔，事端迭起。例如“
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①；氐豪樊氏有大勋，“负气倨做”②
；苻健皇后强氏之弟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③，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苻氏的统治力量，甚至于在稍后形成频繁的内乱。东晋隆和三年（365年），前
秦淮南公苻幼袭击长安。太和二年（367年）苻坚兄弟辈赵公苻双、晋公苻柳、魏公
苻廋、燕公苻武等联合叛乱，分兵谋攻长安。东晋太元五年（380年），北海公苻重
、行唐公苻洛叛；七年，东海公苻阳叛，等等。

除此以外，羌人部落亦数为叛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叛乱的羌人部落，甚至连结作
为统治民族的氐人为援。太和元年，羌人敛歧④率部落四千家叛，失败后投奔氐人聚
居的白马。太元元年前秦克凉州后，议讨“西障氐羌”。苻坚曰：“彼种落杂居，不
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由于前秦
部将纵兵大掠，苻坚斩前锋“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服者三万余落。”⑤凡此
诸事，说明有些氐人部落不但不臣服于氐人的前秦政权，而且宁随与其杂居通好的羌
人共同反抗前秦。前秦征服不宾，也把这些氐人部落视同异族，有时甚至氐、羌并讨
。

前秦仿照汉、前赵、后赵徙民畿甸的办法，向关中迁徙被征服族的人民，以图就近控
制。太和五年（370年）秦灭前燕，徙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
咸安元年（371年），苻坚又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①，此次所徒，当包
括汉族豪强以及前赵、后赵、前燕贵族在内。所以当苻融谏阻苻坚南进时，表示甚以
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攒集如林”为忧。特别是鲜卑贵族“列官满朝，势倾
劳旧”②，足以与氐人贵族功臣相颉颃。太元元年（376年）秦灭前凉，又徙前凉豪
右七千余户于关中。前秦所徒于关中者，除汉族外，大概都是分土定居，但并非一同
编户。他们当是在其原有酋帅统领下，维持着军营组织。这些人无事则已，有事必为
乱阶。所以当苻坚南侵失败后，鲜卑、羌以及丁零、乌桓等族首领，很快就树立起各
自的民族旗号，参与权力的竞逐。

氐族人数不多，而前秦地境又不断扩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迫切问题：究竟应当把极
有限的氐人放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统治的效益？从事态发展中我们可以
看到，当时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氐户应当集中留居关中以控局势，一种认为
应当布列藩镇以固四方。由于幽州苻洛、苻重之叛，苻坚决策分散氏户，乃有上文所
述氐户出镇之事。

氐户居中居外的争议导源于氐户稀少，并非新出问题。《苻坚载记》（下）说，苻坚
初即位时，新平人王彫陈说图谶，有“氐在中，华在表”之文，请据以“徙汧陇诸氐
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边地”。所谓“华”，所谓“三秦大户”，除关中旧户外，当
包括自各地徙居关中的汉族豪强，甚至包括久居关东而被苻秦徙置关中的诸族酋豪。
这实际上与魏晋以来邓艾、郭钦、江统诸人的“徒戎”理论相同，只是华夷内外互换
位置罢了。王彫以左道惑众诛，刑前犹曰新平应出“帝王宝器”，并云“出于壬午之
年”。后来果然有“新平郡献玉器”之事，《载记》谓“至是新平人得之以献”，车
频《秦书》谓此事在壬午年①。壬午为太元七年（382年），而氐户分戍方镇为两年
以前之事。由此可见，图谶之说代表安置氐户的一种政治见解，并非无稽之谈。新平
人王彤熟知关陇民族杂乱的局势及氐族有限的统治能力，深以为虑，所以有图谶徙户
“氐在中，华在表”之说。苻坚虽未从王彫之请，但以献玉器事证明王彫言而有征，
追赠光禄大夫。王彫既获追赠，他的“氐在中，华在表”的政见当然不能再以“左道
惑众”视之。如果是这样，则新平献器与氐户出镇的决定就是一个矛盾的表现，这个
矛盾正反映了苻坚由于氐户稀少，前秦统治力量薄弱而举棋不定，左右为难②。

苻坚在相当困难的情形下，居然能够统一北方，深入益州，囊括西域，不能不说是一
个极突出的成就。成就的取得，是与苻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苻坚堪称十六
国时期的一个卓越人物，这一点我与史学界时下的普遍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如前所论，通过民族斗争达到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交往条件落
后的时代，不能不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当卷入这一潮流的民族较多，这些民族
又都处在活力旺盛的阶段，它们卷入这一潮流的步骤又参差不齐的时候，过程尤为漫
长，尤为曲折。苻坚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并不足以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从
而也不足以消除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民族隔阂。如果说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
军事上有某些偶然因素的话，那末苻坚败归洛阳时众犹十余万而不能阻止前秦的瓦解
，而且瓦解前秦的正是前秦朝臣所虑的鲜卑人和羌人的武力，这种情况就不能一概视
之为偶然了。

《魏书》卷四七《卢渊传》孝文帝诏答卢渊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苻坚
瓦解，当缘立政未至。”这也是就前秦内部原因来解释淝水之战的胜负。北魏去前秦
未远，国内形势多有可比之处，所以判断是比较可信的。至于“立政未至”，我以为
最主要的莫过于缺乏比较稳定和谐的国内民族关系。

我们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
盾。民族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被他的民族政策的成就暂时掩盖起来。苻坚所以兴又所以
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制约着我们对苻坚个人和对苻坚所发动的淝水之战的评价，
我们要辩证地加以理解才行。

这样说来，北方的民族关系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北方的南进战争具有完全
的统一战争的性质呢？这个问题必须参考后代的历史事实来加以思考。北魏历史中的
民族融合过程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朝历史，有可以与前秦相比较的地方。苻坚以后北方再次统一，
完成于拓跋焘之时。拓跋焘兴大学，徵儒生，罢功臣，改律制，使北魏政权初具上国
规模。《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评论说：“佛狸（案即拓跋焘）已来，稍僭华典
，胡风国俗，杂相揉乱。”自南人视之，北魏政权正处在较显著的汉化过程之中，趋
势与前秦政权相近似。北魏于此时兴动南进之役以求统一中国，似乎与苻坚南侵一样
，也有一些历史的理由。但是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拓跋焘自瓜步战场北归时致
盱眙城中宋将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案国人指鲜卑拓跋部人）：
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
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①北魏军中包含的
民族矛盾，竟是如此惊人。这种矛盾在淝水之战中当是同样存在的，只是没有留下典
型材料来表现罢了。我们可以推见，第一，苻坚政权和拓跋焘政权，汉化趋势是一致
的，民族融合的趋势是一致的，尽管程度上容有不同；第二，苻坚、拓跋焘南进战争
失败于民族矛盾无法克服，也是一致的，尽管表现的隐显程度颇有差别；第三，苻坚
、拓跋焘的南进战争同样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双重性质，尽管这两种不同性
质在两次战争中各占的比重可能不尽相同；第四，这两次战争虽然同具统一战争的性
质，但毕竟以民族入侵战争性质为主。第五，这两次战争有如此多的相似条件，所以
同以失败告终，尽管败局造成的后果并不一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瓜步之战中作战双方都以苻坚和淝水之战为鉴，拓跋焘重在汲取
苻坚战场失败的教训，而宋人一方则重视苻坚成功的一面。《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遗宋文帝刘义隆书曰：“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云云。同
书卷七四《臧质传》臧质致拓跋焘书曰：“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耶？”作战双
方都如此重视苻坚及淝水之战，正说明瓜步之战以淝水之战为前车之鉴，说明这两次
战争确有许多可以相比之处。

只有在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以后，南北战争的性
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越来越以统一战争为主。孝文帝的改革继承了
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同时又给民族融合以极有效的新的推动。这一时期
的民族融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关系到语言、文化、习俗以至于经济生活。《
魏书》卷六五《李平传》说到鲜卑部人自代迁洛，资产殆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
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
安静新人，劝其稼穑……。”李平的话本来是诉说迁洛的艰难，但实际上却说明了迁
洛的代北人已经固着于中原土地之上，稳定于中原的农耕生活，这正是影响于民族融
合各个方面的可靠基础。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到南北朝后期也已
经很显著了。

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某些鲜卑统治者和居高位的汉族士人，熟悉和仰慕江南文化，相
当突出。《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帝被逼禅位高洋时，“下御座步就东廊，口
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案指该书《献帝纪赞》）”云云。这是鲜卑皇帝脱口能咏南
方所出典籍之例。北士就更有甚焉。《颜氏家训·文章》记北齐文士邢邵特重沈约，
魏收则特重任昉。《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邢〕邵又曰：‘江南任防文体
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
我偷任昉？’”邢、魏各以所宗江南文体非毁对方，甚至各有朋党。

此一时期，南北政权互遣使节通好，至为频繁。双方皆妙选行人，必求容止可观，文
学优瞻者始得充任。南来的北朝使节，皆为汉族高门人物，而非鲜卑子弟。这一方面
的情况，《廿二史札记》卷一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已详备言之。赵翼看到
南北双方都藉使命以增国光这一现象的突出，至于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北方政权汉化的
水平以及南北政权民族差别的逐渐泯灭，赵翼当然不甚了了。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
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
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
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当然，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而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且通过战争完成南北统一，还须有充分的
实力准备①。

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鲜卑拓跋部的主体
部分虽然已经以编户形式进入中原，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加速了与汉人的融合，但居
于北面边疆地区更为落后的鲜卑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却仍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过
去那种闭塞、孤独状态。他们在民族融合方面还有一段更长的曲折道路要走，这表现
为六镇起义，表现为北齐、北周历史的反复。当这最后一批闭塞、孤独的鲜卑拓跋部
人也卷入了中原民族融合的洪流而使社会水平得到提高，赶上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
，又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稳定和巩固以后，进入北方的各民族之间以及每个民族的各部
分之间的隔阂就大大减少，而且不可逆转。从“五胡乱华”开始的这一回合的民族融
合大体完成了，南北政权间的民族对抗性质也因此而更为淡化。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
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这次统一战争
的成功，主要不是决定于隋朝统治者杨氏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
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线的泯灭。到了这时，所谓江东正朔相承的问题，也再
没有人道及了。以隋灭陈之战与瓜步之战和淝水之战相比，民族关系的实质变化导致
战争性质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

陈寅恪先生留意从十六国以来历史总进程的角度观察重大的历史问题。他在论证字文
泰“融合复杂民族”而推行其“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时说道：“在此之前，秦苻坚、
魏孝文帝皆知此意（案指“融合复杂民族”）者。但秦魏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
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
既不能成，仅余一字文泰之新途径而已。”①我对陈先生卓见所拟补充解释的是，苻
坚、孝文帝、字文泰都推行其实质是汉化的民族融合政策，他们是在北方民族关系发
展的不同阶段上推行此政策的卓越的代表人物。字文泰后来居上，以其所处特殊历史
条件而将汉化缘饰之为带有胡化表象的“关中本位政策”，取得了积极成就，影响及
于隋和初唐。北方民族融合上升到高水平，南北民族隔阂日益淡化，南进战争就日益
表现为统一战争。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抗御北方入侵的精神武器，北
方发动统一战争也就得以水到渠成。灭陈战争的成功完成于隋，但包含了苻坚、孝文
帝、宇文泰所作的贡献，其中字文泰的贡献更为直接，更易于被观察到。

比起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隋灭陈之战的性质变化了，所以隋的军事统一可以巩固下
来。统一以后，经济、政治和文化得以朝积极方面发展，人民处境能够有所改善，中
华民族又重新走向兴旺之路。这一切，反过来又成为巩固统一的条件。甚至于隋的速
亡，也没有导致分裂的再现。

通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种认识。由于中国历史
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
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看，南方的政权，大体也是这样。

从北方发动的南进战争说来，情况有两类，以是否存在民族对抗问题为区分。赤壁之
战与灭吴之战为第一类，它们不存在民族对抗问题。赤壁之战是灭吴之战的始初形态
，灭吴之战是在具备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赤壁之战的战略目的。淝水之战、瓜步
之战、灭陈之战为第二类，它们存在或者说本来存在民族对抗问题。淝水之战和瓜步
之战是灭陈之战的始初形态，灭陈之战是在具备了充分条件，首要的是北方民族融合
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的战略目的。第二类南北战争，当民族融
合条件并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民族入侵性质，就会扩
大民族矛盾。淝水之战是这样，瓜步之战也是这样。

第二类南北战争，由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直到灭陈之战，战争性质转化的完成，经历
了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如果追溯到永嘉乱后南北对立的形成，时间更要长久。这主要
是由于北方民族关系特别复杂的缘故。卷入这场长期的社会变迁的民族多，兴败频繁
，因而代价很大。但是，后果也堪称丰硕。《通鉴》晋太元二一年七月条胡注曰：“
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胡三省借古抒怀，我们
自不必拘泥于他所作的数量估计是否完全准确。但是单就这一突出事实而论，十六国
以来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成果，也是十分可观的。

这个时期以后，中国皇朝历史上还有过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入侵和统一
北方的事，其中的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都曾由北方入侵南方，而蒙古人和满洲人
都曾完成过统一中国的事业。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
统一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每次主要只牵涉对抗着的两个民族，入侵者背后没有出
现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第三个、第四个民族的干扰，所以过程比较简单，比较短促，
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承认战争性质的逐渐转变，而难于确指这一转变的契机何在，标志
是什么，出现在何年何月。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只有从战争性质的两重性即入侵战争
和统一战争的变化来分析，才能解释清楚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一些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对每次战争的正义
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对古代战争作这种区分的话。因为两重性不是均匀地
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也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一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过，如果承
认对这种类型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是可取的，就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纯粹又纯
粹。须知，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
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
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
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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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禄福为酒泉郡属县，于地望不合。《三国志集解》卢弼谓禄福为上禄之讹，《汉
书·地理志》武都郡有上禄县。《续汉书·郡国志》注谓杨氐所居仇池 即在上禄县
南，案卢说甚是。
② 此句不得解，历来有异说。《通典》卷一八九谓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 胡同
”，可知《魏略》前一“同”字为衍文。
③ 分见《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西戎传》及同书卷一五《张既 传》。
《通鉴》建安二四年胡注谓“诸氐散居秦川，苻氏乱华自此始。”
④ 《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苻洪“父怀归，部落小帅”，以上世系无闻。
①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①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②
③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④ 敛歧曾为姚襄右部帅，见《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
⑤ 《通鉴》太元元年。
① 《通鉴》咸安元年“十万户”作“十五万户”。又《通鉴》咸安二年记苻坚用慕
容垂之言，使“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②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① 《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引车频《秦书》谓苻坚建元十八年新平人耕地获玉器。案
苻坚建元十八年岁在壬午，即东晋太元七年。
② 苻坚对于谶讳，本无一定态度。他曾有谶讳之禁，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
杀之，《通鉴》系之于太元三年。可是苻坚季年为慕容氏所困，又信“帝出五将久长
得”之谶而奔于五将山，并于姚苌求传国玺时斥之曰：“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
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光武苻坚”条可
参。
①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
① 北方的民族融合，是实现统一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此处只是据必要
条件而言。具备这种条件而又能实现统一，另有其它条件。此问题只能就每次战争的
许多情况加以具体分析，这不是本文所拟探索的问题，姑置不论。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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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齇王”世家



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王昶后人显于西晋者为昶子浑的一支，显于东晋者为
昶子湛的一支，如下表所示：



曹魏时王昶之后的两支分别显达于西晋和东晋，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王昶子浑，以灭吴之功为西晋重臣，死于元康七年（297年）。王浑子济，尚武帝姊
常山公主①。《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注引《
晋诸公赞》，谓王济“有俊才，能清言”，是称著中朝的玄学名士。王济和叔父王湛
，都是标志太原王氏向玄学大族转化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两支后人的发展却很不相同
。

王昶、王浑、王济，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华族。他们祖孙三代，都与并
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谓刘渊七岁遭母忧，
哀感旁邻，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刘渊生于魏嘉平中，七岁当魏正光
、甘露之际。此后太原王氏与并州匈奴刘氏遂为通家，王昶之子“王浑虚襟友之，命
子济拜焉。”①魏末咸熙中（264年），刘渊为匈奴任子在洛阳。入晋，“泰始之初
，浑又屡言之于武帝。”王浑答晋武帝问，谓刘渊其人不但仪容机鉴过人，而且文武
才干远远贤于由余、金日，力言“若任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齐王攸对刘
渊曾有所怀疑，请武帝除之，王浑反对甚力。他说：“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
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晋
书》卷一○二《刘聪载记》，刘聪年未弱冠，“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
儿，吾所不能测也。”晋怀帝被掳平阳，刘聪谓曰：“卿为豫章王时（案司马炽封豫
章郡王在太熙元年，即290年），朕尝与王武子（济）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
其名久矣……。

太原王氏王昶以下，昶、浑、济三代数十年中，均与匈奴刘氏关系特殊，是出于什么
动机呢？刘渊自己曾有解释说：“王浑、李憙①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其实更重
要的原因，是匈奴刘氏在并州势力非常强大，一则与并州望族利害相关，二则于西晋
朝廷举足轻重，所以并州望族官僚与之曲意相结，以求缓急得其助力，这远远不止是
出于乡曲提携。匈奴五部之众，王济请委以平吴之事，李憙则议用之勘定秦凉。可见
这是一支朝廷瞩目的重要军事力量。王济、李憙之议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不久以后，
镇邺的成都王颖用之以抗东海王越之弟东流公腾之师，终于使匈奴刘氏势力介入中原
政争，使胡骑驰骋中原之局一发而不可复止。八王之乱末期，在纷纭局势中逐渐形成
以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石勒等为一方，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
部等和“乞活”为另一方的尖锐对立，然后又形成由司马越势力派生出来的江左司马
睿政权，并出现江左政权坚决不与党附司马颖的刘、石通使的国策。推究渊源，不能
不说太原王氏王浑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②。

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那末，对于太原王氏
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王济兄弟子侄不闻仕于
江左，王氏嫡宗的这一支门望遂衰③。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不是出于王济后嗣，而是出于其家
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脉，即王湛一支。陶潜《群辅录》谓太原王氏“
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三国志·魏志·王昶
传》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
浑字玄冲，深字道冲”，并作书诫之，欲其“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云云。所以故老传闻以王昶为王氏盛德之始，是有据的。
又同传注引《晋书》亦曰：“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但之并显
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这也就是故老传闻的所谓“五世盛德”。

《群辅录》及《魏志·王昶传》注述及太原王氏门户承籍，只列江左诸人物而不及中
朝的王浑、王济，显系东晋史乘以王浑、王济行事为讳。从实际说来，太原王氏家族
如无王浑的功业位望，只凭“盛德”、“德誉”，是断难维持其家族地位于不坠的。
不过，玄学名士，乐道“得鱼忘筌”，“忘筌”之旨，在于“得鱼”。只要王氏家族
地位得以维持，祖辈行事如何，自然可以略而不言，太原王氏遂不必标榜先人功业，
而只说“盛德”传家了。

王湛后嗣得显于江左，除了上述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以及有“盛德”之誉的原因以外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是王承与司马越有密切关系。王湛、王承父子都是受
到时人称道的玄学名士。王承弱冠，王衍曾比之于乐广。《王承传》曰：承“值天下
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案其时司空为东海王越），预迎大驾，赐爵蓝
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所谓“天下将乱”，盖
指邺（成都王颖所在）、洛（东海王越所在）之间酝酿大战之事。“避难南下”者，
盖指东海王越于荡阴败后逃奔下邱之时，其时王承亦南出洛阳，旋入司马越府。由此
可知，王承追随司马越，是在司马越处于危难之际。所以王承本传又谓司马越对王承
“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以承为师。几年以后，司马越又以王承为东海内史，出掌司
马越封国政事。

王承与司马越的关系既然如此之密切，王承过江后司马睿甚见礼待，就是必然之事了
。本传谓“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王承获
得这样高的评论，除了人物风流的原因以外，当更由于他与江左政权的历史渊源。王
承在江左，仕履未达而早死。《晋书》史臣赞王承“虽崇勋愈绩有缺于旅常，素德清
规足传于汗简。”旂常，诸侯用之以纪功受勋的旗帜。“有阙于旅常”，盖言王承无
功勋足纪。王承有德而无事功，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砖码。这种家族背景，
使太原王氏的这一支脉得以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可以待时而显。王承子王述
，虽然与其祖王湛一样少有隐德，人谓之痴，但终于在桓温见逼之时代殷浩为扬州刺
史。王述刺扬州，又为其子坦之贵达，以及为坦子诸子操持政柄创造了条件。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者是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如琅邪王导、颖川庾亮
、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只
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没有一个士族，只
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
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只须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标榜“盛德”、“德
誉”，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至于所谓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过是太原
王氏高自标置之词，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五世盛德”的证明，
至少《世说新语·德行》中一件也见不到。

以“五世盛德”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不但煽扬于江左，而且影响到了北方。王湛
六世孙、王坦之曾孙王慧龙，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又奔北魏。王慧龙北
奔，身无信物，来历难明，所以《魏书》、《北史》述其事，都谓其“自言如此也”
。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既婚，崔浩见王慧龙
，一则曰：“信王家儿也”，再则曰：“真贵种矣。”原来，“王氏世齇鼻，江东谓
之‘齇王’。”“齇王”之称，北方悉闻，崔浩见“王慧龙鼻大”，遂以定其家世为
太原王氏无疑。据此可知，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齇鼻”，与“鼻大”是一
回事①，而太原王氏“鼻大”，却是起源于王湛。《王湛传》：湛“龙颖大鼻”，这
当是“齇王”得号之始，而王浑，王济等传，都不见类此的记载。

“齇王”贵种之说，“五世盛德”之说，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而不及
中朝的王浑、王济。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力图疏
远与匈奴刘氏为伍，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王济嫡
宗。

江左的太原王氏，还有一些是“齇王”的旁支。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晋书》有传
，是王湛从侄。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论。


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齇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
。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濛，哀皇后之父，是永和
名士的冠冕。王濛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太原
王氏的这一支，与“齇王”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齇王”一支王坦之之后，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
出于此支。王峤兄弟一支王濛之后，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当孝武
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相安无事时，呈现出皇权得相权辅翼而
振兴的气象，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亦得相安；当主相之间发生重大矛盾时，严重的政
治纠纷也会出现在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
之争，是兄弟之争，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
，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
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

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
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
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
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此点下文还将讨论。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
、反复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
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
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
来完成，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看来都是在为刘裕“驱除”。不过
，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与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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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文选》卷五八王俭《褚渊碑》注引王隐《晋书》。王伊同《五朝门第》 附世
系表误作武帝女。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魏晋杂胡考》一文，考王济年龄与刘渊 相近或
略长，怀疑王济拜刘渊这条材料的真实性。但唐先生否定《晋书· 载记》所记刘渊
事迹过多，认为是因袭前赵史官的假造，似尚可酌。
① 李憙，上党人。咸宁中秦凉多事，李憙建议“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
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见《刘元海载记》。
② 八王之乱后期，出于太原王氏的幽州刺史王浚，曾与司马越同抗司马颖，是一例
外。王浚父王沉为王昶从侄，与王济血属已疏。王浚在幽州，与鲜卑为邻，遂结鲜卑
以自固，因而就站到了司马颖和刘、石的对立面。王浚贱出，无学术，在士族名士中
无地位。他后来被石勒所杀，后嗣无闻。参《晋书》卷三九《王沉传》、《王浚传》
。
③ 据《晋书》卷四二《王济传》，济无嫡嗣，庶子二人均不显。济二弟并历清显，
时在中朝。
① 《南史》卷二《宋前废帝纪》，前废帝曾骂其父孝武帝为“齇奴”，拟掘其陵。
《通鉴》宋泰始元年，载前废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废帝入庙，指孝武帝像曰：“
‘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画工令齄之。”胡注：齄，“鼻上■也。”案齄即齇
，上引《南史》与《通鉴》之文可证，又见《集韵》平声三麻。废帝言“大齄鼻”，
更可证“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严格说来，齇鼻是鼻■而大，俗称酒糟鼻者，
《十七史商榷》卷五四“齇”条可参。又，王慧龙“鼻大”，《北史》卷三五本传作
“鼻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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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淝水战后，“昌明（案即东晋孝武帝）年长，嗜酒
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蒏尤甚，狎昵谄邪。于是尼娼构扇内外，风
俗颓薄，人无廉耻”云云。《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所录孝武帝与司马道子
昏庸腐朽诸事，大抵类此。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但是，司马皇室同样腐朽
不堪，徒有伸张皇权的愿望而没有真正的能力。加以异族入侵的压力，由于北方动乱
不已而大为减少。在逸乐的环境中，东晋朝廷主相之间又起矛盾，士族人物得以煽扬
其间。不论是皇室或是士族，都在这种政治纠纷中更加削弱。尽管皇权振兴是必然的
趋势，但是要使司马氏皇权在稳定的秩序中振兴，又维持一种稳定的司马氏皇权秩序
，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

腐朽的政争，具有王朝末期的特征。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他们在伸张皇
权方面成事不足。但是他们的政争却破坏了门阀政治，诱发了江左社会中可能出现的
各种矛盾。我们进一步探索政争的发展过程，正是为了从纷坛的现象中找到历史的去
向，辨认参预政争的各种势力，并且进一步弄清这些势力客观上为一个能够体现皇权
政治秩序的新朝代的出现扫清道路的具体活动。



（一）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年）



主相相持而孕育纠纷，淝水战后逐渐显露。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都是简文帝宫人李氏所生。简文诸子或夭或废，诸姬绝育将近十
年。孝武帝及道子的诞生，《晋书》卷三一《孝武文李太后传》言之甚详；先于此者
，《异苑》①、《幽明录》②、《太平经》③以及《真诰》皆有说，虽涉神异，亦见
传闻之广。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既是亲兄弟，又同具有诞育于天师道的环境中、后来又
皆兼信佛教的宗教背景。孝武帝近亲中，父辈皆死，兄弟辈只余道子一人。所以孝武
帝引道子握相权以为辅佐，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后主相之间出现矛盾，后妃族
党及僧尼之属又拨弄其间，但有太后周旋制约，终于使孝武帝不废黜道子，道子亦不
危及孝武帝。终太元之世，孝武帝与道子始终维持着虽相依维、复有矛盾的关系，这
种关系，正是时局虽然纷坛坦迄无内战的原因之一。

时局纷纭的另一原因，是孝武皇后家太原王氏王蕴之子王恭以及道子妃家太原王氏王
坦之之子王国宝等，分别支持主方和相方，簸扬其间。而太原王氏正是此时居于鼎盛
地位的士族。《宋书》卷三一《五行志》“太元中小儿以两铁相打土中，名曰斗族。
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也。”史家但知太原王氏两支中王恭、王国宝相
攻击事，而未尝究及二王背后尚有后妃，后妃背后尚有主相，纠纷盘根错节，既复杂
又深远也。

孝武帝纳王蕴之女为后，在宁康三年，孝武年十四。纳后之事，得到当时主政的两大
家族的代表桓冲及谢安的支持，无疑具有政治婚姻的意义。《晋书》卷三一《孝武定
王皇后传》谓孝武将纳后，访于公卿，谢安谓人曰：“若帝纳后，有父者唯荫望如王
蕴乃可。”《太平御览》卷二四三引《晋中兴书》亦谓谢安之言曰：“王蕴地望，可
与国婚。”至于桓氏意见，《孝武定王皇后传》引桓冲等为孝武纳王皇后事奏曰：“
盛德之胄，美善先积，……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庙”云云，“于是帝始纳焉”。皇
帝纳后而谘之于多家当权士族，经一致推举，始成婚姻，这在东晋是仅见的。谢安、
桓冲等一致举以应选的是太原王氏，这自然是估量了当时各士族门户势力的结果。至
于谢安明确地举以为国婚的并不是太原王氏炙手可热的王坦之之后，而是王蕴之后，
这似乎有令人深入思考的余地。

太原王氏两支，均有国婚记录：王述从妹为简文帝皇后，王蕴姊妹为哀帝皇后①。王
述子王坦之于简文、孝武之际有大功勋，按理，以举王坦之后人入皇后之选为得。桓
冲所奏王后“盛德之胄”，与前节引《群辅录》王坦之父祖以上“五世盛德”相照应
，似是模棱之词，因为王蕴数代以名士闻，而不闻有盛德之誉。所以桓冲之奏表面上
虽然支持了谢安，却又暗含以王坦之后人入皇后选为宜的主张。可以说孝武帝册立王
蕴之女为后之事，实际上的决定者是谢氏而非桓氏。

谢安不愿立王坦之后人为皇后，似乎还有家族关系的背景。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为谢安
婿，谢安恶王国宝为人，抑之不用，而重王蕴之子王恭，谓其“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
”，见《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王氏二支之间亦有嫌隙。王恭少与王坦之之子王
忱齐名友善，据《王蕴传》，王蕴在会稽，王忱来拜墓，王恭往省王忱，归，“蕴曰
：‘恐阿大非尔之友。’阿大，忱①小字也。后竟乖初好。”这是淝水之战以前的事
。以迹象度之，谢安举王蕴女入皇后选，目的即在抑制王坦之家族。王坦之家族未得
入皇后选，却得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婚，道子妃即王国宝从妹。此后，孝武帝与司马
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的复杂关系，遂演化为皇后、王妃家族亦即太原王氏二支
之间的生死搏斗，这自然是谢安无从预料的。

司马道子昏乱而本已势倾天下，袁悦之更劝司马道子专揽朝政，王恭乃请孝武帝杀袁
悦之。《世说新语·谗险》注引《袁氏谱》曰：孝武帝托以它罪杀袁悦之于市中，“
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主相之间的矛盾由于袁悦之被杀而公开化了，据
《通鉴》，这是太元十四年十一月的事。



（二）上下游的争夺——王忱与王恭。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年）



《谢安传》：“是时桓冲既卒（案冲死于太元九年），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
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
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
案指江州），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淝水战后桓氏
据有上游的局面，在谢安生前一直维持着，只不过以桓氏疏宗的桓伊处于中流，多少
可以防止荆州、豫州桓氏的联合，缓冲上下游的矛盾。

太元十四年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①谯王
恬死。上下两藩的空缺，相继发生于中枢主相相持的关键时刻，其时孝武帝杀司马道
子之党袁悦之，引起朝野“朋党同异之声”。因此，上下两藩位置，一时成为主相争
夺的焦点。十四年七月，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镇江陵②；十五年二
月，孝武帝以后兄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马道子复以其党庾
楷为豫州刺史镇历阳③。于是，主相在中枢相持的局面，遂演化为诸藩镇犬牙交错，
各附一方。其中主要对立的两藩，是江陵的王忱与京口的王恭，同属太原王氏。

王忱与王恭，少年时齐名友善，俱为贵胄公子。涉身政治以后，他们分属孝武帝与司
马道子两方，逐渐生嫌而为仇隙。王蕴早料定“恐阿大（王忱）非尔（王恭）之友”
，已见前引。《世说新语·赏誉》曰：“王恭始与王建武（案王忱为建武将军）甚有
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注引《晋安帝纪》，谓恭、忱“及并登朝，俱为主
、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
由骠骑（案指司马道子）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谐睦，吾徒当
戮力明时，复何忧哉？’”以后，恭、忱嫌隙日趋明朗。《世说新语·忿狷》：“王
大（王忱）、王恭尝俱在何仆射（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
，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
；大左右虽少，亦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
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刘义庆以此事归入“忿狷”一类，以品性相责，只是见其
一面；但所谓“势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争的实质。不久以后，王恭出镇京口，二
王的忿争成为两藩的对立，这比起京师主、相之间的争执，更要明朗。诸种现象在这
时出现，都顶示着政争在继续加深，继续扩大。

荆州的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着作用，即桓氏遗留的势力。王忱至荆州之年，
桓氏自桓温以来在荆州的统治，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桓氏人物虽然物故者多，但
尚有存者。特别是桓温世子桓玄袭爵南郡公居于江陵，是桓氏在荆尚存势力的核心所
在。《王忱传》曰：“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
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为义兴太守。《世说新语·言语》谓“桓玄义兴还后，
见司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案“来”，《
司马道子传》作“晚涂”）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于道
子。道子所授荆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碍桓温夺位的主要人物之
一。这种历史关系，决定了桓玄在荆州对王忱采取对抗态度。因此在荆州内部，又形
成了一组新的矛盾，这组矛盾终将与全局的矛盾联系起来，成为动乱的另一根源。

桓温篡迹，人所共知，这对桓玄的出处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据上游方镇又已尽失，桓
玄无所依傍。在这种于桓氏不利的情况下，桓玄犹能保存势力，对抗公府，是由于皇
统在简文帝子嗣之手，而简文帝得立，是桓温废黜海西公的结果。这就是说，孝武帝
的天下得之于桓氏，彻底否定桓温，即等于否定简文、孝武的皇统。所以王殉、谢重
均公开倡言桓温废昏立明①，《通鉴》更谓“是时桓氏犹盛”也。



（三）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太元十七年至二一年（392—396）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


《世说新语·继漏》：“王大（忱）丧后，朝廷或云国宝应作荆州。”注引《晋安帝
纪》曰：“王忱死，会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中诏，诏从中
出，非铨叙常规。据《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殷仲堪曾为谢玄参军，出守晋陵
郡，太元末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亲信以为藩捍
，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武将军、荆州刺史”。由此可见，殷仲堪得力荆
州，是孝武帝对司马道子斗争的一大胜利。

《世说新语·德行》：“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藩。荆州
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殷仲堪莅荆州之前，与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
抢先一步，出“以才学文章见昵”（《王珣传》）的郗恢（郗鉴之孙，郗昙之子），
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镇襄阳，造成夺取荆州的有利条件。而在司马道子策划
以王国宝为荆州时，孝武帝又不经过吏部，以中诏出殷仲堪。这些情况，都可见其时
事机的紧迫，斗争的激烈。

殷仲堪刺荆州，还有一个得利者，就是桓玄。原来王忱在荆州，每裁抑桓玄，桓玄当
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希望出现一个能与桓氏合作共事的荆州刺史。释宝唱《比
丘尼传》卷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曰：“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欲以
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玄知殷仲堪弱才
，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孝武帝以此事问妙音，答曰：
“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
刺荆。殷仲堪在荆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态度。《通鉴》太元十七年谓：“玄在江
陵，仲堪甚敬惮之。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所以妙音为
仲堪图州的举动，对于以后桓玄势力的坐大，荆州局面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

顺便论及，殷仲堪入荆，不利者除了司马道子以外，还有琅邪王氏的王珣。《世说新
语·识鉴》：“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
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案王珣名地出
众，桓氏故吏，自谓桓氏已之所善，由他出守桓氏世守之地，是理所当然。但是琅邪
王氏此时已失去发展势头，王殉只以世资居位，于朝中两派均无党援。其它琅邪子弟
，但求依违于各种势力之间以求禄位，并无一致的政治动向。如王凝之为江州刺史，
弹豫章太守范宁，显系为司马道子效力；王恭之叛，王廞应恭而又背恭；王谧以晋臣
而为桓玄奉玺绂；王珣本人，亦被王恭目为胡广①。所以在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后一个
回合中，琅邪王氏已经无足轻重。王珣以才地自许而求增益权势，是不可能成功的。


综上言之，王忱死后，孝武帝得势，以郗恢为雍州镇襄阳，以殷仲堪为荆州镇江陵，
以王恭为青、兖镇京口。在他看来，以名士镇名藩，各慑一方，互相呼应，囊括江左
，共拥朝廷，从劣势彻底转为优势，司马道子在中枢的作用也就不足道了。但是风云
未测，事与愿违，东晋政治糜烂过程还未走到尽头，真正能够变动乱为安定的因素还
未出现。动乱的进一步发展，就要以兵戎相见了。



（四）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两藩与中枢之争。太元二一年至隆安二
年（396—398年）



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安帝继立，东晋主、相相持局面结束。安帝是白痴
，他继位后中枢政柄全归司马道子掌握。道子所信任的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王绪二人“
相为唇齿，并弄权要”（《世说新语·规箴》），京师已不存在强硬的对手。但是从
全局说来，上下游的强藩尚未处置，司马道子的劣势还未真正扭转过来。《魏书》卷
九六《司马睿传》载王恭抗表讨王国宝之言曰：“先帝暴崩，莫不惊号，而国宝觍然
，了无戚容，夜乃犯阙叩扉，求行奸计，欲诈为遗诏，矫弄神器。”时王恭之弟王爽
为侍中，拒之门外，王国宝遂不得逞。以其时内外形势度之，王国宝诈诏，不管是否
涉及皇位继承问题，都会有处置强藩的目的。《桓玄传》桓玄说殷仲堪反对司马道子
，所持理由之一即是：“若发诏徵君为中书令，用殷（案为仲堪从兄，时为南蛮
校尉，后来反对仲堪兴兵）为荆州，君何以处之？”矫诏以处置方伯，抢夺要冲，正
是司马道子的当务之急。

中枢与两藩的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王国宝、王绪力主司马道子裁损王恭和殷
仲堪的兵权。王恭等则缮甲勒兵，表请北伐，实际上是严阵以窥中枢之隙。隆安元年
（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国宝罪状，举兵入讨。

王恭举兵，本与殷仲堪有约。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劝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
匡朝廷。己（殷）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桓）等亦皆投袂，当
此无不响应”（《桓玄传》）。此时江陵、京口两藩，各有特点。京口王恭居元舅之
尊，有久经征战的北府兵为之羽翼，所以望实俱重，朝廷畏惮。但王恭暗于事机，不
娴兵略，而又自矜门第，与北府将不协。江陵殷仲堪以中诏超授得州，时人不以方伯
相许，缺乏自重的条件。但荆州一旦与朝廷反目，可以聚集可观的军事力量：其一，
荆州都督所部；其二，桓氏在荆州的故义；其三，由杨佺期率领的以襄阳为后方的流
民武装，这是荆州可用的最重要的军力。当雍州刺史郗恢、南蛮校尉殷、南郡相江
绩表示不赞同荆州起兵之时，殷仲堪立即引杨佺期势力入荆，以杨佺期代江绩为南郡
相。杨佺期更驱逐郗恢，席卷雍、梁、秦州。这样，荆州就结成了殷仲堪、桓玄、杨
佺期的联盟，殷居方伯，桓多故义，杨有实力。但是荆州与青、兖相比，青、兖犹居
上乘，所以桓玄主张盟主应属王恭。但当王恭兵起之后，荆州却意存观望，犹豫不敢
下，直到王恭罢兵之时，始有杨佺期一度下屯巴陵之举。

王恭除上结荆州夹击建康以外，又以王导之孙王廞为吴国内史，使他起兵三吴。王廞
约会稽虞啸父募众于吴兴、义兴，赴者万计。虞氏会稽大族，在三吴的影响远胜王廞
。虞啸父本见重于孝武帝，疾恶司马道子。他们兵起以后，建康面临断绝补给的危险
，形势紧急。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王绪兄弟以谢愆失，止王恭之兵。王恭罢兵
后，王廞以多杀异己，势不可止，因此又出现王廞送笺于司马道子以讨王恭，王恭遣
北府将刘牢之击王廞之事。王廞事虽即弭平，但开启了东方动乱的先声。《魏书》卷
九六《司马睿传》谓王廞起事后“以女为真烈将军，亦置官属，领兵自卫。”此事极
似天师道的军事活动，而琅邪王氏本天师道世家。《晋书》卷一○○《孙恩传》，孙
恩叔父泰为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孙泰“为
国讨恭”与王廞后来反恭的立场吻合，颇疑王廞事同孙泰事一样与天师道有关，但详
情于史无考①。

司马道子失王国宝、王绪后，引谯王司马尚之及其弟司马休之以为腹心。司马尚之说
司马道子出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
以为建康藩卫。此前，夹处荆州和青、兖二强藩之间的江州和豫州，分别在王凝之和
庾楷之手。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导从孙；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孙。他们为藩
镇分列江渚，多少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而且也是门阀士族利益均沾的一种象
征。但王凝之、庾楷并非中立于上下游之间。王凝之从江州上表，以违礼罪奏纠豫章
太守范宁，就是迎合司马道子之意以求容身自保的表示。庾楷在豫州，由于地接胡寇
，有一定的兵力。庾氏子弟屡经桓温诛夷，门户子余，唯有庾楷。孝武帝死后，王恭
借入赴山陵之名向司马道子耀兵，其时庾楷勒兵而至以助司马道子。王恭再次起兵后
，司马道子语庾楷曰：“本情相与，可谓断金。往年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宁可忘邪
？”（《司马道子传》）。可见庾楷与司马道子曾有密约在先，庾楷是党附司马道子
的。但庾楷以衰宗而值此际会，首要的事是保全门户，而不是死助一方。所以当道子
欲割豫州四郡入江州都督范围以界王愉时，庾楷意识到这是司马道子收江、豫为己有
以排斥王凝之、庾楷的打算，于是转而倒向王恭，共讨司马道子，使藩镇连兵向阙的
局面又出现一个高潮。《晋书》卷八四史臣赞，列叙其时各种矛盾之后说：“庾君含
怨，交斗其中。”庾楷在事态发展中翻云覆雨，不知自处，卒为桓玄诛灭。



（五）太原王氏的覆灭。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年）



庾楷以失豫州四郡，说王恭起兵，王恭又联络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同赴京师。鉴于
上年起兵时殷仲堪观望误期，王恭乃先行举动，上表请讨王愉及司马尚之、休之兄弟
。殷仲堪应期发兵，以杨佺期兄弟（兄广，弟思平，从弟孜敬）率舟师为前锋，桓玄
次之，殷仲堪军继进。八月，杨、桓兵至溪口，江州无备，刺史王愉仓猝出奔临川，
被桓玄偏师追获。王愉是桓温之婿，所以桓玄篡晋时犹以王愉为尚书仆射。元兴三年
刘裕诛王愉，夷及子孙。王愉兄恺、弟国宝、弟忱，均先愉死。这样，太原王氏王坦
之诸子作为司马道子的妃党，活动十余年后终告覆灭。

桓玄、杨佺期兵至石头，王恭所遣北府将刘牢之军据竹里，夹击建康。此时中枢权力
已经转移至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之手。王恭以门第傲物，既恃刘牢之的武力，又以部
曲将薄遇刘牢之。司马元显利用这一矛盾，遣原为北府将的高素①说刘牢之倒戈。王
恭败走被擒，与其子弟党羽俱斩。这样，作为孝武帝后党的太原王氏的王蕴一支，也
告覆灭。

本书《论郗鉴》篇曾论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
族专兵。太元以来太原王氏活跃之时，孝武帝力图重振皇权，又图以司马道子的相权
相辅，是皇权不振这一基本条件已在改变之中，或者说已有了改变的可能性。太原王
氏二支之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先后居上游荆
、江的王忱、王愉，也都无兵权在握，是士族专兵的这一基本条件已不存在。所以，
代表门阀政治一个特定阶段的太原王氏两支的覆灭，实际上也是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
终场。

太原王氏在东晋的政治作用消失了，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从此结束。但是，司马氏政
权的命运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局山重水复，前路何在，什么力量将代之而起，孝
武帝开始的振兴皇权的历史趋势是否还能继续下去，这一切，此时此刻尚不见端倪。


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居北府之任，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之手
。刘牢之率北府兵至京邑以拒上游之师，杨佺期、桓玄、殷仲堪回军蔡洲，司马道子
信左卫将军桓修（桓冲之子，桓玄从兄，尚简文帝女武昌公主）之谋，以桓玄为江州
，杨佺期为雍州，黜殷仲堪为广州，而委桓修以荆州之任，居上游之核心。桓修说：
“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许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于仲堪者”（《殷仲堪
传》）。由此可知，上游诸军存在重重矛盾，其军事实力的关键在杨佺期。殷仲堪初
不接受朝命。但是，桓玄一则喜于江州宠授，二则喜于与荆州桓修为邻，所以意存观
望，有接受朝命的可能。杨佺期亦在可否之间。但是桓、杨将士家属多在殷仲堪治下
的江陵，殷仲堪命将士南归荆州，否则大军至江陵，将悉戮余口，以此胁迫桓、杨置
朝命于不顾。这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得殷—桓—杨联盟又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间。
他们彼此以子弟为质，盟于寻阳，共拒朝命，不过盟主地位已由殷仲堪改属桓玄。此
时，孙恩之众已起于会稽，上游之事朝廷已无力顾及。

隆安三年（399年），殷仲堪与杨佺期共谋袭击桓玄，反被桓玄分别消灭。桓玄并有
殷、杨军力，独揽上游，对建康威胁甚大。只是由于孙恩之众横扫三吴，上游才得短
期敛兵，未向下游发动攻击。

元兴元年（402年），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桓玄乘机举兵东下，至于姑孰，北府将刘
牢之向桓玄投降。桓玄入京师总揽大局，刘牢之所领的徐、兖刺史亦为桓玄所夺。桓
玄杀司马元显，流司马道子。刘牢之惧祸，拟奔江北，途中自缢而死。桓玄消灭了一
切对手，并趁卢循主力泛海南下之机，于元兴二年十二月代晋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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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堂书抄》卷九○、《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
② 《太平御览》卷八九二引。
③ 《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
① 哀帝王皇后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但哀帝在辈分上却是孝武帝之侄。可见东晋士
族婚姻并不讲究行辈。庾冰妹为明帝皇后，而庾冰女又为明帝之孙废帝皇后。周一良
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婚姻不论行辈”条，以南朝事例说明士族婚姻不论行辈
，甚是。不过这一现象六朝都是如此，不只南朝，也不只东晋，孙吴时已多有此等例
证。六朝婚姻行辈错乱特多，我想士族通婚范围过于狭窄，可供选择的余地甚少，所
以再不能拘泥于行辈了。
① 忱，《晋书》误为悦。
① 以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而不带徐州刺史，这是由于徐州刺史已为宰相司 马道子
兼领之故。以下王恭以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亦同此。
② 据《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太元四年前秦陷襄阳后，桓冲避居 上明
，“重戍江南，轻戍江北。”王忱刺荆州，始还治江陵。
③ 庾楷党于王国宝，见《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王国宝以庾楷为豫州刺史 在十
五年八月，见《宋书》卷二○《五行志》（一）。
① 分见《通鉴》大元十六年九月及《世说新语·言语》“桓玄义兴还后”条。
① 东汉胡广屈从千梁冀，背弃与李固、赵戒共立长君之约，获讥于当世。《后汉书
》卷七四《胡广传》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通
鉴》太元二一年胡注曰：“谓依违权奸之间以保禄位。”
① 关于天师道与晋末政治关系，下章有说。
① 高素出乐安高氏，世为北府将，事详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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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



一  晋末的北府兵



《晋书》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
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史臣
所论，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间四十余年
（344—387年），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
历史作用。与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
事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谢安离
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了中枢相权；三年甫过，谢玄又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谢氏
此举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这在东
晋门阀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
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
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淮北的战争，指挥者是谢玄。淝水之战，谢石受其
兄谢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统率兄子谢玄、谢琰以及豫
州刺史桓伊等军应战。谢安则坐镇建康。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谢玄为前锋都督，谢
安甚至自求征讨。这些阶段，合共约十年左右，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
的将领是出身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谢玄卸北府之
任后，北府宿将日就零落，他们分散于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不再自成系统
，也不能合力应战。这时羌、氏、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鲜卑拓跋部力
量逐渐兴起，长期战事不已，北方混乱异常。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淮
南、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外战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与兖、青二州又析
为二镇。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镇淮阴。朱序为桓温旧部，
将家出身，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朱序虽然资望甚深，但于北府没有
多少历史关系。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青时，谢氏旧将留驻淮南、淮北者未必服从他
的节度指挥。观《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
可知朱序兖、青任内，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兖、青就地取给，也
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得，其处境是困难的。朱序在兖、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
月徒刺雍州，戍洛阳，谯王司马恬遂出继兖、青之任。《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
：“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
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
内，则其时兖、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阴南迁京口。《谯王尚之传》直谓其父“活
镇京口”；《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异苑》谓恬在京口为都督，重修邓艾庙，均可
证实此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说。

至于徐州刺史之职，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因此之故，徐州刺史虽
置文武，但府第当在建康。《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年）徐州
刺史荀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后徐州寄理（治）建业（建康）”。
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①，《通鉴》
谓“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彭城刘该不见于今本《晋书》。《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有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记事，据《通鉴》时在隆安五年（401
年）七月。《宋书》卷一《高祖纪》元兴三年（404年）：“北青州刺史刘该反”；
同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道怜传》，谓义熙元年（405年）南彭城内史刘道怜追斩叛
将刘该。刘该刺徐州时驻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后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
而未得代，似亦习于征战而且还反复于南北之间的将家②。刘该刺徐州之前曾为散骑
常侍，此官在晋世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③。东晋末年亦
可用将门子弟居之，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为桓氏将，曾累迁而居此职，刘牢之子
刘敬宣亦尝居此职。凡此种种迹象，说明刘该或为北府将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
马道子。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之后，据《司马道子传》，隆安元年（397年），道
子以其卫将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马元显。下年王恭死后谢琰出刺徐州，当
是另行组织徐州刺史这一机构。而刘该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亦当在这个时候，
因为不能有两个徐州刺史同时存在。

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谢玄去职之后，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后
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
方面，本来是侨寄江北、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
移镇京口。这样，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

淝水战后谢玄北伐，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也均随军事
需要移驻北方。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江表无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稳定，京口无需
重兵驻守。后来谢玄南归，北伐活动暂时停顿，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
南还。暂驻淮阴的宿将朱序，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职，有指挥北府诸
将的权责与资望，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所以司马道子
以执政地位兼领徐州刺史，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徒有其
名，鞭长莫及。后来刘该刺徐州镇鄄城，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谋求实际控制久在
荒裔的北府诸将。这当然是不会有成效的。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两年即转为
北青州刺史。

如前题所叙，太元政局，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
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
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
所以改镇京口，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与建康呼应，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
的作用。司马恬在京口，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图牢固地控制下
游，以为建康保障。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亲信谯王恬据有京口，司马道子接着于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
，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荆州镇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后孝武帝又乘司马恬死的机
会再进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
之〕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案后来改号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
①。王恭与孝武帝关系之密切，远胜于谯王恬。至此，东晋政局又恢复了中枢实际执
政者（这时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权臣（这时是司马道子）则据有上游以为
分陕之势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势为之大变，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马道子独揽朝权。据有京口的王恭
徒有地望虚誉而无实力，无法对抗司马道子。所以他在筹划讨伐王国宝时，不得不以
北府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
我们知道与刘牢之同还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等，而刘裕就在孙无终军中
为司马。这样，曾长期被置于边裔的北府将纷纷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
到在江左内争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京口由于有了还驻的北府兵，也恢复了对建康举
足轻重的地位。

如前所述，为了至少在名义上统领在北方屯驻作战的北府诸军，先有司马道子在建康
置局，兼领徐州刺史，后有刘该继为徐州刺史，出镇鄄城。隆安元年，刘牢之已引所
部北府兵归于王恭麾下。王恭虽然只居究、青刺史而无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将
军一类军号，但由于有刘牢之以府司马率北府兵相随，是名副其实的北府镇将。《王
恭传》谓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说刘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
”这些情况，说明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
能具有镇慑作用；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
用的军队，还不具有对士族的独立性。

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王恭败死后，驻
在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琰为
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
，亦在京口①。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
都督所有。《晋书》卷一○○《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加督会稽五郡
军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
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这里，谢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刘牢之的“
北府文武”指军府所部，两者是区别得很清楚的①。

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
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
恭虽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
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为了
得刘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
之许下“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的诺言。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
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案指王恭）位号”。交战双方
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来果然成为事实，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
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
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门阀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还只能说北
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须要等待一
个过程。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
。《刘牢之传》谓“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
自强。”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
据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
再变，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
己极端不利。他说：“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但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广
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完全失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
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
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①。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
、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旧将
，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
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
是相当重要的。

《宋书》卷一○○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詠之、
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
，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
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詠之“不成
令器”，又禁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
见用。《晋书》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公
，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造反）。”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
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
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
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场功勋的
刘牢之在，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谨慎行动，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
了。

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
事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辈北府将失败的教训，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更不容易。
这是研究晋宋之际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本书的几个篇章中，都涉及东晋的北府和北府兵的问题。借此机会，让我将北府兵
的创立及其发展阶段，作一小结。

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
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下都，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这种历史背
景，导致北府重镇的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来的北方流民和他
们之中的流民帅，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鉴是北府兵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郗鉴以来
，北府兵经历了并不完全相衔接的四个阶段：

一，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控制和影响的阶段，从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328—369年
）。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门阀士族兵，从战略上说来，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
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
稳定东晋政局。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温逼走郗愔后
，这个阶段遂告结束。

二，谢玄组建并由谢氏家族人物指挥，由谢氏豫州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的阶段，从太
元二年至十二年（377—387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门阀士族兵，领兵者
有的是前一阶段的北府旧将，有的是新应募而来的流民帅。它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外战
，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同时，它也起着支持建康执政，维持政局稳
定，保持与上游桓氏势力平衡的作用。谯王恬在北府时，北府兵性质尚无变化，以后
则越来越多地介入东晋内争。

三，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自隆安二年至元兴元年（398—402年）。这个阶段的北府
兵，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
但政治方向不明确，行动无准则，朝秦暮楚，东倒西歪。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
得近利，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

四，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
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压平了由
另一些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然后，出现了刘
裕代晋自立。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
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变态时期
，基本上宣告结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门阀士族仍然存在并起着相当的政治作用，但
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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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掘墓人”是借用语词，取门阀政治终于其手之意。
① 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传谓道子解徐州之任在是年九月安帝践祚之
后，而《通鉴》于是年五月已录徐州易人。
② 据近时研究，刘该出于彭城丛亭里，依其先人历史及刘该行事看来，丛亭里刘氏
既是士族，又是将家。刘该降魏后娶崔玄伯姊妹为妻，是崔浩姑父。孝文帝时的刘芳
是刘该之孙。事见《魏书》卷五五《刘芳传》，以及《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
卷七一《宰相世系表》彭城刘氏条。请参看田余庆、滕昭宗《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
亭里刘氏》一文，载《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8月。
③ 参看《宋书》卷八四《孔觊传》。
① 《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脱字据《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之说补入。《晋 书》
同卷《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之位，所叙有扬州，可证。
①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辨太元以来徐、兖分合问题，甚为清晰。钱氏乾嘉
钜子，学风重考据事实而不多作解释。故本文特诠释其原委如此，以为补充。钱氏考
史亦有偶误处，如云“安帝即位，道子解徐州，其刺史当即恭兼领。”案道子解徐州
后，刘该为徐州刺史，而王恭只刺兖、青，并未兼领徐州。《世说新语·文学》“桓
玄尝登江陵城南楼”条注引《晋安帝纪》载桓玄《诔王恭·叙》曰：“隆安二年九月
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云云，王恭官号只有青、兖而不及徐
州，亦足为证。至于刘该，其人事迹不显，故钱氏未及细察。钱氏之误，与檀道鸾如
下之误相似。《世说新语·文学》引《续晋阳秋》：“及平王恭，（牢之）转徐州刺
史。”案刘牢之只即王恭都督位号，王恭所遗兖、青刺史改为徐州刺史，由谢琰继替
，牢之未尝居徐刺也。关于此问题，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记事较准确。万斯同《
东晋方镇年表》则于司马道子及刘该二任徐州刺史并漏。
① 参见本书第二二九页。
① 刘裕所依靠的，绝大部分是京口附近的侨人，多出于次等士族。也有个别门阀士
族的沉沦者参加了刘裕的阵营，如王懿（仲德）。《宋书》卷四六《王懿传》：懿出
太原王氏，祖仕石虎，父仕苻坚，均二千石。苻坚败后，懿起兵，曾事丁零翟辽积年
。太元南徙，往依同族太原王愉，礼薄，又投桓玄。桓玄篡晋后，王懿在建康密应刘
裕，遂为刘裕大将。王懿的道路和杨佺期相近，不过只是个人的事，不涉及一支军队
。
① 关于北府兵，我以此为基础，增补资料，充实论证，另行写成《北府兵始末》一
文，刊于《纪念陈寅格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又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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