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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



颖川庾氏，兴于魏晋之间。据《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桓帝时颖川庾乘“少给
事县庭为门士”①，郭太见而拔之，劝游太学，遂为诸生佣。后能讲经，犹自以为门
第卑微，每处下坐。庾乘于汉末，征辟并不起，入魏始为襄城令，见《元和姓纂》卷
六。庾乘子巍，魏正始、嘉平间为太仆兼大鸿胪，被誉为当世令器，嘉平三年奉旨持
节命司马懿为相国，六年又列名于废齐王芳之奏，为司马氏功臣。其事迹分见《三国
志·魏志·齐王芳纪》嘉平六年、同书《管宁传》及注以及《晋书》卷一《宣帝纪》
、卷五○《庾峻传》。瘦氏门望之起，当自嶷始，嶷子■，晋尚书，其后支脉不显。


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纯，《晋书》皆有传。《庾峻传》谓峻魏末为博士，“时重
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
。”入晋，庾峻为侍中，疾“风俗趣竟，礼让陵迟”，主张“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
”庾峻弟纯，传谓“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庾纯于晋不附权臣贾充，曾于坐质问
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庾纯子旉，因反对晋武帝命齐王攸之国而知名。根据庾峻、
庾纯等人行事，《晋书》史臣赞“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这是汉、魏儒学大族
的典型形态。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
重的。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

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开始于庾峻子庾。庾读者庄书，暗合己意，“自谓是
老庄之徒”①。《世说新语·赏誉》：“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
’”。注引《名士传》曰：“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
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
”庾作《意赋》以寄怀，抒发荣辱同贯、存亡均齐之说。庾参东海王越军事，与
王衍、王敦诸人为友。他既居权贵之地，处名士之间，以显其门户位望，而又俱祸福
无端，亟思观时养晦。这是其时高门玄学之士的一种自处之道。庾兄弟行辈有庾衮
、庾琛。庾衮事迹在《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八王之乱中率宗族邻里保聚林虑山
，有《保聚图》一卷，见《郡斋读书志》。庾衮弟琛，事迹在《晋书》卷九三《外戚
传》，永嘉初为会稽太守。衮、琛之父，史失其名。庾琛子庾亮，《世说新语·德行
》“庾公乘马有的卢”条注引《晋阳秋》，则谓亮“侍从父琛避地会稽。”

颍川庾氏家族，从庾“自藏”、庾衮“保聚”、庾琛“避地”看来，宗支兄弟辈飘
零四散，消极处世，不足自存。与琅邪王氏兄弟辈“拔奇吐异”、乘时经营相比，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颍川庾氏家族状况的具体表现。庾琛、庾亮父子，均为琅邪王
司马睿所辟。亮辟在前，为镇东府西曹掾；琛辟在后，为丞相军咨祭酒。庾琛、庾亮
父子并非踵司马睿之迹南来求官，而是客居会稽，在会稽初应辟召。这与东晋之初琅
邪王氏兄弟子侄辈麇集建康以逐禄利者又大不相同。象庾氏这样的家族以后在江左朝
廷得以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在相当程度上
是因缘时会的结果。

庾在北，曾辟东海王越府，其时庾亮亦曾受辟于越府而未就。这是颍川质氏在政治
上与江左政权仅有的一点历史渊源。庾氏在江左之兴，主要不是由此，而是由于庾氏
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

两晋之际，世乱时艰，祸福莫测，士族名士一般不拘礼法，不经世务。他们之中不乏
在家世门第、历史渊源以及学术风尚等方面具备条件的人，可以出任政务。但是这些
人却或是缺乏从政的才能，或是没有从政的兴趣。要物色足以付托国事的人才，并非
易事。例如陈留阮孚，据《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初辟东海王越府，过江后蓬发
酗酒，不以世务婴心。元、明两朝，他以才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及〔明帝〕大渐
，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及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
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
。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成帝即位，阮孚避后族庾氏，苦求
出为广州。像阮孚这样出自士族，具有才能，为时望所归的人，却又放达疏狂，不愿
受顾托之任。

庾亮则不然。他既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世推重，又不废礼教，无处世意。《世说新语
·言语》“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条”及注引《孙放别传》，庾亮问孙放（齐
庄）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对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
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赏识孙放的回答，说明庾亮本人虽好谈玄学，却不非儒，
不废儒家礼法事功。所以本传称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
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
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庾亮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庾亮本人被
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其时庾亮阅历不足，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磨练，以显露其政治才能，使他得
到门阀士族的普遍承认。庾亮在元、明两朝的表现，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崇尚申、韩。琅邪王司马睿过江后，就有尚申、韩以张皇权的思想。后来
琅邪王氏坐大，尚申、韩就成为平衡和抑制王氏兄弟的一个重要手段。元、明两朝，
庾亮对于尚申、韩始终是反对的，说明庾亮主张维持门阀政治格局，反对限之以法①
。

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刘隗居刑宪之位，纠弹诸门阀士
族违法悖礼者甚多。刁协亦崇上抑下，志在匡时。刘、刁均为琅邪王氏兄弟所疾。太
兴三年（320年），刘隗为元帝策划，出腹心以镇方面，乃有谯王承刺湘州镇临湘（
今长沙），刘隗刺徐州镇淮阴，戴渊刺豫州镇合肥的部署，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王
敦兵入石头，刘隗出奔，刁、戴及谯王承等先后被杀，历元帝之末，明帝之初，斗争
十分激烈。然而在此期间，未闻庾亮支持刘、刁诸人，亦不见庾、王有重大隔阂。据
《庾亮传》，太宁元年（324年）王敦再次下都，屯据于湖，明帝“使亮诣敦筹事，
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远矣’”。王敦一表庾亮
为中领军，再表加中书监①，这至少说明王敦对庾亮并无反目之事，像对戴渊、周
那样。庾亮居外戚近地而有《让中书表》，以示知足守分，并引两汉外戚之祸以为鉴
戒，缘情述理，娓娓动人。《让中书表》中有“陛下践祚，圣政惟新，宰辅贤明，庶
僚咸允”诸语，对王氏兄弟还是赞扬的。这是庾亮企图维持门阀政治格局，而不党同
于刘、刁的具体表现。等到王敦谋篡之形已定，庾、王始有交恶迹象。《庾亮传》谓
“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
后来庾亮有都督东征诸军事之授，以讨沈充，但其时胜败之局已定，他只是空署军号
，并无活动。

第三，力抗东晋宗室及其它外戚，以维持庾、王诸士族的政治地位。案，明帝在门阀
士族庾、王之间是亲庾疏王的，已见前论。士族以外，明帝还重视一些更其亲近的人
物，如宗室南顿王宗，元帝虞妃之弟虞胤。《晋书》卷九三《外戚·虞胤传》：“胤
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同书卷五九《南顿王宗传》：宗“与虞胤俱
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与导、亮志趣不同，连接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
帝以宗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胤密谋为乱。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
始悟。”同书卷七三《庾亮传》：“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抚军将军
南顿王宗、右卫将军虞胤等素被亲爱，与西阳王羕（案为南顿王宗之兄）将有异谋。
亮直入卧内，见帝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羕与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
，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抚幼主。”

综合上引资料考之，明帝于士族名士以外，兼用宗室诸王以掌宿卫禁旅。虞胤之姊虞
妃于明帝有母养之恩，故虞胤情同舅氏，与羕、宗等同为明帝所呢。胤、羕、宗等与
士族名士王导、庾亮辈志趣不同。明帝之末，子幼臣疑，似有托后事于胤、羕、宗等
之意，利用他们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共谋废黜执政的王导、庾亮等人。他们以禁兵之
力，封锁宫省，隔绝群臣，以坚明帝之意，成废黜之谋。可以想见，在这场斗争中首
当其冲者，是王导而不是庾亮。其时王敦之乱平息刚刚一年，王导保护家族利益之不
暇，毫无力量参与这场角逐。能否冲破这一局面，维持形成不久、尚待巩固的门阀政
治，关键人物是庾亮。庾亮于此时毅然以帝舅的特殊身分，排闼入见，始得扭转事态
，使门阀士族获得对宗室诸王的完全胜利。由此可见，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
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东晋之初，皇权对门阀政治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反抗。一次
是晋元帝假手于权臣刘隗、刁协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这次反抗；另一次是晋明
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闼入宫打破了这次反抗。庾、王
之间利害不尽相同，而且在明帝时矛盾有越来越明朗化的趋势。尽管如此，他们在维
护门阀政治方面的立场，则始终是一致的。

第四，与王导采取一致的立场，对抗以卞壶为代表的礼法旧族①的挑战，以维护门阀
政治，维护庾王共同利益。卞壶为明帝顾命大臣之一，成帝咸和初，庾亮与他分居中
书监、令，对直省中，共参机要。卞壶勤于吏事，干实为官，每思崇上抑下，实际上
是新出现的刁协、刘隗。王导曾言及“卞望之（壶）之岩岩，刁玄亮（协）之察察，
戴若思（渊）之峰岠”①，也是把卞壶并列于刁协、戴渊一类。《晋书》卷七○《卞
壶传》：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之誉。……时贵游子弟
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卞壶欲奏推贵游子弟而王导、庾亮不从，
这是新旧两种门第矛盾的表现。尽管卞壶屡次奏弹王导，在王、庾之间偏向庾亮而为
庾亮所用，但是在这一涉及士族名士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庾、王又是保持一致，以抵
抗卞壶之议。

第五，企图进一步解决宗室诸王的问题和解决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的后遗问题。祖约
、苏峻之乱，从祖、苏方面说来，是流民帅恃功骄恣，要求报偿；从庾亮方面说来，
则是鉴于苏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薮”②而生疑窦。所谓“为逋逃薮”，主要就是指
藏纳见逼于庾亮的宗室诸王而言。成帝时的庾亮，一反过去所持的“申、韩刻薄伤化
”之见，转而“任法载物”，以图剪除异己，特别是逼迫宗室诸王。被逼诸王纷纷异
动。南顿王宗被劾谋反身死；西阳王羕坐此贬降，旋奔苏峻，峻平赐死。据《晋书》
卷七《成帝纪》及卷五九《汝南王祐传》，祐为宗、羕之侄，先宗三日死；而嗣立的
祐子统，旋“以南顿王谋反，被废”。这些都是苏峻之乱前一年的事。苏峻乱时，彭
城王雄坐奔苏峻伏诛，章武王休亦奔苏峻。这些排抑宗室的事主要是出之于庾亮，但
王导难逃同谋之嫌。至于王导与其它士族同时反对庾亮徵召苏峻，这主要是惧怕激成
动乱，是庾、王策略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所以苏峻乱起之时庾亮报温峤书说：“吾
忧西陲（案指陶侃）过于历阳（案指苏峻）”，尚不以中枢王导势力为虑。

上列诸事，都说明庾亮居位以后力求维持门阀世族在东晋朝廷中的特殊地位，维持门
阀政治。元帝以来，东晋在皇帝与门阀士族之间，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之间，礼法旧
门与门阀士族之间，流民帅与门阀士族之间，反复交替地出现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
这些斗争都是以门阀士族为一个方面，一般说来都是以门阀士族的胜利告终。这是门
阀士族政治的特徽，是时代的特徵。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
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是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
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庾、王合力，使皇权屈服了，使宗室诸
王成为不起作用的力量，动辄奏推士族名士的那些礼法旧门人物也不再有所作为，引
流民帅平叛而出现的后遗问题也终于完全解决。门阀政治排除了各种障碍，能够在自
己的轨道上正常地运转。这些就是门阀政治的创立者和巩固者，王导和庾亮共同起的
作用。

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
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
。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从庾亮以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以后，直到王
导、庾亮之死，其间十二三年之中庾、王直接或间接对立的问题，已详本书《论郗鉴
》一题中《郗鉴与王导》部分。除此以外，庾、王两族以庾怿与王允之为代表所进行
的一场争夺江州之争，在史籍中表现得很隐晦，史家也少有注意，特在下面进行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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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选》卷四九《晋纪总论》引干宝《晋纪》：“世俗言〔庾〕纯乃祖为伍伯”
。案庾纯是庾乘之孙，庾乘或即为县伍伯。
① 《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读《庄子》”条注引《晋阳秋》。
① 参看本书第五九页。
① 庾亮加中书监出于王敦表荐，见《太平御览》卷二二○。表谓以中书令、领军可
中书监、领军如故。亮原已居中书令，本传失载。
① 《世说新语·任诞》：“卞令礼法自居。”
① 《晋书》卷七○《卞壶传》。《世说新语·赏誉》载此略同。
② 《世说新语·假遹》“陶公自上流来”条注引《晋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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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庾、王江州之争



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镇芜湖时，《庾亮传》记其官守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
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成帝纪》所记，于都督以下
脱豫州二字。《通鉴》略同本传。胡注对都督诸军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释。我们把胡三
省的解释，加标点表示如下：“豫州、扬州之江西：淮南、庐江、戈阳、安丰、历阳
等郡也。宣城郡属扬州。”这就是说，庾亮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的
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城郡。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紧迫建康，
长江两岸的郡县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军队朝发而夕可至建康。所以庾亮名为藩镇，
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只有等待时机，徐谋生
计。

庾亮出镇同年，江州刺史温娇死，地入强藩陶侃之手，庾亮无力与陶侃争夺。五年以
后，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始得总统荆、江、豫诸州，从密迩建康的芜
湖迁镇武昌。庾亮“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①。这种情况，给力图改变现状的王
导以可乘之机。接着，事态就向有利于王导的方面发展。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
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和末当指咸和九年（334年）。是年六月乙卯陶侃死；
同月辛未，庾亮加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
，徒镇武昌。王允之为王舒子，王导侄。于湖在芜湖附近，两地都在江东。王允之出
镇于湖，当是趁庾亮徙官之际，踵迹而来，占领紧逼建康的长江两岸之地，以图纾解
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不过，这时豫州都督刺史仍为庾亮①，至少名义上如此。王
允之在于湖能否立定脚跟，还难确定。

第二年，即咸康元年（335年），春，发生了石虎入侵事件。《成帝纪》：是年“夏
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
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
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
襄阳。戊午，解严。”以干支计，自所谓石虎入侵至解严，共十五日，在这十五日中
，王导利用机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前一年已占据建
康上游两岸之地并出镇于湖的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看来，当年庾亮出都时所
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而郗鉴所遣陈光
之众入都为宿卫者，也未再返回原来建制②。《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记此
事，只是说“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王导传》也只是说“
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俄
而贼退，解大司马……”，云云，都是含糊其词，没有说及细节，似乎有些隐情。

寻绎史实，我认为有一些难于解释之处。庾亮西移后王允之踵迹出都为宣城内史，似
属窥探性质。王导还需寻求口实，才能进行有效的部署。恰恰这时石虎南来，王导抓
住时机，十五日内完成了全部军事部署，占领了建康以上长江两岸的许多要地。看来
，偶然的事态促成了这一历史的转折；其实，偶然事态之中却留下了值得分析的蛛丝
马迹。

《晋书》卷八三《袁耽传》：“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太守〕耽上列
，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
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
卒。”案袁耽少年时无行，起家为王导参军，说苏峻将路永归降王导，可见他是亲附
王导，与王导关系较深的人。他虽以报警轻妄不实受黜，但不久却得入王导府为从事
中郎，而且王导还将加大任于他，可见黜免不过是敷衍塞责之举。这是可异的事。更
其可异的是，宰辅不核实军情，不经周密考虑，只凭“不言骑少”的一纸表奏，擅自
判定需要宰辅亲自出征，而且宰辅还假黄钺，亦即得到专斩节将的权力。于是遣将兴
师，一朝上路，出现了上述形同儿戏之举。儿戏甫毕，册命随颁，王导未以轻率兴师
受谴，反而因“功”晋位，受上公之职。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袁耽上列不实，不过是
有意为王导提供一个兴军的机会。王导趁此机会假借军情，部署兵力，向庾亮进行了
一次成功的反击，并且取得了继续向上游蚕食的立足点。所以，王导假黄钺亲征，尽
管以寇少不行，但王导所遣占据建康上游各地之师，却并没有奉到班师之诏。

这个阶段，王允之是被派遣代表琅邪王氏家族，向颖川庾氏庾亮兄弟进行反攻的主要
人物。王允之之父王舒死于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胡骑临江之时，王允之尚在艰
中。《王允之传》：王舒既葬，允之“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
‘太保（王祥）、安丰侯（王戎）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和峤）海内名
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
’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
于湖”云云。案王导敦促王允之出守义兴，动之以家族的利害，并引先辈事迹，劝他
不要拘泥礼制，贻误事机，词旨非常削切动人，但允之犹推而不就。咸和之末，王舒
方死年余，允之丧服未除。但他改变初衷，夺情起复，其间必有事机之紧迫、王导之
再劝等多种原因起着作用，只是史籍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王允之出据于湖，王导假
黄钺征讨，种种事件连续发生，使人感到王、庾关系一时间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气
氛之紧张前所未有。

咸康五年（339年），另一种异常事态又在江州突然出现。这就是庾亮弟庾怿急率所
部进驻江州的半洲。半洲在今江西九江以西，在其时江州治所寻阳的上流，与寻阳比
邻，是军事上的要地①。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自东晋至南齐，半洲有时曾是
江洲治所。《晋书》卷七三《庾怿传》，当咸康五年庾亮在荆州部署北伐时，庾怿受
命以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远镇魏兴。庾怿牙门霍佐亡归石虎，亮表上贬怿为建威将军
②。朝议欲乘此机会召还庾怿，庾亮力陈“怿名号大，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朝廷
只好屈从于庾亮。这里所谓“朝议”云云，自然是反映王导或其羽党的意见。接着，
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庾亮改变主意。

《庾怿传》说怿“所镇险远，粮运不继，诏怿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这是一件大
为费解的事。庾怿所镇魏兴在今陕西安康，“所在险远，粮运不继”，自然属实，但
是这不足以成为庾怿突然撤离魏兴的理由。据《庾亮传》，庾怿撤离魏兴之后，庾亮
立即“以武昌大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趣子午”。依道路计，“趣子午”必
须越过魏兴。从军号、职守以及进军方向看来，陈嚣就是被派来代替庾怿的。可见庾
怿撤军并非真由于地远粮缺的原因需要放弃魏兴，而是庾亮所统诸部的一次换防，以
陈嚣之军替换庾怿之军，以怿军另作它用。其时庾亮经营北伐，梁、荆正需重兵，而
庾怿匆遽撤离魏兴后立即远走半洲，脱离北伐的建制，这必然是出于十分急迫、十分
重要的原因，否则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当时总的形势，我们可以判断，庾怿远道奔驰，占据长江中的半洲，目的是对付
下游王氏家族势力扩展的形势。庾怿东来，首先是为了防守，同时是为了进攻。《庾
怿传》曰：怿屯半洲之后，“寻迁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进号西中郎将，监宣城、庐
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假节，镇芜湖。”案俘迁辅国将军，即恢复在梁州时的旧
号。怿所监扬州四郡，庐江、历阳、安丰在江西，宣城在江东。庾怿得监四郡夹长江
而扼建康，是恢复庾亮咸和九年出镇荆州以前在豫州的态势。这当然是针对王允之出
任宣城内史、监四郡、镇芜湖而采取的一次反措施，这次反措施逼使王允之退出建康
以上夹江四郡，不过不知道王允之是和平撤出，还是战败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是琅
邪王氏的一次重大挫折。庾怿刺豫州，是此年秋天①后赵军陷邪城、豫州刺史毛宝死
后之事。毛宝刺豫州时治邪城，主要是对付北面后赵的军队；庾怿代刺，治所又迁回
侨寄的芜湖②，以镇守扬州的四郡，对付建康。

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回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经宣扬的袭击中回到颖川庾氏
之手。庾氏势力突然回到贴近建康之地。琅邪王氏面对这一进攻，将如何自处呢？

《王允之传》于前引咸和末王允之出镇于湖以后继谓：“咸康中，进号征西将军，假
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王允之出刺江州年月，《晋书》及《通鉴》均缺载
。万斯同、吴廷燮分别编纂的两种《东晋方镇年表》，均系之于咸康六年庾亮死后③
。案质亮西迁武昌后，其职衔一直是豫、江、荆三州刺史。其中的豫州系侨置，而扬
州的四郡已入王允之之手，庾亮的豫刺徒具虚名。咸康四年庾亮以毛宝为豫州刺史，
移治邾城。邾城属西阳郡，在今湖北黄冈境，毛宝移治，得豫州之实土。到这时为止
，庾亮还是荆、江二州刺史。《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咸康五年，庾亮疾
笃，术士戴洋为之占候，谓当解荆、江二州，而庾亮竟不能解，于咸康六年正月初一
死。据此可知，江州刺史职衔一直属于庾亮④。因此，王允之正式居江州刺吏之任，
只能在庾亮死后，晚于庾怿之出任豫州刺史。这就是说，庾亮之死，使王允之得到进
入江州的机会。

就豫、江二州形势而言，王允之本据豫州以与江州对峙，尔后庾怿由江州之半洲顺流
得扬州四郡而就豫州刺史位号，王允之则于稍后溯流而上，进至庾怿的后方，卒得江
州刺史之职。这就是说，在咸康五年秋后至咸康六年之春，王、庾两家族的王允之与
庾怿，恰好互换了地盘。这肯定不是一次常规的换防活动，而是一次两家士族门户之
间的实力较量。我们还知道，在此以前不久，可能只有几个月，庾亮曾有兴兵废黜王
导之谋，以郗鉴反对而止。庾怿仓猝南来半洲，接着又得豫州而镇芜湖，我怀疑这或
者是庾亮为废黜王导，或者是乘王导之死，而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些问题，都由于史
料含糊，日月不具，难于确凿言之。不过可以肯定，咸康五年是王、庾两家士族生死
搏斗的一年，搏斗的结果，暂时只能是持平，这与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很有关系。但
是王、庾之死，并没有结束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搏斗。由于继王导为相的庾亮弟庾冰，
在“人情恇然”（《庾冰传》）的情况下意在周旋宁息，王、庾矛盾暂时在宁静局面
下转为暗流，维持了两年多之久。

《晋书》卷七三《庾怿传》：豫州刺史庾怿“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
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怿闻，
遂饮鸩而卒。”此事发生在咸康八年（342年）之春，即成帝死前数月，其性质在《
晋书》、《通鉴》以及其它史籍中均未见有何解释。《成帝纪》于末尾处论及成帝不
满舅族专横，曾录此事，与《庾怿传》同。所谓“大舅已乱天下”云云，当是指庾亮
激成苏峻之乱，以及剪除宗室、谋废王导诸事；所谓“小舅复欲尔”，当是责备庾怿
谋杀王允之以再次挑起王、庾两家矛盾，并认为此事的后果与庾亮“乱天下”相当。
其时成帝虽已成年，但无任何权威。史谓仅仅由于成帝这两句话就使得庾怿饮鸩而卒
，是值得怀疑的。看来王允之借这件事制造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而庾冰在有时腋
之虑的时候，为门户计，不能援助庾怿，因此庾怿不得不死。

吕思勉先生尝有疑于庾怿自裁之事。他在《两晋南北朝史》第一五○页中说：“《纪
》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
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吕先生不相信成帝一怒使
庾怿惧而自裁之说，这是有道理的。但吕先生着眼于庾亮、王导个人毁誉问题，似难
究及历史实际。其实庾怿自裁，决非只是成帝一怒的结果，也不只是王允之制造压力
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庾、王门户之争，特别是近数年来庾、王江州之争的结果。它
反映了庾、王江州之争的尖锐激烈程度。庾怿之死这一庾、王关系的重要插曲，情节
虽难细究，但背景是清楚的。香港学者苏绍兴先生也有“怿谋害允之一事，殊不可解
”，“怿何事而毒允之，已不可考”①的问题，本节所论，似可部分地作为回答。

庾怿虽死，王允之仍然不能自安于江州，江州还不断出现新的变局。

咸康八年六月，成帝死，成帝弟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士族门户势力重新配
置，错综复杂的斗争继续进行，其焦点还是互相争夺江州。

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晋书》卷七七《何充传》：“充即王导妻之
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庾
二族在必要时都能够接受何充居间缓冲。庐江何氏并非第二流士族，所以暂时也没有
坐大的危险。《何充传》说：“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
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
。’”细玩此语，王、庾不可能同时进言荐充，“老臣”云云，更似王导口气。《世
说新语·赏誉》“丞相治扬州廨舍”条注引《晋阳秋》：“导有（使充）副贰己使继
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而何充虽居王、庾之间，实际上却是袒王的。庚冰为了
巩固庾氏的外戚地位，屡以宜建长君为由，请立成帝母弟为嗣，因而康帝得以继统。
何充则主张立嫡不立弟，庾冰不从。何充自知与庾冰难于两立于朝，自请出镇京口，
以求自固。此事史传均谓“避诸庾”，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抢据京口要津，以防庾
氏造次的目的。中枢庾冰并未以何充为主要对手，他的目光正注视着江州的王允之，
观察王允之的动向，寻找驱逐他的机会，以便把江州重新纳入庾氏之手，使荆、江重
新合为一体。这样，即令庾氏在中枢不能得手，也可以巩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
庾亮时庾氏的门户势力。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王恬（王导之子）服阕，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
，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
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案王导长子悦早死
，恬为次子，继嗣。王恬少好武，在王、庾相持阶段，曾守石头以卫护建康，是王氏
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的人才。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的之一是故作姿态，逼庾冰收
回以王恬为远郡的成命；目的之二是推荐比自己更有地位才能的王恬代为江州，以防
庾氏觊觎。庾冰的处理，则是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在改署王恬为吴郡的同时，一并
改署王允之为会稽，以示将东方例由门阀士族居任的吴会地区，画为王氏家族势力范
围，庾氏不求染指，只求能换得江州。所谓庾冰“甚愧”云云，不过是士族名士处理
此类问题的一种自饰而已。

但是王允之明白此中底细，拒绝受调，他所持的理由，据《通典》卷一○四所载，是
会稽犯王允之之祖王会名讳。这看来是一种托辞。因为第一，名讳嫌忌问题本无一成
不变的说法，既有如《晋书》卷五六《江统传》“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
”之说，亦有如《通典》卷一○四谯王无忌议“国之典宪，亦无以祖名辞命之制”之
说，不能固执一端；第二，据《王舒传》，王允之父王舒曾经以改会稽为郐稽的折衷
办法接受过会稽内史之命，王允之完全可以援例处理。但是王允之没有考虑这些，而
是始终不受会稽之命。《康帝纪》咸康八年八月“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细
味“以”、“为”二字，可知王允之并非以江州刺史加卫将军，而是离江州之任就卫
将军职。此诏亦未提及会稽内史之职。这就是说，会稽内史可辞，但江州非离开不可
；离江州后总该有个归宿，那就是让他回建康就卫将军这一尊显的虚号。从这里我们
可以窥见庾氏对王氏的强力胁制。同年十月，据《康帝纪》载，“卫将军王允之卒。
”王允之死时，已被迫受调。但是他实际上是否已离开了江州，他的死是否还另有文
章，都无从考实，我们只知道王允之是死在卫将军任内，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这是庾
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一次变局。

江州既已不在王氏手中，庾冰自可取之以实现庾氏一统上游的目的。但是当庾冰部署
尚未妥贴之时，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哀以后父之重，表示不愿居中任事
，“苦求外出”，庾冰遂以之为建成将军江州刺史，镇于半洲①。褚裒外任，庾氏取
得江州的计划，功败垂成。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二次变局。

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形势又为之一变。庾冰效法当年庾亮出都的办法，
外出为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
以为荆州庾翼形援。于是，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重镇，终于被庾氏以强硬手段
取得。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三次变局。

回顾这段时间之内的江州形势，可以看到变化迅速纷纭。庾怿毒杀江州刺史王允之不
成，饮鸩自毙，在成帝咸康八年（342年）二月；以王允之入为卫将军之诏，在是年
八月；王允之之死，在是年十月；康帝后父褚裒出镇江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庾冰出
都为江州刺史，在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江州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
了这样多的曲折变化，江州地位的重要和斗争的激烈就可想而知了。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际，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经历着又一关键时刻。王允之
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
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真能影
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庾翼遗殷浩书曰：“当今
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庾翼作书时间，就在咸康、建
元之际，可见此时琅邪王氏在内外政局中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估量局势中不再
被人们提及了。与琅邪王氏的就衰相比，颖川庾氏看来好象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扩充
了很大的地盘。但是这个家族根柢不深，好景不常，在桓温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被摧
折了。

关于王导、庾亮的嫌隙问题，读史者多诸悉王导“元规尘污人”①的清言。王导以尘
埃喻庾亮而以扇拂尘，对政敌庾亮则字而不名，使人感到王、庾处理嫌隙，大概也同
清言一样含蓄隽永。其实不然。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
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也就是两大势力之间，其
残酷性并不亚于其它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王、庾江州之争大体能证明这一点。不
过江州之争的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关节，史料已泯灭无闻，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
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根据这
些史料勾画的庾、王江州之争，最多不过是貌似罢了。

庾、王江州之争的研究，至此暂作结束。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
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
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实际上，庾冰居江州只有一年。建元二年十一
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谢尚为江州刺史，企图把江州从庾氏手中夺回。由于庾翼强力
抵制，谢尚未得如愿。翌年庾翼死，江州又再易手。淝水之战前夕，桓冲、谢安分据
荆、扬之时，这两个门阀士族之间也出现了争夺江州之争，性质与庾、王江州之争类
似。不过其时南北大战将临，桓、谢彼此克制，与当年庾、王势同水火者有所不同。
关于这几次发生的问题，本书另有分析，此处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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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借用《晋书》卷八三《刘毅传》论刘毅语。刘毅以“都督豫州、扬州之淮 南、历
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又兼督江州，俄进荆 州都督刺史。
其实力的演变，李慈铭有论，见《越缦堂读书记》历史类。庾 亮由豫州进荆州，变
迁与刘毅相近。
①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庾亮至咸康四年始以豫州授毛宝。但毛宝
刺豫州时豫州治邾，已远离芜猢。参《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② 参见本书第七○页。
① 据《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昭弟子奋官至“平州”都督。据《三国志辨误》
（下），此“平州”为“半洲”之讹。可知半洲是孙吴沿江置督的军事 要地之一。

② 据《宋书》卷三九、四十《百官志》：“诸征镇至龙骧将军”，三品，辅国将 军
在其中；“宁朔至五威、五武将军”，四品，建成将军在其中。是庾怿此 次由三品
降为四品。
① 邾城之陷，《成帝纪》在咸康五年九月，《通鉴》从之，《戴洋传》作十月。《
庾亮传》系于七月王导死前，疑误。
② 庾怿奔半洲的月分不详（《通鉴》附之于三月，显然不是准确的时间），所以不
知道庾亮的此一决策是对七月王导之死的反应，还是对豫州刺史毛宝之死、邾城失守
的反应，或者另有其它的原因。庾怿徙屯半洲和进驻芜湖，其间当小有间隔。
③ 秦锡圭《补晋方镇表》以王允之咸康七年为江州刺史。秦表错误太多，不取。
④ 《艺文类聚》卷三八庾亮《释奠祭孔子文》：“惟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
庾亮”云云，疑夺“江州”字，并非咸康三年庾亮已解江州。
① 见《两晋南朝的士族》第一七二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① 据《晋书》卷九三《褚裒传》，康帝为琅邪王时，聘褚裒女为妃，裒出为豫章太
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成将军江州刺史。
”事在咸康元年十二月。案，同年八月，何充出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
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此事史谓“避诸庾”，实际上具有“避诸庾”和抢据津要双
重目的。数月后出现的褚裒外任，与何充之事性质相同。徐州京口津要既然已属何充
，褚裒以曾为豫章太守之故而得江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三年以后，水和元年（345
年），褚裒改授徐、兖，又以征北大将军筹划北伐。总之，咸康八年何充、褚裒相继
外任，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居位家族既能避免门户矛盾激化，又能积累实力以观形势的
一种惯用手法。
② 四郡，《通鉴》建元元年胡注认为就是宣城郡及扬州江西之历阳、庐江、安丰等
郡。如果是这样，那末应当说“扬州之四郡”。从庾冰职衔上看来，建康以上直到荆
、益、交、广，全入庾氏之手。不过《通鉴》胡注所列四郡之名是否准确，还难判定
。如果庾冰所得只是豫州四郡，而扬州四郡仍在何充之手，那末何充还保有建康以上
相当大的地盘。
① 《世说新语·轻诋》“庾公权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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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



（一）桓温先世的隐情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同传曹靖之答桓玄之问曰
：“大楚之祭不及其祖”，是以神怒。又，《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桓玄“庙祭
不及于祖，……慢祖忘亲，时人知其不永。”

案，桓玄篡位以后，只置一庙，庙祭但及于父而不及于祖，引起时人许多议论，具如
上引。除此以外，徐广、卞范之等亦均不以为然。但是桓玄对此却执意不改。《宋书
》卷一《武帝纪》：刘裕逐桓玄后“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桓玄只立桓温一人神
主，就是庙祭不及干祖的说明。桓玄于宗庙大事如此固执，违礼悖俗，难于解释，其
中似包含某种隐情。

桓氏庙制问题，与孙吴有可比较之处。《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
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邺。孙氏庙制不立，主要是为了遮掩其先
世隐情。富春孙氏“孤微发迹”①，不预士流。《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
吴”，是韦昭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之词。《宋书·符瑞志》上及《太平御览》卷
五五九引《幽明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陈寿所
谓“孤微”所本。孙钟与孙坚，《幽明录》谓为祖孙，《异苑》谓为父子，六朝即已
难详。《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家”，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权字为
坚字之误，因为若是权父，当逞称孙坚为是，不必累赘言之。杨氏之说实际是赞同《
异苑》的，亭山之冢即孙钟冢。寒门无世谱，孙氏世系难详，冢墓莫辨，宜其干立国
时无法建立正规庙制。以孙吴立庙事度桓玄，可知桓氏“大楚之祭不及于祖”，其隐
情亦在遮掩桓氏类似于“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与孙氏一样。



（二）桓温是桓范后裔



桓玄之族出自谯郡龙亢，祖桓彝南渡，与东晋先后执政诸士族相比，门户地位不高。
史籍均谓桓彝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是可信的。但各书所记桓氏世系却有差异。《世
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谓桓彝为桓荣十世孙
，这是一说。《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及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
以下简称《世说人名谱》）之《龙亢桓氏谱》谓为九世孙，这是二说。《元和姓纂》
卷四谓为八世孙①，这是三说。桓彝之于桓荣，时代杳远，序次不清。魏晋以后，龙
亢桓氏似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之父，《晋书》及《世说人名谱》均作桓颢②，为官
止于公府掾及郎中③，其人即桓玄曾祖。《桓玄传》所云“曾祖以上名位不显”者，
当是就桓颢及其以上几代而言。


在十分注重士族谱系的东晋时代，桓彝为东晋功臣，桓温居人臣极位，桓玄且曾称帝
立国，他们都不去查访本来是可以查访清楚的桓氏近世谱系，以致留下疑窦，造成后
代史籍中桓氏世系的紊乱，这确实令人费解。

比较上述著录桓氏先世诸书，我认为比较翔实可信的是《世说人名谱》①。《世说人
名谱》自桓荣以下第二、三、四、五世，序次清晰，每一世代的兄弟行辈的名讳仕履
及所从出，也很清晰，而且与《后汉书》卷六七《桓荣传》及诸附传所记完全相符。
其所著录第八世颢、第九世彝，与其它著录桓氏先世诸书相较，序次虽有一代之差而
名讳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世和第七世。《世说人名谱》留有第六世的世系位置而
缺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其第七世作“楷，字正则，济北相”，也未著楷父即第六世的
名讳。楷父究竟是第五世桓典、桓晔②、桓彬兄弟辈中哪一个人之子，在这里也看不
出来。但，第六世名讳缺如，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可供我们探寻考证。

兹参考《世说人名谱》，并据下文考证，试作《龙亢桓氏世系表》如下③：





据《世说人名谱》资料，我们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一  桓彝应是桓荣第九世孙，作十世孙者没有《世说人名谱》这样可信的根据。作八
世孙者则涉及计算方法问题，难以确言，姑置不论。

二  桓氏谱系紊乱，问题主要出在缺名的第六世，如果确有隐情存在，以存在于第六
世的可能性最大。

三  第五世桓氏兄弟均死于汉末灵、献之时（说详下），所以第六世的年代应当在曹
魏的初期至中期。

为什么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谯郡龙亢桓氏，其世系到曹魏初期中期时忽然失载了呢
？是什么缘故使桓氏子孙不得不从自己的谱系中略去第六世的名讳仕履？

我推测，曹魏嘉平元年（249年）预于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就是谯郡龙亢桓氏
第六世的主要人物，是桓彝的曾祖或曾祖的兄弟。我还推测，桓范很可能是桓氏第五
世桓典之子。龙亢桓氏谱系失载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就由于桓范被诛，桓氏成为刑家
，因而在逃子孙力图隐蔽桓氏家世的缘故。

以下，我将逐次论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
安末入丞相府。”《太平御览》卷二二四引《桓氏家传》：“延康元年（220年）初
置散骑之官，皆选亲旧文武之才，以为宾宴之属。迁桓范为散骑侍郎。”同书同卷引
《魏略》，谓“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曹爽传》裴注又谓桓范“以有
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由此可见，桓范既是英儒高才，又有文学，很有资
格入为散骑。这反映了桓氏家族的冠族地位以及其家世学问传袭的事实。

桓范于正始时官大司农。“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
。”嘉平之变，司马懿闭洛阳城门拒纳曹爽。桓范不应懿命，矫诏奔爽，为爽策画，
当由于是曹操旧属，与曹氏同乡里，又受曹爽敬重之故。桓范为帝室乡里之亲，与上
引桓范以亲旧入选为散骑侍郎，亦可呼应。

桓范建安末入丞相府，至嘉平初已历三十年之久，自然是“老宿”无疑，按年龄，与
正始时新进少年名士不属一辈。从意识形态看来，桓范所著《世要论》①，其内容与
名士谈玄者大相迳庭。《世要论》主张“度世授才”。明帝时桓范荐徐宣为仆射之言
，也反映了“度世授才”思想。他说：“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定分之后以忠义为首
”②。这些说法部与建安时曹操标榜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一致。正
始名士处于“定分”之后的“治平”之世，却以浮华进趋于时，与桓范尚忠义之说很
不一样。桓范尚忠义，不悖沛国桓氏家世儒宗的门风，与其时司马懿标榜以孝治天下
，颇为接近①，这或许是曹爽对桓范敬重之而不甚亲的缘故。

司马懿处置曹爽一党，手段极其残忍。《晋书》卷一《宣帝纪》曰：“诛曹爽之际，
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数十年后，当晋明
帝问及晋朝先人所以得天下之由，王导“乃陈帝（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
司马昭）未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所谓
“创业之始”，说的就是嘉平狱后逐步发生的事。由此可见，司马懿及其子孙，是非
常避忌诛曹爽一案的，魏晋载籍当然也不敢尽其词②。随着时间的推移，洞悉嘉平之
狱实情的人越来越少，桓范事迹也越来越湮没无闻于世。

另一方面，桓范预此“大逆”，宗族连及诛夷，侥幸漏过法网的子弟皆以全身为幸，
当然更不敢显露与桓范的亲属关系，以招祸灾。因此撰桓氏家传之人，对于桓氏先人
只追溯至桓彝之父桓颖为止，如果再向上追溯，势必触及桓范预“逆”问题，因而触
犯晋室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的忌讳。只是由于《世说人名谱》中的《桓氏谱》揭出桓
颖之父桓楷之名，并空悬无名讳仕履的桓楷之父一代于桓氏谱系之中，才使我们得以
探微索隐，窥测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以及庙祭不及其祖的真实意义。

桓玄高祖桓楷，官济北相，桓玄曾祖桓颖，居公府掾及郎中。以桓楷、桓颢父子的官
位相比，国相显于公府掾及郎中，也就是说桓玄高祖显于曾祖，因而不能得出桓玄“
曾祖以上名位不显”的结论。颇疑桓楷仕魏为国相时值嘉平狱起，坐父桓范罪当诛。
桓楷是伏法，是逃亡，无迹可寻，而其后人以及史臣则以“名位不显”掩而蔽之。而
桓楷之子桓颢出仕，当在入晋以后，网禁已疏之时。我们知道，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被司马氏所杀，入晋后稽康子嵇绍咨出处于山涛，山涛答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
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①”嵇绍遂得起家为秘书丞。桓颢亦以司马氏刑家之后出
仕晋廷，情况正与嵇绍相类。只不过嵇康之诛，并没有株连亲族，与桓范颇有不同。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谓桓范字元则，而《世说新语·
贤媛》“许允妇是阮卫尉女”条注引《魏略》则谓桓范字允明。两处同引《魏略》而
文字互异，必有一误。张鹏一《魏略辑本》②卷一○，于此亦未作解释。案《文选》
卷三五《七命》注引《应瑗与桓范书》，称桓范字为元则；《真诰》卷一六《阐幽微
》注：“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有才学筹策，仕魏位至大司农，党曹爽被诛也。”《
史通》卷八《人物》亦称桓范为元则。据此，《世说》注引《魏略》桓范字允明者当
为误写。但是《世说人名谱》谓桓楷字正则，如果不误，依史讳之例，桓范字元则与
桓楷字正则者同一“则”字，似有扞格之处。或者如《颜氏家训·风操》所云：“古
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①”，所以桓楷不讳桓范之字
欤？检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南北朝不嫌父子同名例》，举有前秦苻坚字永固，其太
子宏字永道，父子字同“永”字（案苻坚之长庶子苻丕字永叔，亦同“永”字。永叔
，《御览》卷一二二引《前秦录》及《魏书》卷九五《苻丕传》均作永叙。又，慕容
垂字道明，垂子宝字道祐，垂子熙字道文，宝子盛字道运，祖孙三代四人，均带道字
）；又举有南齐萧承之字嗣伯，其子道成（齐高帝）字绍伯，父子字同“伯”字。江
南之俗不讳字，此点颜之推已论及，而十六国亦有不讳字之例。上溯三国，蜀、吴帝
室有讳字之例，《史讳举例·三国讳例》已举出；魏则讳字与否或讳字严格与否，尚
未见史料可证。再向上溯，则东汉亦有父子不讳字之例。《风俗通·十反》载大尉沛
国刘矩字叔方，而其父字叔辽，同一“叔”字。或者桓范字元则，其子桓楷字正则，
两者名与字皆不误，而此正可作为魏时不讳字的一个例证。不过，孤证不立，关于桓
氏家讳中的这一问题，终于难得确定②。



（三）桓范的郡望问题



大体说来，以桓范为桓彝的曾祖之说，按其名讳、序次、年代以及与曹、马关系等方
面说来，似可成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有待考实，这就是桓范的郡望问题。

《魏略》说桓范为曹爽“乡里老宿”，而《曹爽传》及《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
是阮卫尉女”条都说桓范是沛郡人而不具其县名。据《魏志·武帝纪》，曹氏是沛国
谯人，曹爽与桓范同郡国为“乡里”，是没有疑义的。东汉有谯县属沛郡而无谯郡。
建安时增设谯郡，谯县改属谯郡，而谯郡与沛国并存。所以曹氏亦称谯郡谯人。谯郡
后改谯国。

谯郡之设及其改称谯国，《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
以及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诸书所载纷坛，莫衷一是。卢粥《三国志集解》于《魏
志·武帝纪》卷首部分，爬梳众说，考定谯郡设于建安中，并推定建安十八年魏国既
建，乃立谯郡以比丰沛。王粲建安二十一年随曹操征吴时作诗：“既入谯郡界，旷然
消人忧”，是其时已有谯郡。但尚未改称谯国。建安二十二年，沛穆王林徒封谯，始
改谯郡为谯国。黄初元年，魏代汉，以谯国与长安、许昌、邺、洛阳为五都。黄初五
年改封诸王为县王，复还国为郡，谯国依例复为谯郡。这样，东汉沛国谯县，入魏就
成了谯郡谯县。如果我们认定桓范为桓荣之后之说不误，则沛国龙亢人桓范与沛国谯
人曹爽互为“乡里”，这似乎没有问题。

但是，要确定这一点，还存在须得澄清的事实。因为谯郡之设并未取代沛国，谯郡与
沛国两存。沛国谯县虽入谯郡，但沛国龙亢是否也入谯郡，尚待证明。如果龙亢县未
入谯郡，那未以魏国郡县名称为准，曹氏为谯郡谯人，桓氏为沛国龙亢入，两者在曹
魏时是不能以“乡里”相称的。因此还要证明龙亢入魏已经割归谯郡，不属沛国，才
能消除这一疑点。这又涉及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景初二年
（238年）四月，“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十县
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看来，龙亢等县已于此年由沛国分入汝阴郡
，而未入于谯郡。照这样说，在分郡十一年后的曹爽之狱时，沛国桓范还是不能认定
出自龙亢桓氏，因为龙亢既属汝阴，“汝阴龙亢”人桓范更不能是谯郡谯人曹爽的“
乡里”。

但是，景初二年剖分郡县之文，于郡县排列上难于通读，显有错误。《通鉴》有鉴于
此，为求稳妥，省去未录。《晋书·地理志》载晋汝阴郡所统共八县，与此所列十县
无一同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已疑《魏志·明帝纪》之文有误，但未能确
定误在何处。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仕鉴《晋书·地理志斠注》虽未疑《
魏志》之误，但亦注意到沛郡所剖分的十县并不在汝阴郡，遂疑十县虽经剖分，但为
时甚暂，魏未晋初复归于旧日建制。谢、吴二氏的新解，并不足以释钱氏之疑。

解决这一疑惑，确指《魏志》误处的，是吴增僅。吴增僅所著《三国郡县表附考证》
中，考定汝阴郡设置并不在景初二年；又证明《魏志》所列十县全在涡水之北，与汝
水相隔数百里，而且与汝阴诸县不相连接，从而认定《魏志》景初二年之文确实有误
。他提出新解，认为《魏志》“……十县为汝阴郡”中的“为”字为衍文。据此，《
魏志》原文应当读作：“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
十县，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这样，《魏志》原文就可以通读而无任
何滞碍。吴增僅氏并推论曰：“谯为曹氏丰镐，名列五都，故割度多县，蔚成大郡。
晋受禅后徙其属县，所以削其本根也。”根据吴增僅的这一解释，可知谯郡虽于建安
中已经设置，但其时的谯郡尚不包括龙亢等县，龙亢等县直到魏明帝之未犹属沛国。
桓范于建安末入仕丞相府时，谯郡（国）虽已建置，但桓范籍贯仍为沛国龙亢。沛国
龙亢于景初二年四月始割入谯郡，此时下至桓范之死不到十一年。所以鱼豢《魏略》
未叙桓范为新划定区域的谯郡龙亢人，而用其入仕时的旧望，叙为沛国龙亢人，就象
《魏志·武帝纪》用曹操入仕时的旧望，叙为沛国谯人，而不叙为后来划定的谯郡（
国）谯人一样。龙亢在曹爽时既已入谯郡，则曹爽以桓范为“乡里老宿”而敬重之，
桓范亦以乡里之谊，兼以忠义之道，而投向曹爽，就完全是情理中事。《通鉴》魏嘉
平元年胡注所作“范，沛国人；谯、沛，乡里也”的解释，笼统言之虽似可通，但胡
氏未明郡县划分原委，直以谯郡人与沛国人为乡里，因而还是不免未达一间。

嘉平之变，以地域言，是谯沛统治集团的彻底失败。桓范既出谯沛，又为曹爽所敬，
其本人和其家族势力在嘉平之变中被消灭，应当说是必然的。



（四）旁  证



桓范所自出的沛国桓氏就是以后的谯郡桓氏①，这一点已无可疑。但是据知谯郡桓氏
支脉有三，一出龙亢，东汉桓荣、曹魏桓范、东晋桓彝均属之；一出相县，东汉桓谭
属之；一为铚县桓氏，东晋桓宣、桓伊属之。龙亢、相、铚三县，东汉均属沛国，魏
景初二年割入谯郡。桓氏三支关系如何？以桓范出于龙亢一支为说是否合理？这些问
题也应当加以考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判定这三支中哪一支具有“世为冠族
”的社会地位。

据《后汉书·桓荣传》注引《续汉书》、《东观记》，以及据《广韵》卷一，知谯郡
桓氏原为齐人，齐桓公之后，以谥为姓，由齐迁龙亢，当为沛国桓氏之始，至桓荣时
已经六世。颇疑龙亢桓氏枝繁叶茂，乃有相、铚分支，而相、铚桓氏在门户势力方面
较之龙亢桓氏皆相形见绌。相县桓谭以儒学及其《新论》之作显名于世，但居官不过
给事中，品位不高。汉章帝巡狩至沛，虽曾“使使者祠谭家，乡里以为荣①”，但桓
谭后嗣无闻于世。看来相县桓氏一支，其家世地位在东汉并不尊显，不足以当“世为
冠族”之称。铚县桓氏，《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叙其先世只及父祖，居官亦不尊
显，年代约在西晋，再早就无闻了。汉魏之时铚县有无桓氏聚居，也很难说。桓宣及
族子桓伊在东晋居官数十年，虽其气质和才具颇有士族之风，桓伊更有名土之誉②，
但其居官主要是以武干为边将，戍守江沔以北，与其时士族高门通常的官守仕履颇不
相类。所以，要说桓范出于铚县桓氏，也缺乏合理的根据。《晋书》卷六四《武陵王
遵传》：“〔桓〕伊与桓温疏宗”。《世说人名谱》列桓伊为龙亢桓氏“别族”而附
之于龙亢桓氏之后。据此可知，铚县桓氏与龙亢桓氏宗族相通而支脉疏远。当太元之
世桓冲与谢安分据上游荆、江和下游扬、徐之时，桓伊曾长期在豫州之任，居中以为
缓冲。这大概是桓伊与桓冲既同宗而又不亲，具有独特身分背景，谢安既能接受，桓
冲也不相疑之故。

根据上面谯郡桓氏三支的状况，我判定桓范出于龙亢桓氏一支之说，最为合理，因为
只有此支能当“世为冠族”之称；而《世说人名谱》中龙亢桓氏恰好有世次缺佚，年
代与桓范相当，可以互为佐证。

由于铚县桓氏与龙亢桓氏同宗，所以桓宣、桓伊的先人与桓范应有相当的血属关系和
相近的文化面貌。我们知道桓范《世要论》首篇曰《为君难》，次篇曰《臣不易》。
我们又知道《晋书》卷八一《桓伊传》谓淝水战后桓伊以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嫌隙
渐成，而谢安亦以功高而蒙谗忌，朝廷矛盾重重，于是桓伊在孝武帝召宴时歌怨诗以
为谏。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
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云云。桓伊怨歌大意，与《世要论》上述
诸篇主旨相同，出于《论语·子路》。《论语》所引“人之言曰”云云，本来是用以
论证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道理，并没有感叹君臣相处之难的意思。桓伊之歌与桓范
之论，却与《论语》原意不一样，说的是君臣嫌隙问题。桓伊之歌与桓范之论两者间
的这种一致性，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有桓氏家世学问承袭在于其中？这是一个可疑而
难决的问题，权列此以为旁证之一，并待后考。

《魏略》谓桓范作《世要论》以示蒋济，蒋济不视。桓范怒曰：“我祖德薄①，公辈
何似邪？”“世为冠族”的桓范，出此“我祖德薄”之言，有什么事实背景呢？桓范
祖辈可知者四人：鸾，《后汉书》有传；衡，早卒；顺，事迹不传，子典；麟，不胜
丧而卒，年四十一。总起来看，桓范祖辈境遇不佳，“德薄”云云，似暗合事实。桓
范父辈三人，也多坎坷：彬，违忤中常侍，免官禁锢，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死，
子嗣无闻；晔，献帝初平中避难南行交州，为凶人所诬，死于合浦狱中，子嗣无闻；
典，献帝时官居光禄勋，死于建安六年，子嗣无闻。这些情况，似乎也暗合桓氏先人
“德薄”之语。

上述桓范父辈，彬、晔子嗣无闻，当由于家道中落之故。只有桓典居九卿之任，死年
又较晚，而史籍不著其后嗣，有乖史家作传常情。我怀疑桓范即桓典之子。典死于建
安六年，范仕于建安末，范入仕时最晚亦当及冠之年，以范为典子，年代无扦格之处
。嘉平时桓范被曹爽目为“老宿”，与所估计的年岁亦合。桓氏家族于东汉灵、献之
时人物多有凋零，赖桓典、桓范一支代为九卿，使桓氏得以保持“世为冠族”的社会
地位。至于桓典既然有子桓范而史籍却不著其继嗣（也设有说无嗣），似乎正可解释
为嘉平之狱后魏晋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都以此为忌，因而讳莫如深，真象遂失。

桓氏世系中还有一事值得推敲。《后汉书·桓郁传》：“子普嗣，传爵，至曾孙。”
注引《华侨书》（案即《汉后书》）曰：“郁六子，……普嗣侯，传国至曾孙，绝。
”传国，即嗣爵之意，桓普所嗣之爵即桓荣所受的关内侯，荣传于郁，郁传于普，普
累传至其曾孙而止。嗣爵而史缺其嗣者之名，只称传至曾孙而止，这也不符合一般著
史的书法。而此所缺之名，即桓普的曾孙，据桓氏世系推之，又恰是《世说人名谱》
中桓荣的六世孙，亦即属桓范一辈。而这一辈的人，恰好又是有其系位而无名讳爵职
。以上三种成于不同时代的著作，即华峤《汉后书》、范晔《后汉书》、汪藻《世说
人名谱》，于桓氏桓荣之后第六世，不约而同，均缺名讳，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而
是讳忌桓范的名字，或者是根据讳忌桓范名字的资料。据上考，桓普传爵至曾孙，以
世系论，就是传至桓范或其同辈桓氏兄弟而止①。桓范出仕在建安末年，其时汉正朔
尚在，汉爵当未废止。黄初入魏，汉爵自然就不存在了。爵绝云云，指的就是这一事
实。



（五）小  结



综合上述考证，所得结论如下：

沛国龙亢（后改谯郡龙亢）桓氏自桓荣以下，五世显赫。汉魏之际，桓氏虽然仍为望
族，但势己就衰。第六世桓范疑为光禄勋桓典之子，建安末入仕丞相府，为曹操故吏
，袭关内侯爵。入魏，与帝室为乡里亲旧，累官至大司农，死于曹爽嘉平之狱，家族
诛夷甚惨。司马氏皇室和桓氏孑余子孙，均以此事为讳。桓氏子孙以刑家之后，逃死
不暇，隐匿唯恐不密。桓氏第七世桓楷，于桓范死前居济北相之职，桓范之诛，桓楷
必在株连之列，或死或逃。魏晋易代之际，网禁森严，桓氏人物不可能在政治上露面
，所以史籍无闻。禅代告成之后，时过境迁，网禁渐弛，遂有桓楷之子、桓氏第八世
桓颢出仕西晋，其门望及官位均甚平平。其时桓氏后人逃死的恐惧已成过去，但是求
官西晋又可能招致觍颜事仇之讥，这是桓氏后人不能不考虑的。嵇绍仕晋，必先以出
处咨山涛，就是为了掩饰事仇一事的忸怩作态。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桓氏后人仍不
愿显言先辈事迹，桓氏世系遂以失真。桓颢之子、桓氏第九世桓彝过江，为东晋功臣
，死晋室之难。此后则有第十世桓温弄权朝廷，第十一世桓玄一度代晋为楚。东晋桓
氏追叙其先世，但至第八世桓颢为止，由此上溯，其第七世、第六世则以“名位不显
”为词，以图继续掩饰与桓范的关系。桓玄代晋之后，亦不愿揭示桓氏家族历史的真
象，仍然讳莫如深，甚至楚国庙祭只及于桓玄之父桓温，连祖父桓彝亦不预祭。撰家
传者为替桓氏子孙仕晋之事留体面，并不去稽考桓氏世系。至于两晋官方，当然也不
愿意触及易代丑闻。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
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
发覆。

考镜桓温先世，能够钩稽的历史资料虽有一些，但直接证据迄未求得。所以结论中有
推演成分，不敢自信确凿。尤其是桓范、桓楷究竟是何种亲属关系；桓温一系究竟是
直接出于桓范，还是出于桓范的兄弟，这些问题至今不能落实。前面所附的《龙亢桓
氏世系表》，于桓范之父、之子，也只敢以虚线相联。不过从大处言之，江左桓氏先
世与曹魏时桓范有密切关系，就此一点说来，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除此以外，细节
只好暂时存疑。此篇以“推测”为题，目的也是等待新证出现，以便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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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志·孙坚传》陈寿评。
①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于此无说。
② 《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作颖，盖形近
而讹。
③ 公府掾见《世说人名谱》，郎中见《晋书·桓彝传》。
① 《世说人名谱》亦有误处，例见本书第一六三页。
②  晔，《后汉书》本传、《世说人名谱》均谓“一名严”。《后汉书》注引《东观
记》严作■。李慈铭据《水经·渐江水注》沛国桓俨避地会稽，然后浮海入交州事，
判定严、■乃俨之误。见《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版第二○五页。
③  案古人述其先人世数，或连先人本人计算，或不连先人本人计算，有时不免有一
世之差。如颜之推《观我生赋》“逮微躬之九叶”句，谓颜含南渡，至颜之推为九世
，故《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直谓颜之推九世祖为颜含。但《梁书》卷五○《
颜协传》则谓颜协七世祖颜含，而颜协为颜之推之父，是颜含至颜之推只八世。准此
，据《世说人名谱》以论桓荣至桓彝世数，作九世、八世均可。
① 《世要论》见《群书治要》卷四七，作《政要论》。严可均《全三国文》、马 国
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另辑有佚文。
② 《三国志·魏志·徐宣传》。
① 司马氏取士也并非一成不变。尔后司马氏为代魏作准备，也曾强调才略而不重细
行。《晋书》卷三三《石苞传》，苞为中护军司马师司马。司马懿闻苞好色薄行，以
责司马师，师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云
云。这又回到了“度世授才”的标准。
② 例如王沉“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见《晋书》卷三九 《王沉
传》。
① 《世说新语·政事》。
② 《关陇丛书》本。
① 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风操》引赵曦明曰：“孙以王父（祖父）字为 氏，
如公子展之孙无骇卒，公命以其字为展氏，见左氏隐八年传。”案。 《日知录》卷
二三“子孙称祖父字”、“以字为讳”诸条，合而观之，似讳字 因时代及地区习俗
而异，殊难准确立论。
② 本书交付出版后，仍觉桓氏家讳问题未得确证，不能自安，乃陈问题原委，求教
于校订《史讳举例》的刘乃和先生。刘先生覆示中提及，桓范、桓楷名意相近，元则
、正则，字亦相排，二人似有兄弟之嫌。刘先生此一提示，很有意思。但桓范、桓楷
关系由此又别生一难解问题，暂时补志于此，以待后证。若桓范、桓楷果属兄弟辈，
桓氏世系排列虽当另作考虑，但于桓 范确系桓温先世这一问题，反而又得一坚实证
明。
① 汉魏桓氏除了望出谯郡者外，据知还有《元和姓纂》卷五引应劭《风俗 通》楚大
夫桓思之后的桓，当即长沙临湘桓氏；还有《三国志·魏志·裴 潜传》注引《魏略
》所云冯翊甲族桓氏；同书同志《王粲传》所云安成令下邳桓威，等等，《文选》卷
二八陆机《吴趋行》注引张勃《吴录》，吴八族中有桓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
》有交趾桓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谓西晋时扶风王司马骏
有长史荣阳桓隰。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载修禊赋诗者有“荣（荥）阳桓伟”（张淏
《云谷杂记》卷一，桓伟误作柏伟），则桓氏尚有荣阳一望。又，《隶释》卷二《东
海庙碑》尚有南阳桓氏。此外，《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姓：“乌丸氏，
后改为桓氏。”
① 《后汉书》卷三八（上）《桓谭传》。
② 《世说新语·方正》“桓公（温）问桓子野（伊）”条注引《续晋阳秋》，桓 伊
“少有才艺，又善音律，加以标悟省率，为王濛、刘惔所知。”但《晋 书》卷八一
《桓伊传》谓伊有武干，历任边将，晚年始徵拜护军将军。桓 伊际遇不佳，疑与其
父桓景行事有关。桓景历任侍中、丹阳尹、护军将军， 陶回谓其“佞事王导”而非
正人，见《晋书》卷七八《陶回传》。
① 卢弼《三国志集解》于“我祖德薄”之下缀以《后汉书·桓荣传》章怀注引《东
观记》：“齐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谥，立族命氏焉。”齐桓公支庶以桓为氏，盖指龙
亢桓氏。似乎卢弼亦于无意中接触到桓范为龙亢桓氏桓荣之后这一事实，但并未进一
步探究，没有形成论断。
① 《后汉书》卷六七《桓典传》，典从汉献帝西入关，“赐爵关内侯”。如果前 考
桓范为桓典之子不误，则桓范可从其父嗣爵，而桓普爵传至曾孙而绝者 也可能为与
桓范同辈的另一不知名的桓氏子弟。这些细节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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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
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
史臣论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
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
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
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
大，以致专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复杂的政争还在继续进行。桓温的
兴起，给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层阴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现，其外部条件是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石虎死于
永和四年，冉闵灭石氏在永和六年，这时的形势对东晋特别有利。永和七年，东晋收
复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
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
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王应麟、钱大昕等论及此
事，对东晋君臣甚多赞许，已见前述①。洛阳收复的第二年，谢尚又于北伐中获得所
谓传国玺，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于“白板天子”之讥②，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
重大效益。这些事态，给人以旧都可复，升平在望的假象。

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
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
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士族门户的竞争虽未停息，但处在相持
局势中，一时高下难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胶着状态，就连呼声最高的北伐，也被这种
胶着状态的政局牵制，表现出不寻常的复杂性。

穆帝年二岁即位，皇太后诸氏临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所以何充为
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负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后父褚裒共参
大政；而褚衷则宁愿坐镇徐兖以观动静，不愿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
马昱居中辅政，以名士殷浩主扬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稳定政局，制约上游。自此以至
永和十年，中枢体制大体如此。

永和之初，方镇势力以徐、兖褚衷和荆、梁桓温为重。褚衷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其
职衔军号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经略北伐军务，不让他人插手，以避免他
人以北伐之名，挟北伐之功，形成觊觎。徐、兖自郗鉴以来，一直是卫戍京师的重镇
，褚裒以都督徐、兖而为征北，是集卫戍与北伐二任于一身。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
，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
一致。永和时豫州在谢氏之手，谢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
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它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

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很多。
桓温父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
。桓温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①，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声言
北伐时，曾有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临淮之命，与相呼应。可见其时
桓温官位虽不高而人物却比较重要。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
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支力量。桓温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
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何充曾为避诸庾而出督徐州，镇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
。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庾翼传》
翼言于成帝，请委桓温以“方邵之任”；《殷浩传》庾翼遗浩书：“当今社稷安危，
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可见桓温在此时，是朝廷与庾氏都在着力争取
的对象。但是桓温究竟是心存朝廷，还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时还难见分晓
。

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世说新语·识鉴》
：“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園客（爱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
共议用桓温。刘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注引《
陶侃别传》：“庾翼薨，表子爱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
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子恬）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羲）
，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
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

《何充传》何充命桓温镇荆州后，每谓人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
可无劳矣。”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永和二年何充死，
会稽王司马里居首辅之任，继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过何充曾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
稳定，无复忧劳；而司马昱却逐渐发现，可忧的问题恰恰包含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内，
那就是桓温力量增长以后，比以前的庾氏更难驾驭，与前引刘惔所虑西楚“不可复制
”相同。

方镇问题，除上述徐、兖和荆、梁以外，作为上下游居间地带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
得注意。桓温在发展过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视荆、梁动静，欲掌握
豫、江以保护自己。这样，在永和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江、豫就成为朝廷与桓温
明争晴夺的地带。

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后，十五年内，一直由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兄弟
相继掌握，为建康的可靠门户。上游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
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升平三年（359年），谢万以兵败被朝廷（实际上是被
桓温）废为庶人以后，豫州刺史之职并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悬数年。隆和元年（362
年）的豫州刺史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旧部，可见此时桓温还未能染指豫州。桓温取
豫州的企图早已存在。《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
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简文曰：‘人有举桓云（桓温弟）者，君谓如何？
’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
，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
君言是也。’卒用谢万。”简文所说“人有举桓云者”云云，举者自然来自桓温阵容
，简文何尝不明桓氏意图所在？既明桓氏意图，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释为就此
探询门阀士族对桓温的态度。桓云未得豫州，继为豫州的谢万为桓温所嫉，不得安宁
，未能久于其任，年余即被桓温废黜。不过谢万被废后，如上所述，桓氏还是没有立
即取得豫州。

江州自王允之死后，情况不甚清楚。《晋书》王羲之、徐宁、桓云诸人本传，都有出
刺江州的记载，但缺具体年分。秦锡圭《补晋方镇表》系王羲之、徐宁相继出刺江州
于成帝咸康六年、七年（340年、341年），系桓云出刺江州于永和元年（345年）。
《王羲之传》谓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识鉴。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案庾
亮死于咸康六年之初，其时江州刺史尚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
能的。王允之奉调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后，王羲之代王允之为江州刺
史，是可能的。至于桓云，则不得于永和元年出刺江州，这从有关事迹中可以稽考清
楚。《晋书》卷七四《桓云传》谓桓云袭爵万宁男，遭母忧，葬毕，起为江州刺史，
服阕莅职云云。万宁男本为桓温所袭之爵。永和三年桓温灭成汉，四年论功进临贺郡
公，此时万宁男始有由温弟云袭封之可能。所以桓云刺江州不得早于永和四年。又，
《桓温传》系其母孔氏死事于永和十年和十二年两次北伐之间。桓云既于母忧服阕后
始莅江州之职，则又不得早于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见，终永和之世，桓氏始终未把江
州控制到手。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分别系王羲之、徐宁刺江州于永和元、二年，
但未著桓云刺江州事。

我推测，由于王允之有据江州对抗庾氏的一段历史，桓温镇荆州后的一个时间里江州
暂由王允之从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王羲之在事功方面与王允之不同
，并非经国才器。他曾劝说殷浩勿与桓温对抗，又曾说桓温处谢万于廊庙而使其离开
豫州。其事虽在王羲之离江州之任以后，但他折冲于殷浩、桓温之间的态度是始终一
贯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缓冲于上下游之间而无碍桓温。至于徐宁，他本自江北荒
县一令得桓彝推荐，始得人建康为吏部郎，遂历显职。桓氏于他有惠，他当然不至于
在江州任内掣桓温之时。徐宁居江州的时间较长，江州转入桓云之手，大概就是在徐
宁任内之事。桓云正式刺江州后，才可能有人于升平二年举桓云代谢奕为豫州。因为
按照东晋地缘政治的常情，荆州的桓氏未得江州以前而欲得豫州，一般说来是困难的
事，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

桓温终永和之世未能正式掌握江州，而豫州入桓温手更在十余年后的太和四年（369
年）。这一事实，说明桓温自永和元年赴荆州之任后，迄于太和四年，其间凡二十五
年之久，向下游发展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顺利。桓温的势力范围在荆、梁以及益、
宁、湘、广等州。至于荆、梁以下，江州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地方，桓氏虽无刺史之名
，但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而豫州、扬州以及徐、兖诸州则由朝廷牢固控制，桓温尚不
可能插足。永和初年开始，一直维持到太和之时的安定局面，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均
势的基础之上的。太和四年，桓温以北伐为名，完成了几项对内扩张活动，即挤走徐
州的郗愔，压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长期维持的力量均势彻底破坏，使处于暗流状态的
门户冲突暴露于社会表层，使胶着的政局一变而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一问题，将在
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
，辨析名理，留下的佚闻佚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

《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
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清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此事
本于《世说新语·品藻》，司马昱所问及的风流人物，除此四人以外，还有阮裕、袁
瓌、殷融、孙绰等人，俱有品题。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曰：“人才莫衰于晋。”①永和人物，同东晋一朝人物一样
，足称者本来不多。他们一般的特征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
他们不知疲倦地谈有无，谈言意，谈才性，谈出处，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
，便成名誉。考其思想内容，核心之处仍然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还是洛都“三
语掾”的心声。永和名士多服膺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之说，身在庙堂之上，心无
异于在山林之中。《世说新语·文学》“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晋中兴书》：
“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
玄①识远者出处同归。”谢万之见，四隐四显虽皆为贤，毕竟还有优劣之别；孙绰之
见，则无论隐显，“出处同归”，更接近于“将毋同”。这更是自以为“体玄识远”
的永和名士的一般见解。

永和名士，言行并不相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的谢万，并没有谢荣华以就闲
适。他“聚敛无厌，取讥当世”②，避其所优，取其所劣，这是谢万行不副言。屡辞
征辟，有肥遯之志的阮裕，于《四本论》中崇傅嘏“才性同”之说，而傅嘏之说旨在
进取而非退隐③。阮裕崇此，与其肥遯之志不合，这是阮裕言不副行。永和名士，即
令是踵迹元康，标榜忘身物外者，亦罕有避世思想。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曰：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④。“大隐隐朝市”，
也就是所谓“朝隐”。“朝隐”一词，差堪表示永和名士的风神旨趣。永和名士的清
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
逊色。

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三：“愚谓东晋玄虚之习，
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案兰亭所赋皆玄言诗，赋诗者王、谢、庾、郗等士
族子弟尽在其中，成诗三十余首，备见桑世昌《兰亭考》。这种诗，恰如钟嵘《诗品
·序》所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永和诗风，从此中可以概见①。

东晋当轴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学修养，否则就难于周旋士族名士之间。王导
过江后机事繁多，但仍不废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
声无哀乐”、“养生”、“言尽理”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庾氏家族
有玄学修养，已具前篇。桓氏家族本来是儒学世家。桓彝虽得人江左“八达”之列，
但未见他由儒入玄的学识表现。桓温在永和之世，亦求附庸风雅。《世说新语·言语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记桓温听王导、殷浩清言，“时复造心”。但桓温玄学并
无根抵，不被士流称许。同书同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
心处，便似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案汉成帝时张禹
等入讲《论语》、《尚书》于金华殿，故云。刘惔听来不过是儒生讲经之语，桓温却
以为是“咫尺玄门”，这是刘惔对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抵的讽刺。又同书《文学》
：“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
易，其以一卦为限耶？’”简文不屑听讲，语气之间，流露以玄学行家傲视桓温之态
。前引《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载《语林》谓桓温与殷浩、刘惔清谈不胜，上马持稍相
对，意气始雄，亦见桓温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之劣。

简文帝在清谈方面的确胜桓温一筹。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主要的一批玄学名士。他自
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说新语》里也遗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但
就学识深浅说来，简文帝的玄学修养也不算高，刘淡目之为“清谈第二流”①，王羲
之目之为“啖名客”②。如果兼论他的玄学修养和政治作用，那末《晋书》卷九《简
文帝纪》说得比较全面：简文“虽神机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
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赦、献之辈云。”在政治上置简文帝于周
赧王、汉献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学学识方面被简文帝讥讽的桓温。

士族名士既无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适而轻事功，无积极的处世态度。声望最高的
名士刘惔，孙绰诔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③，时人以为名言。如果
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王导对其子悦、恬
二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显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导长子悦“弱冠有高名，
事亲色养”；次子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
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④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①。这样
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
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
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
，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
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世说新语·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条注引《汉晋春秋》：庾翼“少有经
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
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
……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

同书《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②、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
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引
《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
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
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
象。《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史臣之言曰：“风流异贞固之材，谈论非奇正之术。
”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实现统治的人，确实不能在风流谈论之辈中求之。忘身物外的
士族名士，在门阀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在“天下清定”时例
如永和之世点缀其间，也就不成其为门阀政治。

前叙孙绰答简文评桓温“高爽迈出”，可知桓温在气质和器识上确不同于其它名士。
《庾翼传》翼曾语成帝：“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
《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
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
，是一致的。庾翼举出的殷浩，以后恰好是被桓温“束之高阁”。这是永和名士中的
大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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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困学纪闻》卷一三；《廿二史考异》卷一八。参本书第二八页。
②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参本长 第
四一页。
① 《太平御览》卷一五二引《晋中兴书》：“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
生，初封遂安县主，适桓温。”
① 见该书历史类《晋书》条。
① “体玄”，《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作“体公”，显误。
② 《北堂书钞》卷四一，《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晋中兴书》。
③ 参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 篇》
。
④ 《文选》卷二二。
① 永和名士于技艺方面特有所长，琴棋书画，大体能各树一帜，特别是书法 艺术，
成果尤著。事涉专门，此处不论。
① 《世说新语·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
② 《世说新语·排调》“简文帝在殿上行”条。
③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④ 这是就士族子弟之好武事者而言。至于非士族的武将，社会地位低下更是 不言而
喻。《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王濛劝王导勿用武人匡术兄弟， 曰：“开国
承家，小人勿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 亏清穆之风？”

① 《世说新语·政事》：“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遁）共看何骠骑（充）
，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
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何
充事功之臣，不以玄言见长，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但其“我不
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之语，王、刘辈是能够理解的。
② 永和名士王刘并称，习指王濛、刘惔。刘惔于时监污中请军事领义成大守在荆，
而王濛未尝赴荆。此处“先过王、刘”，是《世说》之误。注引《语林》以及《通鉴
》永和元年记此事，都只说到刘而不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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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



东晋门阀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权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众多而且名重一时，
分居内外，彼呼此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衰。于琅邪王氏，敦总征讨，导专机政，
群从子弟，各居显要；于颖川庾氏，亮入相出将，冰、翼等亦内外相维；于陈郡谢氏
，尚、奕、万诸昆弟久戍豫州，安则凭借诸兄遗泽和豫州势力，得居相位，然后以侄
谢玄据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谯郡龙亢桓氏由于族单势孤，虽温居上游分陕二十余年
，兄弟中仍无一人得居朝廷显职。兴宁二年（364年）桓温讽议迁洛，以胁朝廷，朝
廷不得不诏徵桓温辅政而又深惧桓温入都。桓温虽志在入都，亦不敢贸然脱离自己所
依靠的上游军事力量。于是而有桓温移驻赭圻、姑孰之事。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有过
数次会晤，但会晤地点分别在冽洲、姑孰、涂中，而不在咫尺之隔的建康。这说明桓
氏在朝无人，而建康周围军事力量尚未尽入桓氏之手，桓温还得有所等待，不能轻举
妄动。

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从枋头败归后，由于徐、豫问题业已解决，才敢于从姑孰越
建康，一度城广陵而居。此举当是就近清理盘根错节已数十年的北府异己势力，同数
年前进驻姑孰以图解决豫州问题一样。咸安元年（371年），乃有桓温入建康，废海
西公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来呈胶着状态的东晋政局
。

废立之议，倡自郗超。但《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桓温“宿有此谋”；《晋书
》卷六七《郗超传》亦谓桓温“宿有此计”。看来，郗超不过是揣摩桓温之意而发之
罢了。从策略上说来，桓温一生持重，在夺取权力时也往往是欲取先与，一步分作几
步走。以对付殷浩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败后表而废之。以夺取徐州
为例，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才从郗愔手中取得。桓温
废海西公，是他图谋篡取皇权、代晋自立的若干步骤中的重要一步。废海西公，以情
势度之，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或有反抗，或无反抗。反抗，有对待袁真、袁瑾父子的
办法可用，即临之以兵；无反抗，则有对待郗愔的办法可用，即畀以自养之地。桓温
于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从白石入建康，越日己酉海西公出宫，简文帝即位，未遇障碍
，一切顺利。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甚至还为桓温废立寻找历史根据，制定礼仪。越六日
乙卯，武陵王晞免官归藩。接着，桓温诛夷为己宿怨而又宗强的庾氏、殷氏人物，更
换殿中禁军，并以亲信人物郗超直宫省中，侍从（实际上是监督）简文帝。辛酉，桓
温自白石还姑孰。自丁未至辛酉，桓温留都不过半月，朝局种种都确定下来了，一废
一立，皆出桓温。从此桓温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
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桓温置简文帝于皇帝地位，与当年置郗愔于徐州刺史地位一
样，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与的策略，不过这次是在最高的权力层次上使用。

但是，在简文帝临死之前，桓温将要在政治权力的阶梯上走完最后几级的时候，极大
的障碍出现了。几家最有影响的门阀士族，主要是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他们在朝廷
还拥有潜在力量，亟思抗拒桓温的非分之求，以图维护东晋司马氏的帝位，恢复门阀
士族之间的平衡状态。

当时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数曾居桓温军府，是桓温的故吏。如谢安曾为桓温司马
，王坦之曾为长史，郗超曾为参军，王珣（王导子王洽之子）曾为主簿，等等。他们
都深知桓温的政治志向。但是他们之中愿意协助桓温，为桓温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
。当简文帝立，郗超为中书侍郎入直宫省之时，谢安、王坦之为侍中，都在简文帝左
右。所以桓温并不放心朝局，一直居于姑孰而不入朝，直到翌年七月简文帝之死为止
。

简文帝死，至孝武帝立，其间不过五日，朝局却围绕所谓简文帝遗诏问题，展开了以
桓温为一方，以王坦之、谢安为一方的尖锐激烈斗争。此事史籍所载互有歧异，大体
说来有三个系统：一为《晋书》，包括简文、孝武等纪，桓温、王彪之等传；一为《
建康实录》；一为《通鉴》。此外，其它史料还有一些。兹以《通鉴》纪事为主，参
照《晋书》、《建康实录》以及其它史料，考校异同如下。

《通鉴》：（咸安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
温辞不至。

案：帝不豫之日系于甲寅，不知所据。急召当有诏。《魏书》卷六九《司马星传》录
其中一诏，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惙然，
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
，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从语气看来，四诏中此诏非最早者。托桓
温阿衡辅导，则明知昌明（即继立的孝武帝）为其掌中物，不得不作此态，或者意在
求桓温阿衡辅导如伊尹，而求其勿为王莽耳。

桓温辞不入都，有疏荐谢安、王坦之，见《桓温传》。这自然是故作姿态，以观王、
谢士族的反应。疏有“皇子幼稚”之语，则知作于太子未立之时。传谓疏未及奏而筒
文帝崩。

立太子，《简文帝纪》谓在乙未，《孝武帝纪》谓在已未。《通鉴》从《孝武帝纪》
。己未在甲寅后五日，而乙未则甲寅后三十余日。如简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误，则立太
子事急，当以己未为允，简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当日。简文病发甚猛，至死不过数日
，宜一日有四诏，而桓温疏亦未及奏。

《通鉴》：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
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
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
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案：遗诏本敕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见于《王坦之传》；又敕温可自取天下，见于
《建康实录》卷八，最早当本之于《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这两层意思应当都
包含在简文遗诏中，说明简文帝预见到桓温有篡夺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现这种局
面，所以请求桓温以居摄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约束桓温，桓温篡取与否，就全
在他自己了。

遗诏谓“天下，傥来之运”，“傥来”语出《庄子》，成玄英疏谓“意外忽来者耳”
。简文盖以己之得立全出于桓温，予夺取舍，全在桓温之意。所以“傥来”与“君自
取之”是互相照应的。

《通鉴》把“君自取之”与“居摄”二事用“又日”相连，说明均为遗诏之文，是正
确的。《晋书·王坦之传》和《建康实录》则各录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诏，把
“君自取之”和“居摄”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对桓温
的一次重大打击。《桓温传》说：“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案，这就是桓温废海
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简文帝对桓温所说‘君自取之’之意），不尔便为周公
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怒。”桓温不满足于诸葛亮、王导地位，知道这是门阀
士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作梗，与弟桓冲书曰：“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
云云。

遗诏是简文病后“一日一夜频有四诏”之外的又一诏，未发而毁，由王坦之改作，可
见其时官中惶恐勿遽之状。

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任臣属自取天下，简文
帝此诏以前尚有两见，一为刘备，一为孙策，都是创业伊始，局势未稳之时的事。《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病笃，谓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刘备托孤语，盖效法孙策托孤。《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
》：孙策临终，以弟孙权托张昭日：“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孙二例
虽各有其历史背景，要皆是君臣肝胆相照之词，与简文帝之被迫作此表示者，情况大
不一样。

《通鉴》：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
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案：事本《王彪之传》。群臣未敢立嗣，须桓温处分者，就是等待桓温作出是否自取
的决定，桓温不取，太子始得即帝位。王彪之为仆射，不当预草诏机事，但处朝班权
贵之列，故得显言于朝堂，意在释群臣之惑而坚立嗣主之心。立太子、遗诏、帝崩三
事均在一日之内，群臣知诏之所立而又不敢奉诏行事，足见桓温权势之重和群臣的畏
惧之心。不过其时京师宫省之变，变在须臾，而无论是在官省或在朝廷，桓温党羽曾
无一人参与机事，因而桓温在此数日之内反而处于被动地位而受制于士族王、谢。这
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门户不强所造成的，桓温亦莫可如何。枋
头败后桓温气势有所衰降，不敢贸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

《通鉴》：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
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
封还。”事遂不行。

案：事见《王彪之传》。桓温居摄之议一发于简文帝而见阻于王坦之，再发于崇德太
后而见阻于王彪之。彪之在外朝，不奉崇德太后令，具封还内请停，其事与王坦之以
侍中于宫中毁诏相类，只不过一在内，一在外而已。王彪之曾反对以桓温弟桓云为豫
州刺史，又为桓温废海西公事定礼度仪制，可见他对桓温态度是有违有从，犹豫不定
，此时以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态度明朗，所以王彪之也坚定了抗拒桓氏的立场。不过
琅邪王氏地望虽高而人才凋落，不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方兴未艾，具有影响政
局的更大潜力。其时习称的王、谢之王，并不是指琅邪王氏而是指太原王氏，这是值
得注意的。

以上就是简文帝遗诏问题的始末。据此可知，遗诏问题中涉及桓温，实际上有三种意
见。第一种意见是，桓温自己希望简文帝禅位给他，但惮于士族王、谢而不敢强取。
简文帝料到其身后桓温有篡夺的可能，于是有“君自取之”的话。但是简文帝却亟不
愿发生这样的事，因而有第二种意见，即予桓温以周公居摄之位。桓温依周公居摄，
这可说是司马皇室的意见，简文帝遗诏，最初是这样写的，太子即位以后崇德太后令
，也是这样写的。居摄者代替皇帝执行权力，但皇帝成年后应当“复子明辟”。这是
司马皇室在不移晋鼎条件下，给桓温最大的让步。第三种是王、谢士族的意见，他们
既不允许移鼎，也不同意桓温居摄，只同意桓温按诸葛亮、王导故事行事。尽管这时
桓温掌握军事优势，但是政治优势却在王、谢一边。桓温终于不得不接受这种裁决。
简文帝死后数月，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由姑孰来朝，本有诛王、谢，移晋
鼎的打算，但是格于形势，未敢下手，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
一事穷加究治，此年稍后，桓温病，病中犹讽朝廷求九锡，谢安等延宕其事。七月，
桓温死。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到桓温之死，其间一共只有一年半
的时间。这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不绝如线的一
年半。我们归纳史实，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皇权的最低点  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
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报桓温诛武陵王晞之请中有言曰：“……如其大
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
“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半世纪前王敦兵入石头
时晋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语时犹有过之。

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  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
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
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
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
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
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

三王、谢将执政柄  王、谢士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
按东晋门阀政治的常规，孝武一朝政局的关键将操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
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


四司马氏皇权或者振兴，或者消灭，不能原封不动  东晋皇权如此低落，继起的孝武
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晋将不晋，可以断言。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旧路，就
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就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
较稳定的门阀政治的继续。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
《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
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皇族的
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

五道教势力参与政治活动  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诈称海西公还，攻入建康殿庭，
略取库兵一事，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抗拒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
温在事后还须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事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余年后的道教徒孙
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道教徒卢悚起兵，针对桓温：道教徒孙恩起兵，针对
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来与门阀政治无涉。但是从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看来，这些
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门阀士族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东晋门阀政治面临的一种重大挑
战。

未了，我还要对桓温这样一个既有大功大勋，又是大奸大慝的历史人物，说说自己的
意见。

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
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
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族斗争角度立论，着力褒奖桓
温北伐业绩，而不介意其对晋室的态度。持这种见解的学者，现在比较多。其三，认
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
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
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
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势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
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这是形势使然。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
，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
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
。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
北伐相比。这第三种意见，就是我所持的意见。

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论北伐事，大意谓东晋人物其志未尝不在天下，但当审
时度势以行，不能以逞兵为务①。所谓审时度势，在我看来，主要是观察北方民族关
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
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克服神
州”，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
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
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
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
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
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②”参考这一见解，评论东晋人物，也不能只
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
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王夫之是重民族气节的，他甚至于抨击“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
、汤同受名教之诛乎？”①但王夫之评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亦曰：“然温岂果有迁
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
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②至于南北关系、南北战争问题，
此处不拟多谈，下章论述淝水之战时将续有分析，可以参看。

应当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举的对桓温的其他各种见解，我认为许多意见是
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
。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
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
，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
、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
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
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
。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
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
，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传》记他死前曾向桓冲
分析与王、谢家族的关系说：“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
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桓温所料
，是顾及时望，合乎情理的。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
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
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
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
局势就是这样。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门阀
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
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
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
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
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
存在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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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六朝事迹编类》“六朝保守”条。
② 《困学纪闻》卷一五。
①
② 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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