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侯系狱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 西汉 吕氏 周勃 绛侯系狱
治史年久, 对读史须力透纸背感悟良多。史籍所述若悖于常理, 则往往内含隐情, 深入钻研, 必有新的发现。按传统说法, 周勃是安刘氏天下且于汉文帝有拥立之功的大功臣, 但何以转瞬功夫, 就立即出现“绛侯系狱”这样的事? 须知汉文帝是历史上知名的贤明之君, 恐不能简单地以“鸟尽弓藏”为此事作解。笔者深研其事, 发现了不少完全不同于传统说法的事情, 特述于下。
一、如何认识吕氏外戚集团的崛起
观中国古代历朝, 外戚与朝政结不解之缘者, 莫过于两汉。《汉书·外戚传》序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 非独内德茂也, 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殷之兴也以有女戎……周之兴也以姜女原及太任、太女以……古人重外戚, 此种观念显然源出于母系制。当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普那路亚”家庭阶段,子女从母不从父, 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集团。子女的父亲们却不属于这个集团。因而, 与子女关系最密切的男性, 是属于同一血缘集团的舅氏; 舅氏对这些姊妹的子女们承担义务和责任。当父系制取代母系制之后, 亲缘关系的亲疏排序虽然发生了变化(子女与舅氏关系的密切程度退居于父系的叔伯之后) ,但母系制时期形成的舅甥关系的传统, 在父系制条件下仍然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这里必须提及中国古代一个甚为突出的现象: 维系联姻双方家族关系最强有力的纽带并非夫妻本身(夫妻关系是可取代的) 而是夫妇的子女, 特别是作为男方家族承袭人的儿子。因此, 舅家对外甥承担呵护的义务和责任, 特别是在维护外甥的权益方面, 舅家更是要义不容辞, 这是为当时社会所公认的准则。周幽王废太子宜臼, 改立伯服为太子, 宜臼的外祖父申侯立即联合犬戎等攻杀幽王, 将宜臼扶上王位。齐襄公立, 无道, 齐国内乱在即, 于是公子纠、公子小白各自奔舅家鲁国和莒国。襄公死后, 鲁、莒两国立即派人护送公子纠、公子小白回齐国争夺君位。小白抢先一步回国, 被立为国君, 即为大名鼎鼎的齐桓公。此类事例, 春秋战国历史上常常可见。
氏族是建立在具有同一血缘者不能婚配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就体验到“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左传·襄公23 年》) 的道理。这种从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准则, 进入阶级社会后, 又被赋予新的内容。周人已严格执行同姓不婚的原则, 除了着眼于子孙的体质状况的考虑外, 同时也把结婚看作“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6 页) 周天子于姬姓诸侯为兄弟叔伯, 然而同姓禁婚, 于是联姻于异姓诸侯, 又与异姓诸侯结成舅甥关系。这样一来,整个贵族集团都笼罩在温情脉脉的宗族、姻亲的纱幕里, 以救统治阶级内部的和谐与秩序的稳定。于是结婚意味着家族的自然结盟,整个社会就是依循此理形成共识。古人罪及三族, 母族、妻族为其二, 就是视结亲为自然结盟。明白了上述道理, 就不难理解吕后扶持外戚集团是符合传统的举动, 不应将其视作违情悖理的倒行逆施。
西汉初外戚集团的迅速崛起, 吕后个人的主观作用确也不可低估。仔细分析西汉初朝中形势和宫闱内的嫡庶之争的格局可知,吕后扶植后族势力的意图恐怕早已萌生。
高帝晚年, 这个酒色之徒移情别顾, 加之对吕后唯一的儿子刘盈的柔弱十分不满,于是有戚姬和赵王如意夺嫡易储之议。由于周昌等朝臣的面折廷争, 以及用张良之谋为刘盈求得商山四皓, 才使得刘邦终于罢议。此次嫡庶之争中, 刘邦真正顾忌的是整个功臣集团抵制易储的态度, 商山四皓的到来只是为刘邦搭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但是在易储争议期间, 吕后在帷幕之后等待他人决定自己和儿子的命运, 虽忧心如焚又无可奈何, 此时必然会对无势力集团以为援、任人宰割的凄楚铭心彻骨, 促成吕后下决心扶植自己最信得过的后族集团。
吕后扶植后族势力, 主要是为了制衡朝中的功臣集团。吕后没有刘邦那样的雄才大略和刘邦那种慑伏群臣的气势, 对于能否统驭得住与刘邦同起布衣、勋劳卓著、功高望重的诸臣, 心中实在没有把握, 更何论禀性柔弱的储君刘盈? 吕后不能不忧及刘邦身后的江山。因此, 吕后对于诸功臣, 处心积虑必欲肉体消灭而后快。韩信灭族, 系吕后所为; 彭越灭族, 系吕后施展阴谋所致; 卢绾是刘邦最亲信的情同手足的异姓王, 因畏惧“专欲以事诛异姓诸王及大功臣” (《史记·卢绾列传》) 的吕后陷害诛杀, 只得叛亡入匈奴。刘邦病故, 吕后秘不发朝, 与宠臣审食其谋曰: “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 北面为臣,心常鞅鞅, 今乃事少主, 非尽族是, 天下不安”。(《汉书·高帝纪》) 幸得与吕氏亲善的郦商闻讯后及时陈述厉害, 吕后才未敢妄动。吕后处心积虑谋图诛灭功臣, 是为了保住子孙的江山。当诛灭功臣的图谋被证实风险太大而行不通时, 吕后转而利用舅族与外甥休戚与共的传统, 积极扶植后族势力, 授诸吕以实权, 居中用事, 以抗衡功臣势力。刘邦在翦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 大封子女至为同姓诸侯王, 取“宗子维屏”之义, 相信刘姓一家, 诸刘可屏藩皇室。吕后则不然。吕后身为刘氏冢妇, 却生就了妒妇的忌刻心肠,子非亲生, 均加以猜忌, 直至后来大加杀戮,绝无半点怜惜之心。在吕后看来, 刘氏诸王都是自己子孙帝位的潜在威胁者, 是根本不能依凭的。吕后急急忙忙地扶植吕氏外戚集团, 除抗衡功臣势力外, 另一个重要目的, 是为了抗衡刘氏宗王集团的势力。
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 吕后终于利用刘盈崩逝, 少帝年幼, 由自己临朝称制的机会,引诸吕入宫, 居中用事, 授诸吕以实权。紧接着, 吕后又违反刘邦生前订立的“非刘不得封王”、“无功不得封侯”的盟誓, 强行在后族中陆续册封三王、六侯, 并渐次擢升吕产、吕禄, 将朝中军政大权抓到吕氏手中, 终于造成了一个新的权势集团。
二、吕氏集团同功臣、宗王集团的斗争
吕后最顾忌的是功臣集团, 但功臣集团的势力已成盘根错节之势, 刘邦生前对功臣集团也不得不敷衍, 吕后不敢轻举妄动。在议封诸吕为王时, 王陵坚持刘邦生前的盟誓,面折廷争, 反对晋封诸吕为王。吕后对王陵恨之入骨, 但却只能“拜为帝傅, 夺之相权” (《史记·吕太后本纪》) 而已, 不敢加害, 其原因就在于王陵身后有一个功臣集团。
吕后撼动不了功臣集团, 于是把排斥异己的主要锋芒指向了刘氏宗王。吕后对刘濞等非皇子的宗王基本上未予触动; 庶出皇子中, 母姬卑微、无宠无势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得以保全; 其余五王中, 赵王如意、赵王友、梁王恢被杀, 燕王建之子被杀, 齐王刘肥险些被杀。显而易见, 刘氏宗王中, 越是得先皇宠爱, 越是有实力, 就越先遭到翦除和打击。吕后如此举动的原因十分清楚, 越是嫡亲得宠, 或者自身实力强, 对吕后嫡派子孙皇位的威胁就越大, 吕后越是要处心积虑翦除之了。
吕后翦除刘氏诸王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为王诸吕腾出地盘来。吕后杀燕王建之子,令燕绝嗣, 然后乘机封吕通为燕王, 既削弱了宗王势力, 又扩张了外戚集团势力。一箭双雕。
吕后和吕氏集团对刘氏宗王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 并以肉体消灭刘氏宗王的方式来达到灭刘氏封国、建吕氏封国的目的, 把刘氏宗王几乎逼上了绝路。此时, 刘氏宗王大多年幼, 政治经验缺乏, 王国实力有限, 未能结成牢固的同盟, 与朝中功臣集团势力也未能联盟, 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吕后对刘氏宗王这种违情悖理的做法, 不仅大失人心, 同时也使刘氏宗王们清楚地意识到“诸吕用事刘氏危”, 而“非其种者, 锄而去之”(《汉书·齐悼惠王肥传》附子章传) 将吕氏集团连根拔除, 可以说刘氏宗王们的共同愿望。吕后和吕氏集团虽然在对付刘氏宗王中取得了一时的优势, 但由于受到历史环境诸种条件的限制, 无法从根本上摧垮刘氏宗王的势力; 吕氏集团自己倒行逆施所引发的刘氏宗王们对吕氏的深深的仇恨, 无疑为以后自己的覆灭种下了祸根。
吕后和吕氏集团与功臣集团的斗争形式要隐蔽得多。
汉初朝廷, “公卿皆武力功臣” (《汉书·儒林传》)。功臣们柄政当轴, 在朝中形成盘根错节之势。吕后在刘邦死后图谋尽诛功臣, 恰恰表明其对驾驭功臣、控制朝局没有把握。功臣集团虽握有实权, 但囿于君臣名份, 也不敢公然与太后摊牌。外戚集团和功臣集团各自对对方都十分忌惮, 神经都高度紧张, 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朝局呈现出一种“恐怖的平衡”。功臣集团毕竟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他们一方面韬光养晦, 尽量避免与吕后发生正面冲突, 吕后要王诸吕,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头面人物出面宣称“今太后称制, 王昆弟诸吕, 无所不可”。(《史记·吕太后本纪》) ; 吕后和吕氏集团残害刘氏宗王, 功臣们也隐忍不发。另一方面, 功臣们秘密相互联络, 统一认识, 积聚力量。周勃、陈平一将一相“两人深相结”, 陈平又提供五百万活动资金, 让陆贾“游汉廷公卿间”(《汉书·陆贾传》) , 专事联络, 为对抗吕氏集团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功臣们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 给吕氏集团准备的罪名是“危刘氏”。但是, 吕后健在时, 说吕后“危刘氏”、欲以吕易刘是说不过去的, 舆论也不会相信吕后会以娘家侄辈取代自己的子孙。因此, 功臣集团利用抱团之后阵脚较为稳固的有利地位, 尽量将摊牌的时间拖到吕后驾崩以后。吕后一旦驾崩, 以“危刘氏”的罪名去清洗吕氏集团就十分的名正言顺。
事情依照功臣集团的愿望发展。在吕氏集团与功臣集团几年相持之后, 称制七年的吕后终于大限已到, 撒手西归。齐王刘襄立即起兵发难, 功臣集团乘机发动政变, 倾刻间, 吕氏集团灰飞烟灭。
三、功臣集团尽诛惠帝诸子的原因
吕氏集团覆灭后, 大权在握的功臣集团突然声称少帝刘弘及诸弟“非刘氏子”, 将其废黜, 继而杀之, 改立汉文帝刘恒。后世史家均首肯功臣翦灭诸吕的举动, 文帝刘恒又是历史上有名的治世明君, 故后世史家未见有人对功臣黜、杀少帝的理由提出质疑。事实上, 此段公案疑点甚多; 而此事若不澄清,“绛侯系狱”是无法得到正确解释的。
太史公述及少帝弘身世的史料有三, 见诸《史记·外戚世家》及同书《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云:“吕氏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 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后以重亲故, 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 诈取后宫人子为子。及孝惠帝崩, 天下初定未久, 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 王诸吕以为辅, 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 俗连固根本牢甚, 然无益也。”《吕太后本纪》云:“太后欲王吕氏, 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 子不疑为常山王, 子山为襄城侯, 子朝为轵侯, 子武为壶关侯……二年, 常山王薨, 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 更名义。”
又云: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 无子, 佯为有身, 取美人子名之, 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惠帝崩, 太子立为帝。帝壮, 或闻其母死, 非真皇后子, 乃出言曰: ‘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 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立常山王义为帝, 更名曰弘。”
上述史料中, “取美人子名之”, “名”作正名份解, 将此子记名于皇后名下, 算作亲子。《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 “诸美人元幸吕氏,怀生而入宫生子。”刘氏之言所据云何不得而知, 极有可能是因袭后来功臣废黜少帝的说法且加以推测附会而成。太史公所述均明言少帝弘及诸王为惠帝“后宫子”, 一点没有暗示少帝弘血缘不明的蛛丝蚂迹。
这里, 必须对《外戚世家》所载史料中“及孝惠帝崩……继嗣不明”之语的含义, 作出合理的解释。综观这段史料全文仔细体会,“继嗣不明”不是针对惠帝说的, 而是针对惠帝后说的。吕后其人心胸极其狭隘, 只亲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孙, 千方百计设法使惠帝后生子继统而终不可得。可以肯定, 东宫是长期虚位以待, 以后感到实在无望, 才不得不取后宫子名为皇后子。此事搞得神神秘秘, 先是让惠帝后“佯为有身”, 然后摘儿杀母, 所谓“继嗣不明”实指此。因此, 太史公自述之史, 十分肯定地言少帝等为惠帝后宫美人子。若真有刘伯庄所说那种李代桃僵之事, 太史公不会无所表示。
汉初功臣柄政当轴, 居宫禁、朝堂枢要职位者, 莫非功臣或功臣子。因而, 功臣集团耳目众多, 信息灵通, 这在功臣集团与吕氏集团摊牌的斗争过程中反映得非常明显。如果后宫中确实发生了李代桃僵之事, 一连将几个“吕氏子”塞进后宫, 此等敏感的事,功臣们不可能不知道一点信息。然而检索史籍, 在翦灭诸吕之前, 朝堂内外均未有人疑少帝非刘氏子。《史记·吕太后本纪》云:(惠帝) 七年秋八月戊寅, 孝惠帝崩。发丧, 太后哭, 泣不下。留侯子张壁强为侍中, 年十五, 谓丞相曰: “太后独有孝惠, 今崩, 哭不悲, 君知其解乎?”丞相曰: “何解?”辟强曰: “帝毋壮子, 太后畏君等。君今请表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太后心安, 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如辟强计。
惠帝不是无子, 是无壮子, 对此大臣们是十分清楚的。若当时诸皇子均系李代桃僵的吕氏子, 功臣们不会不知风声, 事已到继统的关键时刻, 功臣们不可能全部缄口不言, 须知功臣中仍不乏王陵那样的骨骨更之臣, 且江山易姓对功臣是不利的, 因为功臣是创刘氏江山的功臣, 对吕氏江山则另当别论。因而,若后宫诸子非刘氏属实, 功臣们不会没有表示, 政坛上不会不起风波。若有风波, 则不可能不见诸记载。
前引吕后欲王诸吕, 为了减少诸刘及功臣内心不服而产生的反感, 于是先立惠帝诸子的史料, 仔细体味太史公所述, 吕后的内心活动仅此而已。若后宫诸子实为吕氏子, 吕后此举可谓奸诈至极。综观吕后及诸吕, 横则横矣, 但在整个斗争中的表现, 其权诈远远未能达到能行此等奸谋的水平。而功臣集团及诸刘也接受这种平衡吕刘利益的安排,虽然内心仍对吕后王诸吕不满, 但绝不认为所王诸刘实为吕氏子孙。
吕后执政后期, 功臣集团已经在秘密串联, 统一步调, 作与吕氏摊牌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陈平即为首谋之一。《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吕太后时, 王诸吕, 诸吕擅权, 欲劫少主, 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 力不能争, 恐祸及己, 带燕居深念。陆生往请, 直入坐, 而陈丞相方深念, 不时见陆生。陆生曰: ‘何念之深也?’陈平曰: ‘生揣我何念?’生曰: ‘足下位为上相, 食三万户侯, 可谓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 不过患诸吕, 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陈平以少主为念, 足见其并未认为少主非刘氏子。
齐王刘襄对诸吕早已恨之入骨。吕后一死, 刘襄之弟朱虚侯刘章就传信刘襄, 要他“发兵西, 诛诸吕而立”(《史记·吕太后本纪》) , 趁机夺取皇位。齐王襄乃遗书其他诸侯王, 述起兵本意, 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书称:“孝惠崩, 高后用事, 春秋高, 听诸吕, 擅废帝更立, 又比杀三赵王, 灭梁、赵、燕以王诸吕, 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 而帝春秋富, 未能治天下, 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 聚兵严威, 劫列侯忠臣, 矫制以令天下, 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如果少帝乃吕氏子, 那么诈以吕氏子代刘氏篡位, 乃是神人共愤的滔天之罪, 同时也是下一步刘襄问津帝座的极好的基础条件, 刘襄就该将此列为吕氏罪状之首, 把文章做足。但是, 刘襄罪状诸吕时, 却丝毫没有涉及这一问题。这绝不是疏忽。只是说明刘襄及其他诸侯并不认为少帝非刘氏子。
在翦除诸吕斗争最紧要关头, 吕禄动摇,放弃了对北军的控制权; 周勃入掌北军。此时, 吕产尚不知北军已失, 急急忙忙赶到未央宫, 力图控制住朝廷政令军令发出之地, 然而却被听从功臣们号令的未央卫尉关在宫门之外。与此同时, 太尉周勃“乃遣朱虚侯谓曰: ‘急入宫卫帝’”(《史记·吕太后本纪》)足见此时, 政变的首脑人物周勃, 也并未认为少帝非刘氏子。
太史公对翦灭诸吕后, 功臣集团谋废少帝, 立文帝之事的记述方式, 是很有点意思的, 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阴、常山王, 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他人子, 杀其母, 养后宫, 令孝惠子之, 立以为后, 及诸王, 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 而置所立, 即长用事, 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太史公的记述很奇怪, 言少帝非刘氏子的依据不置一辞。若少帝非刘氏子为实, 此等宫闱秘事大白于天下, 依太史公的风格, 必定会将此事的来龙去脉有声有色地记载下来。但太史公没有写下一句客观记述史实的话,只是云“诸大臣相与阴谋曰”, 此为点睛之笔,意在申明: 说少帝非刘氏子, 是大臣们之言,不是我司马迁之言! 这是太史公史笔高明之处。十分明显, 功臣们所言少帝非刘氏子是没有依据的, 是强加的罪名, 对此太史公是十分清楚的。
翦灭诸吕之前, 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均不否认少帝系刘氏子, 诸侯的代表人物齐王虽欲代立, 但也不否认少帝为刘氏子, 何以诸吕一旦覆灭, 又立即改口, 硬说少帝非刘氏子呢? 其实功臣们的这一举动, 深藏有复杂的政治原因。第一, 少帝系吕后嫡系子孙,诸吕系少帝舅氏。诸吕实无反意(作者另有专文述及) 而遭灭绝, 少帝年长后很难保不追究此事, 功臣们不能不心存后怕, 此即是功臣们私议中云若少帝“即长用事, 吾属无类矣”的根本原因。于是功臣们不得不考虑采取预防性措施。利用此时大权在握, 将帝系转移给刘邦其他嫔妃的子孙, 这才是确保无虞的万全之策。第二, 另立藩王为帝, 被拥立者必然生感戴之心, 有利于巩固功臣集团的地位。第三, 行废立之事, 非有大权威不可; 能行废立之事, 具有显示权力立威天下的作用。诛灭吕氏的举动已使功臣集团势成骑虎, 不能不行废帝更立之事, 然而以臣废君乃非常之举, 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否则不足以服天下。少帝年幼, 无失德之举, 找不到其他足以行废立的理由, 只能诬其非刘氏子, 方能杜天下之口。惠帝皇后本来就搞了一个杀母名子的勾当, 以此为口实说少帝非刘氏子, 一时之间是可以混淆视听的。
四、“绛侯系狱”的真正原因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述十分清楚, 刘邦大封功臣为列侯, 萧何居首, 曹参次之; 张耳之子张敖居三, 周勃位居第四。张敖尚鲁元公主, 又由王爵降为列侯, 虽位居第三, 实应当别论, 故周勃实际上位居功臣排序的第三位。
商鞅变法以来, 确立了“利禄官爵抟出于军”的封赏原则已成社会的共识; 刘邦分封功臣时, 人们均以军功大小作为封赏的基本依据。张良于汉, 运筹帷幄之功非诸将可比, 而《史记》、《汉书》在述及刘邦行封时,均书有“良未尝有战斗功”之语, 足见当时人们观念之一斑。萧何受封食邑多, 功臣们内心不服溢于言表, 皆曰: “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 徒持文墨议论, 不战, 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刘邦很费了一番唇舌, 才勉强将此种议论压下去。在功臣武夫们的心目中, 萧何、张良、陈平之流, 是远不如曹参、周勃等人威望高的。功臣集团发动翦灭吕氏集团的政变时,萧何、曹参均已去世, 周勃又居最高武官太尉之职, 十分自然地成了功臣武夫的首脑。陈平虽在策划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出头露面、指挥政变的是周勃。在政变成败与否的关键时刻, 周勃只身入北军, 策动北军站到功臣集团一方, 保证了政变的成功。因而在所谓“安刘氏”的这一事变中, 周勃的功劳最大。十分明显, 指挥政变和政变后定策的首脑人物是周勃, 那么, 诬陷少帝及梁、淮阴、常山王非刘氏子的阴谋, 肯定是在周勃主持下敲定的; 不论造议者为何人, 周勃都应对这一非常之举负主要责任。翦除吕氏外戚集团后, 刘氏宗王集团虽有一定的实力, 但终因远离朝堂, 鞭长莫及,朝政大权操之于功臣之手; 功臣集团竟然做出了生杀立废的惊人举动, 这不能不令新即位的汉文帝刘恒卧不安席。
少帝到底是不是刘氏子, 包括刘恒在内的统治集团上层内心是十分清楚的。刘恒虽然藉此登上皇帝宝座, 但从以后皇权的稳固和皇威的树立着眼, 也不能不对功臣集团开此恶例作出反应。但是, 文帝此时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首先, 文帝以外藩入继, 尚未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专制权威, 面对强大的功臣势力, 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 功臣集团毕竟是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汉文帝也有个法不治众的问题; 第三, 汉文帝本人事实上参加了逼宫。如功臣诬杀少帝之事彰显于世, 汉文帝难逃篡弑的罪名。因此, 汉文帝不敢触及事情本身, 选择了另立名目拿主谋开刀以示惩戒的策略。
打击周勃的第一步, 是将周勃免相就国,事见《汉书·周勃传》:岁余, 陈丞相平卒, 上复周勃为相。十余月, 上曰: “前日吾诏列侯就国, 或颇未能行, 丞相朕所重, 其为朕率列侯之国。”乃免相就国。
汉文帝所下列侯就国诏中明确规定:“为吏及诏所止者, 遣太子。” (《史记·孝文本纪》)即身为现任职官的列侯不必就国, 只须世子就国即可。但文帝却要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周勃带头离职就国, 目的就是要将周勃削去职权、逐出京师。此后, 周勃的处境大为不妙, 打击接踵而来:岁余, 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 绛侯勃自畏恐诛, 常被甲, 令家人持兵以见。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 下廷尉, 逮捕勃治之, 勃恐, 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汉书·周勃传》)周勃就国后, 为什么会“自畏恐诛”? 恐怕他多少算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文帝终于找到借口, 将周勃下狱治罪。幸而得过周勃许多好处的帝舅薄昭搬出了薄太后来干预。薄太后十分生气, 斥责文帝曰: “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 不以此时反, 今居一小县, 顾欲反邪! ”(《汉书·周勃传》) 须知汉文帝为一代明君, 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薄太后不懂政治, 不知文帝如此处置周勃的个中深意。文帝选择功臣集团首脑同时也是政变首脑的周勃作为直接打击对象, 既达到裁抑功臣集团势力, 并对其弑君废立行为示警的目的, 同时又避免了打击面控制不当而激化与功臣集团的矛盾, 把文章做到功臣集团尚能容忍的限度内, 实在是高明之举。
在薄太后的干预下, 周勃被释放归国, 闲居至文帝十一年薨逝。由于吕后和吕氏集团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时的极度失策, 激化了矛盾, 导致了功臣集团发动政变彻底翦灭吕氏集团; 但功臣对吕氏集团斩尽杀绝之举, 使他们很快意识到此举已种下灭门之祸,极有可能遭到吕后嫡派子孙少帝的追究; 为了自身的安全, 功臣集团不得不将惠帝子尽数诛除, 将帝座转到刘邦的其他支系子孙手中。此事的因与果一环紧扣一环, 功臣集团是箭在弦, 不得不发。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不在意人臣行生杀立废之事, 故周勃作为行生杀立废这种非常之事的主要责任人, 受到汉文帝有计划、有步骤的打击, 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勃得以善终, 是万幸; 周勃子周亚夫终遭厄运, 很难说与乃父作主弑少帝这一过节毫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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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Demigod FROM 202.108.12.36
FROM 211.99.22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