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待遇过于优厚恐怕也不行,这样固然会让军队“勇于公战”，但也容易让军队难以控制，反过头来从“党指挥枪”变成“枪指挥党”了。罗马帝国雇佣军的形成恰恰是待遇过厚造成的，共和国时期市民兵无军饷，打完仗回家一样要干活维持生计，但马略改革让市民兵服完兵役之后可以转化为职业兵，打仗变得有利可图，于是为了共和政体奋战不休的战士很快就蜕变成有奶便是娘的军阀私器，甚至成了“抢钱抢粮强地盘（女人？）”的兵匪，帝国财政负担不起这帮大爷的开销的时候，立马就内外勾结反过头来杀回罗马大抢而特抢。

【 在 cjohn (猴年马月) 的大作中提到: 】
: 前几天讨论西藏问题和奥运火炬的时候有个同学谈到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当时觉得很解气，就是这么回事。回头想想，这个问题应该和民族性无关。人性是普遍趋利避害的（吴思的原创），所谓的民族性只是某个民族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这种趋利避害的趋势在各种
: 到底哪些具体的因素会对某个民族“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或者“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产生影响呢？
: 暂时不谈文化传统的影响，想从容易掌握的具体的国家制度中分析一下，怎样才能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而不是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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