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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钱理群的文革观 ZZ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Nov 4 12:07:26 2008), 站内
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
---钱理群的“文革”观
朱健国
（本文原采写于1998年11月，钱理群先生当时审订后建议“暂不发表为好。”一晃八年
已过，“文革四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纪念日已来到，关于文革稿约不绝。
虽一时联系不上钱理群先生，自觉“暂时”已过，此文应该到了“自主问世”之时了。
——题注）
冬天又来了。这是1998年的初冬。距离1966年的那个冬天，正好“故园三十二年前
”。
有一个人忽然回忆起了32年前的那个冬天。他没有时髦地全盘否定那个冬天，也没
有古怪地全盘赞扬那个冬天，他只是如实地说明自己对那个冬天的真实想法。他分明想
站在一个新高度重新审视那个冬天。在此之前，他专研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
、研究胡风。即便近年从学术转向启蒙，也至多越界到“反右” ---为思忆反右，思忆
北大右派，他新近发出寻找当年北大右派今日踪影的“特别寻人启事”。此事正在轰动
，可是当事人却又冲向下一个新目标：在几个人的访谈下，他猛然越过自己思想的边界
，大胆闯进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长驱直入文革研究禁区！
时维1998年11月15日下午，一场大雪前的狂风正在京师呼啸；其地是北大燕北园教
工宿舍区，一套北大一流而广东科长们不屑入住的小三房；其人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
，1998年北大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几年后，人们却微辞钱理群先生有“新左”迹象。
是否属实，有待定论。）
“痛说革命家史”
去汉阳归元寺看过五百罗汉的人，见了钱理群先生，往往会想起其中一位罗汉。京
戏“黑头”似的身段，列宁似的大秃顶，加上一对随时闪射嘲讽与反抗的眼睛，让人一
见便有“此公不可等闲”之感。
果然，钱理群出身名门。钱理群仰着佛佗一般的大圆头，从书房向窗外深深望去，进入
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最初的研究兴趣纯粹是对家族的兴趣。
“从祖辈这一辈说起，祖父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印象，他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大清楚。父
亲也没跟我说起过，他走的时候，我还很小。实际上，对我们家比较有影响的是外祖父
。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家族本身就构成了本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各种命运，各种
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是有的。比如我外祖父项兰生（浙江求是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他是
著名的早期维新派人物王韬的学生，属于中国第一批早期的维新派人物。他当年在杭州
，最早办白话报，办新学堂（安定中学——1920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约翰杜威
博士来华考察，特地到安定中学参观，称赞安定中学是‘最经济最富有朴实精神的学校
’），茅盾（范文澜、柯召、华君武、冯亦代等）是他的学生；办中国最早的银行，他
当时兴办了浙江兴业银行，所以我的舅舅们都是银行界的，后来他成为银行界的一个很
重要的人物。我外祖父跟陈叔同（陈布雷胞弟，名记者）、章乃器（救国会‘七君子’
之一）、余越园（清季举人，曾任司法部次长，浙省副议长）都是非常好的老朋友，他
们大概总体上是属于中国江浙盛世那一代人吧。我受外祖父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像我母
亲，从小除了读‘四书’之外，外祖父还专门让她学外文什么的。他就是有维新思想，
现在不是在研究这个‘江浙盛世’吗，他就属于那个系统，用我们的学术语言来说，就
是现代转型派━━从传统知识分子转为现代知识分子，他是早期的维新派人物，最早的
一批。
“我父亲（钱天鹤）也是，我最近在《读书》上写一篇文章（《哦，你是我父亲》），
就是讲我父亲的。我给他编了本文集，他是清华学堂派出的留学人员，大概是第二批派
出去的留学人员吧，现在清华的校史里可以看到他的记载。他本世纪初就到美国去留学
，也是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本世纪初，我们中国派出两批留学人员，一批是留日，一
批是留美，留美在后。留日是1913年前后，留美是1913-1914年左右，他是第二批。所以
我自己研究家族史，我就研究现代史。第一批留日的学生，后来主要是文学家，像鲁迅
、周作人；也有几个军事家，主要是蔡锷什么的，他们都是第一批留日学生；第二批留
美的，主要是以理、工、农为主，他们是我国的第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我父亲跟胡适是先后同学，他们都是同一所大学康奈尔大学，而且都是学农的。
胡适刚开始学农，后来才转的文学，而且他们是最早的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组织，
叫‘（中国）科学社’，大概在1915年左右成立的；他们当时还办了一个杂志叫《科学
》杂志，这是中国第一个新思潮杂志，实际上是在《新青年》之前的第一本杂志，而且
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和横排格式。根据我的查证，我父亲他是《科学》杂志最早的编辑
之一，算是早期的社员、早期的撰稿人。他自己是学农的，他算是本世纪第一代的科学
家了，包括竺可桢、胡明复、赵元任他们，这都是他的老朋友。
“他大概是1918-1919年回的国。回国后先是在金陵大学做财政系的主任。有这些人
才才有金陵大学和东吴大学，科学社的人物都集中在南京东吴一带，他就在那里。他是
中国最早的农业教育家吧，中国最早搞蚕桑的，后来他到中国近代第一个农业科学研究
所━━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他是第一任所长，主持研究所的工作。
“到了抗战时期，他参加了国民政府。其实这个涉及到南京政府，当时国民党政府
招揽了大批的专家进入内阁政府，所以当时孔祥熙做行政院长的时候，我父亲就做了农
林部的常务司长，今天来说就是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吧。现在对他的评价就是他对当时的
大后方━━西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最近我看了云南的那些材料，里面就讲
，当时他就建立了大后方的农业基地，包括把云南这些地方原来种鸦片的土地改为种田
，用种田来代替种鸦片等等。我父亲在民国时期领导中国的农业，前后大概有十多年，
实际上他是当时全国农业方面的一个最高层领导人，主持全国农业工作。
“那么抗战胜利以后，他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我就是1939年在重庆出生
的。
“母亲一直是没有工作，因为解放前一直都不提倡妇女走上社会，那是非常消极的
。而我们兄弟秭妹挺多的，我们家8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
“我们住在重庆郊区一个现在叫做“金佛山”的地方，因为当时抗战的时候，都住
在郊区嘛。
“抗战胜利后，我就随同父母亲回到南京。不久，南京政府改组，我父亲离开了工
作长达16年之久的农林部，然后他到联合国去，是联合国关于粮食和油料作物的一个负
责人，就在联合国工作了一段时间。
“48年的时候，当时成立了一个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就是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成立了
一个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他参加了这个组织，是复兴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这样，48
年我们家就从南京迁到上海，准备从上海到广州去。
“到上海以后，我母亲就不肯走了，当时因为她的父亲、兄弟姐妹都在上海，都是
上海银行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所以她不肯离开上海，而且当时对整个局势的估计也不是
很准确，没想到局势的变化会这么快。最终决定父亲先到广州去看看，结果他一走之后
就音讯断绝，回不来了，后来他从广州到台湾去了，我母亲就带着我们最小的几个兄弟
姐妹留在了大陆。父亲和我们分离的时候，我才10岁，基本上没什么记忆。我写过一篇
文章，你可以看看。父亲后来到了台湾，台湾几年以后的那个复兴就是从农业开始，应
该说他对台湾的农业也作了很大的贡献。
“他是1960年退休的，大概1972年去世。因为他曾对开发金门岛作过贡献，所以他
去世以后，当局为他在金门岛塑了一个铜像，现在金门岛上还可见到他的这个铜像。我
可能是1995年到台湾去的时候，才去扫墓，才去看了父亲的铜像。父亲的情况基本就这
样，他就是属于国民党那个系统的自然科学家，走的一条专家从政，专家治国的道路吧
，这就是我父亲。
“我那个大哥呢，叫钱宁。钱宁他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学水利的，治理黄河泥沙
的。解放前他到美国（依阿华大学）留学，他的老师是著名的爱因斯坦的儿子━━小爱
因斯坦，跟他研究泥沙，小爱因斯坦是世界研究泥沙方面的最高权威，我哥是他的最好
的学生。
“54年的时候，他们就是通过周恩来，第一批回到大陆来的在美国留学的自然科学
家，他们大概比钱学森稍晚一点，就属于那一批人。我哥等于是最早的冲破美国的重重
封锁回到大陆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搞研究和治理黄河泥沙的，是我们国家这方
面的最高权威了，也是世界很有声望的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他是八六年因为癌症去世的。（网上查证：钱宁,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的水利科
学家、中国共产党员。为了纪念钱宁先生在泥沙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和鞠躬尽瘁的献身
精神及鼓励从事泥沙工作的人才，1987年，经水电部批准，由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设
立‘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钱宁奖’于2002年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批准为社
会力量奖，是面向泥沙科学技术领域的奖项）。
“另外还有一个哥哥，他也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抗战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到四川
去以后，他把年纪比较大的几个哥哥姐姐都留在了上海。我曾在文章里谈到我们家在本
世纪经历了两次分离，第一次是抗战的失利，由于战争的关系，我父亲和母亲到南方去
，就把最大的几个哥哥姐姐都留在了沦陷区上海，只带着最小的两个 ━━━我的一个
哥和一个姐姐到重庆，我就出生在重庆，于是我们三个最小的呆在父母身边。大哥也在
重庆，其它几个就都留在了上海。所以我那个二哥他是属于留在上海的，当时他也是出
于爱国之心，就从上海沦陷区跑到了重庆，然后就读于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我二哥
当年曾跟金庸是同学，而且关系很好，我那时候在美国见到金庸，我就跟金庸提到我二
哥。所以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于国民党的那种思想体系。二战以后，他当了美军的翻译。
当时大批的大学生去给美军当翻译，所以他后来基本就是一个比较忠实的国民党人，他
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当然也就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他后来又作
为国民党驻美国旧金山的领事，最后在美国定居了，大概60年代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此后一直在美国旧金山经商，开了一个大餐馆。这是我二哥。在我们家里，如果按照国
共两党来划分的话，我父亲和我的二哥是属于国民党这个系统的。
“接下来就是我的二姐和三哥，他们当时是属留在沦陷区上海的。因为是在沦陷区
，所以他们就比较进步，后来他们就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我姐姐从沦陷区上海跑到了新
四军，参加了新四军，以后又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我姐姐在总政文工团工作，她在
部队是一名很著名的话剧演员。我姐夫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丁毅，他是共产党的高级
干部，所以他说我们家里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我姐姐解放后一直在总政文工团当话剧演
员，去世比较早，也是得癌症，我们家好像有得癌症的家族史。
“我的三哥一直在上海，他是地下党人，跟彭佩云、钱其琛、乔石他们是一个系统
，都是属于地下党的这个系统。所以我在《1948年》这本书中，我写了他。 《1948年》
我有一章是写我姐姐，可能别人都没注意，就是“战地歌声”那一章，其中有一段当时
讲的是我姐姐。当然我不便再点明是我为她写的一章。
“1948年对我来说是意义深远的，我的写作跟我的生活是有直接联系的，都是为了纪念
曾经失去过的生命的一部份。《1948年》其实很大的动机是为他们俩位而写的，但是别
人不一定看得懂啊。我为什么这么特意去写呢，我在这次给《读书》杂志的文章里就写
了，可能大家不太注意，我觉得历史对我这两个哥哥、姐姐这样一代人是不太公平的，
因为他们是参加（共产党）革命的，他们是40年代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当时
他们在学校里是最出色的学生，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对于他们曾经参加革命的这
一批革命者，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使我个人感情上有非常深的遗憾，我觉得历
史是很无情的。比如我大哥，包括自己家的一些人都还得到了历史的不同承认，但是像
他们这些真正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同志，反而没得到应有的评价，反而不如他们（
国民党）那些人，实际上他们当年都是一些忠实于自己理想的非常优秀的一代青年，因
此我的感情是复杂的，说老实话，我对国共两党都很有感情。”
读懂钱理群这段“痛说家史”，对于理解钱理群学术思想至为紧要。钱理群一反多年闭
口不谈家世的习惯，突然对我大段“痛说家史”，我想他并非炫耀出身贵族，而是要提
出一个尚无人关注而极耐人寻味的尖锐问题：为什么尽管国民党在台湾垮台了，但一些
追随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大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文化声誉和地位？为什么而共产党
虽然仍是大陆牢牢执政的执政党，许多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却或是烟消云散
，不为人们所知，或是身败名裂，名声日臭，如郭沫若之类？（今日如果有人真认为钱
理群有些“新左”言论，大可以从钱理群“痛说家史”中找到一点所以然。）
不论怎么说，钱理群大约算得“思想无禁区”，接下来便又露出他的一个大胆奇特思想
：文革有“前文革”和“后文革”两个文革。其实“文革”初期，让平民有一种思想大
解放之感。这种解放当然是有限的，但毕竟也是当时的一个解放。
与官方要求必须彻底全面否定那个“冬天”的定论相比，钱理群此言可是反潮流的惊天
之语。钱理群当然知道，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钦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
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钱理群
仍然坚持自己的实际体验与观察，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文革”。
钱理群缓缓道出他的根据。
那个冬天，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钱理群，因“出身不好”，已
经虎落平阳，在贵州安顺地区卫校当了5年语文教师。按一般人的想法，此种境遇，只有
颓废玩世了。但钱理群却想，人生要有“狡兔三窟”，要有多种生存方式。第一窟，他
就当个教员好了，反正从小就有教师梦。第二窟，做个业余研究者，专研鲁迅。有了这
样的想法，他便身在荒山，胸有锦绣。精神抖擞，上班就全心教学，把个初小文化的班
在三年内教成高中水平；下班便读鲁迅，住进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半夜里爬山、画画，
呤诗，迎初升太阳，冒顷盆大雨，或打伞画雨中风景，或望北斗迎风长歌……那时他的
诗充满浪漫，他的画一派象征，他的文章如万马奔腾。尽管因教学法与校长矛盾日益激
化，但他的精神并不压抑，他甚至预感到让他出气的时机要到来。
“文革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高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引发”
对于“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回忆，钱理群至今充满深情，那是一个物质贫
乏、肚皮空空而理想激荡的年月。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是有精神准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文革不是偶然发生
的，在文革之前，实际上有很多矛盾已经在孕育，我们在经历、体验之前就已经孕育了
很多矛盾。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副校长（贵州安顺地区卫校），他原来
也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因与当时的省长有矛盾，他原本是个省级干部，后来在‘党内斗
争’中被打成反党分子，贬到我们学校当了副校长。虽然他受贬了，但是在学校里还是
共产党高干的那套作风，很跋扈的一个人。有一次全校教研室工作会议上，我和他吵起
来。其实很小的一件事，他要扶持他那个在我们教研组的亲戚，而那个人在教研组群众
关系一贯不好，大家都反对他，我就发言反对，结果就和他吵起来。这个副校长颇有马
列水平，他搬出一套套的马列主义理论来教训我，当时我也是年轻气盛，我说只有你懂
马列，我就不懂吗？我马上跑回寝室抱回一大堆马列主义的书来……这就不得了，把他
给得罪了。他马上就派老师监视我，而且我本来是“五好团员”的，把我的名字也抹掉
了，马上就对我采取行动，把我气得火冒三丈。不久，我们这个学校新来了一个党支部
书记，这个党支部书记当时就和校长发生矛盾。这个事发生在1964年，我这人比较敏感
，64年全国搞 ‘大批判’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可能大变动的到来，我就觉得肯定有说话
的机会。所以我就开始准备。校长不是整我吗，他每次整我，我都把它记下来，心想总
有一天我会找到机会说话，你整我，总有一天我也要批你……就搜集他的材料。我到现
在一直还保留有他的材料，就是这么个原因。那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一个大运动的即将
来临，那么小的一些事，干群却如此隔膜，这社会这样一种状况，群众和干部的不可回
避的矛盾那时就已经孕育，这矛盾发展，文革就一定要起来了。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文
革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高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引发。它可能是这些上下矛盾经历了一定阶
段积聚后的最终总爆发。
“后来那个校长跟支部书记闹矛盾，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对我表示支持。我当时觉得
党是英明的、伟大的，能理解我。谁知道我紧接着又和支部书记发生了矛盾了。我那性
格真是奇怪。我自己总结我和领导的关系是‘三部曲’：最初的时候，领导都非常信任
我这个人，因为我好用，工作又认真努力，能力又很强，他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什么，
那当然是一个好用的人。但很快就因为我的不驯服、爱提意见，和他发生冲突。然后第
三步就是被整。我和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喜欢冲突，而今我在北大也是这样。所以领
导总是开始的时候信任我，因为要利用我，但我又犯了‘错误’。什么原因呢？当时我
后来有一个悲剧发展。校党支部书记发展了一个党员，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这个老师
我跟他很熟，关系还不错，但是他对人很假。比如说，有一天他去作报告，他是学毛著
积极分子，他要求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他说：学了毛著，我眼睛就亮了，任何黑暗我都
看不见，我就只看到光明了。我说这很荒唐，看不见就是看不见，怎么学了毛著以后眼
睛就亮了呢，黑暗也变得光明？支部开会提意见，说争取群众的意见，其实那只是形式
主义，走过场而已，其实学校的老师都很反感这个老师，但是谁也不说话，就我敢公开
发言，我一发言就引起所有老师都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一些党员也赞成我的观点，结
果支部书记就没面子，从此我又得罪了这个支部书记，我当时还不知道。”
两个文革
在钱理群心中，实际存在着“两个文革”——1966年10月至12月，是一个“有限思想解
放”的民主（造反）文革，“一月夺权风暴”后则是“反奴役的革命异化成新奴役”的
专制文革。文革至少有两个月的“有限思想解放”。
钱理群靠着书房的沙发，凝望着一排新书柜，缓缓说道——
“文革一开始，一看报纸上毛主席支持聂元梓，当时我就非常兴奋，觉得这正是多
年来我要说的话。那时我在住医院。我下乡劳动的时候，住农民家，被蚊子咬了，生了
病，学生送我住了医院。于是在医院里我连夜赶写大字报，检举校长。但是我的大字报
还没贴出去，就被校长抢先了一步，把我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当时支部
书记也在乡下，只有校长在校里主持工作。把我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很荒唐，当时我
才二十多岁，怎么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可能因为那一带，还只有我是从北京来的大学
生。后来支部书记回来，又把校长打成牛鬼蛇神，把他打成反革命，我俩竟然关在一个
牛棚里。这样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动派，当时把我们软禁在我的寝室里，派两个学生
跟我住在一起，日夜临视着我的行动。因为我反对那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他们就说我就
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结果有个女同学就站出来为我辩护，她就说这话好像不通，钱理群
反对这个老师，怎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是他们班主任，她
也对他的假话不满。结果后来就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不久就去跳楼自杀了。
“我就被软禁关着差不多三、四个月吧。一直到66年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的时候，我才解放出来。学校里也一直没给过什么职务给我，根本不可能，我曾
经申请过，连班主任也不让当啊。我申请当班主任，因为我和学生关系实在是太好了，
后来我又有一条罪名就是‘和党争夺青年’，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罪名，因为我走到
哪里，我的周围都有青年圈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我害了那个女青年。文
革一开始，打倒‘三家村’，我害了很多人，因为我和学生接触太密切，又是运动，又
是演戏，又是黑板报，每一件事都是由我带领他们。当然我和很多学生都有联系，以我
为首，打了很多的小‘三家村’。后来所有的学生都对我反戈一击，甚至捏造、编造很
多没有的事，这些东西都够厉害的，令我很难堪。
“当时我们在底层的感受和上面是不一样的，上面所涉及的人物，是陷入了一场文
革路线斗争中的毛、周、刘、邓，似乎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其实在我们下面看来，当
时我们的感觉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文革对普通老百姓
来讲、对受压了的人来讲，它当时批判一切，就是要打破各种迷信，各级党组都瘫痪了
嘛，都搞掉了嘛，然后它理论上提出是批判赫鲁晓夫，怀疑一切。他提出的口号是马克
思的话，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怀疑一切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领导干部
都要怀疑，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一场思想大解放，尤其像我这样受压抑的人。所以我觉得
对文革的态度跟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这种受压抑的人，当时的感觉是一
个大解放，根本不见得是什么灾难。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我说是非常复杂的。文革的
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有限制’，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崇拜毛泽东，就是在他一人的控制
下，进行一种他批准的思想解放，是有限解放，但是毕竟是一个解放。当时所有的党支
部组织都瘫痪了，只有百姓的造反组织在活动。当时群众在毛的控制下这是肯定的，这
种解放是有限制的，但是确实是有不少思想解放。当时我们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而且
整个社会秩序非常之好，根本没有小偷，连小偷都革命了，那个局面跟‘六四’前后非
常之相像。但是时间不长，大概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到一月份就不行了，一到夺权闹
革命、‘一月风暴’搞武斗，那性质就转移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十月到十二月
之间，那确实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思想解放，特别对下层，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在卫校里边挨整，就完全属于校领导的报仇思想，他就不肯给我平反
。曾给我平反几天，后来又收回了平反。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他们抄
我家抄出来很多诗。比如有一首诗，就是我刚上大学时写的，当时我意识到中央领袖的
仕途不见得平坦，就发了一下‘诗小二’的幻想，诗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没有人能一
马平川。有一首诗我又以踢球来比喻，说球可以踢到地球的另一面去。那地球的另一面
就是美国啊，当时我为了押韵，说我要一跟斗翻到西雅图去，因为西雅图的“图”字比
较押韵。这可不得了，当时解释不清楚的。因为当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而我的哥哥又
在美国，我们家庭是那么复杂，那么你一跟斗要翻到美国去，你不是想叛国是什么？你
解释不清楚，就凭这一首诗，就你甭说别的。我也解释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好戴着
一顶‘三反’帽子走路。
“文革后来社会上分两派，你想，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我父亲在台湾，是一个高
级官员，在贵州那小地方，一听就吓坏了，认为接触我这类人，是很危险的，包括那些
毫无理由怕我的人。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越要参加造反派，我非常积极，所以整个造反
、革命过程我都参加，我没有消极过一天。后来我自己组织了一个组织，后来又参加了
一个红卫兵组织，又给红卫兵开除，开除又参加，反正乱七八糟，但是他们总用得着我
，因为我是写大字报的好手。
“我这种性格就是反叛性格，先前的校领导我反，革委会成立我又反对革委会，这
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确实是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不过，在我看来，文革有两个毛泽
东，一个是专制体制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反叛这种专制的毛泽东，毛泽东也是现
行体制的反叛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肯定出
现了特权阶层。这点我们在基层是体会很深的，特别赞同，所以他提出反对走资本主义
道路，这是非常得人心啊。当时人们都有把特权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文革中我们为什么反对‘新生的革委会’，因为革委会一诞生就又建立了一种新的压
迫，新的特权。所以我这人一辈子都是坏家伙。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啊，我就要反对新特
权。而毛主席他支持你反对除他之外的新特权啊。毛泽东他实际上有两面，他有反派的
，所以当时我们忠于你的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毛
泽东和群众的关系，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而我也绝对跟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
。一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很不定的灵魂一样极有反抗性，不断探索，不断地灵验，就凭
这一点，我们当时就非常敬佩他，他能有这样的胆量把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摧毁了，而且
居然做到了，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崇拜他。但是我们以后对他的另一方
面，对他的文化等方面，当时我们的感受就更大，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处在
一种被压迫的状况，所以一直对他是很崇拜的。那后来就是，我这篇文章也谈到了，林
彪事件以后就开始有些变化了，考虑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回到他身上。林彪死了以后，
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紧跟着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在我周围就出现了
一批青年人，就是文革的中后期，因为我文革这个时候是和青年人在一起的，和红卫兵
在一起，尤其到中后期，我当时的影响就逐渐地扩大。在文革中我的遭遇很多了，有被
抓了回来，逃到北京，从北京再抓回去。那么我就团结了一批年青人，这批年青年人基
本都是我本校，也有的在卫校教书嘛，后来到师范学院去教书，但是我的影响就超过了
，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地区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还能不断地反抗他
们，也是够厉害的了，而且我曾在全城万人游斗，挂着牌子在大街小巷游斗，所以我在
那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人家都知道我，一直到现在，贵州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我的
神话。这个你可别写，因为我后来又考上北大研究生，就已经不得了了。
“最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就是中国何处去、世界何处去的问题。这是71年以后。我
大概74年到了四川去了，住在一座水库旁边，离城比较远，就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工人
、知青、民办教师、社会青年这一批人，我在那地方当时是非常最出色的，我自然就成
了一个中心人物，把那个地方的青年人组织起来，紧跟在我们周围，我们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见面，当时过的是一种毛泽东的那种“身无半文，心有天下”的生活。”
“阳谋”恩赐“有限民主”
在没有听钱理群这番话之前，我一直以为高呼启蒙的钱理群一定是个彻底否定文革
派，不料他竟是如此说法：文革也分两个阶段，初期是一人之“人治”下的 “有限思想
解放”，后期，也就是1967年1月后，文革才因“文攻武卫”、“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专制运动又成为一个新的奴役时
代。
虽然钱理群尚未明说，但人们由此可以发现，文革的演变，正是20世纪中国无数次“异
化革命”的缩影，反奴役的革命，往往到后期便又成了新的奴役——孙中山的民国革命
如此，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政治如此，鼓吹“中国只有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蒋介石
如此，而亲自加添“毛主席万岁”口号的毛泽东更是如此。文革从 “红卫兵”阶段到“
革委会”阶段的历程，就是一部反奴役者又成为新奴役者的历程。笼统地把文革当作一
次从出发点到结果都是罪恶的运动，有失客观，难辞草率与浅薄。只有看清文革初期的
“有限思想解放”圈套，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自由思想者狂热地投入到文革中去。文
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人治下的“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以“阳谋”恩赐“有
限民主”与臣民，借以诱骗平民开展“假民主真保皇”运动。
奇怪的是钱理群对毛泽东的崇拜至今不衰。
钱理群为何对文革有如此独特的想法？
这也许要从他的家世说起。
钱理群说，他的家庭是一个一家两党制。国共两党、进步与传统都在他家里大有市
场。从上辈人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维新派。外祖父项兰生，深受著名维新派学人王韬
的影响，是中国第一批维新派成员。因为外祖父的影响，钱理群的大哥钱宁，成为一个
投身革命的自然科学家，钱宁早年在美国跟着爱因斯坦的儿子小爱因斯坦研究水利、泥
沙，1954年，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冲破重重封锁，继钱学森之后也回到了祖国，成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而二姐与三哥，早在抗战时便参加了新四军，二姐夫丁毅，就是著名革
命现代歌剧《白毛女》的剧作者。所以革命的影响、共产党的影响，在钱理群家有着三
代相沿的传统。
但是，到了钱理群的父亲，情况则有变化。钱父是由清华派出的中国第一批留美学
生，和胡适同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都是学农（胡适是后来自己转文科），钱父是《科
学杂志》最早的编辑，与竺可桢、胡明复、赵元任都是老朋友。钱父1919年回国后，先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后来在蒋介石专家入阁的方针下，成为了国民党农林部常务副
部长，主持全国农林工作。其间曾在联合国负责粮油部门工作。1949年，钱父随蒋介石
到台湾，为台湾农业复兴做出重大贡献，1972 年钱父去世后，国民党人为纪念其对开发
金门岛的业绩，在金门岛上为其树立了一个铜像。
在钱父的影响下，钱理群二哥也加入了国民党，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外交部，后
来也去了台湾，成为国民党驻美旧金山领事，虽然后来又脱离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经
商，但思想体系是属于国民党的。
在这样的一家两党背景下，钱理群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人，始终
受到的是一种虽无大苦难，却从不受信任的“敬而远之”。当年的“官僚资本家”成份
虽然没有剥夺他上北大（后转为人大）的权利，甚至也最终让他加入了共青团，却在最
终的职业分配上让他流放到了贵州的一个专区的卫校。以普通人来说，这并非什么坏安
排，以钱理群的才学与家世来说，这可是一种无情贬谪与流放。
正是这种不痛不痒的轻罚生活，使钱理群在反右中没有多发意见，忍至文革初期，
终于一朝喷发，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僚体制的强烈不满情绪。
钱理群正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感到文革初期尽管有崇拜红
太阳迷信，但在一个迷信之下，还是有许多思想解放，也还是在一个大禁区之下开放了
一些小禁区。可否说文革是一种绝对限于体制内、皇权下的“有限短期思想解放”呢？
钱理群认为文革是“两个毛泽东在打架”，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与专制极权的毛泽东
打架。这种想法来源，最终可能在于他一家既受过共产党的恩惠与教育，又受到共产党
的折磨与摧残。
钱理群现在不平的是，他家中追随国民党干事的人，身后却受到了海峡两岸百姓和
文化界的礼遇，而他家为共产党献身的人，则生前受尽不白之冤，死后不明不白，功绩
湮没。他觉得这真是不公平。
在学术与启蒙中间转换
钱理群早年禁想当作家，后来发现自己细节感光力不强，自知之明地转为学术研究
。1978年以39岁的极限年龄考入北大研究生班，一直以学术为业。可是近些年，他大写
随笔、大写思想评论，分明从学术转为了思想启蒙。他觉得，有了多年研究鲁迅与现代
文学史的功底，应当做几年启蒙工作，因为对社会最直接的帮助，往往是思想启蒙。但
是，如果老是“启蒙”，而不做学术，则又会重复老调，没有新思想了。在学术与启蒙
中间转换，才能真正做好学术与启蒙。钱理群因此宣布，他目前已感到思想空虚，需要
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上去。
翻读钱理群已有著作与文章，研究文革的专论还不见。此时访谈中关于“两个文革
”的评说，此是第一次公布。
我想，如果钱理群先生能够抓紧把文革的学术研究做出来，再尽快变为启蒙话语，
那么钱先生将又作出一份新贡献。不论他的意见是否正确，都对深化文革研究有所裨益
。
这也许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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