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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而引发的激烈争辩，在网上已经达到了对决的程度。
一派要为施琅平反，认为他收复台湾是有功于国家的正义之举；一派则认为他
是汉奸——因为一个背叛和反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人，不可能也是民族英雄。
正反双方虽然互不相让，但他们实际上是同一类人：辩论的焦点并非历史，而
是历史的现实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被他们每个人所无意识
地忠实履行着。

在这场唇枪舌战中，我们处处可见控辩双方力图否定对方合法性的激烈言辞，
最常见的则是“卖国贼”、“汉奸”、“民族罪人”之类。他们以忠奸来为一
个人物作合法鉴定，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说辞，搬出无数大帽子，南宋以来最
无益的书生好谈国是的忠奸论，在网络时代，也算于斯为盛。

施琅一生颇为正直（他的两个儿子为官也十分清廉），本人是当时最优秀的海
军将领之一，他唯一受争议的地方，就是他二度降清，并作为郑氏叛将，于
1683年攻下台湾。郑施两家据说在泉州故籍至今300 多年，一直不通婚，可见
仇怨之深。

施琅早年是郑成功属下最得力的部将之一，其背郑降清的起因，一说是因处罚
了郑氏的亲兵，一说是抗拒去台湾——总之是因小故而遭到重罚，逃出后全家
被杀。郑成功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其伟大与否很长时间以来已经不再可以任人
评判，但回到历史细节中来说，郑成功治军的严厉有时达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
度，日后成为其心腹大患的施琅、黄梧两人，实际上都是他逼反的。郑成功以
国子监学子起兵，书生治军，常怕下属不服，往往以杀人立威，这大概也是他
军法过于苛厉的原因之一，郑军中常有人不堪忍受而成为逃兵（参杨英《先王
实录》）。

这个复仇故事就人物本身而言，是不存在矛盾和争议的。全家被杀导致的复仇
愿望极为强烈，足以压倒“民族主义”之类抽象的概念——就当时情形而言，
施琅如果想报全家被杀之仇，几乎只有降清一条出路。更具体地说，他的受争
议，不在于其投降，而在于其投降的是异族，且曾两次降清——但第一次1646
年是随郑芝龙，第二次1651年时施琅也仅30岁。在这种剧变的年代，一个二三
十岁的青年是难以做到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方向”的，正如《静静的顿河》
中的格里高力：他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靠白匪，不断地在痛苦的摇摆之中。
金庸在《鹿鼎记》中借韦小宝之口对施琅大加讥讽，但韦小宝这样的人，要是
遇到同样的事，只怕逃得比谁都快，全家被杀后更不可能仅仅因为民族主义就
不报仇了——他为了抢老婆都能和郑氏搞鬼，何况全家被杀？

也有人将施琅与吴三桂等相提并论，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吴三桂起兵虽然也是
因父亲及陈圆圆陷于李自成之手，但他的名义是为崇祯帝复仇——就他所声称
的目标而言，他攻占北京后即已宣告完成，而这个以报国恨自命的人，最后却
杀了南明最后的永历帝，此后又反清。就他的履历而言，这是一个虚伪和反复
无常的野心家。仅以降清为唯一标准来衡量这两人，前提是我们必须忽视无数
历史细节及其个人品行。

如果说施琅是一个争议人物，那么伍子胥则历来是一个受肯定的人物，然而从
某种角度说，两人的故事是非常相似的。以现代的观点看，伍子胥叛离祖国楚
国，引外国军队攻灭本国首都，而且将楚平王掘墓鞭尸，复仇之酷烈已经到了
本国叛徒的地步（施琅平台后明言不会效仿伍子胥的复仇之举）。《史记》称
他是“烈丈夫”，“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按南宋以降的正统观
点看，忠君（或祖国）是大节（所谓“民族大义”），怎么是小义呢？私人恩
怨怎么能抬到比国家更高的程度？

在读史的时候，我们要时刻警惕一种不由自主的倾向：即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价
值观去衡量前人。民族国家本身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思潮，用后世的思维
逻辑去套古代的历史，是很难不发生矛盾的。战国时范雎入秦，献“远交近攻”
之策，主张以韩魏为秦国扩张的主要方向，这历来被誉为中国最卓越的战略思
想之一，然而范雎本身就是魏人，虽然他在魏国曾受很多冤屈，但以今天的眼
光衡量，他这一献策等同于卖国——试想一个中国人跑到日本去，献计来攻打
中国！

或说，春秋战国时各国同属中国文明，正如意大利人哥伦布为西班牙国王效劳，
不属叛国。那么李陵事件如何？他可算历史上第一个“汉奸”，这位名将陷入
匈奴重兵包围后，力屈投降，汉武帝的答复是将他全家满门抄斩，为李陵辩护
的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并不是昏了头，要为汉奸辩
护，而是他知道，在那种极端的情形下，一个人只有两种选择：自杀殉国或投
降。不幸的是国人常常觉得“失节事大”，而不肯从一个人之常情的判断出发。
身陷匈奴19年不变节的苏武，以及两度被匈奴关押十余年的张骞，对汉朝的忠
诚可谓常人所不能及，但他们也一样在匈奴娶妻生子——极端民族主义者是否
也要以此为他们的污点呢？

西方史上这样的事更多，希波战争后，两名击败波斯人的最杰出将领地米斯托
克利（雅典，海军）、波桑尼阿斯（斯巴达王，陆军）都成为全希腊的英雄。
但四年后，前者被雅典人投票放逐，继而被判处死刑，他不得已逃到死敌波斯
王的宫廷里，受到极大欢迎，向波斯王提出“征服希腊的希望”；后者被怀疑
叛国，死在神庙中。修昔底德指责后者的品德在骄横中堕落，但前者，却仍给
予最崇高的评价，这个以头脑冷静著称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要求这个天才将领在
被祖国冤屈地判死刑后，应该宁死也不逃到波斯去了——我们可以设想，要是
岳飞当年不愿受死，逃到了金国；或者郑成功去日本请来援军进攻大陆，我们
将如何评价他们？

在我看来，这场有关忠奸的争议是控辩双方都强行肢解历史，来为自己的政治
观点辩护。他们都把自己的价值观绝对化，不肯承认在历史具体处境下个人选
择的自由。在抹平了历史细节后，我们不再看到人物活生生的情感和内心冲突，
以及他们的困境，相反强求以一个道德范式和理论框架来解释历史，这种方法
论实际上是无视和否定历史的，其荒谬一如以我们现在普遍接受的一夫一妻制
来评判人类史上种种婚姻制度的优劣，或看到杜甫也有“携妓遇雨”这样的诗
题就大起义愤指摘其道德一样——如果以“男女授受不亲”为标准，那么为救
助落水异性而进行的人工呼吸也将是非道德的。在此，我们有必要记得布克哈
特的格言：“对过去做道德批评很容易犯错。它是把现在的希望套用在过去。
它按照既定的原则臧否人物，对当时的紧急状态考虑得太少。”

可以料想，此类争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无休止地以空泛、毫无意义的互相指责告
终。即使有任何一派暂居上风，那也不是以有力的史实为支撑，而是以当时的
现实政治为后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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