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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前水利部长讲述水利六十年功过:文革时有大发展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May 11 20:44:35 2010), 站内
“文革”中的超常发展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看来,“大、小、全、管、好”的方针也没有真正管几
年,到一九六六年爆发“文化大革命”……
钱正英(以下简称“钱”):“文革”期间还是“大小全管好”。“大跃进”给了我
们深刻的教训,所以后来到“文革”,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又提“三主”方针,
说“三主”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你怎么篡改?我当时是豁出来了,反正这次一定
要顶住,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文革”中我也被“打倒”了,是水电系统第二
号“走资派”。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扫院子,造反派来叫我说:“去去,周总理叫
你开会,研究黄河防汛。”我把扫帚一放就去了,开完会回来又接着扫地。打倒我
都可以,但是反正我坚持我这一套。
马: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坚持原则不容易,水利工作更难搞吧?
钱:有意思的是,“文革”给了水利一个机会,大发展的机会。
马:这是怎么一回事?
钱:“文革”中间我们吃“小灶”了。“文革”时候什么都不干了,中央有点钱花
不掉,结果去搞了水利。一九六六年二月,正是在“文革”前夕,华北旱情严重,
周总理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北方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京、晋、冀、鲁、
豫、陕、辽和内蒙古,每一个省都有一位副总理或国家计委领导同志担任抗旱组的
组长,周总理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的组长。我们这些人都陪着去当各省、市、区的
副组长。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三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
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做了认真的调
查研究。“文革”开始后,水利方面也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灾害,机构拆散,人员下
放。但是水利工作刚总结了“大跃进”期间的一些“左”的经验教训,各地都有一
些新的设想。各级刚“站”出来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别的事也干不成,就干水利
。国务院在周总理主持之下,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分管国务院经济工作,当时工业
都停产了,中央计划的钱也用不掉,干脆就去搞水利。一九六八年,当激烈动乱中
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
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马: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从隋炀帝开挖运河运粮食开始,一直是南粮
北调。
钱:“江浙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这些民谣记录了中国千百年来“
南粮北调”的历史。到六十年代,中央书记处研究农业问题,最发愁的就是南粮北
调,研究冀鲁豫怎么能够不吃南方的粮食。当年李先念同志有一句名言:“一人一
亩地的地方,养活一人三亩地的地方。”在冀鲁豫也有一句名言:“不怕旱、不怕
涝,只怕中央挂不上号(指救灾)。”中央决心解决冀鲁豫吃饭问题,不管政治形势
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
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
马:这是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
钱: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大
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为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提供了保证
。水利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历史上,海河流域洪涝灾害频发:一九一
七、一九三九年两次水淹天津市区。五十年代初,从上海坐火车来北京,天津到北
京中间的永定河泛区是一片水。一九六三年特大洪水,平地行洪百里,海河平原一
片汪洋,受灾市县百余个,受灾人口达二千二百余万,京广铁路因灾中断二十七天
。大水之后,搞了规划,当时根治海河深得河北人民的拥护,两派打仗都不敢干扰
根治海河,车上挂了根治海河的牌子谁都不敢动。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挨整,海河治
理指挥部的一位同志就悄悄对我说,你在北京日子不好过,你到我那里去,我那里
没人敢干扰。所以根治海河照样进行。
马:根治海河一共奋战了十年,出工五百多万人次,土方总量十一亿立方米。
钱:再一件就是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小型水利,坡改梯,平整土地,搞了好大的规模。
马:“农业学大寨”在水利上也有正面的效应。
钱:“农业学大寨”当然有它的问题,但是在水利方面,我们借助“农业学大寨”
搞农田基本建设,到现在许多地方由山坡地改造成的梯田,就是那时完成的。
华北平原打机井、根治海河、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这几件事的
基础上,我国在七十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当然这是依靠农业
的综合措施,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等,但是水利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
七十年代后期,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大型水利、农田水利,总共每年的水利资
金达到一百多亿元,在各个行业的计划中是相当突出的。这又是一个兴修水利的高
潮。
马:看来,在“文革”中水利的建设资金是有保证的。
钱:那个时候,我们水利的经费是最有保证的,水利实现了一个大发展。当然,其
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有不少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造成浪费。
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积累过多,影响了生活的提高。也有一些地方的水利建设再次
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造成新的遗留问题。
又一次“低潮”
钱:如果说“文革”前后是水利的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到八十年代初期水利又进入
一个低潮。
马:这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水利反而进入
一个低潮了呢?
钱:“文革”后,一些部门埋怨水利花钱多了,埋怨水利是无底洞。地方上有些省
份也有意见,批评我们在冀、鲁、豫花的钱太多。说搞来搞去,仍是今天有水灾、
明天有旱灾,也没有消除自然灾害啊。他们不知道,水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
年周总理讲,搞水利比上天还难,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的复杂性
和长期性,这是因为水利不但涉及自然环境,而且还涉及社会,解决不好会带来严
重后果。
马:改革开放后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一些人似乎也没有认识到水利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生产关系,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没有
化肥、水利、科技等生产力基础,粮食也不可能迅速提高产量。
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偏废。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普通水
旱灾害得到了初步控制,在主要江河上初步建成了防洪体系,并开始水资源的综合
开发。据一九八八年的资料,全国的灌溉面积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二亿多亩发展到七
亿多亩,在不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的灌溉土地上,提供了全国粮食和经济作物的
三分之二。中国以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兴修水利的决策对此
起了重要作用。
马:但是在肃清“文革”期间“左”的流毒时,有人提出水利也是“左”的产物。
钱:一九七九年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重点是清理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当时
报纸上开展农业思想的讨论,其中对水利建设议论颇多,核心问题是对水利地位、
作用和成绩的估价,认为水利投入很大,浪费很大,效益不好,这些不同的议论对
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七九年有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
说水利是“左”的产物。中央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
生,他在水利部一个很简陋的饭厅召开了水利建设问题讨论会,花了几天时间,认
真回顾了历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水利建设的成就和损失,达成共识:水利
一定要办,但办法一定要改。会议纪要上报了国务院,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
定,扭转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水利的看法和评价。最后我们算是过了关。记得那个
时候李先念因为腰疼住在北京医院休息,过了关以后我去看他,他住在医院里边还
不太知道外边的情况呢。在那个报告里还引用了李先念的话来批评水利工作,当然
是断章取义。我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还把你的话拉来批我呢。李先念腰疼躺在床上
,一气坐起来了:说我李先念批你钱正英?
马:当时社会上以至政府内部,都对水利有怀疑的声音,个别中央领导人似乎也对
水利有些看法?
钱:对,当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反对修水利,认为是“左”的产物。八十年代有几年
,每年都要发“一号文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杜润生,有一次他一个人
给领导同志去汇报工作,回来后把一个笔记本给我,我翻开他的笔记一看,把水利
说得一无是处,如果这样下去,根本不必搞水利了。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了,最后
我给陈云同志打了一个电话,陈云那时是中纪委书记,但他是经济工作的权威。我
把笔记本送给他。几天以后,在一份中央文件上陈云加了几句话,说水利是很重要
的。这才解了围。
马:在这种局面下做工作,压力很大,不容易。
钱:所以,在八十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马,水利资金被大大
削减,中央划拨到各省的农田水利资金很多都挪到别的方面去了。看来,要使人家
重视我们水利,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认识正确。建国以来进行过两次大辩
论,就是中国到底该不该搞水利?第一次是在“大跃进”以后。那个时候,我们自
己都搞糊涂了,心里都没有底,所以人家提出的种种责难,我们只能低头考虑怎么
总结经验教训,怎么来认识事物的规律,怎么把错误搞清楚、清理好,很难理直气
壮地辩论。第二次的辩论是在八十年代初。这时我们心里是有底的。我们认为,虽
然“文革”中间有很多“左”的东西,但在六十年代初水利打了防疫针,而且是相
当厉害的防疫针。广大干部、很多同志都知道这些事情,对水利应当如何搞心里还
是有底的。要人家重视水利,对我们自己来说,关键就是要认识正确,自己心里有
底;相反,如果自己搞不清楚,领导个人吃苦头事小,广大群众由于我们的错误吃
大苦头,那就非同小可。
马:这种清醒的认识很重要,也很难得。
钱:所以在拨乱反正后,水利部门做了这样的决策:水利一定要办,办法一定要改
,要依法治水。一九八一年在全国水利管理会议上提出,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管理上来,巩固现有基础,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效益。
由于人民公社对生产关系的束缚,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起来,所以那时候搞
的水利、小化肥等都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等到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这些条件和
被解放的生产关系一结合,就爆发了惊人的生产力。可是到八十年代中期,潜力充
分发挥出来了,后劲也没有了。我记得一九八四年书记处开会讨论“一号文件”时
,杜润生同志要我参加会议,讲一讲水利对农业的必要性。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耐
心听我讲完后,就说了一句“我保证今年还是丰收”。那一年确实丰收了,但是也
是一个拐点,一九八五年后全国粮食产量连年徘徊在四亿吨左右,农业形势严峻。
马:水利又怎么样呢?
钱:水利面临两个危机: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北方水资源紧缺,影响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
马:难以为继了。
钱:各方面开始重新重视水利。一九八八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水法》,第二年国务
院发布《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重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列入农村的中心工作。一九八八年我就从水利部转到政协工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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