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吴人入郢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的主要论点是晋国与吴国联合伐楚，半途退出，坐收渔翁之利。我觉得其中的分析有可商榷之处。
    《新探》所引《系年》的四条记载当中，只有第二条与传统说法有较大出入，第一、三条与传统说法一致，第四条太过简略，可做多种解释，可以忽略。
    《新探》作者根据第二条记载当中的“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晋人罗城汝阳（谨慎怀疑这句有脱字），居许公佗于容城。”在“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遂盟诸侯于卲陵，伐中山。”之前，认为晋迁许在昭陵之会以前。但是《系年》原文是“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明显此时的许公佗是失国的寓公，而不是在位的国君。“居许公佗于容城”的措辞也明显与《左传?定公四年》“许迁于容城”的措辞不一致，说明在昭陵之会以前，许公佗只是一个流亡在外的失意国君，而他流亡的原因很可能是想附晋或者附吴，国人不同意，于是“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在昭陵之会以前的军事行动中，或者许人向联军低头，或者联军克许，之后才有“许迁于容城”，可能同时许公佗复位。
    《新探》据所引第二条记载中的“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认为联军已经攻入了楚方城。“门”这个动词只是说明联军攻打了方城，至于是否攻入方城，从字面上看不出来。而且用“门”字而不用“入”、“克”、“取”等字，暗示实际上联军没有攻入方城。《新探》原文引《左传?定公四年》荀寅的话：“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认为荀寅是说联军攻破方城之后无法据有其土，所以晋军退出伐楚，转而伐中山。实际上，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占据领土，而是击败争霸对手，招徕诸侯。如果已经攻破方城，楚国天然屏障已失，正是犁庭扫穴，打击楚国的大好时机，此时退出伐楚，真的是半途而废，和“迁延之役”无异，作为“迁延之役”的祸首荀偃的孙子，荀寅恐怕不会自己提出重蹈覆辙。而且从文意上看，荀寅说“自方城以来”，当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刚刚攻破方城之后说“自方城以来”毫无意义。实际上在鲁定公四年三月的昭陵之会之前，鲁定公三年九月，鲜虞刚刚击败晋军，而且俘获晋国的大夫兼勇士观虎。中山国离晋国本土较近，晋国人当然认为鲜虞人的威胁较大，不愿意劳师远征楚国本土当是意料中事，所以开个会意思意思，然后兵锋一转，回头伐中山。至于为何晋国人对楚国并无兴趣却又要召集昭陵之会，我想问题出在昭陵之会和伐楚的真正“幕后主使”身上。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左传》行文较少隐讳，不会因会盟有王室大夫参加而隐去真正的主持会盟的人，以上记载说明昭陵之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是刘蚠。刘蚠是王朝卿士，由他代表王室主持的会盟，诸侯的真正盟主晋国也要给面子，所以不得不参加。另外转文也说得很清楚，昭陵之会的目的就是伐楚。沉默已久，又刚刚经历了变乱的周王室为什么突然对伐楚那么感兴趣呢？各种原因恰恰与那场轰动一时的大变乱有关。王子朝之乱以后，王子朝及其主要党羽都逃到了楚国，而且以楚国为基地，号召支持自己的诸侯讨伐王室。这当然让刚刚安定下来的周敬王如芒刺在背，巴不得早日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正好楚国对附属小国傲慢无礼，小国诸侯正有异心，于是由王室出面号召伐楚，各取所需，大家高兴，唯独晋国兴趣不大，敷衍了事。在吴人入郢以后的鲁定公五年春，周王室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在楚国杀死了王子朝，正是刘蚠召集会盟伐楚的目的的暴露。
    综上所述，昭陵之会的真正召集人和主持人是周王室，而大多数诸侯都愿意伐楚，晋国因有鲜虞之患，故参加会盟而没有积极参加伐楚。吴国仍是这次伐楚的主要力量，但不存在被晋国利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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