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策-魏太子自将
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客曰:“固愿效之。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战攻,而欲满其意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上车请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不如遂行。”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
此策记载马陵之战前夕事,其中最关键的在“大胜并莒”一句。BC343年的齐魏马陵之战,以齐出兵救韩为起因,但齐并未直接出兵攻魏,而是魏军主力出大梁攻齐,至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中齐伏兵而发生的。外黄徐子提到魏军的目标,是莒,这给马陵之战带来了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云。
莒城,在今山东莒县东北,地处齐国东南腹地,距魏国本土甚远。这里的“并莒”,当不仅是指莒城,还应泛指莒地,大约为齐南境长城以南、鲁国以东、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即后世的琅邪郡。虽然此时魏国是霸主,国力处于顶峰,军力甚强,但如此劳师远征,也颇不符合常理。魏惠王、庞涓皆非昏聩之辈,至少不缺乏基本常识,为何做出此决策,值得深究。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淮泗地区有点类似于同时期地中海的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爱奥尼亚海岸,是长期处在小国林立的状态,所谓“泗上十二诸侯”,主要包括宋,鲁,邹,滕,薛,费,邳,郳,郯,莒等。这一地区文化上比较发达,思想上比较活跃,政治上相当分散。战国初期淮泗地区主要受越国控制,越王勾践定都瑯琊台,一度称霸东方,齐、楚都处于下风。但随着BC372年越迁都于吴,以及越国的内乱和衰落,楚、齐相继开始重新介入淮泗。
但是齐楚在淮泗也面临着来自新兴的中原霸主魏国的挑战。魏国介入淮泗的方式与齐楚不同,并不直接吞并小诸侯国扩张领土,而是保护和扶持小诸侯国以换取各小诸侯国对其霸主地位的支持,保持这一地区的战略平衡状态。这一战略集中体现在BC344年的九里之盟上,当时魏惠王“驱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这些诸侯大多应来自淮泗。在马陵之战以前,淮泗诸侯也都倾向于把魏国看作对抗齐楚吞并威胁的保护人。魏军从宋国的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出征抵达莒城,中间的战略要道必经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属宋)、鲁(今山东曲阜)、费(今山东费县西北,属鲁季孙氏,已独立)。没有这些淮泗诸侯的支持背景,魏国是不可能贸然做出远征决策的。回到马陵之战的起因来说,齐魏战争是因为韩军在南梁被魏将襄庛屡次打败告急,向齐国求救,但齐国并没有直接救韩,也没有像上次桂陵之战那样“围魏救赵”(实际上那次也并没有“围魏”)。史料未见齐国主动出击的具体记载,那么齐国是怎样挑动魏军出击的呢?估计是出兵进攻了作为魏国盟国的鲁国等泗上诸侯。
马陵之战的失败,自然使魏国失去了包括泗上诸侯在内的各小国的支持。等到魏重返泗上,则是BC283年,五国破齐,魏分得旧宋地之时了。失去了魏国保护,淮泗地区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使泗上诸侯直接面临齐、楚两大国的吞并威胁,因此激起了各小国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这也就是孟子时期所谓“行仁义”运动的背景。这一时期急于向孟子求教仁义之道的,基本不出滕、邹、鲁、宋这些小国。最终,体量较大又能有效整合内部的宋国,也是在此时奋而崛起的,形成了战国中后期的所谓“七千乘劲宋”。这些都是马陵之战的间接后果。
此策还反映出马陵之战前魏国的内政问题。在魏军出征时,对于这支魏军的命运就有了不正常的猜疑,特别是对太子申亲自率兵的质疑。除了外黄徐子以外,魏国内部高层还酝酿着更诡异的“阴谋”:
魏策-魏惠王起境内众
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客谓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则树德,不成则为王矣。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朌,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公于争之于王,王听公子,公子不封;不听公子,太子必败;败,公子必立;立,必为王也。”
公子理的门客在战前称“太子必败”,并围绕着太子之位做文章,可见此时魏国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太子申死后,出现在史料中竞争王位的魏国王子有公子理、太子鸣、公子高、太子嗣等多人,有的可能是一人多个异名。其中太子鸣在魏国战败后被送到齐国作人质,公子高被送到楚国作人质,这两个王子都成了齐、楚介入魏国的工具:
魏策-惠施为韩、魏交
惠施为韩、魏交,令太子鸣为质于齐。王欲见之,朱仓谓王曰:“何不称病?臣请说婴子曰:‘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疾,公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将内而立之,是齐抱空质而行不义也。”
马陵之战是魏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对魏国来说,不仅反映在10万主力被歼,更重要的也许在魏惠王在国内的权威的丧失,控制力的下降,这是随着太子申死、围绕着继任太子而展开的斗争而来的。史记魏世家和六国年表记魏年代,错误的将魏惠王在位年数设为36年,结束于徐州相王的BC334年,此后为襄王,襄王在位16年,此后为哀王。根据《竹书纪年》我们已经知道,襄王哀王实际是一个王。史记将魏惠王在位的后16年调给了襄王,凭空增加了一个哀王。但史记犯的这个错误,可能是有原因的,也许这正是BC342年以后魏惠王逐渐失去权力、政权被后任太子和执政者控制的反映。在BC334年至BC320年间,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可能已不再是魏惠王,而是太子嗣(魏襄王)了。
马陵之战以后,魏国的执政大臣相继为襄庛,翟翦,惠施,张仪,公孙衍。其中襄庛和翟翦是临时过渡人物。而后三任相邦,都是权重过主的人物。惠施曾在魏国实行变法,甚至还曾使魏惠王差一点将王位禅让给他:
吕氏春秋-审应
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於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
而张仪公孙衍在魏的掌权及其合纵连横斗争,人所共知,不必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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