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正始党争"探赜》后记

文史1999年第一辑，"正始党争"探赜，柳春新

本文提出的几个主要观点，一是曹爽党与司马党之争，是河南（豫州）与河北（冀州）
士人的地域之争，而较少的是所谓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之争。文中列举曹爽派代表人物
：夏侯玄，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桓范，毕轨，多是河南人；而司马党：卢毓，孙
礼，刘放，孙资，高柔，傅嘏，多是河北人。更重要的是文献中留下了这两派打嘴仗的
记载，《初学记》卷八引卢毓《冀州论》：

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
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卢释曰："除黄帝已前，未可备闻。"略言唐虞已来，
冀州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已南，膏壤千
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

东汉在豪族兴起、地方官察举制下很容易产生地域观念和地域歧视。汉末有所谓著名的
汝南颖川优越论，甚至两郡之间还争高下，产生了孔融《汝颖优劣论》这样的文章。如
果曹司马之间的斗争真包涵着河南河北地域冲突的话，那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陈寅恪先生
对东晋河南河北学派的论题：南人重玄学，南渡者多；北人重经学，南渡者少。地域冲
突并没有随着政治斗争的终结而终止，而文化上南人的玄学在庙堂上终究是占了上风。
《太平广记》卷五十二引《启颜录》：

晋祖士言与钟雅相嘲，钟云："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
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钟遂屈
。

二是提出了玄学的政治内涵。《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条注引《魏志》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
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实际上傅嘏、钟会是司马派，李丰、王广是曹爽派
。才性"同合"与"异离"，正是两种政治路线之争。才性是选人的标准，具体讲就是组织
路线之争。李丰、王广继承了曹操"唯才是举"的路线，主张才与性不一样，选人当以才
不以性；傅嘏、钟会主张才与性一致，选人以才性并举（实际上就是以性也就是出身及
品德）。《文心雕龙·论说》提到这一点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
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

下面说到第三，正始改制的内容，由于这次改制并未成功，具体措施已不详，但从《夏
侯玄传》中的对司马懿的回答可窥一二：

"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
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
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夫天爵下通
，是庶人议柄也；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
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
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门，岂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称於九族，岂不达
於为政乎？义断行於乡党，岂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类，取於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
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
机於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
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
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县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脩
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脩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
求之於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
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
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
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
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
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又以为："古之建官，所以济育群生，统
理民物也，故为之君长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专，一则官任定而上下安，专则职
业脩而事不烦。夫事简业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万国，虽其详未可
得而究，然分疆画界，各守土境，则非重累羁绊之体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
大贵贱之差，亦无君官臣民而有二统互相牵制者也。夫官统不一，则职业不脩；职业不
脩，则事何得而简？事之不简，则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则邪恶并兴，而奸伪滋长矣
。先王达其如此，故专其职司而一其统业。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
；惧宰官之不脩，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
，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虽难
卒复，可粗立仪准以一治制。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摄
，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职存则监察不废，郡吏
万数，还亲农业，以省烦费，丰财殖谷，一也。大县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讼，每生
意异，顺从则安，直己则争。夫和羹之美，在於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顺从乃安
，此琴瑟一声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二也。又干郡之吏，职监诸县，营护党亲，
乡邑旧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顿，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则乱原自塞，三
也。今承衰弊，民人雕莈，贤才鲜少，任事者寡，郡县良吏，往往非一，郡受县成，其
剧在下，而吏之上选，郡当先足，此为亲民之吏，专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顽鄙，今
如并之，吏多选清良者造职，大化宣流，民物获宁，四也。制使万户之县，名之郡守，
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长如故，自长以上，考课迁用，转以能升，所牧亦
增，此进才效功之叙也，若经制一定，则官才有次，治功齐明，五也。若省郡守，县皆
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三代之风，虽未可必，简一之化，庶几可致，便民省费，
在於此矣。"又以为："文质之更用，犹四时之迭兴也，王者体天理物，必因弊而济通之
，时弥质则文之以礼，时泰侈则救之以质。今承百王之末，秦汉馀流，世俗弥文，宜大
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
金银餙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
，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
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
礼度。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
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
之觉。若夫功德之赐，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后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
草。朴素之教兴於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宣王报书曰："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
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
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昔贾谊
亦患服制，汉文虽身服弋绨，犹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玄又
书曰："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拟之服，宠臣受无限之赐，由是观之
，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踪上古，将隆至治，抑末
正本，若制定於上，则化行於众矣。夫当宜改之时，留殷勤之心，令发之日，下之应也
犹响寻声耳，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

总结改制的三项内容：一是整顿九品官人法，将组织人事权力收归中央，削减州中正的
权力。州中正大都是由地方士族人物担任，特别是河北，是亲是司马派的势力范围。

二是撤郡，行政区划变为州、县二级。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自汉末设州以来，郡在不
断的析分弱化，此时已无多少重要性。正始改制首次提出撤郡的主张，是顺应（甚至是
提前于）历史发展趋势的。之后的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州郡并设，三级行政，政烦
员冗，弊病很多，但直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才实现撤郡。距离夏侯玄的首创已
经过了340年了！

而郡不但是行政区划，在汉末更是士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即所谓郡望。撤郡，对士族认
同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直到撤郡以后的，唐代郡望仍流行于士族，可见汉末以来基
于旧郡的认同感之顽固。也可见夏侯玄的主张当时如果实行，将会给历史带来多大影响
。

三是简化服饰排场，如果广义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转变党政作风。无论儒家言论上说过
多少简朴，在社会实践上儒家并不是一个讲简朴的学派，在"礼"上花费巨大的成本，在
儒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从战国以来，这一点就是墨家、道家左右两派攻击的重点。再
联系到夏侯玄、何晏的玄学背景，可知玄学在此时实际上是夏侯玄、何晏将道家学说拿
来作为对抗司马一派河北旧士族儒家礼学的工具。

仅就上述三点而论，正始改制就已经可称得上是中古的一大重要改革了。当然作为政治
斗争的失败者，夏侯玄、何晏不可能在史书中获得多少好评，也没留下多少详细记载。
但正始改制作为魏晋历史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路口，仍值得后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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