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几乎一无例外地属于民主党,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爱尔兰人地区的压倒多数选民,都投民主党人的票,比任何其他种族都来得一边倒。其他种族的选民意见分歧,有人投辉格党人的票,有人投正在崛起的共和党人的票。在1850年代,出现了另一个政党,叫美国党,亦即广为人知的所谓“一无所知”党。该党的宗旨,是一般地反对移民,特别地反对爱尔兰移民。
“一无所知”党开始时是个秘密团体,从中形成了美国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本土美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在该党出现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到了1830年代,这种敌视似乎在消亡。但是,大规模而持久的移民浪潮,又重新引发了本土人的这种敌对情绪。1840年代之前,来美移民每年远不到1万人,但在1842年,移民激增到10万人,1847年达到20万人,1854年则高达40万人。爱尔兰人是最大的单一移民群体。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这20年间,抵美移民有过半数之众是来自爱尔兰。爱尔兰人不仅被视为外国人,而且也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群体。瞧,虽然过去的移民能被吸收到美国生活的主流当中去,但这批人性格太古怪,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此种武断的说法,开始是针对爱尔兰人的,后来对其他许许多多的来美种族,又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本土人在攻击外籍人(目标又集中对着爱尔兰人)时,举出的例子有:他们政治上腐败;生活水准低,生活水平低又被看作是对美国本土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种威胁;在牢房的囚犯中,他们的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可怕;靠慈善施舍混日子的人也多得出奇,等等。他们是天主教徒这个事实,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族际不睦的根子,特别是在19世纪,那时宗教分歧在政治和社会上皆属事关重大的。在1860年代波士顿的所有移民群体当中,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是最低的,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此事虽小,但却颇能说明当时宗教区分有何等的社会意义。
“一无所知”党人乘本土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在政治上获取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因主张对移民和归化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一无所知”党人于1855年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担任州长,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还选出了一大批国会议员。然而,他们的衰败几乎就像他们的崛起一样,弹指一挥间。他们的问题之一,是两北南派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谈不拢。
在大多数问题,“一无所知”党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而爱尔兰人则反对大多数的改革。爱尔兰人寻求在现存体制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制。在那个年代里,民主党人是现状的维护者,而辉格党人、共和党人和昙花一现的“一无所知”党人,则赞成各种各样的改革,从主张限制酒精饮料的消费、妇女普选权,到遏止或取消奴隶制,不一而足。对爱尔兰人的敌视,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尔兰人被认为是许多改革和社会实验获得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
19世纪爱尔兰裔政治家在美国大城市的突出成就,根本没在当时美籍爱尔兰人的整体经济状况上反映出来。直到1890年,42%的爱尔兰人还是奴仆,还有其他许多人依然是非熟练的劳工。1890年在波士顿,4%的本土美国人和5%的德裔人是专业人员,然而只有0.1%的爱尔兰人才有这类职位。31%的本土美国人从事高层次的白领工作,但却只有6%的爱尔兰人上升到这个档次。虽然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和其种族比起来逊色,但他们正在上升。在19世纪中叶的波士顿,尽管有人说“在爱尔兰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相同之处”,但是后来,爱尔兰人在向熟练和白领职业进军方面,就把黑人抛到后面去了。即便如此,较之其他来自欧洲的种族群体而言,爱尔兰人的进步是最缓慢的。
随着社会一经济地位的提高,爱尔兰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些人仍旧是“棚户爱尔兰人”,深陷在和肮脏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变成了“装饰考究的中产阶级爱尔兰人”,寻求舒适和体面。新涌入的爱尔兰移民照旧是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干起,但是许多第二代爱尔兰人则告别了父辈的职业,另谋高就了。例如在波士顿,第一代爱尔兰移民获得白领职位的在1890年只占10%,而同年该地的第二代爱尔兰移民从事白领职业的则几乎占40%。反过来看也是如此,例如,老一代的人有2/3终生从事非熟练或半熟练职业,而他们的第二代在同一时期终生从事这类职业的却只占其1/3。
爱尔兰人沿着卑微的职业和白领岗位慢慢地爬上去之后,他们留下的底层空缺,就由美国内战后大部是从南欧和东欧蜂拥而至的各种族移民大军所填补国。由此而形成了如下这样一幅完整的生态继承图像。后来一步的各个种族群(尤其是意大利人)慢慢地在吃力、肮脏和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取代了爱尔兰人,并搬进了爱尔兰人迁出的贫民窟。到1910年非熟练和半熟练的意大利裔劳工在波士顿所占的比例,与20年前的爱尔兰人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同。昔日爱尔兰人是贫民窟的房客,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房东,现今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成了房客,而爱尔兰人则摇身一变而做了房东。昔日是美国人在爱尔兰移民住进自己的地段时,马上举家搬迁,现在是每当黑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住进时,又轮到爱尔兰人马上撤离。过去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老师来教爱尔兰人的子弟读书,现在则是日益增多的爱尔兰人的小学老师来教育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代。过去是爱尔兰移民被用来充当工贼,以破坏当地美国工会组织的**,现在则是意大利人和黑人劳工被当做工贼,以破坏爱尔兰人的工会所组织的**。
此种种族生态继承格局,决不意味着一个种族群体会完全重复另一个种族群体所走过的老路。有些种族上升的步伐要比其他种族来得快。譬如犹太人到达美国时就比爱尔兰人更穷,开初挣钱也赶不上同时代的爱尔兰人,但后来却在收入、就业和受教育方面,赶上并远远超过了爱尔兰人。此外,种际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提高速度上,也体现在获得成就的不同渠道里。爱尔兰人在政界、金融、工会领导、体育和新闻方面,是一马当先,而犹太人则在经商、技术行业、学术和科学方面独占鳌头。
爱尔兰人在商业竞争方面很少有什么作为。尽管波士顿市爱尔兰人的收入,在1909年比该市的犹太人要高,但犹太商人的比例确实高出爱尔兰人9倍,虽说这些商人许多都属小摊小贩之类。身处困境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往往替人做家佣或充当吃力而非熟练的劳工,犹太人却另辟途径,所找的工作虽然也是低级的,但却有利于他们掌握一种技术或学会日后独立开业的本领。意大利人也比爱尔兰人更热衷于经商。即便在爱尔兰人大权独揽的波士顿,直到1929年,爱尔兰人始终未能在该市商会占据任何重要的位置。
当然也有若干由爱尔兰人创办的企业十分兴旺发达,如格雷斯轮船公司就是一例。美籍爱尔兰人还发明了奥萨利文鞋跟和供铁路使用的防风灯。但是,爱尔兰人最内行的“生意,通常还是搞金融,如开办银行,这里强调个人素质,强调能协调利益冲突,还少不了政治的介入”。酒巴和沙龙也是需要善于和人打交道的行业,所以爱尔兰人在这方面的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但大体上说来,“爱尔兰人在科学和发明领域里,实在乏善可陈”。
【 在 PzkpfwV (再重申一遍我不是重型坦克~) 的大作中提到: 】
: 爱尔兰人在美国打响的第一炮是在政治方面,其成就也最引人注目。在大城市,爱尔兰后裔往往是最大的单一种族群,他们在选举时可以借助手中大量的选票而确保其政治影响,这在183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当然,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处远不限于此,还包括在许多大城市里曾连续几
: 很多爱尔兰裔政治头领都是别具一格的传奇式人物,从19世纪波士顿那位爱唱歌的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即“甜密的菲茨”,此公即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外祖父),到曾经在20世纪担任芝加哥市长达20多年的理查德·达利,各有其特色。其中颇不乏很有魅力也很可爱的荒唐之
: 爱尔兰人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的政治机器接管过来而已。他们改造了美国的城市政治,改变了市政府的阶级成分,使得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而且常常是从贫民窟崛起的人,执掌大权。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对于那些仍然身处贫民窟的工人阶级成员来说,是很容易接近的,不但为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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