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2009年08月02日13:41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 要］ 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斯托塞尔
［作者简介］ 张静，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历史系，100871。
对中美双方为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所进行的筹划及会谈取消后的联络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缺乏详细论述。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近解密档案等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一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中共决策层加强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研究，并最终做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决定。1968年冬，毛泽东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尼克松将当选美国总统）表示“欣赏”。［1］此后，经毛泽东批准，1968年11月25日，中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 级会谈。［2］这是中方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也是对即将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吁。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再次声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并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以原则做交易。［2］
1972年2月尼克松成功访华，为其在国内分裂、国际动荡的时期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结构赢得了外交空间和舆论支持。［3］但在1969年初，实现对华外交突破并非新一届美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如何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才是让尼克松辗转反侧的最大心病。［4］尼克松的最初考虑，是要以中美关系的缓和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提供短期帮助。［3］（p.208）1969年1月31日，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消息，称波兰政府相信“美国知道，比起反对美国而言，中国人现在更加反对苏联。美方正在发掘同中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第二天，尼克松告诉基辛格“应当尽可能鼓励这样的态度，即本政府正在‘发掘同中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他很乐意以私下的方式、在决不向公众媒体透露丝毫信息的前提下培植这种观点。［5］但这封备忘录没有直接送交基辛格，而是首先送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斯奈德。2月6日，斯奈德向基辛格提出几条建议，认为可以满足总统“靠私下渠道进行并且不为媒体所知”的要求:第一，既然苏联一直非常关心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内容，那么如果拒绝安慰苏联和东欧对美中缓和的担心则恰好达到美国寻求的效果;第二，将这一消息反馈给波兰渠道;第三，既然苏联人和波兰人肯定会“完全记录”（指窃听———笔者注）中美华沙会谈的内容，那么不妨就在华沙故作姿态。此外，他还建议，将对此政策影响的研究归属于2月5日基辛格发布的第14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6］
尼克松就职初期，尽管他和基辛格都深信打开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门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找到实现和解的道路。［3］（p.207）2月5日，即在尼克松就职两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受总统委 托，很快签署第14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要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对“美国同共产党中国和中华民国关系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威胁的实质和意图、美国对华政策和其他对华感兴趣国家的政策间的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可选择政策方案及其成本和风险”等问题进行研究。然而，由于这项研究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设计，直到1969年7月才 完成。［7］ 此外，在尼克松看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向他提供的各种选择方案只不过是“他所不信任的一个官僚机构的各种意见”。［3］（p.208）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还“没有找到实现和解道路”的情况下［3］（p.207），斯奈德的建议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向东欧及苏联“故作姿态”的示形之计，不过是美方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而设计的小动作，并无意从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然而，随着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国务院所设计的对华谈判方案的认可，这一建议最终得以实施。
为筹备会谈，2月3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负责亚洲共产党事务的办公室拟就了一份题为“共产党中国/华沙会谈”的报告，送交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为此次会谈颇费心思，屡次催促基辛格尽快修改并提交总统审阅。然而，基辛格却迟迟未能完成。基辛格和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等人对会谈的实质性效果更不抱太大希望。［8］直到2月12日，基辛格才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关于这份报告的备忘录。［9］这份报告不仅观察到中国有关恢复会谈的回复比以前更加迅速，而且注意到声明中再次提出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由此，报告认为中国恢复大使级会谈的提议同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联系是松散的，“中国有意回归‘温和的外交政策'，即强调国家间关系而不是革命倾向。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正在同我们寻求，然而很清楚，北京希望同我们在华沙继续某种形式的对话。”［10］此外，报告还指出，中方表现出的灵活性及温和态度可能出于以下因素:中国内部困难的继续;巴黎和谈的继续以及北越军事力量的消耗;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试探尼克松总统政府的新态度; 试探美国立场中特别是美国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对于中国内部政治，它推测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之后出现了调整，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分裂。［10］（p.12）对于此次中美会谈的意义，这份报告认为它为美国转变政策方向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既不放弃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承诺或削弱台湾的地位，又不损害美国亚洲盟友（主要是日本）的利益，那么同中国达成暂时的妥协将会为东亚提供意义巨大的稳定环境。因此，报告提出将寻求同北京达成具体且可以实施的协定、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而不是口头的“和平共处”定位目标，还特别提出将中美重开非战略性贸易谈判作为美方的政策建议。［10］（pp.12～13） 最为重要的是这份报告中详列了美国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可以采取的四个策略方案。基辛格对此作了修改，删去了其中可能形成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暗示。［11］
方案一是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明确目标，“暗示美国已准备好与共产党中国在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基础上进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表明美国外交的基本改变，但同时表示，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以不损害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及承诺为前提。报告认为，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有可能促使中美关系从意识形态的对抗向国家间正常关系发展，使中国改变对亚洲和欠发达国家政治斗争的政策，鼓励中国领导层中那些认为“美国不是一个敌对力量，应当做出认真努力与其达成理解”的观点。然而，鉴于这一方案存在可能被中国解释为美国的“软弱”，引起美国在台湾的信任危机，引导日本等国家在美国承认中国前承认中国或改变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等缺点，其“获得北京方面肯定回应的可能性低、风险多，无法立即得到回报”［10］（pp.13～14）。
方案二试图从台湾问题上寻求中美关系的突破。它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即不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承诺。但是，如果中国承诺放弃以武力解决争端，那么美国“愿意重新审查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鉴于意大利和加拿大对华承认问题，以及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和撤军问题已经对台湾当局造成刺激，报告对此方案持保守态度。［10］（p.14）
方案三是除了方案四，即“采取主动击败中国人过去的冒犯”［10］（p.15）这一最强硬和敌对的 方案外，最保守且无所作为的政策选项。它建议从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问题入手，询问中方是否愿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但是，除了表示聆听以外美方不会采取任何具体主动措施。因此，它只是限于试探中国方面“和平共处”意图的“多听少动”的策略。［10］（pp.14～15）
在将此报告送交基辛格修改审阅时，罗杰斯建议向中国暗示美国进行认真谈判的意愿，提议愿同中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并且征求中国方面的具体建议。［8］（p.10）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基辛格将此归为方案三，然而，罗杰斯的建议显然已超越了“除了聆听之外美方不采取任何具体主动”的限制，显得更加积极。最后，基辛格经过比较，建议采取方案三，认为“试探”与“聆听”的姿态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台湾当局的刺激，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其他国家将美国的任何主动措施都视为对加拿大承认中国的回应或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底就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再做稳妥决定。［11］（p.10）2月13日，尼克松批准了基辛格的建议。［12］
1969年2月，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设计中，缓和美中关系的价值还局限于向苏 联施加压力，帮助解决越南困局。对于如何利用美中关系的改善来建立新的国际力量平衡秩序，甚至如何缓和美中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还没有任何具体方案，当然也就不愿贸然做出任何“示弱”或妥协的表示。作为新任美国政府与中国官方直接接触的唯一途径，原定于2月20日举行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重视。然而，一直对中美大使级会谈颇具微词的基辛格，对此次会谈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建议尼克松批准最为保守的方案，即所谓的“故作姿态”。美国国务院报告对过去13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成效的反思，对尼克松政府任职初期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政策目的的设计，以及白宫对谈判策略的最终选择，都表现出尼克松政府初期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处境:既愿改善中美关系，又苦于缺乏创新之策;既想在中美关系上有脱俗之举，又不愿对盟友和美国声誉产生任何消极影响。
二
从1968年11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为会谈地点、时间进行紧锣密鼓的协商。［13］然而在次 年2月4日，即中美双方确定会谈时间和地点的前一天，却发生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叛逃荷兰后被送往美国的事件。6日晚8点，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骆亦粟将国内发来的用代办陈东名义致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的信递交给美使馆人员。信中以强硬的措辞抗议美国为廖和叔叛逃提供庇护，称这是“美国政府勾结荷兰政府蓄意制造的严重反华事件”，要求必须遣返廖和叔，否则美国政府必须承担所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14］ 一时间中美双方驻波兰大使馆间“十分放松和愉快”的联络氛围 ［15］被完全打破。
虽然收到抗议信，可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人员看来，事情似乎还没有严重到影响会谈的地步，10日他们还打电话到中国大使馆询问关于此次会议的翻译以及是否用英文和中文主持的问题。但在与中国的联络过程中，美国更加理智和谨慎地对待例如信件传递程序等问题，竭力维护中美大使馆之间在华沙的联络渠道。［16］11日，波兰政府为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租定场所。［17］
同样，无论是操持中美会谈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是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预料到“廖和叔叛逃事件”会成为扼杀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祸端。然而，就在华盛顿还在精心修改关于华沙会谈的报告时，18日上午10点，中方一封取消会谈的信件打乱了美方的所有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在目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气氛下，按照原定计划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显然是很不适宜的。” ［18］随后，中国政府对取消会谈发表了声明。消息一经传出，美国驻波兰大使馆外就被大群记者所包围。情急之下，斯托塞尔向美国国务院发出电报，询问回应媒体之策。［19］
2月18日中午，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就中国取消华沙会谈等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由罗杰斯署名的声明，对中国取消会谈表示失望和遗憾，因为美方谈判代表“已经被授权提出新的或者重新提出原有的建设性意见，包括考虑订立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条约义务相一致的和平共处协定，关于交换记者、学者、科学家和科学信息，以及建立邮政和电报联络等”。同时表示美国“继续准备和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进行会谈”［20］。
在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与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美国三艘游艇在 香港港口失踪事件。［20］19日，斯托塞尔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将游艇事件的处理与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分离，应通过其他渠道、寻求其他政府的介入和帮助低调处理。如果由美国驻华沙大使馆与中方交涉游艇事件，就是在强调这个事件的政治色彩。其次，对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后续交涉，他建议使用中国人所说的“现在的气氛下不适合进行会谈”，而避免强调中国人“取消”会谈，力图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与其他意外事件相隔离，尽量简单化、低调化，为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留余地。［21］
美国国务院为此次会谈派出的两名官员，即前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司中国和蒙古科科长保 罗·克雷西伯格和华沙会谈的译员多纳德·安德森，也因会谈的取消而滞留在赴华沙会谈的路上。2月18日下午，保罗·克雷西伯格向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温思罗普·布朗请示，愿以私人身份向中国大使馆递送关于美国在华犯人一事的信件，并且按照麦克罗斯基声明的原则同中方会谈。［22］布朗表示赞同，认为这既向美国人民表示美国在争取机会保护美国犯人的利益，又可同中方进行广泛讨论，还可以避免中方做出消极的回应，同时也不会造成“乞求”中国人继续会谈的印象。［23］可是，中方回复说，这样的会谈“在美国制 造的反华气氛中是不必要且无效的”，但同时表示愿意继续“通过平常渠道”交换信件。［24］
鉴于此，在斯托塞尔的建议下，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向中方送交了一封信，表示“美国政府仍愿意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会谈的主要目的是我们双方私下讨论争议和分歧”，信中强调廖和叔是“自主决定来美国，并且有自由随时离开”，如果中方还希望继续讨论此问题，“最好的机会就是在原定于2月20日的会谈”，“美国政府准备好继续两个政府代表在华沙或者其他地方进行大使级会谈”，希望及时告知美方中国政府对恢复会谈的态度。然而，中国却“没有恢复会谈的意思”。尽管如此，斯托塞尔并未丧失希望，认为虽然北京没有给出恢复会谈的日期，但不排除在有新的重要情况发生的时候，中国人会需要同美国进行特殊接触，从而使华沙会谈得以继续。 ［24］
三
总之，在对如何缓和美中关系、中国对美国缓和政策的反应、中国对美政策态度等问题都没有确实把握的情况下，基辛格建议尼克松采取最为谨慎的“多听少动”策略，利用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故作中美会谈之姿态向苏联方面施加压力，促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能助美国一臂之力。然而，在筹划会谈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却将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转变政策方向、在不放弃台湾和不损害盟友利益的前提下同中国达成妥协而提供的机会，订立了“寻求同北京达成具体的、可以实施的协定，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而不是口头的‘和平共处'”的目标。显然，白宫的战略意图和美国国务院的具体筹划旨趣相异，表现出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美方试图以中美开展“非战略性贸易”为主要建议来逃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和联合国代表席位这两个关键问题，中方则明确声明坚持解决问题的“一揽子”原则，这就注定了即使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如期召开也不一定产生突破性的成果。
此次大使级会谈虽然被取消，但颇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为保留大使级谈判的渠道、重新恢复谈判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显示了尼克松就职之初，美国国务院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内容的强烈愿望。
2月19日中国宣布取消会谈的当天，毛泽东请周恩来、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25］之后，经过四位老帅的研究，由陈毅写报告建议打开中美关系，并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毛泽东为何在取消中美大使级会谈后就立即要求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中方取消华沙会谈的决定是何时、何人及如何做出的?这些都要等待中方材料的进一步解密来寻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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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1.9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