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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i3721pp (noosa), 信区: NewExpress
标 题: 1963年陈伯达提出发展现代工业以电子为中心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Sep 18 09:15:23 2013), 站内
陈伯达一直比较关心经济,注重生产
李:你们二位作为秘书,能不能谈谈对陈伯达的总的看法?
春:前面说到起草“九大”报告的情况,陈伯达强调搞生产。这确实是陈伯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比较关心经济,注重生产。这恐怕也是他和江青等人最大的分歧。他觉得不抓生产不行,抓科研,抓生产,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这样子。大家知道“八大”的时候陈伯达不是提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观点嘛,也有强调发展生产的内容在里面。1963年陈伯达还提出发展现代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这是很有前瞻性的(批判他的时候,说他以“电子中心论”对抗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6年我陪着他到西南去,考察攀枝花大型钢厂,三线建设,成都有好多兵工厂他都去看,然后提建议,说要“搞尖端的”。他说我们现在和日本的差距,只有7、8年,所以他当时对生产一直不撒手。他跑首钢,跑清华大学,跑新华印刷厂、酒仙桥的电子城,把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搞科研,搞激光照排。他提出建议,搞矿石直接炼钢,看能不能行。这是一种探索性的想象吧。我记得陈丕显从上海来,还给他带来一大块,说伯达同志,你提出那个想法炼钢,炼到这种程度还不成钢,实际上还是个铁块。那说明还在摸索、研究的过程中。搁在他窗台上一大块铁疙瘩。他一直抓这个事。
耀:当时看了以后他很高兴,陈丕显说还不行,含铁性太高,他说:“那没关系呀,叫它逐步地好,能炼出来就是很大的胜利。”
阎:讲到搞生产、搞建设,陈伯达确实一直很强调、很重视。“文革”前,他搞工业调查等等,做了很多工作。至于提出“电子中心论”,那确实有先见之明。这点不用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当然,他也有错误的调查,如在“四清”中关于天津小站的调查,就是一个极“左”的东西,起的作用也很坏。在“文革”中他也犯有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但客观地、全面地和历史地说,陈伯达是人们公认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我亲耳听到周总理在“文革”中不止一次讲:“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最能把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的人”;陶铸在毛泽东把他提到中央常委第四位时,他去见主席,“要求把陈伯达提到第四位来”,说:“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陈伯达从上世纪30年代就出名了,他提出和发起轰动全国的主题为“抗日和民主”的“新启蒙运动”,在延安时还研究古代哲学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献,在文化科学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如此等等。
本来有些事情是陈伯达做的或有他的份,“文革”后也通通抹去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本来是陈伯达、胡乔木二人把田家英推荐给毛泽东做秘书,“文革”后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剩下胡乔木一人了。实际上,连胡乔木做毛泽东的秘书,可以说陈伯达也有推荐之功。1939年,胡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陈看后赞赏有独特见解,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从1941年初毛就亲自点名让胡做了他的秘书。
郑:陈伯达是位复杂的历史人物。陈伯达的文才,在中共的历史上,特别在毛的嫡系中,首屈一指,似可和林彪的武功相媲美。但建国以后,林彪有近十年的韬晦,而陈伯达一直紧跟毛的战略部署,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他的恣肆文辞。林、陈在毛发动“文革”以后,算是毛身边最后的一文一武;但在九届二中全会后也被整肃下去了。林、陈的结局,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的彻底失败。陈伯达和林彪一样,对于发动“文革”以及“文革”初期,都有突出的表现,应负有一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与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开始分道扬镳,无疑是有正义性的。毛泽东把林、陈打成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政治骗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我还认为,“四人帮”垮台后,两案对他们的宣判,对陈伯达和林彪集团成员的长期关押,应属冤案。今天有必要重新加以清理。至于对他们全部历史、一生功罪如何评判,则另当别论。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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