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06從清華簡《繫年》看戴氏取宋的開始時間及其歷史意義
潘潤[搜索該作者其他文章]
（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中國史12級研究生）
（首發）
摘 要：“戴氏取宋”是戰國時期與“田氏代齊”、“三家分晉”相提並論的重大
政權更替事件，在《韓非子》等書中都有所提到。由於史料闕如，以往學術界對戴氏取
宋的認識存在著許多錯誤與不足。筆者試根據清華簡《繫年》中的記載，將戴氏取宋的
真正開始時間確定為戰國早期的宋後昭公時期，而非學界多認為的其已最後完成的戰國
中期的宋桓侯時期，《韓非子》中篡奪宋公室政權的司城子罕是戰國早期的皇喜而非中
期的剔成肝。“戴氏取宋”加劇了通過宋國保存下來的商朝文化在後世的佚失，但也使
宋國在新興政權建立後強大起來，提高了淮海地區在後來秦漢時期的政治、經濟地位。
關鍵字：戴氏取宋、清華簡《繫年》、《韓非子》、戰國早期、司城子罕
正文：
一、傳世文獻中記載的“戴氏取宋”及學術界的看法
“戴氏取宋”，又稱“司城子罕取宋”，是戰國時期宋國公室政權被宋戴公的後代
戴氏奪取的重大政權更替事件。由於史料的缺乏，傳世文獻中對這一事件並沒有像田氏
代齊、三家分晉那樣詳細記載。對此的記述主要來自於《韓非子》中的《二柄》、《說
疑》等篇[1]和《呂氏春秋》、《說苑》等書的零散記述，包括：
《韓非子?愛臣第四》：“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
之奪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
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第31頁）
《韓非子?二柄第七》：“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
；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
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第54頁）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
，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
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
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 （第475頁）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
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訪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
‘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
其政，法不能禁也。” （第477頁）
《韓非子?說疑第四十四》：“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
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
，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 （第6
00頁）
《韓非子?說疑第四十四》：“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
，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
者也。’” （第605頁）
《韓非子?忠孝第五十一》：“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
田氏奪呂氏于齊，戴氏奪子氏于宋。”（第698頁）
《韓非子?人主第五十二》：“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簡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
奪之，故身死國亡。”（第706頁）
《呂氏春秋?壅塞》：關於齊滅宋之戰，“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2]
《史記?李斯列傳》引李斯上二世書：“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
韓安相也”。[3]
《淮南子?道應訓》：“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
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
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
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
”[4]《韓詩外傳》卷七、《說苑?君道》同。
在這些文獻中，《韓非子》對司城子罕取宋過程的描述最為豐富，其目的在於以此
為例來論述其加強君權，君王通過法、術、勢來對臣下進行控制的觀點——“萬乘之主
，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5]。對於司
城子罕取宋發生的具體時間以及被劫的宋君是誰，韓非子並沒有具體指出。《史記?宋微
子世家》中漏載了戴氏取宋的事件，“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
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司馬貞《
索隱》在“子剔成立”後引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辟而自立也。”[6]。
大多數學者便將《竹書紀年》中記載的戰國中期約西元前355年前後廢宋桓侯而自立、最
後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視為《韓非子》中所提到的司城子罕，這一觀點在學術界
最為普遍。如清人蘇時學說，“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則其篡宋當以何時歟？按
《紀年》云：‘宋易城肝廢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歟？
”[7]楊寬先生在《戰國史》中亦認為，“剔成肝即司城子罕，‘肝’、‘罕’音同通用
，‘司’和‘剔’是一聲之轉，‘城’和‘成’也聲同通假”[8]，此說遂成定論。
但是，如果直接把廢宋桓侯而自立、完成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視為《韓非子》中的
司城子罕的話，戴氏取宋就會成為一個權臣直接篡位的突發事件。相比較而言，三家分
晉從西元前453年（晉出公二十二年）三家滅智伯到西元前403年（晉烈公十三年）三晉
列為諸侯歷時半個世紀，而田氏代齊從西元前481年（齊簡公四年）田恒殺齊簡公專齊國
之政到西元前386年(齊康公十九年)田齊列為諸侯，更是經歷了近一個世紀。在先秦的歷
史條件下，權臣在奪取政權之後直接篡位而不先立傀儡對朝政進行控制是不可想像的。
即使在後世，王莽在篡漢前先立了漢平帝、孺子嬰，曹魏在輔佐漢獻帝24年後才篡漢，
司馬師在廢曹芳後立高貴鄉公曹髦，司馬昭在弑君後先立魏元帝曹奐而沒有直接篡位，
皆是如此。所以在更早的戰國時期，司城子罕不太可能在“殺宋君而奪政”、奪取宋國
政權後立即篡位，完成戴氏取宋。
由於戰國時期特別是戰國前期史料的匱乏，司馬遷在《宋微子世家》中對戰國早期
宋國世繫、積年的記載也有重大錯誤，史學界對於戴氏取宋一直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
直到清華簡《繫年》的發現為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條件。
二、清華簡《繫年》中戰國初年宋國歷史的記載與戴氏取宋
清華簡是2008年夏從香港文物市場中搶救回來併入藏清華大學的重要戰國楚簡，其
中的《繫年》共分為23章，記載了從西周初年到戰國早期的歷史，可與傳世文獻和《竹
書紀年》對照閱讀，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特別是第20章到23章的戰國早期部分，可補
傳世文獻所缺，尤為重要。現引用2011年底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與
戰國早期宋悼公有關的部分，釋文儘量用通行文字寫出：
第21章：“楚柬（簡）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说明:
http://www.gwz.fudan.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articles/2014/05/02/2014050221275045
8001.jpg之約（弱）公室。王命莫囂昜為说明:
http://www.gwz.fudan.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articles/2014/05/02/20140502212750219002.jpg（率）【一一四】
说明:
http://www.gwz.fudan.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articles/2014/05/02/20140502212750597003.jpg（師）以定公室。城黃池，城甕（雍）丘。……”
第22章：“楚聖（聲）桓王即立（位），兀（元）年，晉公止會者（諸）侯于任，
宋悼公將會晉公，卒於说明:
http://www.gwz.fudan.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articles/2012/03/18/20120318231357003.png。……”[9]
從簡文中可知，宋悼公去世於西元前407年（楚聲王元年），而根據《史記?宋微子
世家》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中司馬貞《索隱
》在“悼公八年卒”後所引的“按紀年為十八年”，可知宋悼公在位十八年，即位時間
為西元前425年（楚簡王七年），正好是簡文中其出使楚國的那一年，由此可訂正《史記
》中錯誤的戰國早期的宋國世繫與積年：
宋後昭公：西元前469年至西元前425年
宋悼公：西元前425年至西元前407年
值得注意的是，宋悼公在楚國“告以宋司城立皮之約公室”，立皮從立從皮，讀音
與喜相近，疑為皇喜（詳見下文），即《韓非子》中取宋的司城子罕，由此使我們得以
重新審視戴氏取宋開始發生的時間。宋悼公在剛剛即位的情況下，沒有在國內認真準備
先君喪事，而是立刻親自出使楚國討論宋公室被權臣制約的問題，反映了此時宋國國內
政治形勢的嚴峻。聯繫到“司城立皮”與司城子罕官位的相同、讀音的相似，我們可以
得出：《繫年》中記載的“宋司城立皮之約公室”極有可能就是《韓非子》中多次提到
的“司城子罕取宋”，司城子罕奪取宋國政權，開始“戴氏取宋”的時間其實是在戰國
早期的宋後昭公晚年，而非此前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戰國中期。結合《竹書紀年》中記
載的西元前355年前後宋剔成君“廢其君壁而自立”、最終完成了“戴氏取宋”，可以看
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齊、三家分晉一樣，是一個持續了七八十年的歷史進程，宋後昭
公被劫後的宋悼公、宋休公、宋桓侯三代皆為掌握宋國朝政的戴氏的傀儡。
從一些傳世文獻的蛛絲馬跡中也可以得出這一結論。宋國前後有兩個昭公，《呂氏
春秋?恃君覽第八——召類》高誘注中有“春秋子罕殺昭公”[10]，就有可能是將春秋時
期被襄公夫人和公子鮑聯合殺害的宋前昭公（“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
臼”，《史記?宋微子世家》）與宋後昭公時期的司城子罕取宋相混淆。清末孫詒讓在《
墨子間詁?墨子後語上》中對此就認為“考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
；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為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
’，則誤並兩昭公為一耳”[11]，明確提出司城子罕取宋發生在戰國早期。另外，《史
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中全文引用的鄒陽《獄中上樑王書》中提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
翟”（《漢書》誤作子冉）[12]，提到戰國早期的墨子與一位名為“子罕”的宋國大臣
是同一時代。由於傳世文獻中沒有提到墨子被囚，對於此句和墨子仕宋的年代許多學者
都有疑惑。孫詒讓對此則認為，
“《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為無征。賈子《新書先醒
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複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為子
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為被殺，李斯、韓嬰、淮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即謂逐也，亦未
可知”[13]。
從清華簡的記載中看，不得不讚歎孫氏的先見之明，只是由於“剔成肝即司城子罕”的
主流觀點之盛行，孫詒讓的看法長期以來並不被學術界所接受，如楊寬《戰國史》中就
認為“至於孫冶讓《墨子間詁》中的《墨子傳略》，認為司城子罕所殺的為戰國初期的
宋昭公，是不可信的”[14]，甚為可惜。
另外，賈誼的《新書?先醒》中記載了“昭公出亡”的故事——
“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禦者數百
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
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疄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
于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諡為昭公。”[15]
《韓詩外傳》卷六、《新序?雜事》同，極有可能就是司城子罕取宋後“遂卻宋君而專其
政”的結果。《韓非子?說林下第二十三》中也提到了白圭與一位被稱為“宋令尹”的人
的對話，“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
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16]考之春秋以來宋國
官制，並無令尹一職，白圭生活于戰國早中期的魏文侯至魏惠王年代，此位專宋之政事
的“宋令尹”或為戴氏取宋之後的某位司城子罕後代與宋剔成君先祖，在戴氏取宋後為
掌握政權而世代擔任新設立的令尹一職？亦未可知。當然也有可能是篡宋前的剔成肝。
總之，《清華簡?繫年》中對宋悼公在位時間與事蹟的記載，糾正了《史記》的錯誤
，並厘定開始了戴氏取宋的司城子罕生活在戰國早期的宋後昭公時期，與戰國中期最終
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其後代宋剔成君並不是一個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齊、三家分晉一
樣，是一個持續了七八十年的漫長的歷史進程。
三、戴氏取宋的背景與原因
在通過《清華簡?繫年》中的記載弄清了戴氏取宋開始發生的真正時間是戰國早期之
後，有必要重新審視戴氏取宋得以發生的宋國歷史背景。早在春秋時期，作為宋戴公後
代的幾支戴氏就分別掌握了宋國朝政，如華氏、樂氏、皇氏等。其中華氏是好父說之子
華父督之後，樂氏是樂父術之後，皇氏是皇父充石之後。其中華氏在西元前710年（宋殤
公十年）華父督殺宋殤公與孔父嘉後長期掌握宋國政權，直到西元前521年（宋元公十一
年）華氏之亂（《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被平定後第二年流亡楚國[17]，樂氏、皇氏則
繼續執掌宋國朝政。春秋晚期的宋景公長期在位，卻在自己無子的情況下遲遲不立儲君
，直到晚年才將侄子公孫周的兩個兒子得與啟養在宮中培養為繼任者，“宋景公無子，
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從而為政權的動盪帶來隱患。西元前46
9年（宋景公四十八年），宋景公在出遊的時候突然去世，宋大尹擅自立啟意圖專政，“
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遭到以戴氏為主的六卿的反對。最
後六卿打敗了大尹，“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為宋後昭公，
宋國歷史也進入了戰國時期。“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
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鋤為大司寇”，清一色的戴氏貴族基本上共同控制了宋國朝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18]，成為戴氏取宋得以發生的歷史背景。
從《韓非子》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出，甚至在司城子罕取宋之前，宋國政權就已經被
戴氏權貴所控制，司城子罕是在打敗了另一位戴氏貴族後才得以專宋國之政。《韓非子
》中多次提到一位叫宋太宰（甚至“商太宰”）戴驩的人物，在子罕之前掌權，[19]包
括：
《韓非子?說林上第二十二》：“子圉見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
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
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複見也。”（第
234頁）
《韓非子?說林下第二十三》：“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
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第259頁）
《韓非子?內儲說上第三十》：“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
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
史受笥。’” （第330頁）
《韓非子?內儲說上第三十》：“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
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
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第330頁）
《韓非子?內儲說下第三十一》：“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
，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第359頁）
根據左傳的記載，可以看出宋太宰戴驩來自于同為戴氏的樂氏家族。《左傳·襄公
二十九年》中記載宋平公時期晉人叔向在聽說同樣叫“司城子罕”的賢臣樂喜的事蹟後
，認為樂氏終將會得到宋國，“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
，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
。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
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20]。宋後昭公上臺後，“司城（樂茷）為上卿”
，也說明此時樂氏掌握宋國政權，從而發展為後來宋太宰戴驩“貴而主斷”的局面。
而殺害戴驩的皇喜應該就是取宋的司城子罕。春秋戰國時期名喜者往往以子罕為字
，如鄭國的公孫喜字子罕，春秋時期同樣擔任司城之職的著名賢臣樂喜的字也是子罕，
梁履繩、蘇時學、孫冶讓等前輩學者早已得出這一結論（參見楊寬《戰國史》），此不
贅述。清華簡《繫年》中出現的司城立皮更是說明皇喜即司城子罕，為之增添了寶貴證
據。司城子罕取宋得以成功的直接原因便是皇喜通過權謀手段奪取了“殺戮誅罰”的權
力，從而在與戴驩的政治鬥爭中取得了勝利。當然，從《繫年》所記載的宋悼公在即位
後得以親自出使楚國求援的情況來看，宋君並沒有如韓非子所說為子罕所殺害，宋後昭
公更有可能如《淮南子》中所述在被驅逐後被迫返國甘心做戴氏的傀儡，所以其後代才
沒有被皇喜斬盡殺絕。
從以上對戴氏取宋背景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戴氏取宋的真實情況在後世佚失的原
因。首先自然是春秋結束後的戰國早中期特別是戰國早期史料的缺乏，宋國作為七雄之
外的小國，在宋後昭公即位後至“五國相王”之間的長達140年時間中，傳世史料中對其
的內政情況基本沒有記載，所以後世學者很難準確瞭解到戴氏取宋的具體情況，是故不
論是提到了司城子罕取宋過程的韓非子，還是在撰寫《宋微子世家》戰國部分時錯誤百
出的太史公，對於“戴氏取宋”的記載都存在偏差和遺漏。其次則是戴氏取宋並沒有像
田氏代齊、三家分晉那樣對宋國原有政權構成足以讓列國震驚的巨大衝擊。宋國在司城
子罕取宋發生前本身就處於各支戴氏貴族的共同統治之下，被殺害的戴驩與篡宋的皇喜
同屬於戴氏家族，這與闞止、智伯的情況完全不同。在新上臺的權臣與原本的權臣同屬
一個家族的情況下，政變不至於引起當時史家的注意並留下記錄。而且宋公室與戴氏同
為子姓，戴氏取宋不至於像“田氏奪呂氏于齊”那樣導致宗廟絕祀、改朝換代的政治變
革，引發孔子等強調尊卑有序、“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的儒家人士“沐浴而朝”、“
不敢不告”的憤怒[21]。而且戴氏取宋也不像田氏代齊、三家分晉那樣經過周天子的冊
封。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後世的學者們便只記得《竹書紀年》中戴氏取宋最終完成的
“宋剔成肝廢其君壁而自立”，甚至像司馬遷那樣將宋剔成君誤為宋桓侯之子，從而完
全混淆了在此之前七八十年開始的司城子罕取宋事件，最終完全混淆了皇喜和宋剔成君
兩個人物，將其混為一談。
四、戴氏取宋的歷史意義
戴氏取宋開始的時間被修正為戰國早期的宋後昭公晚年之後，戴氏新興政權的統治
時間就不僅僅是戰國中晚期的七十年，而是貫穿于整個戰國時期宋國歷史的始終，不亞
於“十二世有齊國”的田齊，從而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戴氏取宋的歷史意義。
首先，戴氏取宋加劇了通過宋國保存下來的商朝文化在後世的佚失，導致商朝歷史
的真實情況在後世變得不斷模糊。雖然在孔子時代就已經是“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征也”[22]，但宋國畢竟是“世為長侯，守殷常祀”[23]的商朝繼承者，現存五經中的
《商書》、《商頌》均為通過周代宋國保存下來的商朝歷史文獻。但是戰國時期戴氏新
興政權的建立，使得宋國的政治制度在新時代發生了巨變，舊有的文化不斷佚失。《清
華簡》中的《尹至》、《鹹有一德》、《說命》等篇均為在後世散佚的商朝文獻，反映
了戴氏取宋給商朝文化繼承帶來的巨大損失。
同時，戴氏取宋還使原本以奉殷祀、作為商朝繼承者的宋公室走向衰微，以至於在
幾百年後的西漢晚期漢元帝時“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
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24]，只能以孔子後代取代宋公室以為湯後。西元前8年（漢
成帝綏和元年），漢成帝封孔子後代孔吉為“殷紹嘉侯”，繼承商統，“蓋聞王者必存
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
。其封吉為殷紹嘉侯”（《漢書·成帝紀》）[25]，不久進爵為公。
其次，戴氏取宋使得宋國在建立新興政權後煥然一新，成為對戰國局勢舉足輕重的
中等强国，並提高了淮海地區在後來秦漢時期的歷史地位。戴宋政權建立後，宋國一直
保持著較強的國力，與同為小國卻不斷衰微的鄭國、衛國、魯國形成鮮明對比。宋王偃
即位後，一度“今將行王政”[26]，宋國大臣戴不勝、戴盈之還得到孟子的教導。五國
相王五年之後，西元前318年（宋康王十一年），宋王偃亦稱王，在唐鞅的輔佐下宋國更
為強大，“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2
7]，號稱“五千乘之勁宋”。比較宋國、衛國在戰國時期的不同命運，更能使我們認識
到這一點。宋、衛兩國均為周公東征後為安置殷遺民而冊封的諸侯國，“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
為衛康叔”（《史記?周本紀》）[28]，但在戰國時期的歷史發展中，兩國的命運卻大相
徑庭。宋國成為“五千乘之勁宋”，衛國卻在魏惠王的逼迫下被“子南氏取衛”，並“
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宋國的強大和衛國的弱小形成鮮明對比，個中緣由不得不令
我們深思。
宋國的強大與地處四戰之地的重要位置使得西元前286年齊湣王利用宋康王晚年的殘
暴而滅宋打破了地緣平衡，遭到列國的反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
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29]。最後，在燕國名將樂毅率領下，五國伐齊大敗齊軍，齊湣王逃亡身死，燕軍
“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史記?燕召公世家》）[30]，東帝齊國一度
只剩下莒和即墨兩座城市，元氣大傷，成為秦國得以統一中國的重要客觀原因。
戴宋政權的統治也使淮海地區經濟大為發展，大大提高了這一帶地區在後來秦漢時
期的政治經濟地位。不論是睢陽、彭城，均成為後來秦漢時期的重要大都市。早在戰國
早中期，宋國就可能曾經一度遷都彭城。《史記?韓世家》中記載西元前385年（韓文侯
二年）“伐宋，到彭城，執宋君”[31]，錢穆先生就此在《先秦諸子繫年》中作《戰國
時宋都彭城證》[32]，並得到了楊寬《戰國史》的贊同。五國伐齊之後，楚、魏兩國瓜
分了宋國故地，“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
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漢
書?地理志下》）[33]。魏國與楚國還為爭奪宋國故地爆發衝突，《韓非子?有度第六》
中記載“（魏安釐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34]，《史記?楚世家》中也有“還射圉
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35]。戰國末年
魏國還一度準備遷都豐邑，“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數十城
。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史記?高祖本紀》）[36]。在後
來的秦末戰爭中，豐沛之地是漢高祖劉邦的龍興之地，彭城則成為楚義帝和項羽的都城
，宋國故地成為“亡秦必楚”得以實現的重要後方基地。漢朝建立後，宋國故都睢陽、
彭城分別成為兩大諸侯王梁王和楚王的都城，淮海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更為重要。
五、總結
綜上所述，“戴氏取宋”從戰國早期宋後昭公晚年司城子罕專宋國之政，到戰國中
期宋剔成君廢宋桓侯而自立，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漫長的歷史進程，並非一個突然發生
的權臣篡位事件。從清華簡《繫年》中的記載可以看出,《韓非子》中篡奪宋公室政權的
司城子罕是戰國早期的皇喜而非中期的剔成肝。“戴氏取宋”加劇了通過宋國保存下來
的商朝文化在後世的佚失和以奉殷祀的宋公室的衰落，但也使宋國在新興政權建立後強
大起來，成為東帝齊國衰亡和西帝秦國統一中國的重要客觀原因。宋國經濟的發展也使
淮海地區在秦末的“亡秦必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
的一個客觀原因，也提高了這一帶在後來秦漢時期的政治、經濟地位。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12月5日15：43。）
[1]《韓非子》校注組.《韓非子校注》[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2]關賢柱、廖進碧、鐘雪麗注譯.《呂氏春秋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
第877頁
[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第2559頁
[4]劉安.《淮南子》[M].北京：中華書局
[5]《韓非子?人主》.第705頁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632頁。按：中華書局作“易城盱”
，此從清武英殿本
[7]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頁
[8]楊寬.《戰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頁。周勳初《韓非子
校注》[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修訂版），苗永立《周代宋國史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
文，2008年）等亦持此說。
[9]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M].北京：中西書局.2012. 第189、19
2頁
[10]呂不韋.《呂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孫詒讓.《墨子間詁》[M]. 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89至690頁
[1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第2473頁
[13]孫詒讓.《墨子間詁》[M]. 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90頁
[14]楊寬.《戰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頁
[15]賈誼.《新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韓非子》校注組.《韓非子校注》[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第265頁
[17]《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裏出奔楚。”
[18]左丘明.《左傳》[M].北京：中華書局.以上皆見《左傳?哀公二十六年》
[19]《韓非子》校注組.《韓非子校注》[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20]左丘明.《左傳》[M].北京：中華書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21]《論語?憲問》
[22]《論語?八佾》
[23]《呂氏春秋?誠廉》
[24] 班固.《漢書》[M] 卷六十七《楊胡朱梅雲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25] 班固.《漢書》[M] 卷十《成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此事始末的詳細過
程可參見《漢書·楊胡朱梅雲傳》
[26] 《孟子?滕文公下》
[27]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632頁
[28]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32頁
[29]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899頁
[30]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558頁
[31]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568頁
[32]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3] 班固.《漢書》[M] 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64頁
[34] 《韓非子》校注組.《韓非子校注》[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第43頁
[35]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730頁
[36]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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