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平息以后，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
50000028_114_1①，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这是东晋建国后在非战争状
态下出现的第一次豫州与扬州相持的局面。其时上游的江州属温峤，荆州属陶侃。温
、陶都是东晋功臣，与庾在平苏峻时有过联盟关系，此时他们三家暂得相安。庾亮知
道，温峤本来是作为刘琨使者来到建康的，在东晋朝廷孤立无援，居江州并无多少实
力；拥有实力的陶侃是南人，门第低微，年迈而又无出众的子息可以继承其业。所以
，只要不出现不利于庾亮的异常事态，庾亮完全可能逐步扩大领域，取得江、荆，统
一上游，然后以既成之势威逼建康，取代王导统治。此后十余年里上游的形势和上下
游的关系，确实是循此方向发展，庾氏家族势力日益强大。
庾亮出都居芜湖，只是对王导一步之让，而且只是暂时的。豫、扬相持，在地理上距
离大近，没有缓冲余地，不利于维持彼此的平衡。一旦反目相对，不论是豫是扬，都
可能骤然处于紧张和危殆地位。王敦据姑孰，苏峻处历阳，与建康短兵相接，这种教
训，庾亮和王导都是不会忘记的。庾亮既无意也无力与王导破裂，则其居芜湖只能是
暂时观望等待，一旦有了可能，他就会向上游发展，在上游聚集力量，徐图后举，这
是必然之理。
我们看到，江左上下游相争的形势，在王敦的时候，还可以说是由于“楚江恒战，方
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是既然出现过王敦乘时
起兵，居上制下的事实，它就成了一种历史经验，为居上游者所利用，所效尤，而不
论楚江、方城有何需要。庾亮正是利用这一经验，有意制造居上制下的形势，以图庾
氏门户利益。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建康不但要应付上游荆、江可能兴发的顺流之师，还要
时刻提防近在肘腋的豫州的突袭。建康处在极不安全的状态，这是促成建康所倚的京
口重镇适时兴起的一个客观原因。徐州刺史郗鉴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着京口的作用
。这样，所谓上下游之争，就不是简单的荆、扬之争，而是已经演化为复杂得多的多
头之争。有实上的荆州、江州、扬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都在这种反复的斗争
中占有各自的地位。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军事上进一步的表现形式。
《通鉴》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曰：“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
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
这是就东晋江左实上而言。三州的州治和军府都在长江沿岸①。三州加上侨置的豫州
、徐州，大体构成一条画江而守的南北防线。这个时期，南北力量虽然时有消长，但
大体上是平衡的。因此，画江而守就逐渐成为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晋书》卷
五六《孙绰传》：“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
同书卷六六《陶侃传》陶侃之言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者，正以长江耳。”其时东
晋布兵于江淮之间和江汉之间，视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作进退。当力量不足以控制
这一地区而不得不转移防线时，退兵的极限就是长江。当然，如果江北弃守，长江天
堑暴露在敌人眼前时，江南就会进入危机状态。所以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
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
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
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
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
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
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
画江而守，东晋的情况与孙吴基本相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注引
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
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
。”①同书《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干宝《晋纪》，纪陟使魏，魏问吴之戍备几何，
坚固之状，陟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
地，不过数四。”吴于濒江置督屯兵，权重者为都督，所置即在纪涉所说的险要必争
的地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辑得吴沿江所置督或都督，西起西陵，东至京口，约
有二十余处，这与东晋荆、江、豫、扬、徐诸州屯兵分布情况大体相同。《三国志·
吴志·孙静传》附《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曰：“初，〔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
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聚百官议之。诸将或
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这是消极的防守。小将张梁则主张遣将入沔与敌争
利，于武昌设精兵以策应之，为孙权所采纳。这是积极的防守。长江本如长蛇①，画
江而守重在首尾相应。孙权还建业，用武昌居间以控沔汉，得首尾相应之宜。所以终
吴之世，荆、扬同在孙吴朝廷牢固控制之下，吴国都城还可以于建业、武昌之间迁徙
，而没有出现频繁的上下游之争，与东晋大不相同。
孙吴时居上游方镇之任者也是士族。吴郡陆逊为荆州牧二十余年，赤乌八年（245年
）卒官后，子陆抗领父兵镇柴桑，又都督西陵等处。陆抗于凤凰三年（274年）卒官
，诸子晏、景、玄、机、云又分领父兵据于上游。终孙吴之世，陆氏三代为吴西境疆
臣，镇上游，抗强魏，为朝廷所赖，而没有引起吴国内部的荆扬之争，象东晋所发生
的那样。
上下游的关系在东晋与在孙吴之时如此不同，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东晋士族力量远远
超过孙吴士族力量，而东晋皇权又远远弱于孙吴皇权。这种情形一目了然，无待申论
。原因之二，是东晋时江州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孙吴之时，基本上能够支撑荆州并维
持上游地区相对独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东晋之手，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这
一点须略作说明如下。
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
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继路，刘胤为刺史，“大殖财货
，商贩百万。”江州地境辽阔，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农业渐趋发达，粮谷充实。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到东晋仓储时说：“其仓，……在外有豫章仓（案在今
江西南昌）、钓矶仓（案在今江西都昌）、钱塘仓（案在今浙江杭州），并是大贮备
之处。”《通鉴》宋孝建元年一月胡注：钩圻（案当即钓矶）米，南江（案即赣江）
之运所积也。”豫章、钓矶二仓得比于盛产粮食地区的钱塘仓，可见江州粮储之富。
苏峻乱后，刘胤传谓“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据《晋书》卷七五《
王述传》，王述谏阻庾翼移镇乐乡之议，亦曰：大军如屯驻乐乡，则“江州当溯流数
千，供继军府。”这就是说，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要供应上游军食。回顾
孙吴时期，孙晧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
患苦”①的情况，可知东晋的江州已大不相同了。
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鉴》宋
孝建元年说其地“甲兵所聚”，《桓冲传》说它是“一任之要”，《刘胤传》则说是
“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
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
能受制于建康。因此，当庾亮自豫州徙驻荆州以后，他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
的斗争，就成为政局的焦点所在。江州的争夺，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并不大事声张地
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有从各种迹象中钩沉索隐，才得以约略
窥见庾、王关于江州争夺事件的梗概。
-------------------------------------------------------------------------
-------
①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
治芜湖。”
① 江州刺史一度与军府分离而治豫章，是例外。军府所在虽也有时因战争的 需要而
北移，但三州的重心始终在长江沿岸。
① 东晋时沿江亦置烽火楼。《通鉴》咸和三年五月丙辰，苏峻在石头，“登烽火楼
，望见（陶侃、温峤）士众之盛，有惧色。”《六朝事迹编类》“烽火楼”条引杨修
之诗注曰：“沿江筑台，以举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达。”建
康、石头有烽火楼，见《金楼子》卷一《箴戒》及《南史》卷八○《侯景传》。
① 《文选》卷五三陆机《辨亡论》。
①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
-------
--
FROM 218.244.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