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田余庆  1924年生，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及
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
要》（翦伯赞主编，本人负责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此书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大学优
秀教材特等奖）；《东晋门阀政治》（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及其它多种奖）、《秦汉
魏晋史探微》等。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小组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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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马越与王衍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与琅邪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
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
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
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
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
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
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
兴元年（304年）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
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下
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
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①。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
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
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②。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
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
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
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
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
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
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
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
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
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
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颖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
、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
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
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
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
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
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世说新语》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
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
无”思想和反对裴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
。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
：“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
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
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
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
事中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于不败。王衍另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
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王衍通过裴遐，又同东海王越增加了一重关系。以上种种，
都是王衍所结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动的需要。他被石勒俘获，临死犹为石
勒“陈祸败之由”，并且“劝勒称尊号”。他恋权而又虚伪，服膺名教与自然“将无
同”的信条。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操纵皇帝，剪除异己，羁縻方镇，
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
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当时北方名士团聚
在王衍周围的，数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阮修，号为王衍“四友”①。
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庾、胡母辅之、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
马越所延揽，南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多名士，一时俊异。”②这些
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他们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江左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


东海王越妃出河东裴氏。西晋时裴氏与王氏齐名，时人以两家人物逐个相比，以八裴
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马越联系士族名士的
又一桥梁。不过裴盾、裴邵没有来得及过江。裴邵随司马越出项，死于军；裴盾后降
匈奴，被杀。裴氏与司马越个人关系虽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与司马越府椽属多
出于河南士族者，毕竟有所不同。这种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见，当渊源于昔日司马颖居
邺、司马越居洛阳而相互对立的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与其他河北士族一样，
罕有过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没有在东晋政权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以继续发挥象王氏家
族那样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
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
”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

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邪
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

王氏家园所在的琅邪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琅邪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
都在徐州。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晋书》卷三八本传称其“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
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
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
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
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
王司马繇先居洛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
。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
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洛阳，转回琅邪国，在那里接受
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
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
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

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
下邓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
”，“时人未之识”①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
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
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
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
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着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
，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
，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
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

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
，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
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
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
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
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
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
”①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
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②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
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
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
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
，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
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
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
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③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
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
。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
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
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
财富，特别是潜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
腐败，而不潜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①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
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
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
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②。《太平御览》卷六
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谓陈敏在丹阳境开练湖，而练湖之开与维持丹阳、京口间运
河航道有密切关系③。《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谓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
埭，为京口运河航道重要设施，据说“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
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司马裒镇广陵，开丁卯埭，为建武元年（317年
）事，在陈敏于扬州江南开练湖以济运河之后十年。这些维修江南运河的史实，都与
陈敏离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马睿、王导在徐州时本有漕运任务。徐州治所下邳，当
泗水通途。《水经·泗水注》：宿预，“晋元帝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
④司马睿与王导南来，沿中渎水下广陵，过江而达建邺⑤，也是踵陈敏之迹。根据这
许多迹象，我推测，司马睿、王导奉命南来，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潜运江南粮谷以济中
州的经济目的。

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
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我们知
道，司马越是在逗留东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为独立力量的。他的军队以徐州人
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人为多。洛阳宫省宿卫，也都被司马越换成东海国将军何伦、王景
的东海国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马越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洛，还以何伦和坚决
支持司马越的“乞活”①帅李恽等军，奉东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卫洛阳，监视宫省
。这些情况，说明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
，而不曾考虑偏安江左。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也
被拒绝，周菠以此为司马越、司马睿的军队夹攻致死，这就是史臣所谓“祖宣（馥字
）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②一事。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阳，自
为游军与石勒（以后还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洛阳由
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③
。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
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何伦、李恽拥裴妃
及世子毗逃离洛阳，世子和三十六王①都落入石勒之手，何伦东走归下邳，李恽北走
广宗②，时在永嘉五年（311年）。

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
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东海王越妃兄徐州刺
史裴盾大发良人为兵，司马越死，裴盾“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也是东方将
士只图奔返家乡之证。

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
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有在胡骑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马越府
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
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洛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尔后江左的
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

与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成为对照的，是阎鼎的西行。阎鼎，天水人③，也出于东海
王越府参军。他鸠集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洛阳沦陷后，他翼戴秦王（后来的晋
愍帝）西奔长安。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
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
、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
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
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①。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
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
，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
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
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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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通鉴》永兴元年（304年）十二月丁亥条。
②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记孙惠此时以书干谒司马越，谓越“虎视东夏之藩
，龙跃海隅之野（指在东海国和东方各地活动，并收兵下邳），西咨河间（河间王颙
），南结征镇（征南司马虓，督豫州；镇南刘弘，督荆州，均党于越），东命劲吴锐
卒之富（扬州刘准），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幽州越党王浚，并州越弟司马腾），宜喻
青徐（青州越弟司马略，徐州司马林），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
……”云云。这大体是其时司马越势力分布图。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世说新语·品藻》“王大将军下”条谓庾、王
衍、王澄、胡母辅之为王敦四友。同条注引《八王故事》、《晋书》卷四九《胡母辅
之传》又另有说，不备录。
② 《世说新语·赏誉》。《晋书》卷五○《庾传》谓“越府多俊异”。案越府僚
佐可考者不下五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士族名士。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
邺二月。
②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案此与《晋书》王
衍、王敦等传都说王敦出刺青州，《通鉴》亦同。而《世说新语·识鉴》“潘仲阳（
滔）见王敦”条注引《汉晋春秋》、《通鉴》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条《考异》引《晋
阳秋》，并谓其时王敦出刺扬州。
③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时王导
潜怀翼戴之汁，阴气盛也。”
① 《晋书》卷一○○《陈敏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越致敏书：“将军建
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
② 参拙作《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文中《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秦汉
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
③ 参本书第八五页。
④ 《初学记》卷八河南道“邸阁”引《西征记》：“宿预城下邳之中路旧邸阁”，
当即指此。
⑤ 《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建康图〔经〕》：“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云云
。
① 关于“乞活”来历及其政治动向，参看周一良先生《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
史之一页》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本文“不与刘、石通使”一节对此亦有
所论述。
② 《晋书》卷六一《周馥传》。参看同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豕祸”条。周
馥事涉统治阶级中其它矛盾，但也表明司马越、王衍无意南迁。
③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此据《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同书卷五《怀帝纪》、《魏书》卷九五《
石勒传》数各不同。
② 李恽及“乞活”部众均并州人，故不东奔，但也不回并州。其奔广宗，盖欲附司
马越党幽州刺史王浚。浚旋以恽为青州刺史。广宗的上白，遂为“乞活”的一个重要
据点。
③ 《晋书》卷六○《阎鼎传》。阎鼎实际上是巴西安汉人，吴仕鉴《斠注》据《新
唐书》卷四三《宰相世系表》（一三）有考。又，秦王是唯一尚存的晋武帝的后裔，
名分居先。尽管他操纵在西人之手，只要他尚在，建康的司马睿就不敢称帝。所以建
兴四年愍帝被俘，五年司马睿只称晋王；是年冬愍帝死，翌年司马睿始称帝。
①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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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条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
，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①。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
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钱大昕所言清谈误国问题，本文不置论。所言晋宋短
长问题，南宋人读史伤时，多有论及，钱氏盖本之宋人议论，我们在此且略加申叙。


袁燮《絮斋集》卷六《策问》“历代国柞”条曰：司马氏“间关渡江，蕞尔微弱，不
数年而建中兴之业。王、苏之变，国势复岌岌矣，以弱制强，卒清大憝。苻、石之雄
，非晋所可敌也，胜干淝水，焚其聘币，曾不见中国之为弱……。”其“备边”条曰
：“尝怪晋氏之东，江左可谓微弱，而未尝辄与议和。石勒来聘，遽焚其币，不知何
恃而敢然也！”其卷七《论战》又曰：“晋之渡江，国非不弱，而未尝肯与敌和。石
勒来聘，辄焚其币……盖强敌在前，晋人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所以克保其国。”
袁燮主要是伤时而发此议，他主张南宋不求战亦不应惮战，特别推崇东晋焚币拒和一
事。焚币，即《晋书》卷六《成帝纪》咸和八年（333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
，诏焚之”之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
。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
）。不可以清谈议晋。”王应麟同样是重视焚币之事而生感慨。清人阎若璩校勘王书
，于此处有中肯之言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钱大昕强调晋人“不与刘、石通使”，义同于上引袁、王赞许焚币之言。我认为，东
晋“不与刘、石通使”，除了表现东晋君臣的民族气概以外，尚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
理由。而这一点与本文主旨有所关涉，前人似未道及。所以，我在这里探索其背景，
解释其原因，以见从八王之乱后期到东晋建国以后，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形
成和确立的这段时间内，民族关系发展的某种连续性。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
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藉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
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
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徒，而东汉、魏、晋
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
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
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
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颖原来所联结的刘、石，陷两京，俘怀、愍，成为北方的胜利
者。而司马越的一党却在江左立定了脚跟，因而表现为南北对峙。这时，情况变了，
无论在北方社会内部，还是在南北之间，民族矛盾都占居主要地位。江左的王、马在
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越、司马颖对峙期间的既成事实，以司马越之
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马颖之友为敌。司马越、司马颖的对立关系
，影响着江左政策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江左对北方诸胡族敌友态度的区分。江左
“不与刘、石通使”，与此背景有直接联系，至少在江左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是
这样。

荡阴战后，司马越之党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共起兵讨伐司
马颖。王浚率鲜卑、乌桓突骑南下攻邺。后来司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以鲜卑、乌桓
突骑为先驱。幽州的鲜卑、乌桓，尤其是其中的鲜卑段部，遂成为一支在王浚控制下
遥助司马越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以后影响于江左政治的一个因素。

王浚、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之时，匈奴人刘渊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随颖在邺
，请为颖发匈奴五部兵，以其二部击司马腾，三部击王浚。刘渊自魏末至晋，为匈奴
任子在洛、邺等地，本人汉化很深，长期周旋于西晋官僚之间，熟悉西晋政局。他得
到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其五部之众又已布满并州诸郡县，势力颇强。刘渊起
兵时，司马颖已经失势，匈奴军虽然打着司马颖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群无羁之马，
一支不受控制的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其锋芒始终指向司马越及其所属诸军。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
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
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据《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刘
渊起兵助颖，其从祖刘宣反对；刘宣力主结鲜卑、乌桓为援，联合各个胡族共同反晋
，以求兴匈奴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刘宣认为西晋的宗王都是匈奴的仇敌，所以坚决
反对起兵拯救任何一个西晋宗王。刘渊则另有心机，认为匈奴不起兵则已，起兵当为
“崇冈峻阜”，而不能为“培”。从浅处理解，刘宣欲结鲜卑、乌桓反晋以夺取政
权，看起来像是“崇冈峻阜”，但事成之后与鲜卑、乌桓共有天下，以夷统华，终究
还是“培”。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
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
，先附司马颖为“培”，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冈峻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
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为了对抗匈奴刘渊之众，司马腾在并州，乞师于代北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猗卢兄
弟，企图藉拓跋部力量从北面对匈奴进行牵制。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以刘琨
代司马腾镇并州，刘琨同样倚靠鲜卑拓跋部为援，还与幽州的鲜卑段部保持密切关系
。

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称号。司马颖故将公师藩起兵赵魏，声言拥
颖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联络马牧帅汲桑及其它胡人起兵，投入拥颖反越的公师
藩军。公师藩被杀后，汲桑、石勒继续拥兵反越，并且与并州的刘渊结合，成为司马
越在东方的劲敌。司马越致陈敏书说：“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
，始欲奸盗，终图不轨。”①石勒成为心腹之患，司马越是深感寒心的。

石勒是被司马越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与司马腾有深仇。他起
兵后投向公师藩，采取拥颖反越的政治态度，是必然的。当刘琨入并，司马腾离并东
来时，州郡吏民万余人随腾到冀州就食，号为“乞活”。以上两种力量，即被司马腾
掠卖的石勒之类和随司马腾东来的“乞活”，同样来自并州，但由于与司马腾的历史
关系不同，政治态度也截然相反，石勒始终与司马越兄弟为仇，“乞活”则始终支持
司马越兄弟而与石勒对抗。

这样，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
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
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
活”等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
深。永嘉元年（307年）春，汲桑、石勒声言为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
子确；冬，“乞活”为腾复仇，杀汲桑于乐陵。《乐府诗集》卷八五《并州歌》曰：
“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
仇，中夜斩首谢并州。”①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当是“乞活
”军中所唱，赞扬田兰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报仇而斩汲桑之事，是司马越、司马颖两方
势力冤冤相报的一例史证。最后，石勒追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
马越子；而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后颠覆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和越侄司
马保钳制的晋愍帝这两个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
全覆灭。此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氏先后在北方立国，而“乞活”势力则长期留存于
北方以与刘、石抗衡。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出的江左政
权当作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
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
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
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
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心。这就是前
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
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戴天的
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
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案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案当作刘聪），大会平阳
。”此事《晋书》及《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
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
，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
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
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
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
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
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洛阳沦陷后的中原地区，匈奴、羯胡猖獗，能暂时抵挡他们的，是曾与司马越、司马
腾相结的鲜卑段部和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曾多次与刘、石作战。《晋书》卷六三《
邵续传》，邵续本为成都王颖参军，后受王浚之命转向东海王越阵容，成为北方坞壁
抗胡的一支重要力量。王浚为石勒所破后，鲜卑段部的段匹，“遣书要〔邵〕续俱
归元帝，续从之。”石勒攻邵续，段匹救之，“〔石〕勒素畏鲜卑”，乃撤兵东走
。同卷《李矩传》，李矩屯荥阳，刘琨遣人率鲜卑五百骑过李矩营，与匈奴刘曜军队
对阵。“屠各（案为匈奴之一种）旧畏鲜卑”，望见鲜卑兵，不战而走。邵、李两传
所记石勒及屠各均畏鲜卑，此二事《通鉴》均系于建兴二年（314年），可知鲜卑（
主要是鲜卑段部）是洛阳陷后北方抑制刘、石的重要力量，因而也是江左结盟的主要
对手。

司马睿登基，领衔劝进①者主要都是在北方抗拒刘、石的人物，如刘琨、段匹、邵
续、慕容廆等，这些人中的多数，过去都与司马越有过联系。司马睿建立东晋后，继
续与这些人所遣过江的代表人物保持比较特殊的关系。刘琨遣赴建康上表的长史温峤
，是刘琨的姻亲。太原温氏非第一流门第，温峤本人亦非第一流人物②，而温峤于江
左又别无功绩。但他过江后即结好于王导、庾亮等人，政治影响很大，名望蒸蒸日上
。这除了他本人才能因素以外，同他作为刘琨政治代表的身分亦当有关系。东晋对段
匹亦复如是。刘琨为段匹所害，东晋为了修好段氏，不为刘琨发哀，温峤上疏理
之，始获允准③。段匹有弟名段实（段秃）者，在建康为将军④。元帝之初，鲜卑
段末波也曾通使于江左。邵续遣至建康的代表是刘胤。邵续之婿刘遐亦间道遣使受元
帝节制。上述所有的人，都曾在江左政治、军事活动中起过作用。

在论及司马越联合鲜卑诸部、司马颖联合刘石以相抗衡的历史背景时，有一事甚可注
意。据《魏书》卷三三《张济传》，东晋之末，后秦攻击洛阳的东晋军，晋雍州刺史
杨佺期乞师于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北魏遣张济报杨佺期。杨佺期谓张济曰：“晋魏通
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与君便为一家，义无所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
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通鉴》录此事于安帝隆安三
年（399年）七月，文中“晋之与魏，本为一家”，胡注曰：“谓猗卢救刘琨时也”
①，甚是。南渡之初，东晋的王、马，一方面仇视刘、石而不与之通使，另一方面远
结鲜卑拓跋部以制刘、石。这既是司马越当年阵容形势的延续，又合乎远交近攻这一
古老的用兵传统。当然，由于北方民族兴败形势复杂，远联拓跋这种既定方针并非不
间断地延续至东晋末年，只是当年猗卢援刘琨的事迹，影响特别久远，到东晋末年还
在人们的头脑里起着作用罢了。

《晋书》卷一○《安帝纪》隆安二年（398年）“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号
天兴。”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卷四五“拓跋魏书法”条说，《晋书》这种“魏王
珪即尊位”的书法，与《晋书》所书其它各国“僭即位”一类者大不相同，因而断言
“晋臣之词决不如此，唐人所追改也。”我认为王鸣盛从唐人追改求解释固可考虑，
从江左政权在历史上与拓跋部的关系中求解释亦属可能。《晋书》记事，对拓跋魏另
眼相看，不用贬词，例证甚多。王氏所举另一处，即卷九《孝武帝纪》太元十一年（
386年）曰：“代王拓跋珪始改称魏”，此事在《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则作“
自称曰魏”，暗寓僭越之意，与《晋书》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大概东晋官方文书，
对北魏事本来就另有书法。上引杨佺期语，曰“通和”，曰“一家”，曰“宁使魏取
”等等，所反映的即是这种对等的、结盟的历史关系，与“焚石勒之币”、“不与刘
、石通使”，正好形成对比。东晋与拓跋部基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亲近关系，到刘宋
时不复存在，这一来是由于晋鼎已移，传统已断；二来是由于拓跋部业已坐大，威胁
南方之故。

刘、石起兵，导源于越、颖对立，表现为诸王对抗，已如上述。但他们一旦兵起，民
族矛盾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北士过江者，于刘、石多有家仇，邓攸弃子事是其显例。
南渡人士在江左招魂葬亲，一时蔚为风气。《通典》卷一○三建武二年（318年）袁
瓌上表请禁断招魂葬，所列入葬人物有尚书仆射曹馥、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等人
，一皆下诏禁断。东海王妃裴氏南渡后，亦请招东海王越魂卜葬广陵，元帝特许之①
。晋室王公士族名士死于刘、石者如此之多，江左王、马自然不能与刘、石通使以招
众怒。由此可见，江左不与刘、石通使，除历史原因外，尚有现实的考虑。如果南北
遣使通好，本来是虚弱的东晋抗胡政权就不可能继续团聚南来的士族和流民，也不足
以慰吴姓士民之心，因而抗胡政权本身也会失去立足之点，失去存在的价值。

历史的理由与现实的考虑，促使王、马政权不得不采取这种“不与刘、石通使”的态
度。照理，在东晋初建阶段，王、马应当同仇敌忾，不共戴天，亟思所以报复刘、石
。王、马表面上确实持此态度，但是实际上又并非如此。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有“江左管夷吾”①之誉，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②的
豪言。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
。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史言司马睿“方拓定
江南，未逞北伐”③，确是事实。终司马睿之世，终王导之世，他们未尝以北伐为务
，在抗御刘、石方面始终是消极的。永嘉六年（312年）石勒治军葛陂，威胁建康，
江左派去抵拒的人，不是王敦之类的实力人物，而是南士纪瞻。愍帝使至建康，希望
江左遣军北进，以减轻关中承受的军事压力，也被拒绝。迨至长安不守，愍帝出降，
司马睿、王导故作姿态，扬言北伐而不出师，卒以“督运稽留”罪杀令史淳于伯以塞
责，成为江左一宗冤狱。对曾为东海王越典兵参军的祖逖的北伐，他们也多方掣肘。
朱熹谓“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又谓“当
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案指祖逖北伐事），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
！”④朱熹居南宋偏安之世，对北伐问题看得格外清楚。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
“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
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它。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
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
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石勒于老暮之年致市与江左修好①，自然是考虑到灭东晋既不可能，北方内部又不稳
定，为子孙守业计，宁与江左言和。江左拒和，事诚可嘉；未与刘、石通和，亦属事
实。但袁燮言东晋“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钱大昕言其“卓然自立”，似皆溢美之
词，历史事实未必真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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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案指东晋三次收复洛阳之事，一为永和七年至兴宁三年（351—365年），一为太
元九年至隆安三年（384—399年），一为义熙十二年以至东晋之末（416—420年）。

① 《晋书》卷一○○《陈敏传》。
① 《并州歌》多异文，备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晋诗》卷九。逯
辑题作《军中为汲桑谣》，似未能点明歌词的主旨所在。
① 《艺文类聚》卷一三载刘琨等劝进表凡四，《文选》卷三七及《晋书》卷六《元
帝纪》录其一。元帝报刘琨令，《艺文类聚》卷一三及《晋书》卷六二《刘琨传》各
录一通。
② 《世说新语·品藻》“世论温太真”条：“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
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③ 温峤疏文，见于《敦煌石室佚书》所收写本《晋纪》，今本《晋书》失载。
④ 将军段实，见《晋书》卷六《明帝纪》。《魏书》卷九七《司马睿传》谓为段匹
之弟段秃。案段实原在李矩军中为司马，见《晋书》卷六三《李矩传》。其归建康
，当在李矩南奔失败之后。
① 关于猗■、猗卢与晋司马腾、刘琨关系，可参《魏书》卷二三《卫操传》所载晋
光熙元年（306）卫操所立碑文。
① 此据《晋书》卷八三《袁瓌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裴妃欲招魂葬越
而元帝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改葬丹徒。” 考虑到
元帝深德裴妃，似以《袁瓌传》为得。
① 《世说新语·言语》及注，《晋书》卷六五王导、卷六七温峤传。元帝亦以管仲
目王导，尊之为仲父。
② 《世说新语·言语》，《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③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④ 《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① 《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勒咸和七年死，年六十。案七年为八 年
之误，点校本已出校记。石勒致币，在其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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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郗鉴的密谋



（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时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郗虑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据《
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不改郗虑家风，属于
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在两晋之际，从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
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

郗鉴起家，据本传说：“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
《江统传》，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年）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
江统应东海王越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
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洛阳沦陷后，郗鉴未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
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以后，郗鉴被石
勒侵逼，始辗转南移，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时距洛阳之陷已是
十一年整了。纪瞻荐郗鉴于晋元帝，元帝徵鉴为尚书，入居京都。

关于郗鉴南来，《晋书》没有明言其规模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
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
，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
大体上是屯驻合肥，未得过江。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而至建康，这在当时是通例
，不独郗鉴所部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
，并不确切。郗鉴以流民帅的身分，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诏郗鉴，这是
东晋元帝表示对他寄予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的意思。郗鉴自不愿
置其所统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本人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
，频繁地往还于合肥、建康之间。

郗鉴南来之时，王敦叛乱已经开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转徙方镇，并杀戮“南北
之望”的戴渊、周等人。但是，默许王敦兴兵抗拒刘隗、刁协的士族人物，并不支
持王敦篡夺东晋政权，太原王峤、太原温峤、陈郡谢鲲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从弟王
彬也反对王敦。王敦只得暂还武昌，遥制朝政。明帝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乃
移镇姑孰，屯于湖，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①。明帝惧王敦之逼，出郗鉴镇合肥，依
其流民力量以为外援。王敦不愿郗鉴以流民为朝廷犄角，乃表请郗鉴为尚书令，郗鉴
只得又返京都。这时距郗鉴南来刚过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之中
，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

郗鉴重回建康，据本传说，“遂与帝谋灭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郗鉴灭
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无徵。据下年（太宁二年，324年）明帝讨伐王敦时郗鉴
的擘划，参以《晋书》卷七四《桓彝传》明帝将讨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
①之事，可知郗鉴所谋主要是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时门阀士族虽不支持王敦
篡夺，也还没有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
筹之于较低的士族人物郗鉴、桓彝，而郗、桓筹兵，也只能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
民。这是影响明、成两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细细探索。

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是十分困难的。拥兵强藩除王敦外，还有陶侃、祖约诸人。
陶侃已被王敦遣镇广州，未能参预荆、扬事态。祖约在豫州，继统祖逖军队，屯驻寿
春，这支军队历来不服王敦。《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
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逖）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
阿黑（原注：敦小字也）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
王闻之而止。”②尊经阁本汪藻《考异》注曰：“旧云‘王敦甚惮祖逖’。或云王有
异志，祖曰：‘我在，伊何敢！’闻乃止。”但是祖氏与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约豫州
之师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处强藩以外，东晋军既寡弱，又无粮廪。《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元
帝为晋王（建武元年，317年），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
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晋书》卷七八《丁潭传》：“
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前的材料。《晋书》卷六
七《温峤传》温峤上军国要务七条，“议奏多纳之”。其第三条曰：“诸外州郡将兵
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
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①一年之后即易。
”《晋书》卷七○《刘超传》，超入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超以其为义兴太
守时的“义随”为宿卫禁军。《晋书》卷八八《孔坦传》，朝廷使吴兴内史孔坦募江
淮流民②为军。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后的材料。王敦乱前乱后，朝廷军力军食艰难，
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乱中，情况应当也是这样。看来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
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二）流民与流民帅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
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少。《食货志》
载应詹表曰：“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案指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甚伙之事
），皆已反还。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
功劳报偿，皆如魏氏故事……。”应詹所谓流民反还江西，当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
还者，多成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后东晋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徵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
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扬州上游，豫州一带，亦有流民络绎南行，被东晋政府拦截于江北。《晋书》卷五九
《汝南王亮传》附《西阳王美传》：司马差“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
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司马美“放
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羕官，诏不问。”案西阳王羕纵兵劫钞之事。亦见《晋书》卷
六六《陶侃传》。永嘉时陶侃为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①。侃令
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
向贼……，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西阳王
羕左右诈为山夷以劫行旅，当即羕统流民以实中州时事。美还台后，流民南至江、荆
之路始得通畅。《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
，布在江州。”这是成帝咸和时事，明帝时当已有此形势。

东晋扬州近郡，农民兴发甚难，徵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尚在道路转徒的
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一般说来，还难于成为徵发对象。对于他们，必须先有
一个使之著籍的过程。眼下可以徵发的，只能限于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
②。因此，晋元帝时出现了一些处置流民的法令。

据《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东晋之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
、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于是而有给客制度的出现。据《南齐书》卷一四《州郡
志》（上）南兖州条，晋元帝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
帝太兴四年（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
可检实。”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限于流民之失籍者，地域只是都下及扬州江南诸郡。
制度规定流民皆条其名上有司，并规定为客者皆注家籍，即附籍于主人户中，其用意
在于使流民有名可稽，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这些流民。《晋书》卷九一《儒
林·徐邈传》，东莞徐澄之与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遂世
为京口人。依情理度之，徐氏、臧氏所率流民居京口者，以社会地位论，既有士有庶
；以经济状况论，当有地主、僮客与自耕农。但要进一步指实这种区分，估计各自所
占的比例，探究这些人所受给客制度的影响，则是困难的事。

给客制度本身，还不是东晋直接徵发流民为兵。但是流民既已著籍，东晋朝廷徵发他
们就有了根据，所以出现了同年所颁“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的诏令，见《晋书》卷六《元帝纪》。这是以诏令形式放免为私家僮客的流民而徵
发之，而其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加强军队以对付王敦。“发僮”，当即《晋书》卷九八
《王敦传》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请诛刘隗疏中所谓“发良人奴，自为惠泽”之事
，良人奴不是指良人之奴，而是指流民本为良人如今沦落为奴者；发以为兵，当即“
兵家”，其身份同于客。“发客”，当亦是发以为“兵家”，例同《晋书》卷六九《
刁协传》“取将吏客使转运”及同书卷六四《司马元显传》发“免奴为客者”为兵。
晋元帝在同一年之内所行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二事，都是针对流民而发，都是为了
对付王敦。所以被徵发者，其万人配刘隗镇淮阴，万人配戴渊镇合肥，名曰备胡，但
实际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同时，检校流民也是为了限制南北大族荫占流民的特权，这
又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成为南北大族多支持王敦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流民之为僮客者为兵，被门阀士族视为一项可一而不可再的弊政。强发之兵也不甘
驱使，没有战斗力。所以王敦第一次南下时，刘隗、戴渊之兵还救京师，一战即溃。
虽然如此，当东晋面临王敦第二次起兵威胁的时候，东晋可以用来对付王敦的力量还
是只有流民。不过，朝廷绝不能再采取徵发流民之为江南诸郡僮客者的老办法，而是
利用麇集在江北和淮域的流民集团，并且不破坏流民集团中原有的统属关系。这就是
太宁二年（324年）郗鉴与明帝密谋用流民帅的力量以对抗王敦的背景。郗鉴本人就
是流民帅之一，他知道流民帅有为朝廷所用之可能，由他向明帝作出有关的建议，是
比较合适的。

屯驻于江淮之间受东晋委署的流民帅，多数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历史。他们所统的
武装力量长期相随，多少具有私兵性质。东晋朝廷不得不重视他们，又不敢放心大胆
地使用他们。他们是东晋的一支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
一般说来，东晋是按照流民帅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将军
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羁縻于长江之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对于已经到达或者将
要到达长江的流民帅，东晋往往以军事理由促其北返。祖逖率众南来，行达泗口，琅
邪王司马睿“逆用”之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率部众一度过江，居于京口，但是立足
未久，又受命以豫州刺史名义，率部北返，活动在淮北地区。苏峻率部众由青州泛海
入长江，达于广陵，不久也受命北返彭城作战，历官淮陵内史、兰陵相。蔡豹以清河
太守避难南行，司马睿以为临淮太守、徐州刺史。蔡豹本传不谓率众，但他在祖逖为
徐州刺史时任徐州司马，后来一直在江淮间与徐龛、石虎作战，亦当是率众南来不得
过江的流民帅。庾之甥、褚裒从兄褚翜，曾为流民帅，率邑人自保于豫州界，后来
单马至许昌投奔行台荀藩、荀祖，遂至江东。褚翜虽无部曲或部曲无多，元帝犹出之
江外，为淮南内史。在黄河南北抗拒石勒的邵续，曾列名劝进表，其婿刘遐间道遣使
受元帝节度，但刘遐之军也只是活动于下邳、彭城、泗口一带，最南不过临淮。

一般说来，拥众南来而止于江淮间的流民帅，或者门户不高，或者虽有门户背景但本
人不具备名士风流旨趣，与东晋政权及当朝士族是格格不入的。祖逖出于北州旧姓，
但据其本传，逖本人“好侠”，“有豪气”，史臣谓其“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
艰，原其素怀，亦为贪乱者矣。”蔡豹出陈留高门，而其本传谓豹“有气干”，其素
质不类士族子弟。苏峻本传谓其“本以单家，聚众干扰攘之际”，门第与品格均不得
入于士流。刘遐、郭默诸将也都出自寒微，习于行阵。只有郗鉴，门第条件初备，气
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政治之中，故得以尚书之职徵辟台城。但是郗鉴部属仍然只能
屯驻合肥，他本人出镇时也屡居江北，与上述诸人大体相同。

名义上附晋的流民帅，曾长期置身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之间，须随时窥测形势，以谋
自存。他们南来后对于东晋政权若即若离，在政治上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于
玩忽朝命，跋扈专横。他们雄据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亦无军纪，有的还要靠打家
劫舍，拦截行旅以筹给养，连祖逖所部也是这样。《晋书》卷六二《祖逖传》：祖逖
“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盗窃攻剽，祖逖则分享赃货。《世说新语·任诞》：“祖
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
公怪之。祖曰：‘昨夜忽南塘（案在秦淮河南岸）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
抄，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祖逖的行径，与北方坞主郭默“以渔舟抄东归行旅”（
《晋书》卷六三《郭默传》）、魏浚“劫掠得谷麦”（同书同卷《魏浚传》）完全一
样。尊贵如西阳王美，当其统流民于江西之时，也是放纵部属“断江劫掠”，与其它
流民帅同。

郗鉴本人，杀人越货之事亦在所不免。《真诰》卷八《甄命授第四》：“郗回（案即
郗鉴子愔，字方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惋（原注：谓应作怨
字）主恒讼诉天曹，早已申对，……”。“太元真人答许长史。原注：郗回父鉴，清
俭有忘（志）行，不应杀掠如此。或是初过江时摆拼所致，不尔则在凉府（？）杀贼
有滥也。”《真诰》卷十一、十二谓郗鉴为鬼官，《太平广记》卷二八还有郗鉴为神
仙之事。郗鉴为道教徒，本传无徵，但郗愔佞道则是确事。不管怎样，《真诰》记郗
鉴杀人越货之事及其所作解释，当有晋、宋史料或口碑为参考，不是妄言。

流民帅南来附晋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无所依傍，一般说来一是力图站稳脚跟，保全势
力，二是志在立功，以求发展。东晋对他们的态度，虽视其效忠程度而有所不同①，
但总的说来是严密防制的。祖逖矢志北伐，义无反顾，对东晋无丝毫不臣之迹，但也
不见容于晋室。其时琅邪王司马睿以子司马绍（案即后来的晋明帝）、司马裒先后镇
广陵，扼制南渡通道，实际上也有节制流民帅使不得南渡之意。王导以从弟王舒为司
马裒的司马，无异在广陵安排一支王与马的联合势力。司马裒旋死，王舒遂镇广陵。



王舒在广陵，节制流民帅不使南渡，非常严格。《晋书》卷八一《蔡豹传》，豹退守
下邳，徐龛击其辎重，“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元帝闻豹退，
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执豹，送至建康斩之。”蔡豹有战败之失，
罪不至死，蔡豹之死，疑与他的流民帅身分以及企图南来情节有关。流民帅在北方多
少有过战功，在阻滞石勒南下，保护江左政权方面起过作用。正因为如此，东晋朝廷
更是提防他们，唯恐他们有恃功反噬之心。这正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
为重的一种表现。

流民帅少有内辅京师以备宿卫的机会，与东晋政权互相猜忌，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脱离
自己的部属和集团，贸然过江，以为朝廷缓急之用。他们最担心的是被朝廷夺兵。祖
逖过江，其兄纳、弟约均居官建康，逖本人也曾被徵为琅邪王军咨祭酒，但逖仍居京
口，不离部众。王敦首次进逼京都，元帝曾召居兰陵相的流民帅苏峻讨伐王敦，苏峻
观望形势，迟回不进，也是由于有所顾忌。此当为永昌元年（322年）春间之事，其
时郗鉴尚未南来，流民帅与东晋朝廷之间，尚未打通关节。



（三）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



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在太宁元年（323年）八月间。翌年七月，王敦所遣王含
、钱凤之兵临建康，越十五日即有苏峻、刘遐等流民帅之兵迅援建康，扭转了局势，
乱事悉平。由苏峻受诏入援而“迟回不进”，到苏峻等火速进卫建康，转变如此之大
，我认为必有郗鉴（可能还有桓彝）折冲于朝廷与流民帅之间所起的作用。但是事密
无闻，今天只能在零散史料中钩稽探赜，以约略窥其梗概。

关于刘遐、苏峻诸军入援始末，《晋书》纪传散载事迹如下：

《郗鉴传》：太宁元年郗鉴自合肥还台，“遂与帝谋灭敦”。传文既而叙王含、钱凤
攻逼京都，郗鉴固辞卫将军军号之事，而不言议召苏峻、刘遐。

《刘遐传》：遐于太宁初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未言有诏见召。

《苏峻传》：王敦复反，郗鉴议召峻及刘遐入援。

《王敦传》：王导自建康遗王含书曰：“得征北①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
，不谋同辞。……是以圣主发赫斯之命，具如檄旨。”檄旨指同传所载明帝讨王敦之
诏，其中调遣兵将一段提到刘遐、苏峻，但通篇不及郗鉴。看来“不谋同辞”云云并
非真正“不谋”，只是王邃、王导不知或佯作不知郗鉴有密谋于其间，故有此语。

《明帝纪》：太宁二年六月丁卯，广设军号，以王导为大都督，温峤、卞敦、应詹、
郗鉴、庾亮、卞壶等各有军务职守，其中郗鉴为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诏征徐
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
师。《明帝纪》于军事调遣交待清楚，只是无点睛之笔，没有点出擘划主要来自郗鉴
，以及郗鉴本人固辞军号之事。

记载此事近于全豹的，是《通鉴》。《通鉴》太宁二年六月丁卯记事，其广设军号以
及以郗鉴为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据《明帝纪》；郗鉴固辞卫将军军号事，据《
都鉴传》：郗鉴请诏征苏峻、刘遐，据《苏峻传》；刘遐、苏峻军迅速入援，据《刘
遐传》及《苏峻传》；于郗鉴所请诏征苏、刘以外，还诏征王邃、陶瞻等人以为衬托
，据《明帝纪》。《通鉴》叙事翔实可靠，只是没有把都鉴请诏征刘遐、苏峻之事，
及郗鉴与明帝谋灭王敦之事联系起来考察。据我看来，前一事正是后一事的具体内容
，因为灭王敦之谋首要的问题在于弄清有什么武力可以使用。郗鉴请明帝诏征流民帅
，有首策之功，所以得以在灭王敦之役中受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但是由于他
与明帝相处的历史不长，他又不能不顾王导、庾亮、温峤、卞壶诸人而贸然出就卫将
军之职。

郗鉴以流民帅的地位，为晋明帝擘划用流民帅以灭王敦之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引
流民帅入京都，对东晋有危险性，自然为当朝所忌讳。如果不是像都鉴这样有一定的
门户背景和社会地位、与王敦势力没有瓜葛而又持重效忠的人，是不可能作出这种重
要策划的。郗鉴过江不早，与王、马关系不深，但由于有此功劳，遂得跻身于江左门
阀政治之中，而高平郗氏也得以在此后逐步上升为第一流侨姓士族。

用流民帅解决朝政中的重大问题，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毕竟遗留了一些不利于朝廷
的影响。苏峻得历阳内史职，控建康上游门户，骄溢自负，颇有异志。他拒绝庾亮内
徵之命，说：“讨贼外任，远近从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优诏至，苏峻仍不从
诏，表请“乞补青州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苏峻来自青州，部属当多青州人，荒
郡之请，表明他决计不脱离部属而入辅朝廷。他对台使说：“往者国危累卵（案指王
敦再叛之事），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案指庾亮）
耳。”于是而有苏峻、祖约的叛乱。至于刘遐，他在追逐王含时“颇放兵虏掠”，恣
纵不羁。刘遐旋死，朝廷以其部曲给与单马南奔的郭默，刘遐亲戚故旧不乐他属，遂
以叛晋。郭默领刘遐部曲后报效东晋，助平苏峻之乱，被徵为右军将军。但是郭默以
家世气质论毕竟也是流民帅之流，如果没有更为特殊的原因，也难在东晋门阀政治中
安身立命。《晋书》卷六三《郭默传》郭默谓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
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
败矣。”郭默也在平苏峻、祖约之后被陶侃擒斩。于是，由郗鉴策划而一度进入东晋
政治领域的几个重要的流民帅，都被消灭了。

苏峻其人其事，在东晋民间似乎还留有一些影响。《六朝事迹编类》“蒋帝庙”条谓
“苏峻之难，钟山神同蒋侯为助，且曰：‘苏峻为逆，当共诛锄之。’后果斩峻。”
但苏峻败死以后，建康民间曾立其像，称苏侯神。今本《搜神记》卷五、《北堂书钞
》卷一四五和《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续搜神记》，都有苏侯神事。《通典》卷五
五《淫祠兴废》，谓东晋不典之祠非一，穆帝升平中何谨请汰废淫祠，不果行。宋武
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苏侯神当在禁中；孝武帝孝建初又修葺所禁神庙，并加苏侯为
骠骑大将军。据《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刘劭杀父自立后被围困于建康，曾迎
祀苏峻像于宫内。南朝诸史载苏侯神祠事不少，地点及于建康之上游（如《南史》卷
三二《张冲传》）和下游（如《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苏峻为晋叛臣而得
于晋天子辇下立像受祀，其故难明。或者，苏峻以流民帅入援，驰骋建康城下，自南
塘大破钱凤兵，奠立了灭王敦胜利基础，晋人念其功而遗其过欤？姑志于此，以备参
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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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本书第二五页。
① 关于桓彝“引参密谋”之事，详见本书第一六一页。
② 此段文字，余氏《笺疏》、徐氏《校笺》句读均如此。我疑“讽旨”是讽朝廷之
旨，故句读以作“……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輢……”较胜，但未敢 遽断。
① 须，待也。它本作虽。周家禄校勘记谓，“虽”下脱“难”字。若尔，此句 当读
作“开荒虽难，一年之后即易。”案，两读皆可通，作须略胜。
② 案当指江淮流民之散在吴兴郡者。
① 《宋书》卷九七《蛮传》豫州蛮条：西阳有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
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山夷当即此蛮。
② 使流民著籍而徵发为兵，似是此时朝廷聚兵的一个主要途径。另一个途径是募兵
。成帝咸和时孔坦为吴兴内史，朝廷“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因乱东还的殿中兵也
有应募者，见《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元帝、明帝时当亦有募兵，不过难测数量
多少。这种募兵大概不会是已著籍的流民。
① 流民帅中效忠而为朝廷信任之例，如褚翜从淮南受戴渊之遣赴王敦之难，遂为京
师五校之一。苏峻之难，翜为侍中在成帝左右，有忠贞之誉。事见 《晋书》卷七七
《褚翜传》。
① 征北指王导从弟王邃。《元帝纪》永昌元年十月“以下邳内史王遐为征北将军都
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
① 本书撰写既竟，得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
版），书中也注意到晋明帝听从郗鉴建议，召苏峻、刘遐援京师，依靠这些“北来兵
团”平定了王敦之乱，并消灭了助王敦叛乱的吴兴豪族沈氏、钱氏势力这一事实（见
该书第二二八至二三二页《北来流入兵团和王敦之乱》一节），但并未细究原委。川
胜先生为日本研究六朝史富有成绩的学者之一，不幸于198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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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
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
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
。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
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
刺史，治广陵①。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
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
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
”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
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
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
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
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
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
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
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
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
，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闿宣太
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
一月，即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
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
，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
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
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
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
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
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
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
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
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
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
，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①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
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
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
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
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
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
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
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
豪强地主的佃客②，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
，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
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
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
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
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
东西军之力”①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
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
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
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
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
，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
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
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合家兵，待时而奋……’”。同传临平人范明“率宗党
五百人”，合顾众等军凡四千人，进讨苏峻部将张健。丹阳义兵则为张闿、陶回所聚
。《晋书》卷七六《张闿传》：张闿本孙吴张昭曾孙，世居丹阳，遂为丹阳人。苏峻
据建康，“使闿持节权督东军”。张闿既与顾众兄弟组织吴国义兵，又与陶回共督丹
阳义兵，并以米谷济郗鉴军。《晋书》卷七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苏峻起兵
，“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兵，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
，又别破（峻将）韩晃。”吴兴义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尽遣为兵。

上引《张闿传》张闿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
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
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
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
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
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
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
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
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
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
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
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得暂仰张闿
自丹阳、晋陵就近供给米谷。苏峻扰三吴得手，粮食较充，故得以米万斛溯流供给豫
州祖约。郗鉴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建议于曲阿一带立垒断苏峻三吴粮运。由此可见，
三吴米谷，是交战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①。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
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是三吴的腹心所
在。据《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斜之
多。《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
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谋树外援
，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以为久计的图谋；乱平以
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
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
而出。《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
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
…。”这样，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栖迟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
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
序》，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
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这些州虽轻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为镇守
，当时所谓“军州”。军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
吴廷燮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 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
、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当苏峻初起兵时，东晋朝廷徙元帝子
琅邪王昱为会稽王①，会稽乃改郡为国。大概言之，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
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无
事时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带。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
、宣城、义兴五郡军事”②，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之滥觞。史籍可考的会稽内
史带督五郡军事衔者，从王舒开始，前后共九人，具如下表，内史而不带都督军衔者
不在此内。



始任年              资料出处


王舒       咸和二年（327）        《晋书·王舒传》

郗愔       咸安元年（371）        《晋书·郗愔传》

王蕴       太元五年（380）        《晋书·王蕴传》

王荟       太元十年（385）        《晋书，王荟传》

谢琰       隆安三年（399）        《资治通鉴》

刘牢之     隆安四年（400）        《资治通鉴》

何无忌     义熙元年（405）        《晋书·何无忌传》、

《建康实录》③

司马休之   义熙六年（410）        《晋书·司马休之传》

孔季恭     义熙八年（412）        《宋书·孔季恭传》



根据上表，参考其它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  王舒以后四十余年中，未见置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说明至少这四十余年中，会
稽一带无大动乱，这反映了都鉴经营京口以后东方局势长期安定的成果。

第二  郗愔、王蕴、王荟出任此职，都另有原因，并非由于会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
职，出于桓温对于他让出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地盘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蕴
居其职，出于谢安对于王蕴让出镇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盘的安排，反映谢、王矛盾。王
荟居其职，出于谢安不允许王荟出就江州刺史以壮桓冲声势而采取的一种妥协，反映
桓、谢矛盾①。郗愔、王蕴、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属于谦退的人物，他们居此职，都是
在其门户不甚得势之时执政者采取的权宜措施，并不反映东方局势有此需要。东方有
此需要，是在谢琰任职以镇压东方农民起义之时，在王舒以后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
中，会稽五郡都是比较安定的。

第三  任此职者除东晋末年的刘牢之、何无忌以外，都是门阀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
氏（舒、荟）、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蕴）、陈郡谢氏（琰）、会稽孔氏（季
恭）以及东晋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侨姓士族。按居其职者的门望说
来，与居扬州、荆州、徐州的人物相当②。

第四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在会稽郡境活动时期，此职先由徐州刺史谢谈，后由
北府主将刘牢之兼充。北府主将成分变化，由门阀士族出任变为次等士族的武将出任
，会稽都督亦然。所以何无忌得援例为会稽都督。北府主将兼任会稽都督以后，东方
诸郡逐渐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制，会稽都督的权事亦随之转轻。卢循退出会
稽五郡地界以迄于刘宋建国的这段时间里，会稽的军事价值下降，其中当刘裕或其宗
族居职京口之时，情况更是如此。《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421年
）正月，“罢会稽郡府”，吴廷燮认为即是罢置都督会稽军事一职，甚是。

第五  会稽都督最后任职者为南士孔季恭，亦有缘由。据《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
》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裕击卢循时，何无忌曾于元兴三年（403年）
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以讨伐建康的桓玄。刘裕谋于山阴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
行，孔愉之孙），孔季恭劝刘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时举义。《金楼子》卷六《杂记》：
“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
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已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
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云云。案此事《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略同
，唯多出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
托。’帝许之”诸语。由此可见刘裕与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刘裕平定建康，功劳颇
大。《南史》卷二七《孔靖传》，谓刘裕本欲于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止之。刘裕曾
率军屡次出入山阴，得孔季恭赡给甚厚。以后，刘裕出于酬答旧谊，乃以孔季恭居会
稽都督之职。不过到了这时，会稽都督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第六  会稽五郡，在当时人看来确实自成一个区域，不但军事上如此。《世说新语·
仇隙》：王羲之与王述情好不协，“彼此嫌隙大构。后兰田（述）临扬州，右军（羲
之）尚在郡（会稽），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王羲之不愿
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
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五郡为东扬州①，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先前之议。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
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
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
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
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
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
十三年（208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
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
·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
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
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
：“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
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

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至建业的交通
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
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
庱亭（在今常州西北①）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
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
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浙东运河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
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
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
卷一○，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
，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
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
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
会稽志》卷一○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
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
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估计这段运河出现较早
，或在春秋末年。

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  这是江南运河的北段，它的开凿，在工程上比江南运河中段南
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
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
太平御览》卷六六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
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案即丹阳），亦谓
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陈敏南来目的，本为漕运南方米谷以
济中州，所以疏通运河河道，应当更为所急。开练湖的目的，主要当是蓄水以济此段
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叙晚于陈敏十年的建武元年（317年），司马衷令开丁卯
埭以通运河漕运，接济广陵，可证陈敏时此段运河是能够使用的。唐代运河水涩之时
，亦引练湖水以为调剂①。宋代练湖尚能发挥调剂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志》
：大观四年（1110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
，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
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同书同卷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
新丰塘①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来久矣。
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此处所言“运渠夹冈，水浅易涸，
赖湖以济”，以及“湖水一寸，益潜一尺，其来久矣”诸语，更可证明练塘的开凿对
于维持江南运河全线通航的重要性；而练湖的败圮，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使运河
不能全线通航。这种情况历来如此，并不始于北宋。看来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
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入蜀记》卷一记陆游自南向北经行此段
，谓自练湖过夹冈即是新丰湖，“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此处大概是京口
晋陵段运河的最高点，赖练湖、新丰湖调剂补充水量。《入蜀记》“当时”指隋炀帝
时，但我认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

此段运河首凿于何时，亦难确断。《越绝书》卷二：“吴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广
陵”，似乎古吴国之时吴水道即可越晋陵、丹阳而入大江。参以夫差越过大江以辟邗
沟的事迹，反证他主持开通晋陵至京口运河，非不可能。不过，要维持此段运河稳定
通航，却不是吴王时代所能解决的问题。丹阳，古云阳地，相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其
地有王气，故凿山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败其势，因曰曲阿。此事缘由无从考实。
但地理学家认为此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真实，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晋陵、京口间
改善水道的要求。因为运河自晋陵、丹阳北行，水位落差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长河
道，减缓坡度，正是代替筑埭设堰的一种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秦始皇时截云阳道使
之阿曲，当是此段运河通航条件的一次重要改进。

孙吴时期，丹阳运河似可通行。《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
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吴志
》①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
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案岑昏为吴未人，《吴志·孙皓传》天纪三年（279年
）记岑昏“好兴功利，众所患苦”。这似乎就是指他兴凿此段运河一类的功役②。据
此可知，岑昏“斩绝陵袭”之功，是此段运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运河的常
州镇江段，两岸冈岭起伏，河道迂回曲折，与中段、南段迥异，舟行其中，犹可想见
当年功役之艰难。

大概言之，晋陵京口运河是否首凿于吴王夫差之时，尚无实证。后经一，秦代改直道
使曲折；二，孙吴之末“斩绝陵袭”，疏水势而导其流；三，东晋初年开练湖，立丁
卯埭，以调剂水量，这样，此段运河就成为颇具规模的航道，历东晋南朝均得以发挥
效益。

京口建康航道  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京口、建康间的大江。东晋南
朝，大江入海之处，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所记，阔达
四十余里。京口对岸的广陵，为观涛之所，涛势骇人。魏文帝兵临广陵而不得渡，叹
为天限南北。东晋时广陵过江犹如泛海。舟行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
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多风险，运河小船入江，难保败溺；而且绕行京口，亦嫌
迂远。

破冈渎  为了缩短会稽抵达建康的水路行程，为了避开大江之险，产生了另辟水道的
需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245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
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邪阁”，称曰破冈渎。《建康实
录》卷二谓破冈渎得“通吴会船舰”。《太平御览》卷七三引张勃《吴录》：“句容
县，大皇（孙权）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案当为十四埭，见下），以通吴会
诸郡，故舡行不复由京口。”破冈渎修成并发挥较大效益，无疑当在孙吴时期，但最
初的修凿却可能要早得多。《通鉴》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条胡注曰：“破岭，……
秦始皇所凿，即破冈也。”不过其时是否能通船运，尚不可知。

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读之南是茅山山脉北麓；渎之北，京口与建康之间，有今
称宁镇山脉滨江而立。破冈渎就处在这南北两大山脉之间的丘陵间。丘陵的西部和东
部，分别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东向流入丹阳运河。两条背道而流的小河源头之间
，就是破冈，亦称破岭、破墩（《读史方舆纪要》卷二○）、破罡（《真诰》卷一一
）。破冈渎即凿冈为读，连接两端小水，使吴会船舰可以不经丹阳、京口入长江至建
康，而可自丹阳西行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舆地
志》，谓破冈渎“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纲讳忌之，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陈复
埋上容，修破冈渎。至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
也。”①

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
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东晋南朝史籍，常有关于破
冈渎的记载。《世说新语·规箴》：“贺司空（循）出，至破冈……。”《真诰》卷
一九注：“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冈埭。”《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四三
《徐羡之传》，均谓少帝于华林园开渎聚土，以像破冈埭，率左右引船唱呼为乐。《
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劭遣人“决破柏（案此字衍）冈方山埭，以绝东军”①
。《梁书》卷三三《萧恢传》：“三吴多乱，高祖命恢出顿破冈。”齐、梁二代，陵
寝都在丹阳，梓宫转运，谒陵去来，均得循破冈渎。

大体说来，破冈读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使栖
迟东土的门阀士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
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
》卷二一《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曰：“破岗水逆
，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
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
。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
。这也可以说明，破冈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
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
《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
符合实际情况。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是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
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吴志·孙权传
》建安二三年（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传
》昭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
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
晋改晋陵郡。

晋陵地薄，远不如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
田多秽恶。”《太平广记》卷二九三引《搜神记》，谓京城“甚多草秽”。官吏为了
增加垦田民户，注意兴修水利。前述陈敏开练湖，张闿开新丰湖，都在这里。据《世
说新语·规箴》注：时人名新丰塘为富民塘，丹阳葛洪有《富民塘颂》之作。《北堂
书钞》卷七四引《晋中兴书》谓新丰塘“方九十四尺”，颇疑塘能“富民”，必不如
此之小，可能有误字①。练湖的功能主要是调剂运河水量，所以灌溉效益也可能不大
。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有封锢山泽之禁，赃一丈以上弃市。山泽可封锢，当指
荒山野泽未曾开发者而言，京口封锢山泽严重，可知是生产很落后的地方。侨居京口
的刁氏于刁协死后家道衰败，咸康中尚为贫户②，由于货殖为务，至东晋未年已是田
万顷，奴客数千的巨富。田至万顷，当是陂田、草田之属，也就是刁氏本传中所说“
固吝山泽”所得，说明其地荒芜，而不说明农业发达。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
谓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卷一七○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曰：
‘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
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句，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就是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
范阳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颖川庾亮
家于暨阳，地属晋陵。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世居
京口，两族坟墓分别在晋陵及丹徒。彭城刘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京口者
，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

零散的流民，也来到了京口。《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条：“晋永嘉大乱，
幽、冀、青、并、兖等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
帝咸和四年（329年），司空郗鉴又徒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据《晋书》卷
六七《郗鉴传》，郗鉴对京口、晋陵流民“处与田宅，渐得少安。”谭其骧先生《晋
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①，估计南徐州（案即东晋的徐州）的侨旧人口总数为
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客虽得“注
家籍”，但漏注者多。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未著籍者，当然未计入此二十二万之内
。从人口数字看，徐州是江左侨寓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如前说既然非常不好，为什么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
青、兖、徐州流民乘泗逾淮，循中渎水或泛海南来，自然顺道；但是幽、冀、并州流
民为什么也要绕道而来，定居于江南东隅的海渚呢？这个问题，除了晋陵地广人稀，
郗鉴可以对流民“处与田宅”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原因。

士族南来，只要不与吴姓士族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逐空荒而居，其停驻
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例如闽中之地，他们也能率先进入。《太平御览》卷一七○
引梁载言《十道志》：“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
《元和姓纂》卷五：“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直斋书录解题》
卷八引林谞《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但
是零散的流民，却没有多少自由选择停驻之处的余地。他们在胡骑追逼下节节南行，
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园。他们资财匮乏，人
力寡弱，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的安全地方以后，就无力继续南行。所以他们集中寄
寓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缘一带，至少在东晋初午是这样。以下游而论，下游南缘
胡骑难于到达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江南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下游受敌
之地，可能是寿春、合肥，也可能是历阳、建康，但不大可能是远至东隅的广陵、京
口。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是它的一道重要屏障。陆游《入蜀记》卷二有采
石江面狭于瓜洲之言，《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据此，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
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
日知录》卷三一“江乘”条亦曰：“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
口不当往来之道。”《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义”条，谓“从北朝来，当于瓜
步渡江，在今六合县，不由丹徒。”据陆游、顾炎武、顾祖禹、王鸣盛等人所论，京
口在晋代不当南北之津，自然比较安全，这应当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条件。事
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之例，
却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可以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组成军队。京口、晋陵密迩三吴，而三吴的物
产可以支援京口之军。郗鉴利用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
晋时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郗鉴以流民帅身分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
①。一直到他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事为重。



（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
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
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
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
、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控制三吴  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
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
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
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
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
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这种种情况，已在
或将在它处论及，这里从略。

抵御海寇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徵，一
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
年（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徵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
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徵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
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
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
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徵聚众数千，浮海
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①，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
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
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
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
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
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
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
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
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
。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拱卫京师  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
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
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
“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①，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
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
”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
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
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
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
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

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
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
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
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
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
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
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
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
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
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
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
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
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
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
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
，反复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
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
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
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
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
。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
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
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
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
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
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
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导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头
之死全在这半年之内，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暗流，至此应当不复存在。
但是作为家族，王、庾、郗都还在继续发展。三个家族的后人中虽然未再出现象王导
、庾亮、郗鉴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并且继续起着作用。

郗鉴死前上疏逊位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
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
若当北渡，必启寇心。”案，此年上游庾亮作态，声称欲开复中原，而郗鉴议以资用
未备，不可大举。郗鉴逊位疏中所陈，就是指此。庾亮声言北伐之时，必有请郗鉴移
镇北上以为形援之事，故郗鉴疏中谆谆以京口之众不可北渡为言。郗鉴还以其所刺徐
、兖二州，分别荐太常蔡谟及兄子晋陵内史郗迈以自代，一处京口，一处广陵。其荐
郗迈曰：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云云。《世说新语·德行
》注引《晋中兴书》，述及郗迈仕履，不言莅兖州刺史之任，疑迈虽得鉴荐而朝廷未
授。郗鉴荐迈而以门户为言，在当时门阀政治下是习见之事。《晋书》卷七四《桓冲
传》：“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云云，郗鉴遗表树置者就是
郗迈。为“流亡所宗”的郗迈，以江南的晋陵内史被荐为江北的兖州刺史，事虽未成
，亦见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应之势。郗鉴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别是不以郗愔兼
刺徐、兖二州，可能是基于愔传所说，愔“冲退”、“简默”，“无处世意”，难以
居繁剧之故。其时郗愔年少无资望，可以为佐史，不可以为长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间
，郗愔犹“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为言，辞吴郡太守之授。

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其笃慎之故。郗鉴疏中流露，鉴死前最大的忧虑，
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所谓“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云云，就
是郗鉴婉转拒绝庾亮要求，以图保全自己实力之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蔡谟咸康
五年（339年）春间之议与郗鉴全同。甚至当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后中原大乱，
朝廷咸以为当太平复旧之时，蔡谟犹独谓“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他的
意思是说，竞言北伐者并无资实，行将疲民以逞，甚或藉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张以保
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的变化。东晋一朝持这种见解的
臣僚前后甚多，王羲之、孙绰辈是其著者，他们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处
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
。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
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
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
，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①，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
始宁、章安等地者②。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

兹将郗鉴以来至桓温得势时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职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
兖州，而且例带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例镇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镇江北者，例
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
心仍然在京口。桓温为琅邪内史本治金城，迁徐州刺史后移镇京口。《晋书》卷八三
《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
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
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
年之久。



年  分                  居任者     备  注

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326—339）      郗  鉴     郗迈为晋陵太守

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      蔡  谟     郗鉴所荐

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342—343）      何  充     郗愔为长史

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343—345）      桓  温     帝婿

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345—349）      褚  裒     后父。郗愔为长史

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349—358）      荀  羡     郗昙为军司

升平二年至升平五年（358—361）      郗  昙

升平五年          （361）           范  汪     辟郗鉴掾，被桓温废

隆和元年至太和二年（362—367）      庾  希     被桓温罢

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367—369）      郗  愔

太和四年至宁康元年（369—373）      桓  温     逼逐郗愔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
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
又终于擅权的人是桓温。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
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桓温素称京
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
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
京口亦有府第①，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
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
：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
、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本以“冲退”著称
，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
，于太和四年（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
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桓氏夺取京口，
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
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
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
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
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416年）三月，
晋安帝以宋王刘裕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
克复皇祚（案指逐桓玄、复晋祚之事），遂建勋烈，外夷勍乱，内清奸宄，皆邦人州
党竭诚尽力之效。”义熙十四年，刘裕复以弟刘道怜镇京口。据《宋书》卷七八《刘
延孙传》，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
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这样，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就逐渐淡漠不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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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晋时，徐州督将的军号皆以东为称，以其地居洛阳之东也。愍帝建兴（313—316
年）之初，司马绍（即后来的东晋明帝）受命镇广陵，犹拜东中郎将。其时司马绍以
王导从弟王舒为司马。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子司马裒镇广陵，军
号始不称东。司马裒亦以王舒为司马。是年裒死，王舒代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
军事。从此以后，徐州督将军号遂相沿以北为称，因而产生了北府之号。《世说新语
·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注引《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
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此言近实。唯王舒但监青、
徐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其时徐刺实为蔡豹，治所亦不在广陵。
① 晋武帝语，见《晋书》卷五二《华谭传》。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页一六二至一六三。
①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此作“并东南众军之力”，南字误，点校本《晋书
》已出校。
① 参看本书第一四及八六页。
① 司马里徙会稽王，在王导出王舒为会稽太守以为外援后不久，一王一马，反映了
东晋对会稽的重视。
② 《晋书》卷七六《虞潭传》。虞潭所督实为包括会稽在内的六郡，作五郡误。六
郡地境除会稽一郡外，与此后五郡所督者不同。
③ 何无忌为会稽内史，《建康实录》卷一○系于义熙元年三月；何无忌为会稽内史
都督五郡军事，义熙二年迁都督江、荆二州军事江州刺史，见《晋书》卷八五《何无
忌传》。《水经·渐江水注》：“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
。”是何无忌确有临会稽郡之事。案何无忌死赠司空。
① 上述三种矛盾，本书均另有详论，分见本书一八六、二一六、二二四各页。
② 会稽太守、内史，历来以门望居之，南朝亦然。
① 大明三年（459年）又改扬州六郡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复孝建元年
之旧。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同书卷六《孝武帝纪》。
① 庱亭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记大
体相同。而《通鉴》东晋咸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吴兴。庱，丑升翻。
”今本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六则曰：“庱，丑拯切，亭
名，在吴。”
① 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唐代宗初年刘晏主东都至江南等处漕运，他“
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阳湖，当指练湖，可知其时练湖兼有
输水济运和灌溉农田的功能。两种功能矛盾时，宁禁引溉以利河漕。
① 新丰塘即新丰湖，亦在丹阳，东晋初年张阎所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谓“成灌溉之利”。据《宋书》此条，可知新丰塘亦兼有调剂此段运河水量的功能，
与练湖类似。
① 今本《三国志·吴志》无此条。
②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另一处，以及《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环济《
吴纪》、《初学记》卷二四引环济《吴纪》均有岑昏事，《吴纪》亦涉功作。
① 案此当出顾野王《舆地志》。顾野王死于开皇元年（581年），叙事不得至隋平陈
之时。“自隋平陈”以下文字当为顾祖禹之言。
① 东军指自曲阿来者。
① 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注本，“方九十四尺”，原注谓 陈、
俞本“方九十”三字作“万九千”，则颇具规模。
②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咸康中蔡谟与庾冰书，谓“刁氏今贫”。刁氏 “固吝
山泽”，见同卷《刁逵传》。
① 《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① 郗鉴于王敦乱平后受命出镇广陵，其留驻合肥的流民部曲可能重归于他， 但无确
证。除此不论以外，广陵、京口尚有新来旧到的更多流民。
① 京口城址已发掘出土，见《考古》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
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及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二文。据出土城砖文字，知“晋陵
罗城”是该城自名，“花山”为该城城址所在。城夯筑，里外敷砖。城周长约十里，
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晋陵罗城是三国时孙韶所缮京城（城在今铁瓮山）的外城，或
者说东晋晋陵罗城以孙吴的京城为子城。义熙九年（413年）晋陵郡治徙武进（今常
州），晋陵罗城名废，但称京口或京城。郗鉴“遂城京口”，当即修建晋陵罗城。后
来王恭又有所修作。郗鉴修晋陵罗城的直接目的，是防备海寇抄略。
① 坦传此处语气似有不足。《通鉴》咸和三年六月条，谓“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
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云云。可知孔坦之议是
针对郗鉴自广陵过江后西行，离开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职守，使王舒、虞潭的东军失
去节度而失利，遂有“东门无限”之语。诸书皆不言郗鉴过江后为什么要西行与陶侃
会。观孔坦语，知郗鉴盖应陶侃召也。
① 《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墓”：“晋郗鉴、郗愔墓在郡城东。”《南史》卷六五
《陈始兴王伯茂传》：陈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
诸名贤遗迹。”又，《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京口记》：“糖颓山……山南隔路得
郗鉴故宅五十余亩。”
②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注谓郗氏、蔡氏、陈氏、谢氏与
昙济道人，各自拥有始宁五奥之一。《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筑室章安，有
终焉之志”，是章安亦有郗氏宅业。始宁，今浙江嵊县北；章安，今浙江黄岩南。

①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由于庾氏在京口有潜
在势力，所以咸安二年庾希、庾邈得于京口起兵反对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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