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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
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
史臣论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
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
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
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
大，以致专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复杂的政争还在继续进行。桓温的
兴起，给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层阴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现，其外部条件是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石虎死于
永和四年，冉闵灭石氏在永和六年，这时的形势对东晋特别有利。永和七年，东晋收
复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
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
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王应麟、钱大昕等论及此
事，对东晋君臣甚多赞许，已见前述①。洛阳收复的第二年，谢尚又于北伐中获得所
谓传国玺，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于“白板天子”之讥②，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
重大效益。这些事态，给人以旧都可复，升平在望的假象。
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
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
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士族门户的竞争虽未停息，但处在相持
局势中，一时高下难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胶着状态，就连呼声最高的北伐，也被这种
胶着状态的政局牵制，表现出不寻常的复杂性。
穆帝年二岁即位，皇太后诸氏临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所以何充为
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负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后父褚裒共参
大政；而褚衷则宁愿坐镇徐兖以观动静，不愿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
马昱居中辅政，以名士殷浩主扬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稳定政局，制约上游。自此以至
永和十年，中枢体制大体如此。
永和之初，方镇势力以徐、兖褚衷和荆、梁桓温为重。褚衷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其
职衔军号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经略北伐军务，不让他人插手，以避免他
人以北伐之名，挟北伐之功，形成觊觎。徐、兖自郗鉴以来，一直是卫戍京师的重镇
，褚裒以都督徐、兖而为征北，是集卫戍与北伐二任于一身。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
，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
一致。永和时豫州在谢氏之手，谢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
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它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
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很多。
桓温父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
。桓温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①，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声言
北伐时，曾有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临淮之命，与相呼应。可见其时
桓温官位虽不高而人物却比较重要。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
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支力量。桓温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
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何充曾为避诸庾而出督徐州，镇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
。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庾翼传》
翼言于成帝，请委桓温以“方邵之任”；《殷浩传》庾翼遗浩书：“当今社稷安危，
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可见桓温在此时，是朝廷与庾氏都在着力争取
的对象。但是桓温究竟是心存朝廷，还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时还难见分晓
。
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世说新语·识鉴》
：“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園客（爱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
共议用桓温。刘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注引《
陶侃别传》：“庾翼薨，表子爱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
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子恬）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羲）
，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
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
《何充传》何充命桓温镇荆州后，每谓人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
可无劳矣。”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永和二年何充死，
会稽王司马里居首辅之任，继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过何充曾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
稳定，无复忧劳；而司马昱却逐渐发现，可忧的问题恰恰包含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内，
那就是桓温力量增长以后，比以前的庾氏更难驾驭，与前引刘惔所虑西楚“不可复制
”相同。
方镇问题，除上述徐、兖和荆、梁以外，作为上下游居间地带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
得注意。桓温在发展过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视荆、梁动静，欲掌握
豫、江以保护自己。这样，在永和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江、豫就成为朝廷与桓温
明争晴夺的地带。
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后，十五年内，一直由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兄弟
相继掌握，为建康的可靠门户。上游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
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升平三年（359年），谢万以兵败被朝廷（实际上是被
桓温）废为庶人以后，豫州刺史之职并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悬数年。隆和元年（362
年）的豫州刺史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旧部，可见此时桓温还未能染指豫州。桓温取
豫州的企图早已存在。《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
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简文曰：‘人有举桓云（桓温弟）者，君谓如何？
’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
，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
君言是也。’卒用谢万。”简文所说“人有举桓云者”云云，举者自然来自桓温阵容
，简文何尝不明桓氏意图所在？既明桓氏意图，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释为就此
探询门阀士族对桓温的态度。桓云未得豫州，继为豫州的谢万为桓温所嫉，不得安宁
，未能久于其任，年余即被桓温废黜。不过谢万被废后，如上所述，桓氏还是没有立
即取得豫州。
江州自王允之死后，情况不甚清楚。《晋书》王羲之、徐宁、桓云诸人本传，都有出
刺江州的记载，但缺具体年分。秦锡圭《补晋方镇表》系王羲之、徐宁相继出刺江州
于成帝咸康六年、七年（340年、341年），系桓云出刺江州于永和元年（345年）。
《王羲之传》谓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识鉴。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案庾
亮死于咸康六年之初，其时江州刺史尚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
能的。王允之奉调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后，王羲之代王允之为江州刺
史，是可能的。至于桓云，则不得于永和元年出刺江州，这从有关事迹中可以稽考清
楚。《晋书》卷七四《桓云传》谓桓云袭爵万宁男，遭母忧，葬毕，起为江州刺史，
服阕莅职云云。万宁男本为桓温所袭之爵。永和三年桓温灭成汉，四年论功进临贺郡
公，此时万宁男始有由温弟云袭封之可能。所以桓云刺江州不得早于永和四年。又，
《桓温传》系其母孔氏死事于永和十年和十二年两次北伐之间。桓云既于母忧服阕后
始莅江州之职，则又不得早于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见，终永和之世，桓氏始终未把江
州控制到手。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分别系王羲之、徐宁刺江州于永和元、二年，
但未著桓云刺江州事。
我推测，由于王允之有据江州对抗庾氏的一段历史，桓温镇荆州后的一个时间里江州
暂由王允之从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王羲之在事功方面与王允之不同
，并非经国才器。他曾劝说殷浩勿与桓温对抗，又曾说桓温处谢万于廊庙而使其离开
豫州。其事虽在王羲之离江州之任以后，但他折冲于殷浩、桓温之间的态度是始终一
贯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缓冲于上下游之间而无碍桓温。至于徐宁，他本自江北荒
县一令得桓彝推荐，始得人建康为吏部郎，遂历显职。桓氏于他有惠，他当然不至于
在江州任内掣桓温之时。徐宁居江州的时间较长，江州转入桓云之手，大概就是在徐
宁任内之事。桓云正式刺江州后，才可能有人于升平二年举桓云代谢奕为豫州。因为
按照东晋地缘政治的常情，荆州的桓氏未得江州以前而欲得豫州，一般说来是困难的
事，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
桓温终永和之世未能正式掌握江州，而豫州入桓温手更在十余年后的太和四年（369
年）。这一事实，说明桓温自永和元年赴荆州之任后，迄于太和四年，其间凡二十五
年之久，向下游发展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顺利。桓温的势力范围在荆、梁以及益、
宁、湘、广等州。至于荆、梁以下，江州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地方，桓氏虽无刺史之名
，但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而豫州、扬州以及徐、兖诸州则由朝廷牢固控制，桓温尚不
可能插足。永和初年开始，一直维持到太和之时的安定局面，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均
势的基础之上的。太和四年，桓温以北伐为名，完成了几项对内扩张活动，即挤走徐
州的郗愔，压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长期维持的力量均势彻底破坏，使处于暗流状态的
门户冲突暴露于社会表层，使胶着的政局一变而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一问题，将在
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
，辨析名理，留下的佚闻佚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
《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
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清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此事
本于《世说新语·品藻》，司马昱所问及的风流人物，除此四人以外，还有阮裕、袁
瓌、殷融、孙绰等人，俱有品题。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曰：“人才莫衰于晋。”①永和人物，同东晋一朝人物一样
，足称者本来不多。他们一般的特征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
他们不知疲倦地谈有无，谈言意，谈才性，谈出处，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
，便成名誉。考其思想内容，核心之处仍然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还是洛都“三
语掾”的心声。永和名士多服膺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之说，身在庙堂之上，心无
异于在山林之中。《世说新语·文学》“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晋中兴书》：
“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
玄①识远者出处同归。”谢万之见，四隐四显虽皆为贤，毕竟还有优劣之别；孙绰之
见，则无论隐显，“出处同归”，更接近于“将毋同”。这更是自以为“体玄识远”
的永和名士的一般见解。
永和名士，言行并不相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的谢万，并没有谢荣华以就闲
适。他“聚敛无厌，取讥当世”②，避其所优，取其所劣，这是谢万行不副言。屡辞
征辟，有肥遯之志的阮裕，于《四本论》中崇傅嘏“才性同”之说，而傅嘏之说旨在
进取而非退隐③。阮裕崇此，与其肥遯之志不合，这是阮裕言不副行。永和名士，即
令是踵迹元康，标榜忘身物外者，亦罕有避世思想。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曰：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④。“大隐隐朝市”，
也就是所谓“朝隐”。“朝隐”一词，差堪表示永和名士的风神旨趣。永和名士的清
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
逊色。
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三：“愚谓东晋玄虚之习，
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案兰亭所赋皆玄言诗，赋诗者王、谢、庾、郗等士
族子弟尽在其中，成诗三十余首，备见桑世昌《兰亭考》。这种诗，恰如钟嵘《诗品
·序》所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永和诗风，从此中可以概见①。
东晋当轴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学修养，否则就难于周旋士族名士之间。王导
过江后机事繁多，但仍不废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
声无哀乐”、“养生”、“言尽理”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庾氏家族
有玄学修养，已具前篇。桓氏家族本来是儒学世家。桓彝虽得人江左“八达”之列，
但未见他由儒入玄的学识表现。桓温在永和之世，亦求附庸风雅。《世说新语·言语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记桓温听王导、殷浩清言，“时复造心”。但桓温玄学并
无根抵，不被士流称许。同书同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
心处，便似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案汉成帝时张禹
等入讲《论语》、《尚书》于金华殿，故云。刘惔听来不过是儒生讲经之语，桓温却
以为是“咫尺玄门”，这是刘惔对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抵的讽刺。又同书《文学》
：“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
易，其以一卦为限耶？’”简文不屑听讲，语气之间，流露以玄学行家傲视桓温之态
。前引《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载《语林》谓桓温与殷浩、刘惔清谈不胜，上马持稍相
对，意气始雄，亦见桓温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之劣。
简文帝在清谈方面的确胜桓温一筹。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主要的一批玄学名士。他自
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说新语》里也遗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但
就学识深浅说来，简文帝的玄学修养也不算高，刘淡目之为“清谈第二流”①，王羲
之目之为“啖名客”②。如果兼论他的玄学修养和政治作用，那末《晋书》卷九《简
文帝纪》说得比较全面：简文“虽神机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
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赦、献之辈云。”在政治上置简文帝于周
赧王、汉献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学学识方面被简文帝讥讽的桓温。
士族名士既无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适而轻事功，无积极的处世态度。声望最高的
名士刘惔，孙绰诔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③，时人以为名言。如果
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王导对其子悦、恬
二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显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导长子悦“弱冠有高名，
事亲色养”；次子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
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④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①。这样
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
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
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
，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
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世说新语·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条注引《汉晋春秋》：庾翼“少有经
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
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
……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
同书《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②、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
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引
《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
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
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
象。《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史臣之言曰：“风流异贞固之材，谈论非奇正之术。
”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实现统治的人，确实不能在风流谈论之辈中求之。忘身物外的
士族名士，在门阀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在“天下清定”时例
如永和之世点缀其间，也就不成其为门阀政治。
前叙孙绰答简文评桓温“高爽迈出”，可知桓温在气质和器识上确不同于其它名士。
《庾翼传》翼曾语成帝：“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
《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
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
，是一致的。庾翼举出的殷浩，以后恰好是被桓温“束之高阁”。这是永和名士中的
大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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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困学纪闻》卷一三；《廿二史考异》卷一八。参本书第二八页。
②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参本长 第
四一页。
① 《太平御览》卷一五二引《晋中兴书》：“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
生，初封遂安县主，适桓温。”
① 见该书历史类《晋书》条。
① “体玄”，《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作“体公”，显误。
② 《北堂书钞》卷四一，《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晋中兴书》。
③ 参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 篇》
。
④ 《文选》卷二二。
① 永和名士于技艺方面特有所长，琴棋书画，大体能各树一帜，特别是书法 艺术，
成果尤著。事涉专门，此处不论。
① 《世说新语·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
② 《世说新语·排调》“简文帝在殿上行”条。
③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④ 这是就士族子弟之好武事者而言。至于非士族的武将，社会地位低下更是 不言而
喻。《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王濛劝王导勿用武人匡术兄弟， 曰：“开国
承家，小人勿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 亏清穆之风？”
① 《世说新语·政事》：“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遁）共看何骠骑（充）
，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
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何
充事功之臣，不以玄言见长，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但其“我不
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之语，王、刘辈是能够理解的。
② 永和名士王刘并称，习指王濛、刘惔。刘惔于时监污中请军事领义成大守在荆，
而王濛未尝赴荆。此处“先过王、刘”，是《世说》之误。注引《语林》以及《通鉴
》永和元年记此事，都只说到刘而不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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