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按：陈寅恪）提出经济的观点，恰好解释了隋唐制度渊源所自
的选择性。如“叙论”所述，隋唐制度“不出三源”，然则何以此一制度，源自魏齐
，彼一制度又源自梁陈？关键所在，即为经济观点。
在“财政”一章中，陈寅恪指出，唐朝天子往来行幸于长安、洛阳，如李林甫所
谓“东西两宫者”，主要的原因在“经济供给”；陈寅恪引“通鉴”唐记景龙三年末
云：
是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
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玄君卿等说
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
耶？”乃止。
关中虽富，米谷尚不能供应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故必须就食东都，成为“逐
粮天子”。这种情况至玄宗时，由于积极推行西北开拓政策，以及官员的增加，更见
严重；于是有夔耀卿广通漕道，大建谷仓，从改良运输方法，增加运输数量来解决军
需民食的问题，行之虽效，但转输的费用，大为增加，并非至善之策。
旧唐书玄宗本记：“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又通典载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陈寅恪说：
唐代自开国以来，其人民缴纳之租，本应为粟，今忽改而为布，乃国家财政
制度上之一大变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此也。尝就阅读所及，凡论此改革之
文虽颇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变制所从来者。不揣鄙陋，试略证论之。
所论要点有二、即何以罢江淮运粟为布。陈寅恪论此两端，称为“唐代制之河西
地方化及江南地方化。”
所谓“河西地方化”，即以河西地方的“和糴”制度，引而为中央财政制度。他
说：
关于和糴在当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纲君曾详论之，兹不复赘（见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糴之法》
）。今所欲论者，乃和糴之起源及与牛仙客之关系。
牛仙客以河湟一典吏，而位至宰相；但相业无闻，则知其特蒙奖擢，无非因引和
糴之法入中央一事而已。陈寅恪论此一段史实，已证明其隋唐制度渊源有三，河西为
其一的说法，独具只眼，颇为精审。至“回造纳布”，本为南朝旧制；今亦引为中央
制度，则此一部分的“江南地方化”，亦即渊源于“梁陈”，于其“三源”之说亦通
。
此两项制度，至肃宗朝即已不复存在，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二十三“唐肃宗”
云：
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衮翼雍而已定，未尝求足于江淮也。
起江淮而为资，自第五琦始，当其时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
，而隔绝不通；蜀赋即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唯江
淮，故琦请督租庸，自汉水达洋洲，以输于扶风，一时不获已之计也。
乃自是以后，人视江淮为腴土，刘晏因之，辇东南以供西北，东南之民
力殚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纾。
殚东南之民力以养西北，结果是成了西北民性的“骄佚”。王船山史论的精彩，
亦犹如陈寅恪治史的可贵，在穷其流变，一层一层剥到核心的深处；他的话对西北人
似乎过分，但有个特殊的原因，可以求得谅解。这个原因留在后面再谈，先看他的议
论。
王船山认为西北不籍东南，亦可自立。他说：
自汉以上，吴越楚闽，皆荒服也；自东晋迁，而江淮之力始尽。然唐以
前，姚秦、拓跋、宇文；唐以后自朱温以迄宋初，江南割据，而河洛关
中，未尝不足以立国。九州之广，岂以江滨海澨之可渔猎乎？
“自东晋迁，而江淮之力始尽”这句话，在史学上是个绝大的题目。我曾有个很大
胆的论点，中国的历史自三代至明清，应以东晋分期；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即经济，
而中国的经济重心，西晋以前在黄河；东晋以后南移到江淮。但西北在彼时，绝非后来
之西北，人性舍难就易，开发江淮之整顿力省而效宏，因西北与东南在经济形势的距离，
越拉越远。劳干曾盛赞陈寅恪就“桃花源记”中发掘出来的坞堡问题，是史学上一大贡
献；确为很精到的看法。东晋以后多聚族而居的“义门”，不与外人相接，并不为外人
所知，而此辈多来自西北，舍弃故土，侨寄江东，则西北之日就荒瘠，势所必然。王船
山有极感慨的话：
祖第玉琦、刘晏之术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见为无尽
之藏，竭三吴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吴之人，不给饘粥之食，抑待
哺于上游，而上游无三年之积，一罹水旱，死徙相望。徒天道之亏盈哉？
坐食而骄，骄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士无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蚕不事
，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饥相迫，则夫削妻
骸，弟烹兄肉。其强者弓驰马，以杀夺行旅，而睥睨东南，妬劳人之采梠
剥蟹。谁使之然？非偏困东南以骄西北者，纵之而谁咎邪？骄之使横，佚
之使惰，贪欲可逐，则笑傲以忘所自来；供亿不遑，则忮忿而狂兴以逞...
....于是国家无事则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则盗贼，戴
而不知君父。（按：据世界书局排印本，“戴”字下原缺二字，依文义当
为“夷虏”，指清朝）
王船山对西北人的苛责，诚不免过分；但我们应该理解他那时的心境，明末亡于流
寇，而流寇起于关中。李自成米脂人，张献忠延安人；流寇不独亡国，残民亦惨无人道
。王船山目击心伤，不觉其言之激切。但平心而论，第玉琦、刘晏以后，历代司度之责
者，舍难就易，只贪图责东南财赋之方便，置关中的水利农田于不顾，却是莫大的失策
。
是故，和糴之法，只是分配上的一个良好制度，此一制度奏效，陈寅恪指出，有两
个条件：
和糴者，就地收购农产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
始得行收购之实，隋季西北诸州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以
恢复繁盛，加以政府实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
之区域。
此为第一条件；陈寅恪引“明皇杂录”，指出其时中国河西“闾阎相望，桑麻翳野
，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有此一条件，然后得以实行第二个条件：
又和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于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
过巨，如收购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
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盖农民大抵畏胥吏如虎狼
，避之唯恐不及，则此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带有习惯性
及强迫性，和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以
行按户纳粟与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于白香山所谓“散配人户严加徵催
”，实无不同。虽西北边州实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
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糴，则和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
于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已上下相
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至元和时关中和糴之法所以变为万民之政者
，改和糴之法本带强迫性质，以非如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
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此
和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中国从来相信一个说法：“不患寡，患不均”亦只是着重在分配：其实寡则易不均，
即使能均，亦是均贫，不是均富。是故可知，陈寅恪指出此一唐朝财政制度上的渊源；亦
列出此一制度收效所必备的条件，目的是在促使当政者注意开发西北。
至于中央财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指江南田租，改为纳布一事。此一制度本已存
在于南朝，隋唐统一南北，江南的制度便地方化了；及至和糴奏效，西北不需江南供应米
粟，则非财政不须江南支持之谓，所以改为纳布，称为“租布”，转输西北，不但在运输
上力费俱省，且亦能满足和糴制度的需要。陈寅恪论此殊为简略，不过指出隋唐制度的渊
源所自；同时他在叙论中亦早声明，制度有时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微仿天竺佛教经论之
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故于前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
，则于后诸章，不复详及，实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财政为最后一章，许多有关
此章的论证，已在前面提过，后面不必再论。此一体制与一般史学论著不同，目的在使读
者得全般了解。陈寅恪之书不易读，此亦为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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