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宗族研究》笔记 1


汉代同居家庭的增多与宗族的发展



同居家庭是和个体小家庭对应的。汉代的典型家庭是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个体小家庭，或现在所说的“核心家庭”。而成年父子同居，兄弟同居的家庭为同居家庭。

商鞅变法“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是促使个体小家庭结构替代宗法结构的一个制度鼓励因素。春秋战国时代的其他经济，政治（如各国政治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政权-宗权变更），军事（如新土地的征服，吞并引起宗族瓦解）因素，以及汉初军功赐田和国家授田，则可说是小家庭替代宗法结构的根本原因。

汉武帝以后，同居家庭增多，父子，兄弟，从兄弟累世同居的情况陆续有记载，并且受到当时舆论的赞扬，认为是孝悌品格的表现。皇帝甚至不时下诏，对官员阖族同居，赡养亲长进行褒奖和鼓励。

同居家庭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似乎反映了一种趋势，即带有古代宗法意味的，新的宗族形式的发展。

经济上，西汉开国时的军功赐地，工商宽容等政策，提供了一个宗族产业发芽和积累的契机。从龙的汉军军人按军功等级瓜分土地，形成军功豪强阶层。而放任宽容的工商政策，则使一部分豪强善营者从另一个渠道积累财富。汉武帝的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政策，虽然堵住了工商业者的暴富之路，另一方面，却促使豪强者转而投入土地和官场，经营土地而形成自足的庄园经济。

政治上，汉武帝明经入仕的改革，为豪强者学习文化进入官场敞开了大门。因为明经明的是儒经，是认可和宣扬宗法的儒经，所以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为宗族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认可和发展空间。

文化上，儒学成为官学，更协助旧的宗法文化在新的情境下生长，原本分散的豪强阶层，逐渐通过宗亲，师生，故旧等关系，结合官场资源， 结成一个个紧密的宗族集团。

同居家庭增多，并没有改变汉代社会结构的基础。最普遍的，还是五口之家的小家庭。但同居家庭，更像一个信号，一个痕迹，反映着时人对新的，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宗族力量的潜移默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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